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艳 吕小红 韩金秋 班 琳 王春雪

（1.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北 石家庄 050031；2.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5）

灵寿东城遗址位于今河北省石家庄市灵寿县东南部的故城村一带，西距平山县的战国中山国都城——灵寿故城遗址约2 千米，东距灵寿县城22 千米。遗址依自然地势而建，西北依太行山，南临滹沱河，东面冀中平原，地理位置十分优越。经测定，南城墙1256 米，东城墙1038 米，北城墙1347 米，西城墙1088 米，城内面积达1.4 平方千米。2015 年4 月至9 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今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灵寿东城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认为该遗址是战国时期中山国都城址的军事驻防城。发掘区位于遗址中北部，总发掘面积525 平方米，遗迹现象和出土遗物较为丰富。其中动物遗存出土较少，包括80 件动物骨骼和3 件骨器，分布在战国时期遗迹H25、H27 和汉代遗迹H4、H7、H11、Y1中。

一、动物骨骼种属鉴定

本文根据家畜解剖学及现生物标本比对进行动物种属鉴定，死亡年龄根据Grant制定的牙齿磨蚀等级[1]及I.A.Silver 提出的骨骺愈合情况[2]判断。经测量和种属鉴定，80 件动物骨骼共重3432.1 克，其中可鉴定标本数23 件，分别属于哺乳纲下的偶蹄目、奇蹄目、食肉目，涉及猪、狗、马、牛4 个种属，不同时代动物骨骼具体情况整理如表一。以下分战国和汉代两个时期对出土动物骨骼种属进行介绍。

表一 灵寿东城遗址出土动物种属NISP和MNI情况统计

（一）战国时期

此次出土战国时期的动物骨骼涉及马、牛、猪3 个种属，分别出土于灰坑H25 和H27。其中马骨的可鉴定标本数最多，其次为牛，猪最少。

1.马（Equuscaballus）

可鉴定标本共10 件，包括头骨1 件、鼻骨2 件、颞骨1 件、颧骨1 件、寰椎1 件、胫骨1 件、颈椎1 件、胸椎2 件，最小个体数为2。

头骨 标本15LGT0205②H27∶D1，主要包括上颌骨、颚骨及部分牙齿。颌前骨外侧长189.12 毫米，弯曲最大宽74.62 毫米，颚骨最大宽125.51 毫米。齿槽间隙最小宽46.47 毫米，齿列长321.65 毫米，前臼齿齿列长96.08 毫米，臼齿齿列长81.76 毫米。齿间有马刺，P2和M1有轻微龋齿。根据其犬齿可判定为雄性。门齿黑窝明显，有轻微燕尾，综合判断该个体死亡年龄在7 岁左右（图一）。除此之外，标本15LGT0205②H27∶D2为马左侧鼻骨碎片，标本15LGT0205②H27∶D3为马右侧鼻骨，标本15LGT0205②H27∶D4为马左侧颞骨，标本15LGT0205②H27∶D5为马右侧颧骨，均为同一马头骨掉落部分，无法拼合。

图一 灵寿东城遗址出土战国时期马头骨标本（15LGT0205②H27∶D1）

右胫骨 标本15LGT0208②H25∶D5，存近端关节面和骨干部分。近端骨骺愈合，未见愈合线，判断该个体年龄大于42 个月，属于青年马。骨上有条状碎裂痕迹，断口呈U形，应为砍砸所致。近端关节处有泥沙质胶结，应与埋藏环境有关。残长174.55毫米，近端最大宽77.16毫米（图二，1）。

图二 灵寿东城遗址出土战国时期马骨标本

寰椎 标本15LGT0208②H25∶D4，背侧和腹侧的结节缺失，右侧翼残，其他部位较为完整。寰椎翼最大宽96.33 毫米，最大长78.69 毫米，高55.79 毫米；前关节面最大宽59.54 毫米，后关节面最大宽65.83 毫米（图二，2）。

颈椎 标本15LGT0208②H25∶D7，关节面及前关节头脱落，后关节窝未愈合，右侧翼残缺，无测量数据。根据骨骺愈合情况推断，该个体死亡年龄在48～60个月（图二，3）。

胸椎 标本15LGT0208②H25∶D9，仅剩椎体，长51.28 毫米（图二，4）。 标本15LGT0208②H25∶D8，椎棘突残，椎后关节面未愈合，椎体长41.59毫米（图二，5）。出土时H25∶D8 粘接在H25∶D9 的前关节面处，应为同一个体，根据骨骺愈合的情况推断，该个体死亡年龄在48～60个月。

2.牛（Bovidae）

可鉴定标本共3 件，包括股骨1 件、肱骨1件和胫骨1件，最小个体数为1。

右股骨 标本15LGT0208②H25∶D6，远端，仅存滑车。表面有风化引起的星点状剥落，残长100.1毫米（图三，5）。根据股骨滑车远端及骨骺愈合情况判断，该个体死亡年龄大于42个月。

图三 灵寿东城遗址出土牛骨标本

左肱骨 标本15LGT0208②H25∶D2，存远端骨骺和部分骨干，滑车基本完整，其上有砍砸痕迹，表面有部分风化引起的片状剥落。残长149.32 毫米，滑车最大宽90.08 毫米（图三，7）。根据愈合情况判断，该个体死亡年龄大于18个月。

左胫骨 标本15LGT0208②H25∶D3，存近端骨骺和骨干，骨表面较为光滑，见有植物根茎侵蚀痕迹。中段被砸掉，断口呈浅V形。残长203.98毫米，近端最大宽107.44毫米（图三，8）。近端愈合且可见愈合线，以此判断该个体死亡年龄为42～48个月。

3.猪（Susscrofadomesticus）

可鉴定标本仅1件，最小个体数为1。

右髋骨 标本15LGT0208②H25∶D1，坐骨和耻骨微残，闭孔残，坐骨翼侧有切割痕迹。髂骨干最小宽15.02毫米，髂骨干最小高23.84毫米，髋臼长28.8毫米（图四，3）。臼窝愈合，以此判断个体死亡年龄大于12个月。

图四 灵寿东城遗址出土猪骨标本

（二）汉代

汉代动物骨骼可鉴定标本数为9 件，涉及狗、牛、猪共3个种属。

1.狗（Canisfamiliaris）

可鉴定标本仅2 件，包括下颌骨和桡骨各1件，最小个体数为1。

左下颌 标本15LGT0107 ②H7∶D1，基本完整，见有植物根茎侵蚀痕迹。门齿I1和M3缺失，犬齿和门齿之间无间隙。全长144.82 毫米，颌体厚12.74 毫米。M1后下颌骨高25.68 毫米，P2和P3间下颌骨高19.75 毫米。下颌髁到犬齿齿槽远口缘125.79 毫米，M3齿槽远口缘到犬齿齿槽远口缘81.85 毫米。M3到P1齿列长74.93 毫米，M3到P2齿列长69.9 毫米，臼齿齿列长37.51毫米，P1到P4齿列长40.39 毫米。裂齿长23.74毫米，裂齿齿槽长22.32毫米（图五，1）。根据裂齿磨蚀状况判断，该个体死亡年龄为15～48个月，属青壮年。

图五 灵寿东城遗址出土汉代狗骨标本

桡骨 标本15LGT0107②H7∶D2，仅存中段，左右不明，骨表面光滑，无测量数据（图五，2）。

2.牛（Bovidae）

可鉴定标本共5 件，包括掌骨1 件、下颌1件、额骨1件、游离齿2件，最小个体数为1。

额骨 标本15LGT0202②Y1∶D2，右侧眼眶上部位，周边断口均为新茬（图三，1）。

游离齿 标本15LGT0202②Y1∶D3，右上P4，牙釉质存在不均衡磨损，长15.49毫米，宽20.27 毫米（图三，2）。标本15LGT0202②Y1∶D4，右上P3，长17.68 毫米，宽15.88 毫米（图三，3）。

下颌骨 15LGT0202②Y1∶D1，存下颌联合部，可见愈合线，只保存有下颌水平支部位，无齿槽留存，无测量数据（图三，4）。

左掌骨 标本15LGT0104②H4∶D3，存近端骨骺和骨干。近端关节面愈合，骨干背侧面有鼓包，为骨质增生。中段有砍砸痕迹，断口呈V 形和U 形。近端最大宽66.39 毫米（图三，6）。由于该个体仅存近端，且骨骺在出生前就已经愈合，故无法具体推断其死亡年龄，但是依据骨粗壮程度猜测，应属于青壮年阶段。

3.猪（Susscrofadomesticus）

可鉴定标本仅2 件，皆出土于灰坑H4，包括肩胛骨1件、肱骨1件，最小个体数为1。

左肩胛骨 标本15LGT0104②H4∶D1，肩胛颈部位见根茎侵蚀痕迹，冈上窝残。肩臼宽23.6 毫米，肩胛颈最小宽24.56 毫米，肩胛冈高144.3 毫米（图四，1）。根据臼窝愈合情况判断，个体死亡年龄为大于12个月。

右肱骨 标本15LGT0104②H4∶D2，存骨干和远端骨骺部分。鹰嘴窝圆且大，滑车部位有发掘损伤，无法测量。骨干断口呈“一”字形和V 形，应为砍砸所致。残长82.09 毫米（图四，2）。根据骨骺愈合情况判断，个体死亡年龄为大于12个月。

二、讨论与分析

（一）骨骼痕迹研究

此次出土的动物骨骼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破损。按照保存部分达到完整骨的比例记为4 个等级，统计结果如表二所示。

表二 灵寿东城遗址出土骨骼保存完整度统计表

由表二可知，战、汉两期，骨骼保存完整度均较高（＞50%以上）的主要为马的椎骨、狗的下颌和桡骨、猪的髋骨和肩胛骨等。长骨的保存完整度则普遍较低，具体表现为马胫骨，牛肱骨、股骨、胫骨、掌骨，猪肱骨等仅保存骨体一半以下。这表明在较长时间内，先民对长骨及相关部位的利用是稳定且一致的，大概与庖厨活动或肉食消费后对骨质品的加工有关。

骨骼表痕迹可分为人为痕迹及非人为痕迹，其中非人为痕迹包括风化现象和植物根茎侵蚀。根据拜伦斯梅尔的风化等级[3]统计，两个时期骨骼风化等级均在2 级以内，属于轻微风化，未见3 级、4 级的风化现象（图六）。说明该遗址先民对动物进行肢解或其他消费之后，均在较短时间内进行掩埋处理，骨骼长时间暴露于地表的情况几乎不存在。植物根茎侵蚀出现于战国时期的牛胫骨（图七，1）以及汉代的狗下颌、猪的肩胛骨上，与埋藏环境中的土壤和植物生长有关，具有随机性，故不展开。

图六 灵寿东城遗址出土动物骨骼风化等级柱状图

图七 灵寿东城遗址动物骨表痕迹

人为痕迹分为割痕、砍砸痕和病理痕迹3种。

割痕 仅1 处，发现于战国时期猪右髋骨标本15LGT0208②H25∶D1上，位于髋骨坐骨翼侧部，属于庖厨痕迹，与肢解活动有关。

砍砸痕 共5 处，发现于战国时期的牛肱骨、牛胫骨（图七，3）、马胫骨和汉代的猪肱骨、牛掌骨上。这些骨骼均为长骨，推测其利用方式一致，但无法简单定性。砍砸痕的出现一般与敲骨吸髓和骨器加工有关[4]，表明长时段内先民对于动物的利用程度较深，且利用模式具有承袭性和普遍性。

病理痕迹 共发现2 处，一为战国时期马龋齿，一为汉代牛掌骨处骨质增生。

马龋齿发生于臼齿处，典型标本为马头15LGT0205 ②H27∶D1，该个体存在多处龋齿（图七，4）。龋齿是马在家养环境下较为常见的一种病理现象，其发病与齿发育时营养供给和采食方式以及饲料产生的酸性细菌对牙釉质的破坏有关。随着家马饲料中农作物及其副产品参与的增加，马患龋齿的风险会增高[5]。

骨质增生发生于牛掌骨标本15LGT0104②H4∶D3 近端，已使骨表出现较大区域的肿大（图七，2）。引起牲畜骨质增生的原因多为长期做重劳役，或者老龄以后关节软骨发生退行性变化[6]。由于该个体为青壮年阶段，笔者认为役使劳作是造成骨质增生的主要原因。

（二）骨骼部位及使用功能

经鉴定统计，灵寿东城遗址出土的战国时期动物骨骼种属有马、牛和猪，汉代动物骨骼种属有牛、猪、狗，均为古代家畜饲养的常见种属，但定量统计（NISP、MNI）数量较少，达不到统计学意义上有效统计值（n＞3）。其中牛骨和马骨的数量最多，其次是猪和狗，这或许与遗址的功能性质有关，但也不排除牛和马在先民生活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表三）。

表三 灵寿东城遗址出土动物种属、位置及属性推断

猪骨骼出土于战国时期的H25 和汉代的H4 两处遗迹中，其中髋骨、肩胛骨等扁骨部位肉类纤维附着较为丰富，猪髋骨上存在切割痕，猪肱骨上存在砍砸痕，可能是敲骨吸髓等庖厨活动留下的痕迹，结合H4 伴出有陶盆、陶钵等器物推测，这两个遗迹中出土的猪可能均与食用相关。

牛骨骼出土于战国时期的H25 和汉代的H4、Y1 三处遗迹中，有肱骨、股骨、胫骨、掌骨、头骨等。其中H25、H4 出土的牛骨骼均为长骨，属于出肉（或油脂）较丰富的位置，且骨干上存在敲骨吸髓的食用痕迹，结合H4 的伴出器物，可以推测这两个遗迹中出土牛的功能为食用。另外，H4 出土的牛掌骨上出现骨质增生现象，推测其生前承担了较重的劳役活动，反映了随着铁犁牛耕的发展和深化，牛在生产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汉代Y1 出土的牛头骨较为特殊，包括额骨、游离齿及完整的下颌，说明除役使和食用外，牛还具有其他功能，或与窑址奠基有关。

马骨骼仅在战国时期H27、H25 两处遗迹中出现，且骨表未发现如猪骨、牛骨一般的人工痕迹，表明灵寿东城作为战国时期中山国军事驻地，城内马属动物具有军事战略物资的特殊意义。H27中马头居中摆放的形式可能与祭祀相关，但更进一步的定性也需要其他方面的证据支持。H25 出土有马寰椎、颈椎、胸椎以及胫骨，其中胫骨上有砍砸痕，与其同出的牛骨、猪骨上均存在庖厨痕迹，故推测该遗迹中出土的马骨也是用于食用。根据同治《灵寿县志》[7]和《汉书·地理志》[8]可知，灵寿县在汉代已经成为常山郡下设县，汉代灵寿东城也从战国中山国的军事驻地转化为普通居民生活区域，故而具有军事战略物资意义的马属动物也鲜见于此。

狗骨骼出于H7，出土部位为下颌和桡骨。据《礼记·少仪》[9]记载，古时狗有三大功能：一曰守犬，是为守御田宅舍；二曰田犬，是为协同田猎而用；三曰食犬，是为庖厨活动中充当肉食而用。囿于标本量（n=2）承载的信息有限，无法对狗的具体用途定性，但综合来看，灵寿东城遗址是一处较为发达的定居农业区，且出土狗骨骼无明显的庖厨痕迹或是其他病理现象，所以我们认为灵寿东城遗址的狗为守御田宅所用。

（三）出土骨器的初步分析

遗址内发现3 件代表性的骨（角）器，均属于汉代，分别为骨簪、穿孔骨器、牙饰（图八）。由此可知，遗址先民利用动物的方式较为多元，除食用外，也会对骨骼进行进一步的加工使用。一般骨器制作会磨灭掉骨骼种属的信息，但在牙饰品对牙齿外部形态改造较小，仅作钻孔佩戴。经鉴定，遗址出土的牙饰属于小型鹿类（獐、麝一类），可能是通过狩猎活动或贸易获得。出土的骨簪表面有火烧之后磨光的痕迹，骨骼经过火烧炭化以后分子结构发生改变，可以增加其硬度，也具有防腐、防蛀的功效，说明当时先民掌握长期保存骨制品的技术。

图八 灵寿东城遗址出土汉代骨角器

结 论

灵寿东城遗址战国至汉代动物骨骼的发现进一步表明，从战国至汉代，该城址的性质发生了转变，即从战国中山国都城的军事驻地转化为汉代的普通居民生活区域，对研究该地区战国至汉代农业以及家畜饲养业的情况具有重要意义。

此次发现的动物骨骼较少，通过对该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的鉴定和分析可知，战国至汉代灵寿东城遗址先民利用的动物包括猪、马、牛、狗，多为常见的家养动物，说明战汉时期该遗址存在家畜饲养业，小型鹿科牙饰则可能通过狩猎或贸易活动获得。通过统计可鉴定标本数和最小个体数，再结合出土环境和伴出品，可以推断该遗址的动物遗存存在多种功能，其中猪的饲养主要是提供肉食以及其他相关副产品，牛或与食用、役使甚至奠基活动有关，马除军事用途外，也会用于食用或特殊祭祀的仪式。马龋齿的出现一般与饲料中糖分较高的粟黍农作物及其副产品的参与有关，说明遗址所属地区的农业较为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