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乐彤

（南开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天津 300350）

堆塑罐，又称“魂瓶”“谷仓罐”“宇宙罍”“饰壶”“陶罍”“飞鸟人物罐”“堆贴人物楼阁坛”等[1]，是吴初至西晋晚期流行于我国南方地区的一种陶瓷明器，集中出土于今浙江东北部及江苏南部。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堆塑罐被不断发现并引起学界的关注，对堆塑罐名称、功能和所属产地、窑系等问题的初步研究也相继展开[2—5]。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围绕堆塑罐形制和内涵等角度展开的研究不断丰富，涵盖了堆塑罐体现的灵魂观念[6，7]、宗教思想[8—12]以及所反映的现实生活背景[13，14]和历史文化背景[1，15]等多个方面。但由于缺乏确凿的器物自铭和文献记述，学界对堆塑罐的起源和文化内涵等问题仍存有争议。本文以吴晋时期堆塑罐的形制发展及其规律为基础，试对这些问题重新进行分析。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堆塑罐起源与初始形态

关于堆塑罐的形制起源，一般认为是由东汉时期的五联罐发展而来。五联罐是东汉时期常见的陶瓷明器，主要出土于今浙江地区，其他地区偶有发现，其主体结构为葫芦状主罐体和其肩部四个带支柱的小罐（图一，1），到东汉晚期还出现少量堆塑装饰。五联罐五罐相联的结构较为特殊，可能象征着灵魂升天的通道或为逝者灵魂提供的谷仓。同样作为陶瓷明器，堆塑罐则流行于吴初至西晋末年的江浙一带，主体结构可分为底部的大罐和上部的中罐、小罐及堆塑平台，堆塑内容主要附加在上部（图一，2），通常包括楼阁、祥瑞动物、人物及佛像等，被认为象征灵魂居所或具有祈福祝祷等功能。五联罐、堆塑罐的分布地域相近，流行时段几乎相接，形态上也多有相似之处，一般认为二者的主要区别是大罐与上部堆塑之间有无堆塑平台。堆塑平台的存在使得堆塑罐的堆塑内容和数量有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可能代表逝者死后依然享受富足生活的伎乐俑和家禽家畜、表现天界的飞鸟等，“综合了时人对灵魂世界的所有想象……反映的是当时流行的宗教信仰与灵魂观念”[16]。事实上，虽然部分五联罐没有堆塑平台，但也具有反映多种丧葬思想和文化因素的堆塑形象，且在罐体结构和堆塑内容上已经与传统的五联罐存在明显差异，在“反映对灵魂世界的想象”的内涵方面更接近于堆塑罐。故关于堆塑罐的初始形制及出现时间值得再做商榷，这对于进一步明确堆塑罐的特征与性质有着重要意义。

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五联罐出土于浙江东北部的绍兴上虞后头山东汉早期墓葬M11[17]。器物主体为葫芦形，下腹附加3个筒形小罐，可能属于五联罐的初始形制[15]（图二，1）。东汉中期的五联罐主体依旧为葫芦形，小罐逐渐演变为瓶形，位于大罐或中罐肩部，或在最下层束腰处贴塑装饰[18]（图一，1；图二，2）。东汉晚期的五联罐上出现了更多堆塑形象，大多为熊、飞鸟、泥鳅或爬虫、鳖等野生动物，中罐和小罐仍是器物的主体[19，20]（图二，3）。

浙江绍兴上虞横塘前岙出土一器，《中国陶瓷·越窑》定为东吴时期五联罐[21]。该器中罐由多层葫芦状简化为鼓肩罐状，小罐及支柱形体变小且基本穿插于堆塑内容当中，从视觉效果上看，中罐、小罐不再是器物的主体结构，而与堆塑形象融为一体（图三，1）。从形制上看，该器虽无堆塑平台，但已有别于东汉晚期五联罐葫芦形的主体结构，其以熊、泥鳅、爬虫等野生动物为主的堆塑内容及松散的布局方式，所采用的建筑、伎乐俑、牲畜俑等堆塑元素，以及下部罐体与上部堆塑分界明显的布局，更类似于流行于吴晋时期、带有堆塑平台的堆塑罐。从器形和堆塑元素所反映的内涵及文化背景来看，东汉晚期五联罐多层束腰葫芦状联罐的形制和熊、飞鸟及鱼虫等野生动物形象的堆塑内容，被认为可能表现了阴阳五行、五谷信仰或生命轮回等道教意涵[22]，联罐的器形和野生动物堆塑也富有当地特色；而上虞横塘前岙所出器物的主体不再呈葫芦状，分为下部大罐和上部堆塑两部分，且堆塑内容包括较多的乐舞杂技、侍从等人物形象以及家禽、家畜，还塑有门阙，似在表现祭祀或宴饮等场景，具有一定的生活化色彩，各种形态的人俑、家禽家畜和建筑等堆塑形象，也并非该地区传统的随葬品形制或装饰元素，而可能与北方中原地区两汉以来随葬陶俑、陶楼的习俗具有一定关联。依据形制、内涵和文化背景上的差别，笔者认为该器与东汉晚期五联罐已大为不同，应当判定为堆塑罐。根据其罐体无堆塑平台但上部雕塑丰富的形制特点，可判断其应早于出现堆塑平台的吴中期（详见后文），大约为吴初或吴早期。

此外，上海博物馆藏东吴时期青瓷人物谷仓罐[23]和浙江温州瑞安龙翔寺吴墓[24]所出吴初堆塑罐与该器形制相似，且均被认定为谷仓罐和堆塑罐而非五联罐，也表明汉末吴初时五联罐已基本完成了向堆塑罐的转化。

二、堆塑罐的形态特征及演变规律

吴初至西晋末年，堆塑罐材质大多为青瓷，亦见低温釉陶，基本结构和建筑、人俑、飞鸟等元素持续沿用，但堆塑的布局方式、中罐和小罐等结构的形制以及部分堆塑元素的形态发生了较多改变，且具有一定规律。下文以罐体结构和堆塑内容的变化为中心，探讨堆塑罐的形制演变及发展规律。

（一）堆塑罐的分类

根据堆塑罐中罐顶盖（以下简称顶盖）的有无，可分为两型。

A 型：无顶盖。青瓷质地。中罐大多鼓腹、束颈、盘口。小罐圆形鼓腹，位置较高，下部有细长支柱侧贴于中罐上。堆贴动物主要有平铺向上的飞鸟、熊、犬、羊、蛇、泥鳅等，人俑以乐舞杂技俑和侍役俑为主，建筑多为屋门及双阙组合。依据中罐与大罐之间堆塑平台的有无以及中罐形状的不同，可分为三式。

Ⅰ式：无堆塑平台，中罐鼓腹，口沿位置高于小罐。主要见于浙江绍兴地区[25]，如吴早中期的绍兴嵊县大塘岭M104[26]等，温州[27]、台州[28]图版53也有出土。

标本：浙江绍兴上虞横塘前岙出土堆塑罐[21]（图三，1），高42 厘米。短束颈。小罐圆形鼓腹，支柱细长。上部堆塑乐舞杂技俑、熊、飞鸟、犬、羊及门阙，大罐贴塑泥鳅，泥鳅头部下方有镂孔。

Ⅱ式：有堆塑平台，中罐鼓腹或鼓肩，口沿位置与小罐基本平齐。多见于浙江绍兴地区，如浙江绍兴嵊县大塘岭东吴太平二年（257）M101、永安六年（263）M95[26]等。另零散见于浙江金华古方砖瓦厂吴墓M12[29]和衢州城关镇龚家埠吴墓[30]、江苏南京江宁岔路乡吴墓[28]图版69、安徽繁昌新潮窑厂吴墓[31]等。

标本：浙江绍兴嵊县大塘岭东吴太平二年（257）M101∶1[26]，[28]图版58（图三，2），高45 厘米，腹径27 厘米。短束颈。小罐圆形鼓腹，位于顶部，下有支柱。堆塑平台上部塑有执棒立俑、乐舞杂技俑、飞鸟、鸭、犬、熊及重檐屋门，大罐贴塑泥鳅，泥鳅头部下方有镂孔。

Ⅲ式：有堆塑平台，中罐接近筒状，口沿位置与小罐基本平齐。散见于浙江湖州安吉天子岗西晋墓M3[32]、江苏常州金坛唐王吴墓[33]等，浙江台州[28]图版72、金华[28]图版71等地亦有出土。

标本：浙江金华赤溪乡桥头村出土堆塑罐[28]图版71（图三，3），高42.2 厘米，腹径25.4 厘米。小罐圆形鼓腹，无束颈和支柱，粘接于楼阁堆塑及中罐腹部之间。上部堆塑飞鸟、乐舞杂技俑和三重檐屋门，大罐贴塑泥鳅，模印胡俑、佛像、朱雀等。

B 型：有顶盖。中罐多为束腰圆筒状，上部加建筑形顶盖，顶盖形制有单独屋顶状、四方院落状、角楼院落状和多层楼阁状等，部分楼阁状顶盖与中罐融为一体。大部分有小罐，罐体或圆或方，部分亦加顶盖且带“凸”字形镂孔。重檐屋门支柱多为蹲兽状或力士状，部分门楼屋檐演变为第二堆塑平台，使上部堆塑呈现分层的形态。堆塑人物有乐舞杂技俑、拱手坐俑和佛像，动物主要有飞鸟或坐姿鸟、熊、犬、羊等。罐腹模印内容主要有佛像、仙人骑兽、翼马、执棒人物及铺首衔环，亦有少量羊、鳖、螃蟹等。材质大多为青瓷，亦有低温釉陶。依据上部堆塑是否分层，可分为两亚型。

Ba 型：堆塑不分层。中罐呈圆筒状，其上置建筑形顶盖。小罐圆形鼓腹，直接粘接于中罐或堆塑平台上。堆塑内容以建筑、乐舞杂技俑、飞鸟、牲畜为主。大罐模印形象较多，有神仙、祥瑞及鱼、羊等动物。青瓷质地。多见于浙江东北部的绍兴、宁波，江苏南京、苏州也有一定数量发现，东部沿海的浙江温州、台州[28]图版82也有零星出土。其中纪年墓有浙江宁波慈溪西晋太康元年（280）墓[34]、江苏南京江宁张家山西晋元康七年（297）墓[35]。浙江绍兴上虞驿亭[36]图42、宁波余姚郑巷[36]图47所出堆塑罐的小碑上分别刻有“太熙元年（290）”“元康四年（294）”铭文，江苏苏州吴县狮子山西晋元康三年（293）M2[37]以及温州平阳西晋墓[38]出土的堆塑罐上也有纪年铭文。

标本：浙江宁波慈溪西晋太康元年（280）墓出土堆塑罐[28]图版80，[34]（图四，1），高40.8 厘米，腹径26.2厘米。中罐呈束腰筒状，顶盖为角楼院落状，堆塑有拱手侍立俑、飞鸟、猴、犬等，大罐模印仙人骑马、翼马、羊等。浙江绍兴鉴湖西晋墓出土堆塑罐[39]（图四，2），高46厘米。中罐呈束腰筒状，顶盖呈庑殿状，其下堆塑重檐建筑和双阙，以及9 个深目高鼻的跪坐伎乐俑，两阙之间立一龟蚨尖首碑，碑额阴刻“会稽”两字，其下为三行竖排文字“出始宁，用此丧葬，宜子孙，作吏高，迁众无极”。大罐罐体模印两排骑射人物和动物图案。

图四 B型堆塑罐

Bb 型：堆塑分层。中罐、小罐形状不一。青瓷或低温釉陶质地。依据中罐、小罐的形状和飞鸟形堆塑的变化，可分为二式。

Ⅰ式：中罐大体呈圆筒状，略束腰。第二堆塑平台环绕中罐肩部，顶盖置于中罐罐口之上，以四方院落状和多层楼阁状为主。小罐多圆形鼓腹，垂直置于屋檐或第二堆塑平台上，有加顶盖者。鸟形堆塑有平铺向上状和坐姿两种姿态。青瓷或红陶质地。主要见于江苏南部，包括南京赵史岗东吴凤凰二年（273）M7[40]、东善桥西塘村东吴凤凰三年（274）墓[41]、江宁上坊棱角山东吴天册元年（275）墓[42]、江宁索墅西晋墓[43]、板桥镇石闸湖西晋永宁二年（302）墓[44]以及苏州吴县狮子山西晋元康五年（295）M1[37]。浙江绍兴上虞江山东吴天纪元年（277）墓[45]亦有出土。

标本：江苏南京江宁索墅西晋墓M1∶20[28]图版79，[43]（图四，3），高38 厘米，腹径20 厘米。红陶质地，施褐色釉。四方院落状顶盖。拱手坐俑、飞鸟和小罐置于围中罐一圈的屋檐上，双阙、佛像则塑于第一平台之上，大罐模印朱雀。标本：江苏苏州吴县狮子山西晋元康五年（295）墓M1∶2[28]图版100（图四，4），高46.5 厘米。青瓷质地。多层楼阁状顶盖，小罐、坐姿鸟置于第二堆塑平台上，第一平台上塑有双阙、佛像，大罐罐体素面。

Ⅱ式：中罐呈大致筒状，较矮，有时完全与楼阁建筑融合。小罐大多不见，或完全变形为方形建筑状。两平台上主要堆塑拱手坐俑、吹箫坐俑，兼有佛像和蹲兽，不见其他动物。大罐罐体素面或模印少量铺首衔环、瑞兽。青瓷质地。见于浙江绍兴诸暨牌头镇西晋永康元年（300）墓[46]、华舍乡西庄村西晋墓[47]、上虞凤凰山西晋永嘉七年（313）M309[48]等墓葬。此外，浙江金华古方砖瓦厂西晋墓[29]和江苏句容西晋元康四年（294）墓[49]、苏州吴县何山西晋墓[50]，安徽繁昌西晋墓[31]等也有出土。

标本：浙江绍兴上虞凤凰山西晋永嘉七年（313）墓M309∶1[36]图73，[48]（图四，5），底径14.5 厘米，通高50 厘米。多层楼阁状顶盖，中罐与方形楼阁融为一体。第二堆塑平台置方形带顶盖的变形小罐，第一堆塑前后有门，门檐支柱为蹲兽。平台四角有阙，正面两阙左右两侧各塑有一个尖帽拱手坐俑。大罐模印佛像、伎乐。

（二）分期与演变规律

根据前述可知，不同类型的典型性堆塑罐多出土于纪年墓葬，这对探讨堆塑罐的发展分期、特征演变具有重要意义。为方便对比各型式堆塑罐的出土情况及时代信息，笔者将相关墓葬信息列为表一。通过对比、分析发现，吴晋时期的堆塑罐大致可分为三期。

表一 各型式堆塑罐墓葬出土信息表

第一期主要包括AⅠ式及AⅡ式堆塑罐。AⅠ式堆塑罐集中在今浙江绍兴地区，温州、台州亦有出土。浙江温州瑞安龙翔寺吴墓出土的堆塑罐被判定为吴初，为目前所见有明确出土地点的堆塑罐中年代最早者。AⅡ式堆塑罐除集中分布于浙江绍兴地区，也见于金华、温州等地，江苏南京、安徽繁昌也有少量出土。浙江绍兴嵊县大塘岭M101、M95 分别出有太平二年（257）墓砖及永安六年（263）墓志砖，依此判断，AⅡ式集中出现在孙吴中晚期，故此期堆塑罐的时代约为吴初至吴中晚期。

此期堆塑罐没有顶盖、中罐呈葫芦状、小罐圆鼓腹且多有支柱的形态，保留了五联罐的部分特征；堆塑内容较贴近生活，以门阙建筑、乐舞杂技俑、家畜和飞鸟、熊为多，已出现尖帽胡人形象，但大多为站立的伎乐俑或侍役俑，总体比较写实。这一时期的堆塑内容大致是在表现热闹、繁盛的家庭生活场景。

第二期为吴晚期至西晋中期。本期堆塑罐的形制较多，总体数量亦开始增多。AⅢ式、Ba 型、BbⅠ式均有发现，其中BbⅠ式数量相对较多。AⅢ式见于浙江湖州安吉天子岗西晋墓M3、江苏常州金坛唐王吴墓等，流行时代为吴末晋初。Ba 型见于江苏苏州吴县狮子山西晋元康三年（293）M2、浙江宁波慈溪西晋太康元年（280）墓等，BbⅠ式始见于江苏南京赵史岗东吴凤凰二年（273）M7、东善桥西塘村东吴凤凰三年（274）墓等，苏州吴县狮子山西晋元康五年（295）M1等西晋元康年间墓亦有使用，这两种型式堆塑罐的延续时段为吴晚期至西晋早中期。根据堆塑罐的出土情况，可以看出该期出现了两个使用堆塑罐的主要区域——以宁绍平原为中心的浙江东北部和以南京、苏州为中心的苏南地区。

此期堆塑罐多有顶盖，且随着中罐变为筒状，门阙、楼阁等建筑堆塑的增多，中罐和小罐在整体堆塑中的视觉效果更加弱化，与五联罐的结构已有较大差异。此前较常见的家畜、泥鳅等动物数量减少，大罐腹部模印图案多为神仙祥瑞，部分向上平铺的飞鸟改为垂直置于堆塑平台上的坐姿鸟，胡人俑多坐姿或跪姿。与前一期堆塑相比，氛围更加庄重肃穆。而大罐腹部模印或上部堆塑中出现的佛像和双阙之间的小碑也表明，堆塑罐的主题开始由表达享乐生活的场景逐渐向祭奠、祈祷的意义演变，具有了一定宗教含义。

第三期堆塑罐总体数量较少，主要为BbⅡ式，间有少量BbⅠ式，如江苏南京板桥镇石闸湖西晋永宁二年（302）墓所出。此期堆塑罐零散发现于江苏南京、苏州、句容，浙江绍兴、金华以及安徽繁昌等地。出土堆塑罐的墓葬年代多在西晋元康年间以后，最晚者至两晋之交，故推定本期堆塑罐的年代为西晋晚期。

此期堆塑的主体为楼阁式建筑和四方形院落，中罐、小罐均有简化，整体器形已经看不出五联罐的痕迹。犬、羊等家畜及飞鸟等均不见，立鸟少见，一般仅堆塑拱手坐俑或贴塑佛像。大罐腹部素面或模印少量乐舞杂技图案。此期堆塑罐的堆塑内容较少且布局程式化明显，器物风格严谨朴素，个体间形制差异小。这一时期主要堆塑内容演变为格式较固定的拱手坐俑和佛像，表明上一阶段出现的祭奠、祈祷与宗教含义进一步发展。

总体而言，吴晋时期堆塑罐的主体形制变化较小，但堆塑元素及其布局方式仍存在一定发展、演变，其所表现的主题思想亦存在差异。吴初至吴末晋初的堆塑罐更多是在表现对物质丰富、安居享乐的现实生活的向往，或是对墓主生前生活的复刻，希望墓主在死后仍可以继续享有富足生活。而西晋中期以后，祥瑞动物、佛像和祈求子孙富贵发达的刻铭等元素流行起来，体现出这一时期堆塑罐的功能不再仅仅是为逝者灵魂提供物质给养，更表达了世人获取祝福及精神安慰的寄愿。西晋晚期的堆塑罐突出刻画了楼阁建筑和佛像，气氛肃穆，宗教色彩更为浓厚。

三、堆塑罐的内涵变化

综合上文所述可以看到，堆塑罐在发展的过程中，形制与堆塑内容均有较多改变，其所表达的文化内涵也随之发生变化。结合堆塑罐在墓葬中的使用情况，进一步探讨其自身特点及与丧葬制度的关系，或可对明晰堆塑罐内涵发展、变化的成因有所助益。

（一）堆塑罐内涵的表现

不同时期、不同形制堆塑罐在材质、伴出器物组合以及在墓葬中的摆放位置等信息的差异性，体现了其制作和使用的背景与动机的不同。

吴早期至中期的堆塑罐主要出土于浙江东北部的绍兴，江苏南京附近也有出土，材质多为青瓷。这一时期堆塑罐在墓葬中的使用规律基本形成：堆塑罐与青瓷灶、井、圈栏、罐等除墓主贴身物品外的各类随葬品集中摆放于墓室一角或一侧墓壁下，这是长江下游地区吴墓的特征之一。但从距离和伴出频率可以发现，堆塑罐与井、灶、牲畜圈栏等模型明器及罍形罐关系最为紧密。如出土堆塑罐的浙江嵊县大塘岭M101 和M104 都随葬有青瓷井、灶、罍形罐、斗火盆和洗，年代略晚的M101还出土有青瓷鸡笼、猪圈模型。由于常与这些模型明器和储物的罐类伴出，且明器组合中缺少中原等地常见的仓，有学者认为堆塑罐有谷仓的功能，可能是明器陶仓的一种形式[15]。此说有一定依据，但孙吴时期的堆塑罐是从具有浓厚本土特色的五联罐发展而来，还保持着一些明显的本地风格，其器物组合所体现的吴越文化因素和特色更为明显。

与堆塑罐伴出的青瓷罍形罐和瓷罐、洗等器物发展脉络明晰、谱系完整，均装饰有斜方格纹、蕉叶纹、弦纹和联珠纹等[51]，在器型和纹饰方面都表现出对当地战国两汉以来本土越文化的继承，直至吴晋时期，依旧保持浓厚的本地特色，与河南洛阳等中原北方地区随葬陶质男女侍从俑、武士俑、镇墓兽以及仓、井、灶、凭几、牛车等模型的葬俗葬制差异明显[52]。吴初的堆塑罐在越文化影响深远且文化独立性较强的浙江地区产生和发展，且由五联罐这一南方汉墓中的特色明器发展而来，说明其深受越文化传统的影响，并以浙江东北部为核心辐射传播至江苏南部等地。

吴中晚期至西晋晚期，随着政治文化中心迁移至建业，堆塑罐在江苏南京附近地区开始增多，其在材质、摆放位置，与其他器物的组合关系等方面均出现了较多变化。

首先，出现红陶材质。江苏扬州胥浦M93[53]①扬州胥浦M93 所出堆塑罐收录于《佛教初传南方之路文物图录》（文物出版社，1993 年），为图版92。根据图片所示，笔者推测该堆塑罐应为红陶材质，简报描述不确。及南京邓府山M1[54]、栖霞柳塘村西晋墓太康六年（285）墓[55]、江宁索墅西晋墓M1等所出堆塑罐及大部分伴出模型明器均为红陶材质，并敷低温釉装饰。除红陶井、灶、牲畜圈栏等模型外，这些墓葬中亦常见低温釉陶质地的劳动工具模型、人俑及镇墓俑等，此类随葬品在洛阳孟津M20[56]、偃师杏园M34[57]及洛阳吉利区M2490[58]等中原地区晋墓中较为常见，它们出现在南方墓葬中，反映了中原北方人口的迁入对当地丧葬习俗的影响[59]。

其次，堆塑罐在墓葬中的摆放位置出现变化。吴中后期，江苏南京地区部分墓葬中堆塑罐的摆放位置仍与前一阶段相似，堆塑罐及井、灶、圈栏等模型，常与瓷碗、盘、洗等一起摆放于墓中的砖祭台上，例如江苏南京东善桥西塘村东吴凤凰三年（274）墓等，显示堆塑罐所代表的谷仓含义并未改变。吴末晋初，堆塑罐在墓葬中的摆放位置及与其他物品的空间划分发生显著变化。如江苏南京江宁张家山西晋元康七年（297）墓、索墅西晋墓M1堆塑罐均单独放置于砖台上，其他随葬品则集中、有序地置于他处。这种将堆塑罐单独置于砖祭台上而与其他明器进行空间划分的做法和河南洛阳五女冢267 号新莽墓中随葬品的分布情况相类似。五女冢267 号墓砖祭台位于前室东壁下，上置陶盒、陶耳杯、陶案等，表面有“稻”“麦万担”“盐”“肉酱”等文字的陶仓、陶罐、陶壶则被放置于耳室[60]，可见砖祭台所置物品的功能与耳室内象征仓储或灵魂所需食物的器皿具有明显的功能划分，应与祭祀有关。江苏南京江宁张家山西晋元康七年（297）墓、索墅西晋墓M1 中堆塑罐的单独放置很可能也是为了进一步明确其具有祭祀性质。据此或能推测吴末至西晋时期，长江下游地区逐渐受到中原地区墓内祭祀思想和习俗的影响，将原本作为谷仓的堆塑罐作为祭奠、供奉之器。

吴晋以来江苏南京地区出现的红陶明器、堆塑罐单独放置等变化，未见于同样流行堆塑罐的浙江地区。浙江地区这一时期常见的Ba 型、BbⅠ式堆塑罐虽然始见于南京地区，形制受南京地区影响，但所出堆塑罐和其随葬品组合均为青瓷质地，所出墓葬形制和器物组合种类也保持着吴初以来的基本风格，相较于南京地区，浙江地区具有更为独立、稳定的文化空间，在该区域堆塑罐的发展过程中，中原北方汉晋墓体现的祭祀习俗与灵魂观念也并无明确体现。

吴晋以来，中原丧葬习俗文化因素不断传入长江下游地区，使部分堆塑罐的制作和使用向着祭奠化、宗教化的趋势发展。但是这些堆塑罐在形制和装饰元素上又与吴初浙江地区产生的早期堆塑罐有着明显的相似性，演变规律也大体相近，说明堆塑罐既有较为稳定的吴越文化基础，又能包容和吸收新的文化因素，从而表达不同的丧葬内涵。

（二）堆塑罐内涵变化的原因

吴晋时期长江下游地区流行的陪葬品，大致可分为陶瓷器、铜铁器和金银玉石器等。其中金银玉石器出土较少，不具有普遍性，铜铁器多为生活日用器，装饰较简单，相比而言，陶瓷器无论是种类、形制还是在文化内涵的表现形式上均更为丰富多样。东汉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陶瓷器的生产制作已较为发达，加之陶瓷制品雕塑、模制和模印的技术难度和成本较金属、玉石器等明显更低，更易依据丧葬需求进行定制。此外，吴晋墓葬中少见壁画、画像砖（石）等图像载体，陶瓷器就成为了最能直观地表现丧葬需求和观念的物质载体。

堆塑罐可塑空间大，装饰多样。孙吴早期的堆塑罐上出现门阙建筑、乐舞杂技俑、家禽、家畜等主要明器元素，这很有可能是由于五联罐演化为堆塑罐的过程中受到这类陶明器的启发[13]，堆塑平台的出现正迎合了扩大堆塑种类的需要，因此堆塑罐自出现之始就成为多种明器元素的集合体，相比其他模型明器承载了更为多元的丧葬需求。

关于堆塑罐的使用制度，相关文献资料未见，而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堆塑罐主要使用人群是吴晋时期南方的中高级官吏或士族，但其使用或主要取决于墓主的经济实力和需求[16]。虽然六朝早期堆塑罐流行地区的文化面貌未曾发生较大改变，但政权的更迭所带来的丧葬制度的变化对堆塑罐的形制、使用乃至器物内涵的影响仍不可忽视。

孙吴尚厚葬对堆塑罐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从江苏南京江宁上坊吴墓[61]、天册元年（275）吴墓[62]等典型吴墓出土随葬品的情况看，孙吴基本延续了东汉的厚葬之风。《吴书》卷五九《吴主五子传》载，孙皓为其父营立寝堂时“拜庙荐祭，欷歔悲感。比七日三祭，倡技昼夜娱乐”[63]。江苏常州金坛方麓吴墓[64]、南京邓府山吴墓M1 出土堆塑罐上在大量杂伎俑、牲畜俑和门阙之间塑一棺及跪拜人物俑，浙江地区此时流行的堆塑罐上亦常出现演奏排箫等乐器及杂耍的胡俑形象，这些场景表现的或正是现实生活中奢华的葬礼。

西晋统一后，薄葬逐渐流行。《晋书·礼志中》曰：“新礼……除吉驾卤簿。又，凶事无乐，遏密八音，除凶服之鼓吹。”[65]然而由于偏居江南，长江下游地区厚葬的丧葬习俗并未在短时间内改变。西晋中期的元康年间，堆塑罐的形制之多、制作之精美达到顶峰。直至西晋晚期，堆塑罐趋于简化，生动的乐舞杂技俑及庄园生活场景逐渐消失。这种变化固然与社会动荡、经济凋敝有关，然从当时南人“遭丧而学国哭者”[66]的情况来看，中原的薄葬习俗已逐渐渗透并影响到长江中下游地区。

虽然六朝早期长江下游地区具有相对稳定而独立的文化环境，为文化交流和演进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使该地区在文化上呈现出“多元性、开放性、兼容性、个性化、率真化”[67]的特点，但政治核心地区的丧葬制度及习俗也不可避免地影响着这一地区，导致吴晋以来本地区的丧葬习俗发生改变，堆塑罐在墓葬中使用的变化即是一鲜明表现。

小 结

通过考察大罐、中罐和小罐等主体形制演变规律，可以发现吴晋时期堆塑罐是在东汉时期五联罐的基础上演变而来，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葫芦形罐主体和小罐之间的连接方式以及堆塑元素及其布局方式的不同。吴晋堆塑罐是在文化交融的环境中形成的新器类。吴初至吴中晚期的堆塑罐在结构和模印布局方面还保留了一些五联罐的特征，而胡人俑、佛像和瑞兽等堆塑或贴塑形象则为域外传入，使堆塑罐的内涵不同于本地传统的五联罐。结合堆塑罐在墓葬中的器物组合关系及摆放位置，可以推测这一时期的堆塑罐可能具有谷仓的功能，但其性质不同于作为模型明器的陶瓷仓，而是体现多元丧葬思想及宗教思想的一种明器。西晋以后，随着中原人口的迁入以及政治中心的影响，堆塑罐的宗教化趋势得到进一步发展，其形制和在墓葬中的空间位置、与其他器物的组合关系说明这一时期堆塑罐有可能向祭祀和供奉之器逐渐演变。

堆塑罐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依赖于吴晋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经济发达、文化交融且相对独立的环境，也与其自身特性有关。在并不广泛的时空范围内，吴晋堆塑罐的演变见证了江浙地区丧葬习俗从汉代传统到吴晋新风、从吴越本色到融汇南北的变迁过程，但贯穿器物内涵发展不同阶段的主题思想，即事死如生、祖灵庇佑以及向往生死两界的美好生活，始终是中国古代主导丧葬思想之下人们最普遍的希望和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