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 力

(河北大学 历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章学诚是清代著名史学家，在史学方面具有巨大的贡献。他对中国古代零散的史学理论进行了总结，在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构建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章学诚在史学致用方面做了大量的论述，对史学致用的理论化构建亦发挥重要作用。贾庆军、徐厦的《章学诚“六经皆史”与阳明“五经皆史”之关系探究》中对章学诚关于“道”的认识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曹丽娜的《章学诚的明道经世史学》提出章学诚以史明道为根本，以史经世为途径，两者统一而不可分割，而“六经皆史”则是服务于明道经世。张龙秋的《“六经皆史”说考论》则揭示了章学诚“六经皆史”与理学、心学的联系。王东的《论经史关系的演变及其影响》从经史关系上论及了章学诚“六经皆史”。关于章学诚的道体论、经世致用思想和“六经皆史”理论，学界都有相关文章进行讨论，而且研究的深度也相当可观，但对三者之间理论关系的研究探讨相对匮乏。本文先探讨了章学诚的道体论，进而对经世致用思想和“六经皆史”理论的内在联系进行分析，指出章学诚以史学融合中国传统哲学、经学的理论化构建。

一、三层道说

“道”论是章学诚构建理论体系的根本出发点，“道器合一”和“六经皆史”等都以此为根本。正确认识“道”的内容，能够加深对章学诚史学思想体系的理解。“第一层次的道乃万物之所以然之‘道’，是没有形名的。此道必借世间万物来显示，这是第一层面的道器合一；第二层的道乃圣王参照第一层面‘道’的形气化轨迹而制定合乎道之制度法规，即周公之治道。其道器合一表现为道(圣王治道)出自于器(有形世象、人伦日用)；第三层之道乃是载入典籍中的道，即孔子所述之道，而此道根源乃是周公之道。”[1]贾庆军和徐厦在文中将章学诚的道论、道器合一论划分为三个层次——万物之道、圣王之道、孔子之道。三者层层相生，万物之道产生圣王之道，圣王之道产生孔子之道。但其说法并不十分切合章学诚的论述。

章学诚言：“‘道之大原出于天’，天固谆谆然命之乎？曰：天地之前，则吾不得而知也。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2]23可以看出“道”源于天。“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相成，天地相生，“道”便有了。这个“道”可以叫做阴阳之道，也可以称为万物之道，或者天道。是最高层面的，无所不包，这便是第一层的天道。“是未有人而道已具也。继之者善，成之者性。是天著于人而理附于气。”[2]33道在人产生之前就有了，唯有“善”能继承道，“性”能成就道。人独有“善”“性”，故人能继承道。因此，章学诚所说的“道”已经变成人独有的“道”。且章学诚指出“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犹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别班分，而道著矣。仁义忠孝之名，刑政礼乐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后起者也”[2]33。可见这个“道”寓于人类社会，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相应的事物，这就是第二层的人道。

章学诚所论的先王政典，便出于第二层的人道。他言道：“当日圣人创制，则犹暑之必须为葛，寒之必须为裘，而非有所容心”[2]34，人道在人的日常生活中，先王根据众人情况、人伦日用制定相应的制度，并没有添加自己的东西。因而先王政典含有人道。此外，先王还能根据现实变化来更化治世之道。故有“三皇无为而自化，五帝开物而成务，三王立制而垂法，后人见为治化不同有如是尔”[2]34。由此可见，先王完全是依世而治，因时制宜，这就是第三层的先王之道。至于周公之道和孔子之道，都在先王之道的范围中。章学诚认为周公为先王之道的集大成者，“而适当积古传道法大备之时，是以经纶制作，集千古之大成，则亦时会使然”[2]34。而孔子则是“表章六籍，存周公之旧典，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2]37。六经体现周公之道，周公之道是集先王之道的大成，故孔子之道，也体现了先王之道。

因此，章学诚对于“道”本体的认识可以划分为天道、人道、先王之道三层，三者的关系是天道特殊化产生人道，先王根据人道的具体表象，制定相应政教即先王之道。先王之道被周公之道继承，孔子之道则又是周公之道的继承。这便是章学诚对“道”本原的认识。其根源于《易经》对“道”的解释，而章学诚用自己的看法对“道”演变进行梳理，形成了认识论的根基。章学诚这个对“道”本体的看法，是他史学致用的理论基础。这对史学致用的理论化起着指导作用。

二、轻天道，重人道

先王的政典来源于人伦日常，取法于众人。“学于众人，斯为圣人。”[2]34先王之所以为圣人，在于能借助众人而见不可见之道。孔子订六经 “以存周公旧典也，不敢舍器而言道也”[2]39。他继承先王之道，只是通过述而不作，保留周公政典。这些政典本身就是“载道之器”，自然六经皆器。“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2]169可见三代之史来源于人事，后人用经来称三代之史。因此，六经皆史。先王政典和上古之史都源于人事，且“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2]28，所以，六经都是先王的政典。“就目前掌握的史料看，他就‘六经皆史’意义上所强调的‘史’，其实专指政典”[3]六经皆史即六经皆先王之政典，是比较合理的解释。那么，政典和史都是载道之器。

在理清了章学诚关于“道”的认识和先王政典、史、器之间的关系后，可以清楚地看到“道器合一”的“道”指的是第二层面的人道。因为政典、史、器的来源都是人的社会生活，其作用也不超出人伦日用。而人道作为不可见之道，寓于众人生活之中，只有通过众人的活动才能表现出来。但众人习以为常，认识不到其中的“道”。只有先王圣人能够关怀大众，学习大众，并借助众人活动的规律制定相应的政典。政典是“器”，蕴含着不可见的人道。“器”变化，人道也就随着变化。而“器”是人道所寄托的东西，并非本源。因为作为本源的人道是不可见的，“器”是可见的，所以“器”的变化反映了人道的变化。

章学诚把人道分两部分，即生民之道和治世之道。生民之道以自然运动为基础，治世之道以人事为基础。他在《易教》开篇中说：“夫悬象设教与治宪授时，天道也；《礼》《乐》《诗》《书》与刑政教令，人事也。天与人参，王者治世之大权也。”[2]2在这里，有以《易》为代表的天道，以《礼》《乐》《诗》《书》与刑政教令为代表人事。后者容易理解，而前者所说的“天道”和第一层的天道所指有什么差异？和第二层的人道又是什么关系？还有“‘……既曰六经皆史矣，后史何无演《易》之流别欤？’曰：古治详天道而简于人事；后世详人事而简于天道”[2]183，此句中的“天道”“人事”又指的是什么？

章学诚“他对‘天道’的论述非常简略”[4]，但还是可以大致探知到他对天道的认识。他认为天道是一种混沌不可名状的东西，也是万物之本，是根本性的东西。这与老子对“道”的理解是一致的。他所认为的这个“天道”是最根本的第一层道，而《易教》中所讲的“天道”则不同于这个根本性的“天道”。在《易教》中，章学诚认为“天道”包括“悬象设教”和“治宪授时”两个方面。“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5]古人以日月为天地间最高标准的现象，“故曰‘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此日月之往来，是‘昼夜之道’，又称‘日月之道’，概称‘天之道’”[6]。先王根据日月运行，昼夜更替的“天道”教导民众，制定相应的作息习惯。“治宪授时”则是制定历法让人民根据时令节气进行生活与生产活动，以到达厚民生和利民用的目的。顺应天时，不逆天而动，从而有利于人民的生活生产，这便是以自然运动为基础的生民之道。至于治世之道，“后圣法前圣，非法前圣也，法其道之渐形而渐著者也”[2]34。圣人效法地是现实人事发展中的“道”，后圣效仿前圣是效仿从现实中获取“道”的方法，即主要是根据时代变化、民众生活，制定相应的制度。上古时期的人重视“悬象设教”“治时授宪”以厚民生，故注重推演《易》，总结自然天时规律，也就是“古治详天道”。后世的人以礼乐、刑政、教化来治理民众，即所谓“后世详人事”。根据章学诚对人道两个方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它们都是经过圣人和先王的总结，进而从自然存在变化中获得的。而其最终的体现就在于人们所制定的政典中，这也就是它们之所以为第二层人道的原因。

由于人道寓于人类社会发展之中，因世代不同而有差异，所以先王之政典是先王时代的治世之道和利民之道。“六经皆史”讲的也是先王时代的实事，同时也是体现先王时期“道”的器具。因此，第三层的先王之道，也只是一时之道，不是万世效法的准则。先王治世不同法，后世的时代也是变化的。所以，后世不同时期也就有与之相适应的治世之道。这种古今不同，时代变化的观念深为章学诚所认同。除了在先王之道上，他还在不同的方面提到，“初未尝有汇次诸体，裒焉而有文集者也。自东京以降，讫乎建安、黄初之间，文章繁矣”[2]87，即时代不同造成文章数量的变化；“而缣素为书，后于竹简，故周、秦称篇，入汉始有卷也”[2]90。篇、卷名称的因时而异；“统部之制，封建之世，则有方伯；郡县之世，则自汉分十三部州，六朝州郡，制度迭改[2]192，”不同朝代地方制度的变更；“六典亡而为《七略》，是官失其守也；《七略》亡而为四部，是师失其传也”[2]211。官制、师传的变化引起分类的改变。因此，不同的时代有不同情况，也就需要不同的对策。治理国家更是如此，历代统治者应该从实事中制定制度，适应人道，这就是历代之道。此外，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治学方法也是基于此观念。这是古今不同，时代各异在学术上的反映。由此可见，先王之道和后世历代之道是平行的先后关系，两者并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六经是先王政典，是史，它们从实事中来。那么六经和历代根据实事而来，应用于人伦日常中的典章制度也就地位相等了。

三、经世致用与六经皆史

章学诚尤其重视人事，在人道中他更加注重治世之道，而治世之道的核心在于实事。“盖实斋即本‘六经皆史’之见解，谓求道不当守经籍，故亦谓学之致极，当见之实事实功，而不当徒以著述为能事。”[7]是以求“道”不应拘泥于经籍，回归现实生活才是关键。经籍只是先王时期治世之道的体现，古今变化，当下的“道”应在生活的现实中去求。作为浙东学派一员，章学诚这种重视现实，为现实服务的实学思想，是对明末以来务实学风的继承。他还强调“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不知当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鞶帨之文，射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2]69。不重当下典章与官司掌故，脱离现实而好古，讲求学问，所学所得则是空言。学要从实事中学，因为人道在人的现实生活中。学于斯并用于斯，这样才能经世致用，具有现实意义。当下的实事包括典章和官司掌故，其主要内容是与礼乐、政教、刑法。而天文历法等自然运行相关的部分有限。因此，学的主要是以礼乐、政教、刑法为基础的治世之道。可见经世致用是由治世之道延伸出来的。换而言之，治世之道是经世致用的基础。

诚然，章学诚经世致用的提出是由于现实情况所致。章学诚所处的时代正值清朝稳定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清政府采取了文化专制的高压政策，加之最高统治者倡导‘稽古右文’，致使大批学者埋头故纸堆，从事古书的校勘、注释、考证等，使这一时期的学风严重地脱离现实”[8]。考据学的兴盛使众多知识分子从事琐碎细微的研究，学术为现实社会服务的功能严重缺乏。再者，另一种不良学风便是宋学了，空谈义理，束书不观，同样对济世安邦无甚作用。这是外部的因素。此外，在“浙东学者中的不少人，虽未当位执政，不能将所学直接用之政事，每称实学求是，但他们关切政声治道之心未尝稍息，经世致用之志历久弥坚。”[9]章学诚作为浙东学人的一分子，继承浙东学派经世致用的思想传统，这也是其内部的因素。但章学诚没有止步于此，“章学诚对‘经世致用’原则作了许多总结性的工作。”[10]他对经世致用思想进行解释，并在理论上加以充实，将其纳入到他的整个思想体系当中。可以说，他集前人之大成。同时，经过自己的发展创造，完成了“经世致用”学理上的构建工作。

唐太宗曾言：“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11]章学诚同样强调史学的作用也发出“史学之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2]170。可见史是可以经世的。更确切地来说，史就是经世致用的工具，也就是章学诚所说的“器”。对于如何经世致用，章学诚以“六经皆史”的例子，给予了方法论的说明。如下：

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或曰：《诗》《书》《礼》《乐》《春秋》则既闻命矣；《易》以道阴阳，愿闻所以为政典而与史同科之义焉。曰：闻诸夫子之言矣；“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知来藏往，吉凶与民同患”。其道盖包政教典章之所不及矣。象天法地，“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其教盖出政教典章之先矣……盖圣人首出御世，作新视听，神道设教，以弥纶乎礼乐刑政之所不及者，一本天理之自然……[2]1

六经都是先王治世的政典，其内容不外乎典章制度和自然规律。它们都是从现实时事中而来，包含有合理的成分。“六经皆史”就是六经皆先王之政典，是先王经世致用的“器”，即工具。这个工具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在历代可以有不同，但必须是经世致用的。也就是说无论从来源上，还是在用途上，其必定要符合经世致用的原则。可见章学诚“六经皆史”是以经世致用思想为指导的，经世致用是“六经皆史”的目的，更是“六经皆史”的核心理念。因此，“六经皆史”的提出是由于经世致用思想的需要。章学诚对前人“六经皆史”进行了充实，完善了“六经皆史”的理论基础，并反映了自己时代的思想特点，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

既然“六经皆史”是作为“器”性质的治世工具，那么，其地位自然不是尊崇至极的。但章学诚对待六经的态度不是贬低，是带有敬意的借鉴。他认为“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之行事之实”[2]28，可见章学诚把六经作为三代这个黄金时代的典章法度。美好时代的治世典章，自然比后世的要更具有人道因素，不然三代盛世如何产生？因此，章学诚言“六经之道，如日中天”[2]30，可望而不可及。六经是其所处时代最完善的治世之道，但具有时代性，所以后世不能泥古不化，生搬硬套。“在章氏看来，道抽象不可见，必赖可见的器而存在，器是当然，道是所以然，器变化不止，道也就随其变而迁，道即随器变而迁，它就不能存在于作为文献的六经中，只能存在于变动不居的‘天下事物、人伦日用’中。”[3]57所以，求治世之道不能以六经为标准，而要观于当下现实。六经适用的时代已经过去，但作为当时的较完善法则，对后世仍有借鉴意义。“要其一朝典制，可以垂奕世而致一时之治平者，未有不与古先圣王之道得其仿佛者也。古当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于《诗》《书》六艺之所垂。”[2]71六经作为先王之道不可以教条式地遵守，但可以效仿，学习其中没有过时并与当代有利的因素。章学诚的这个看法比张载“为政不法三代者，终苟道也”[12]的论断更合理。因此，章学诚认为六经在过去具有经世致用的因素，在现在具有现实借鉴意义，是有益于人伦日用和国计民生的。正因如此，“六经皆史”是章学诚带有敬意地将六经推下圣坛，在情感上他并没有贬低六经，而是批判在圣坛上百无一用的六经。

正是章学诚构建了经世致用的思想体系，六经才摆脱了死寂的汉学考证和空洞的宋学谈论，而焕发生机，重振了“学术固以经世”的固有主张。并且相对于其前辈学者所提的 “六经自有史耳”“五经皆史”“经史一也”等命题，章学诚对“六经皆史”的内在理论构建更加完善。他摆脱了前人松散、浅层的论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即便之后，龚自珍、魏源等在中国面临巨大危机时，他们所做的只是进一步大声疾呼，将史学致用付诸实践。章学诚的成果无疑是留给了后世一笔珍贵的遗产。

四、结 语

作为章学诚思想核心的“道”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阴阳相成、无所不包的天道；第二层是蕴含天道、因时制宜的人道；第三层是体现人道、适应人伦日用的先王之道。孔子之道是对先王之道和周公之道的继承和发展，不宜视其为独立于先王之道的第三层道。在第二层的人道中，他又分出天道和人事两个层级，前者指的是由人总结的利于民众生活生产的自然规律，即利民之道；后者指的是礼乐、政教、刑法为代表的制度，即治世之道。由于重人事，他在继承前人经世致用思想的基础上，将经世致用运用于第二层人道中的治世之道上，使得经世致用思想学理化。这样，以经世致用思想为指导的“六经皆史”，作为治世之道的一种，也就有了理论根据。章学诚“六经皆史”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在理论化“六经皆史”的同时，将自身所处时代的特点注入其中。他对六经本身及其中的借鉴意义充满敬意，将六经拉下死寂空洞的圣坛，赋予了六经现实意义。正是由于这种现实意义，六经才值得尊敬。可以说，章学诚将中国传统哲学、经学、史学进行了贯通，并对中国传统史学理论进行了总结与创新，进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自此之后，直到近代西方史学的传入，情况才有所改变。中国近代史学理论则是在基于传统史学理论和西方史学成果之上，迈向了另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