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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内丘十方村出土石雕神兽析疑

2023-02-02郭少青

文物春秋 2023年6期
关键词:神兽石雕文物

郭少青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北 石家庄 050031)

1999 年5 月,河北省邢台市内丘县十方村搬迁工地出土一件石雕神兽,现藏于内丘县扁鹊庙(封二)。

神兽为青石雕成,头部、翼部与四肢均有残损,残长1.8米,宽0.8米,残高1.5米。昂首挺胸,环眼,阔口,长须垂于胸前,身躯健硕,两侧生双翼,胸、腹、翼部刻凸棱纹,背部沿脊线装饰连缀球状纹,脊线两侧及腿部刻宽条卷毛纹。从头部和腿部的残损痕迹看,头上应有竖向独角,整体作大步行走状。这件石雕神兽在造型上构思巧妙,雕刻技法洗练,既表现了神兽雄健强壮的形体,又刻画出威武洒脱、蓄势待发的神态,可谓形神兼备,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工匠的聪明才智和高超技巧。

根据内丘县文物保管所1986 年的文物普查资料记载,该石雕曾于20世纪50年代在十方村农民耕田时发现,当时上报给兼管文物工作的内丘县文化馆,后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派冀克武先生到现场勘察(当时未曾发掘,只看到神兽的大致形态),初步判定为六朝遗物,受限于当时的保存条件,并未将其挖出,而是就地掩埋保护。

关于这类石雕动物的命名,目前学术界尚无统一观点。根据李零先生的考证,传世文献中对于带翼狮的称谓有麒麟、桃拔、符拔(也作“扶拔”)、天禄、辟邪等,也有人认为是狮子[1]。为方便叙述,文中暂称之为“石雕神兽”。石雕神兽流行于汉代至南北朝时期,一般被用作王公贵族墓前的仪仗,具有护卫陵墓、驱祟逐邪的作用,同时也象征着墓主人生前的尊贵和富有。这类遗存在我国分布范围很广[2]12,其中多数被博物馆收藏,少数留在原址,还有部分流失到海外[1]。

笔者在搜集相关资料时发现,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收藏有一件石雕神兽(图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收藏有一对石雕神兽[1](图二),均入藏于20世纪,藏品来源地都标记为“中国河南省内丘”。查阅史料和方志记载可知,20 世纪时内丘一直隶属于河北地区(清末属直隶省,1928 年以后更名河北省),标注的“河南”可能是翻译或记录失误的结果。内丘县文物保管所文物普查资料显示,1920 年前后,有人将十方村出土的一件和吴村出土的一对“飞马”(当地人对神兽的称谓)卖给了外国人,经由京广线官庄火车站运走,去向不明。据目睹过被卖神兽的老人回忆,其与十方村出土石雕神兽相类。由此推知,吉美博物馆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所藏石雕神兽很可能就是早年内丘十方村和吴村流失的3件“飞马”。

图一 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藏石雕神兽

图二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藏石雕神兽

从造型、纹饰特征等方面分析,十方村出土石雕神兽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所藏石雕中的雄兽(图二,1)极为相似,均为S 形造型,头生独角,颈、胸部刻竖向凸棱纹,腹部刻横向凸棱纹;吉美博物馆藏石雕神兽则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所藏雌兽(图二,2)十分相似,头部均挺直,颈、胸部刻横向凸棱纹,腹部刻纵向凸棱纹。再结合“内丘”的来源地说明推测,吉美博物馆的藏品与内丘十方村石雕神兽可能为一对,即为普查资料中记载的出土于十方村的“飞马”,十方村石雕神兽可能是由于当时埋藏在地下没被发现才免遭流失海外的厄运。至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所藏神兽,则很有可能就是吴村流失的那一对“飞马”。

十方村石雕神兽的制作年代,普查资料登记为北朝时期,吉美博物馆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将藏品时代定为4—5 世纪[3]。然而,笔者将这两对神兽与我国有明确纪年的墓前神兽进行对比后发现,其制作年代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我国的有翼神兽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4],秦汉以来逐渐发展成为重要的艺术主题,到东汉时期,翼兽中的带翼狮定型为固定风格的天禄、辟邪[1]。纵观我国现存汉代带翼狮,大多体型较小,造型呈S 形,四肢劲健,筋骨明显,作昂首挺胸、立式行走姿态,着重体现了神兽矫健威猛的气质,如陕西城固西汉张骞墓和东汉李固墓墓前神兽,体量均较小,张骞墓神兽残长1.75 米,残高0.85 米,李固墓神兽残长1.8 米,残高0.8 米(图三)[2]20。到南北朝时期,神兽基本上继承了汉代的造型,但雕刻技法更加娴熟,装饰趋于繁缛,肢体更加硕大、宽厚,体型更显宏伟。例如位于江苏南京甘家巷狮子冲、葬于天康元年(566)的南朝陈文帝永宁陵前的一对神兽(图四),长3.3 米,宽1.56 米,高3.15米,躯体肌肉丰满,魁伟雄壮,兽身雕刻麟纹、羽翅纹、卷草纹及卷曲花纹,华美典雅,富丽瑞祥[2]26。又如位于南京仙鹤门外张库村、葬于普通七年(526)的梁临川靖惠王萧宏墓前的神兽(图五)[2]31,长3.3米,宽1.4米,高2.7 米,鬃发隆起,肩翅劲健,肢体浑圆,胸肌壮硕。

图三 汉代墓前石雕神兽

图四 陈文帝永宁陵石雕神兽

图五 梁临川靖惠王萧宏墓石雕神兽

对比来看,内丘十方村、吴村出土石雕神兽在体量上与南北朝时期同类作品存在明显差距,而与汉代墓前神兽基本一致。单从S 形造型和雄健的体态来看,内丘出土石雕神兽与张骞墓出土例较为相似,但仔细观察可知,后者表面无较精细的纹饰,结合石雕神兽纹饰自西汉至南北朝渐趋繁缛的发展趋势分析,内丘神兽时代应晚于张骞墓时代。而从阴文线刻与浅浮雕相结合的纹饰表现手法来看,内丘神兽与陕西城固东汉李固墓出土例较为相似。另有河南南阳宗资墓出土墓前神兽,长2.2 米,高1.65 米,在造型和纹饰表现手法上亦与内丘神兽相近(图六),应属同一时期。查阅相关资料,李固卒于147 年,宗资卒年不详,仅知其曾于东汉延熹年间(158—167)任汝南太守[5],由此推知宗资墓年代至少在延熹年以后,与李固墓时间相差不远,故两墓墓前石刻的制作时间应均为东汉末期,则内丘十方村、吴村出土石雕神兽的制作年代亦应为东汉末期。

图六 宗资墓石雕神兽

此外,分析内丘石雕神兽出土地周边的古墓情况,亦可对判定其制作年代有一定的帮助。十方村神兽出土地点以南约500 米处原有古墓一座,墓室为青石质条石砌筑,该墓在20世纪40年代遭到破坏,墓中条石用于砌筑水渠,墓葬形制及出土物已无从考查;向西北约300 米处有2 座相距约100 米的墓葬,封土堆均较大,现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档案登记为汉墓,但无进一步的勘探、调查资料。由于上述三墓披露信息有限,十方村神兽与三墓的内在关联尚不得而知。

据文物普查资料记载,吴村神兽遗存地点北约100 米处有一座古墓,封土直径达60 余米,很可能与吴村神兽有关。该墓位于吴村西南150 米处,西南距十方村神兽出土地点约2 千米,于1984 年公布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布时命名为“韩厥墓”。1970 年吴村农民在修水渠时破坏了该墓墓室南侧的砖砌甬道,露出青石质墓门,进入墓室后发现墓葬用磨制光滑的青石块错缝砌成,整体呈“羊”字形,由南北向通道和分别位于东、西、北侧的8 个拱券式墓室组成。墓中出土有陶器碎片、残铜鹤、金丝、玉片以及残碎的铜车马饰件、五铢钱等器物(现均存内丘县文保所)。从墓葬形制和出土物看,该墓具有汉代墓葬特征,而韩厥系春秋时期晋国人,生卒时间不详,历经晋灵公、晋成公、晋景公、晋厉公、晋悼公五朝[6],与墓葬时代不符,应非墓主。

该墓在方志中有载,明崇祯《内丘县志》载:“飞燕墓在吴村西,俗称擀面台。”[7]清代《内丘县乡土志》基本延续了这一说法,并增加了“相传为晋韩厥墓,候考”内容。查飞燕其人,史料记载中时代、地点与之相匹配者仅见张燕。张燕,生卒年月不详,东汉末年常山真定人,原为褚姓,张角起兵反汉时燕聚众响应,推张牛角为帅,后牛角被创将死,命众奉燕,故改姓张,因其剽悍过人,在军中号称“飞燕”,“其后人众寝广,常山、赵郡、中山、上党、河内诸山谷皆相通,其小帅孙轻、王当等,各以部众从燕,众至百万,号曰黑山”。曹操定冀州时,张燕来附,拜平北将军,封“安亭侯”[8]。张燕自中平二年(185)起兵,至建安四年(199)降汉(曹操)封侯,虽然占领了真定以南至邺北的广大地区,但却多活动于常山、赵郡一带,而内丘汉末地处赵郡,正在其活动区域之内。《内丘县志》载:“黑山故城在青山村,汉灵帝时黄巾贼张牛角死,命其众奉张飞燕为帅,浸众几百万,遂城黑山”[7],与正史所说基本相符。而黑山故城所在的青山村就位于吴村以西4 千米,张燕自起兵以来多活动于此,死后可能亦葬于此,所以才有“飞燕墓”之说。汉代盛行厚葬之风,结合张燕的王侯身份来看,墓前很可能设置神兽,而吴村神兽遗存地点位于其墓葬南侧仅100 米处,基本可以判定是该墓的墓前石雕,故而这对神兽的制作年代亦应为东汉末年。十方村出土神兽与吴村神兽特征相同,应属同一时代。

综上,内丘扁鹊庙所藏的十方村石雕神兽的制作年代应为东汉末期而非六朝时期。

目前河北境内还未见到其他石雕神兽出土的有关报道,十方村、吴村的石雕神兽当属河北省首次发现,填补了相关资料的空白,对研究我国北方地区早期墓前石刻的区域分布、发展演变以及古代墓葬制度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另据内丘县文保所的同志介绍,在内丘凤凰村、中丰洞村也发现过类似的神兽残块,说明除十方村、吴村之外,内丘境内很可能还有同时期的同类遗存,但这有待今后进一步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予以证实。

致谢:本文所使用的内丘相关文物资料为内丘县文物保护管理所贾永禄先生提供,在此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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