叶先闯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1）

出土于陕西扶风县强家村窖藏中的恒簋盖，与同窖所出属于虢季氏家族的其他铜器似有隔阂，故而学者大都不把该器器主恒排入虢季氏家族世系中。关于该器的铭文释读及恒的身份迄今仍多有令人困惑之处。笔者曾在研究西周世官制时发现殷簋铭文中提及受命者殷继承前辈职务的关键句“更乃祖、考、友”和恒簋盖铭中所记职务传承的册命辞句有相似之处，殷簋铭文或可为理解恒簋盖铭首句提供新启示，故不揣浅陋，试作对比分析，以期能为合理解释强家村窖藏铜器群之人物关系增添助益。未敢言必，敬祈指教。

一、关于恒的身份问题再提出

1974年12月，陕西扶风县黄堆公社强家生产队队员在平整土地时发现一批西周铜器，遂令这一窖藏器群重现人间。这其中包含1 件师鼎、1 件师臾（或有学者隶定为“丞”）钟、2件即簋、2件恒簋盖和1件镂空豆。诸器中最能为此窖藏家族提供世系证明的，当为师臾钟。钟铭首句云“师臾肇作朕烈祖虢季、公、幽叔，朕皇考德叔大林钟”（《铭图》[1]15350），其中的“公”另见于传世铜器师望鼎（《铭图》2477），器主自称“太师小子师望”，称其先父为“皇考公”。再加上师鼎铭出现的“朕考郭（虢）季易父”以及即簋铭所见“朕文考幽叔”，已大体能通过人名将诸人物之间的关系进行系联（详见后文）。

饶有趣味的是，同出于该窖藏的恒簋盖（图一）器主恒以及铭中所提及“文考公叔”，学界一般都不将其与上述虢季氏家族人物进行世系关联，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或是恒和他的“文考公叔”并不见于师鼎、师臾钟、即簋等诸铭，无法作人名比对。恒簋盖铭（《铭图》5218，图二）按传统句读可隶释如下：

图一 强家村窖藏出土恒簋盖

图二 恒簋盖铭文

早年的发掘简报认为，这批铜器“既非一时之作，又非一家之物。作器者共四人，师、师臾、即以及恒。即和师臾为一家之人，属虢国族的一支，师可能是鄘国族的一支，……师、恒同师臾和即是什么关系，为什么铜器又藏在一个窖穴之内，尚待研究”[2]。简报所说的“师可能是鄘国族”，系铭文误识，目前已知师的皇考为虢季易父，此人亦属虢国族支系，更确切地说属于西虢的小宗虢季氏，师、师望、即、师丞（臾）为该族连续四代[3]。简报指出诸器并非来自同一家族，现在又已知师、师臾、即皆属虢季氏，那唯一的族外之人便只能指向恒了。如朱凤瀚先生所分析，“除恒以外，可知师与师望鼎之师望、即、师丞是连续四代人，师为虢季易父子，所以这个窖藏是虢季氏家族所储”，“惟此窖藏中之恒簋的作器者恒，虽其所作器与上述诸虢季氏器同出，但仅由铭文不能肯定其必属虢季氏族人之后人。……如果恒簋与同窖所出器同属于虢季氏，则恒也可能应与即同辈，所云公叔是师之子师望（幽叔）”[4]665。朱氏的看法还是非常谨慎的，一方面他认为仅靠铭文不能肯定恒属于虢季氏的后人，但另一方面又不否认恒与虢季氏可能有血缘关系，如果后者成立的话，那么恒簋盖中的公叔就应是幽叔。

朱氏提出的两种可能，分别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支持。黄盛璋先生指出“恒簋盖既和即簋相配而用，必为一家之器，恒亦当为虢季之后”[5]，然并未为恒与即、师臾的家族系联找到其他有力的证据。韩巍先生进一步推论，“恒可能是即之弟，恒的文考公叔，应是师的另一称呼，幽叔是称其谥号，公叔则是称其封爵”[6]，但将恒视为即的弟弟，并认定公叔、幽叔为同一人的观点，于铭文本身找不到内证，仅因公叔、幽叔排行皆为“叔”便认作同一人，只能视为一弱证据。是不是还有其他人物关系的解释可能？

通过同名人物系联、解读铭文，一直是金文研究的常见作法。在如何看待恒的家世问题上，继续扩大人名系联的范围，不失为新的解决思路。李零先生就曾怀疑恒是眉县杨家村单氏家族窖藏中单的先高祖公叔之子[7]，言外之意似已将恒认定为单氏后人。黄锦前先生据器物形制、纹饰推断恒簋盖不在共懿世，而应早到西周昭穆之际，恒簋盖所见“公叔”与贤簋铭中的公叔系同一人，因此恒与师臾先祖“虢季”或系兄弟关系，恒也可能就是虢季私名，二者实为一人[8]。

1995 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三门峡李家窑村北发掘了14 座西周墓，其中面积最大的M44 出土了一件有铭青铜簋——追夷簋，为确定墓主人身份提供了依据。由于三门峡是两周之际西虢东迁的所在，且M44 所在地层和上村岭虢国墓存在叠压关系，时代可定在西周晚期[9]。再加上追夷在作器时特意提及“用作朕皇祖（宫）仲簋”，故张怀通先生推断仲为公师之后，追夷属于西虢的小宗宫氏，这一分支在西虢东迁以前已定居三门峡。至于定居于此的原因，张先生认为可据恒簋盖铭来作推测：恒当为宣、幽时代人，而恒簋盖铭中出现的“直”地大约就在三门峡，“恒受王的任命到直地莅事，一同前往的可能有年龄与辈分都相差无几的追夷。恒可能是只身前来，他的家族仍留在原地，所以恒簋盖发现于强家村西周青铜器窖藏”[10]。按照张氏的逻辑，追夷作为小宗已自立门户，故先大宗之前在直地定居，而与之同出一家的大宗之后恒还留在原地，似有将恒与追夷认作虢季氏大小宗的倾向。

综合上文可以看出，前贤对恒生存年代的认识分歧很大，或主西周早期或早中期之际说，或推定在西周晚末，这对理解恒的家世实已构成障碍，而对恒簋盖铭的解读也是歧见迭出，迄无共识。尤其是铭文首句“恒！命汝更克司直鄙”各家考释不一，关键点就在于对“克”的理解上。马承源先生主编的《铭文选》认为当为人名，“司直”犹担当，遂将首句译作“命令你赓续，担当鄙师”[11]。黄盛璋先生推论此铭之“更”或有“更换”之意，“”用为地名，大意是说“王因要恒管理直鄙，所以令恒更换于处，以便管理”[5]。李家浩先生另作语法结构分析，提出“命汝更克司直鄙”与“A 胥B 司C”一类句式十分相似，“”与“胥”处在同一语法位置，“克”处在被“胥”人B 的位置，因而本铭之“”训为辅佐，意为“恒命令你继续辅佐克管理直邑边鄙之地”[12]。黄明磊先生则将恒簋盖铭的“克”作为一个人名，指出师为虢季易父之嫡子，而师之弟有两位，一是公叔，一是幽叔，即与恒乃虢氏小支家族中的小支，他们摆脱宗族的束缚而直接服务（投靠）于王室，并从周王那里获得职务委派[13]。王进锋先生主张恒、都是人名，二人可能是亲属，但从直呼其名来推断，又不可能是直系前后代的关系，铭文反映了世官制度里继承源和担任者确定的灵活性[14]。

总体而言，各位先生对恒簋盖铭以及恒之家世的探讨，既有合理之处，亦有可进一步讨论的空间。首先，对恒的时代认识差异较大，单纯依靠不同器铭的同名人物来系联恒的家世，或有武断之嫌。其次，恒簋盖铭中的册命语辞中、克二字，究竟都是人名，还是只有其中之一是人名，久讼不明。最后，由于恒簋和师臾钟、即簋等同出一窖，内在的关联性也许更不容忽视，恒的身份是不是仅有直系亲属可以当之，还是有同血缘但非直系的其他可能性，实有必要再作深究。恒到底能否与虢季氏家族作系联，为什么恒簋盖可以出现在明确隶属虢季氏家族的窖藏中，这些疑问还未能在前说中找到满意答案。笔者将在进一步研判恒簋盖年代的基础上，尝试为这批窖藏铜器群中的人物关系找到其他解释之途。

二、从殷簋铭文再看恒簋盖铭之断释

恒簋盖的年代，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一是依据器物类型学对其年代进行判断。该簋盖面隆起，下有短子口，上有圈状捉手，通体饰瓦纹，与师遽簋盖近同，后者被认为属于西周中期懿王前后器[15]，黄盛璋先生业已揭示恒簋盖和即簋可以相配而用，显示二者年代必近，而即簋作为流行于西周中期后段的敛口圈足簋的代表[5]，时代大致也在共懿世。再有，恒簋盖铭中所见“用事”“夙夕勿废朕命”，均是西周册命铭文中的套语，相同语句也多出现在牧簋、师酉簋、师釐簋、师虎簋、蔡簋、大克鼎、师克诸铭中，属于盛行于西周中晚期的习语[16，17]。从以上两方面来考量，将恒簋盖的年代判定为懿世左右较为稳妥。这样一来，恒簋盖铭中出现的公叔，不宜再与单氏第二代先祖公叔或者贤簋铭中的公叔相系联，因为盘铭记单的“皇高祖公叔，克逑匹成王”，其活跃在西周初期[18]。而贤簋的制作年代，一般认为在西周中期偏早或早期后段[8,19]，故该铭所记“公叔初见于卫”的史实，必还在器物制作之前，公叔的主要生存年代也当在西周早期。由此即可推断，这两位公叔与恒存在父子相承的可能较小，而除了人名相同外，实难发现能够令其系联的其他相关证据。

前文提及笔者在研究西周世官制时发现，殷簋铭文中受命者殷继承前辈职务的关键句“更乃祖、考、友”和恒簋盖铭中所记职务传承的册命辞句有相似之处。在明确恒簋的年代属于西周中期后段之后，为了更好地解释恒簋盖铭，或可参考殷簋铭文（《铭图》5306，图三）中相类语句，为合理解读恒簋关键句“命汝更克司直鄙”提供人物关联上的全新启示。

图三 殷簋铭文

殷簋铭文作：

唯王二月既生霸丁丑，王在周新宫，王格大室，即立。士戍右殷，立中廷，北向，王呼内史音命殷，锡巿、朱黄（衡），王若曰：“殷，命汝更乃祖考友司东鄙五邑。”殷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休，用作宝簋，其万年宝用，孙孙子子其永宝。

殷簋1984 年出土于陕西耀县丁家沟铜器窖藏，时代大约在共王世。铭文主要记述周王册命殷主管东鄙五邑之事。但比较特异的是，殷这次接受册命的职务并非来自于祖考，而是“祖考友”，令人费解。有学者将“友”理解为器主祖先之名[20]，也有人参照其他相似册命铭文，比如师虎簋铭“先王既令乃祖考事嫡官司左右戏繁荆”，班簋铭“王令毛伯更虢城公服”，趩觯铭“更厥祖考服”，以为诸铭“服”“事”都是官职、职事之义，而服、事二字所在句中的位置恰与殷簋“更乃祖考友”之“友”相同，所以“友”解为职务、官职之义最为合适[21]。但多数学者还是遵从金文常见“友”的含义，释为“僚属”或径作“亲属”，主要取决于学者将“友”看作是与器主存在血缘纽带的同族之人还是非血缘关系的异族之人[22]。

“友”在金文中常与“僚”“寮”并现，如夨令方彝铭“左右于乃寮与乃友事”，张亚初、刘雨认为“友是职官的一种称呼。在金文中寮与友并称，寮友都是部属、助手之称”[23]。唐兰先生也指出，“僚和友都是助理官事的，但友的职位应略低于僚，常见的有大史友，内史友等”[24]。金文还有“尹氏友”（尹氏也是内史），如善夫克有“尹氏友史趛”，其中“友”也指僚属。此外，金文中还多见将贵族社会生活中宴飨对象称为“多友”“多朋友”“多诸友”，可见有时“友”就是“朋友”的省称，而“朋友”多用以指代同族兄弟[4]296—297，故何景成先生认为那些充任官长属吏的“友”主要来源即是同族的兄弟[25]。鉴于文献中“友”的族属性质不定，其与被册命者之间的关系是同宗，抑或非同族人皆有可能[26]，故在如何看待殷簋“更乃祖考友”问题上，或有以下两种可能性：

如果仅仅将“友”视为与殷无血缘关系的异族之僚属，那么殷簋铭文所显示的职位交替，似乎显示西周世官在运行过程中有断而复续的曲折因素。也就是说，殷获得主管东鄙五邑的职事，赓继的是其祖考的僚属，而这一职事当也曾为殷的祖考所执掌，只是在其父向殷传递的过程中，或因某种不可避免的原因而中断，由其祖考之“友”再交接于殷。师父鼎铭记载师父“用司乃父官友”，即掌管其父职的僚友，说明“友”可以在代际间进行承继。陈英杰先生即认为，“友相当于后世的僚属，这种僚属对其上司具有人身依附关系，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可以世代相承。这些友构成家族组成的重要政治力量，因而受到重视”[27]。从殷簋铭文来看，“友”不仅可以在家族内部进行纵向承继，而且可以扮演世族内职官过渡人的角色，将某一职位暂时代管，然后再次回传给他所服务的贵族家族的同姓后辈。但这并不常见，或许只能视为特例。

如果将“友”视为有血缘关系的族人，那么这个“友”最好理解为同族的兄弟，这样殷接受主管东鄙五邑的职事，也必然逃不开世官的范畴。照此推算，此官职或已在其家族内部延续了两代或三代，分别是祖、考、友（族兄弟），其中的“友”既可能是殷之父考的“友”，后来被殷所继承，也有可能就是与殷同辈的“友”。也就是说，当殷被册命时，该职官或已在其家族内历经三世四人，殷的职位系直接承袭自他考父或自己的族内之友（族兄弟）。而这种族内从兄弟间几乎同司一职（为内廷宰官）的情况，近有同出郑井氏家的衍、槐、康皆“司王家”的器铭完全可作例证[28]。由此二例，似可增加对于西周世官传承的新认识，即官职有时不必仅在直系血亲中承袭，偶尔也会将旁系兄弟纳入到世官序列中。这背后所反映的，其实就是世官运行过程中于嫡长子继承制的宗法原则之外，族内世官也是有选贤用意的，只有那些更贤能的子弟才会为祖考所青睐，而非一定按嫡庶长幼之序来接替先辈之职，目的是稳固家族势力，光耀门楣[29]。以往学界对西周世官的理解，大都还固定在父死子继或孙继祖职这般具有明确血缘关系的纵向职官继承中，实际并不全面。殷簋铭中“友”的存在，就为西周世官的另类表现形式提供了其他可能性，即家族僚友有时也会参与到贵族世官过程中，这是此前多不被注意的。

以上两种可能，为理解恒簋盖铭打开了新途径。尤其是按第二种可能性，我们似可参照殷簋铭对恒簋盖铭中的人物关系重新作出阐释。

小 结

西周世官的表现形式繁复多样，据笔者初步研究，至少可分为两大类五种形式，而且世官制并不与尊贤选贤背道而驰（可参见拙作《再论西周世卿——类型表现及其特点》，待刊）。今从西周世官的一种特殊现象，即族内“友”可偶尔参与到贵族世家的职位赓继中，为扶风强家村铜器恒簋盖合理存在于虢季氏窖藏中再进一解，自未敢言必当如此，但从同窖所出他器的人物称谓和常情度之，不无同出一家的可能性，或至少存在某种亲密关联。概言之，恒是虢季氏的另一位小支后裔，系小宗之后，与恒是公叔这一分支的大小宗关系。恒在其家族内地位偏低，仅相当于大宗僚友的身份，他继承的或许是其族兄弟和族侄的职位。由于恒不是大宗后裔，按常理来说，他并没有资格依循世官制的自然发展，获得本属于大宗的职官或职务。可能是由于大宗后继无人、突遭死亡等不可抗因素，更可能是因为他本人在族内确为贤能，才能以友的身份赓继“司直鄙”的职事。这样便可以解释为什么恒看起来与虢季氏大宗后裔格格不入，但所作器却又同出在虢季氏家族窖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