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 莹

(河南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南 焦作 454000)

谭恩美是当代最重要的华裔作家之一，对华裔文学领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作为美国最知名的华裔作家之一，谭恩美的文学创作是否具有“东方主义”倾向，一直是文学评论界争议的焦点。本文以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为基础，选取谭恩美的三部作品《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拯救溺水鱼》(Saving Fish from Drowning)和《奇异山谷》(The Valley of Amazement)作为研究对象，指出其与“东方主义”的复杂嬗变过程，即：附和——颠覆——超越。为了获得西方主流文学界的认同，作品《喜福会》体现出谭恩美对“东方主义”的附和；随着文学地位的逐步确立和写作视野的进一步扩大，谭恩美之后创作的《拯救溺水鱼》体现出对“东方主义”话语强有力地悖反和颠覆；而《奇异山谷》则再度回归和继承以往的创作模式和内容，但在延续的同时又有革新，作品中追求的东西方多元文化融合则实现了对“东方主义”的超越。

一、《东方学》和“东方主义”

美国著名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爱德华·W·赛义德(Edward W. Said)1978年出版的《东方学》(Orienalism)一书，引起了全世界的巨大轰动，成为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奠基之作。关于“东方主义”话语，赛义德在其《东方学》的导言中有着翔实的阐述。作为一整套被西方创制出来的理论与实践，“东方主义”构筑成西方统治东方的权力符号，形成了与东方相关的知识体系与文化网络，从而渗入到西方人的意识之中[1]。

“东方主义”指的是西方人眼中的“东方”，“东方”弥漫着原始的神秘色彩，是验证西方文化镜像的“他者”。他们将“虚构的东方”的形象强加于“东方”，并在文化、制度和观念等方面将“东方”纳入到以西方为中心的权力结构中，进而完成文化和语言被殖民的过程。“东方主义”意味着“东方”成为被西方觊觎和征服的目标，而东方主义或者西方主义的“看”“被看”或者“对看”的问题，成为当今世界文化理解和文化误读的本源[2]。西方人以西方为中心来“凝视”(gaze)东方，而“凝视”通常带有权力的强迫性，被看者则成为被西方赋予次等文化身份的他者。

在《东方学》中，赛义德总结了西方对东方的描述，西方(the Occident)代表着先进、开化和文明，而东方(the Orient)代表着滞后、愚昧和专制。简括地说，“东方主义”是西方人运用殖民主义的偏见把东方勾画成其想象之中的东方，将东方“他者化”(Othering)、刻板化、神秘化，甚至妖魔化，以此来彰显西方文化的无上优越感，图谋证实西方征服与控制东方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作为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东方主义”将文学和社会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成为“西方”为了控制“东方”而设定的政治镜像。“东方主义”理论具有强烈的政治批评和意识形态色彩，它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西方的强权政治与文化霸权主义[3]，使西方殖民主义者统辖东方的野心较为全面地得以揭露。西方通过对东方的虚构，使西方得以用偏见的、猎奇的眼光去看东方，可以居高临下地观察东方，进而剥夺东方。赛义德认为，“东方主义者”所谓的“纯学术研究”已勾起权力者的贪念，同帝国主义的跟随者几乎相差无几。东方主义制造了“帝国语境”，已成为强权政治的理论基础[4]。

“东方主义”在“东方主义者”的现存文本(如论文、小说、随笔、游记等)中体现。作者的身份和经历虽然不尽相同，但是最为基本的内容却大体一致，即东方的形象是落后的，是需要拯救的。二战之后，在经济全球化到来之际，“东方主义”改头换面，西方以大众传媒、文化交流和学术会议等方式对东方施行了新一轮的殖民战略。

出生于二十世纪、在美国本土长大的当今知名华裔作家们，极其深刻地受到西方新老“东方主义”的影响[5]。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通常出现两种不同的声音。为了使自己东方人的身份得以摆脱，部分华裔作家凭借文学创作跻身主流，变为“东方主义者”的帮凶。在思维方式和文学创作方面，他们蓄谋用“东方主义者”的视角“审视”祖辈和父母，将东方人落后的“他者”(the Other)形象展现给读者。亦有部分美国华裔作家，能够从自身的良知出发，竭力用文学创作来客观、平等地建构华人正面、积极的形象，以颠覆甚而超越西方的“东方主义”权力话语。

二、《喜福会》——“东方主义”的附和

“中国特性”一贯是华裔文学在西方读者中的卖点，同时也是文学评论界所关注的焦点之一。自谭恩美1989年出版的首部作品《喜福会》以来，以中国的苦难落后来衬托美国的幸福进步的女性主义叙事传统便出现在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形成一套固定的“忆苦思甜”的叙事模式。谭恩美在她的早期作品中，千篇一律地重复着东方与西方的对照，用过去的中国同现在的美国作出地狱和天堂的对比，将历史的中国同现代的美国作历时并置。在谭恩美的作品文本中，被定格于“前工业社会”的落后时空的中国，是一个充斥着战争的伤痛，灾荒肆虐的苦难国度[6]，美国的时间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现在”，但中国的时间却处于二十世纪初期至四十年代的“过去”，奠定了其使中国“他者化”的“东方主义”叙事基调[7]。

此类凸显中国落后文化的文学作品，创制了奇异的文化景观，集中地、大量地展现了中国的负面文化，来逢迎西方读者阅读的兴趣和猎奇的心理。它们借助于“中国特性”来获取西方读者的首肯，在满足西方主流文化期待的情况下来获取他们的认可。因而，此类作品中所展示的猎奇化与神秘化的“中国特性”往往存在着附和于“东方主义”的趋势。读过作品之后，西方读者定会误认为这就是中国真正的文化。因为在他们看来，来自本土的信息提供者要比其他任何的声音都来得可靠，东方人自己创作的故事是绝对真实的。

在《喜福会》中，谭恩美为了迎合西方读者对东方的审美期待，依照西方人的口味包装出一个展示给西方人看的“东方”。她用集中的、大量的篇幅呈现了对旧中国陋习贩卖的异国情调的描述。在西方人眼中，东方人愚昧迷信、野蛮未开化、残忍非理性的形象在“割手臂煲汤救母”的故事和“阴阳五行、风水占卜”等东方神秘元素的描写中得以兑现。作品中谭恩美详细罗列了猪内脏、鸭脚掌和章鱼肫等菜谱，惟妙惟肖地刻画了华人杀鸡宰鱼时剖膛开肚的血淋淋的现场。沸水中挣扎的螃蟹、活生生的青蛙、甲鱼、乌贼和老鼠等令西方读者感到瞠目结舌的怪异食材赫然在目。这样脱离了母语语境的“自我东方主义”(Self-Orientalism)的描写在异己的语境中表现出来，衬托了西方自诩的高雅文明的自我形象，向西方读者潜意识地呈现了中国文化的“他者”形象，无形之中扭曲着真实的东方。通过作者对四位母亲亲身经历的讲述，西方的读者游历且进一步验证了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她在《喜福会》中陈述的对东方的观点也有失偏颇。四位母亲在过去的中国与现在的美国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中国，她们备受压迫，痛苦不堪，境遇悲惨；而到了美国，她们得到了解放，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细读该作品，东西方的强烈对比跃然纸上。谭恩美在其作品中以另一种方式使“东方主义”具象化。

“东方主义”已渗入至西方各类形式的大众文化及系统教育中。一个接受西方系统教育、受到西方文化熏陶的人，倘若不是自发地抵制，很难彻底摆脱其“东方主义”的视角[8]。谭恩美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特殊环境均决定了她的作品中势必带有“东方主义”的印记。作家为了出版作品，常常要做出妥协和让步。这种先获得发言权，再斟酌其它的方法也不失为一种策略[8]。有意或不经意地利用自己的“中国特性”来吸引读者，成为部分华裔作家的重要韬略。她们为了在西方的主流话语中谋求一席之地，满足西方读者猎奇的需求，而不惜出卖甚至曲解中国文化，而这也正是赵健秀等人死死抓住她们不放的把柄[6]。

三、《拯救溺水鱼》——“东方主义”的颠覆

凭借“东方主义”这一话语方式，欧洲文化才得以在启蒙运动以后从政治上、社会上、军事上、意识形态上、科学上以及想象上控制甚至创造东方[9]。“东方主义者”把东方设置为缺席的、沉默的“他者”，任凭西方对其进行片面的、夸张的、甚至是歪曲的描述。

赛义德曾指出，在探讨东方的时候，东方是完全缺席的，在场的仅仅是东方主义者和他的言论；但是，正是因为东方实际的缺席而造成了东方主义者的出席[10]。恰恰是由于东方的缺席，也才出现了西方对东方的曲解，以及对华人形象恣意的创造和想象。一直持续至二十世纪末美国华裔文学的崛起之后，这样的沉默和缺席才被打破。一批美国华裔作家从各自独特的视角出发，叙述了美国华人真实的生活状况，在西方的主流话语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美国亚裔民权意识逐步提高，美国华人的认同感逐渐增强，他们不再急于摆脱“东方人”的身份印记。华裔作家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创作自主性不断地加强，反东方主义话语已成为少数族裔作家的共识。作为其中举足轻重的作家之一，谭恩美也对此作出了积极贡献。

作品《喜福会》在获得西方评论家的一致好评后，谭恩美确立了在美国文学界的地位，成为华裔文学圈备受瞩目的作家之一，写作的视野也进一步扩大。谭恩美在其2005年的作品《拯救溺水鱼》中，成功地塑造了三个光彩照人的华裔女性形象，摆脱了她以往作品中东方女性被操控、被书写以及被凝视的命运。同时，通过对美国旅客的刻画，她成功地拆解了白人拯救神话和白人至上论。作品中的人物是一群美国的中产阶级，代表了整个阶层的普遍趣味。谭恩美在西方主流话语内部嵌入了这类外强内弱、傲慢虚伪的白人形象，消解了西方主流人物的父权话语霸权。电视明星柏哈利是典型的西方主流社会的代表人物，他自以为是、狂妄自大，丑态尽出、笑话闹尽。酒店老板亨利希贪婪狡猾，虚伪且善于伪装；怀亚特是一位严重的癫痫病患者；马塞面临着婚姻破裂的危险；15岁男孩鲁伯特懒惰散漫、毫无主见、到处惹麻烦[11]。其中，酒店老板亨利希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前特工，他精于算计、冷漠狡诈。集邪恶的傅满洲和正义的陈查理为一体的华人刻板化形象一览无余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有力地嘲讽了西方男性的巨人形象。该作品发出了对立于“西方中心论”的声音，对传统东西方关系中的潜在运作的权力关系与文化霸权作了惊人的倒置[11]。

在探讨东西方权力关系的同时，赛义德引入了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的相关理论，并进一步提出自己对文化霸权的观点——“东方主义”的实质即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控制和支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切二元对立均为了证实西方文化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从政治体系逐步转向文化领域。在东方对西方霸权的反抗中，赛义德最为重视的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文化霸权的反抗。所有少数族裔都期望颠覆西方的文化霸权、建立自身的政治和文化身份。然而，直接的对抗所导致的或者是矛盾双方间无休无止的争斗,或者是矛盾的一方战胜并取代了矛盾的另一方变为新的霸权。但是，无论哪种情况都逃脱不了二元对立的、固有的思维定势。谭恩美通过对作品主题的深刻思考，嘲讽了西方对东方的拯救，解构了西方的文化霸权。此外，她以文学作品的形式深刻反思了当今世界，以“拯救溺水之鱼”的隐喻批判了美国政府的对外战争和对外政策，突破了以往的创作模式。这也正是抗议式的美国华裔文学作品《拯救溺水鱼》没有得到西方评论家及读者一致关注和赞誉的主要原因。

该作品超越了其传统主题和题材，把注意力投向了全球化语境下生态、人权、传媒及跨文化误解等当前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已体现出全球视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在作品中显露出作者新的创作趋势和文化政治干预意图，尤其是对美国世界文化霸权的揭示与隐喻反讽，体现了一定的创作突破[12],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再度思索人类历史和西方文化的契机。

四、《奇异山谷》——“东方主义”的超越

步入了全球化时代，华裔文学的创作逐渐倾向于多元融合，创作的主题也更为宽泛。对世界主义发展的思索，对美国当今社会问题的探讨，以及多元文化背景下华人的自我成长和发展成为他们的关注点。引起这些变化的重要因素就是全球化的发展。在全球化浪潮下，世界变得更为多元与融合，人们也逐步趋于接纳多元文化和消解文化对立。

在中国日益强大、美国制度优越性神话逐渐破灭的背景下，谭恩美受到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影响，作品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继《拯救溺水鱼》之后，2013年谭恩美出版了作品《奇异山谷》，再度回归其以往的创作模式和主题，但延续的同时又有超越和革新。作品中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多元文化正是对“东方主义”的超越，不但颠覆了以往“东方主义”的故事套路，而且还淡化了种族之间的二元对立，其写作视野已从“我”的世界转向“我们”的世界。

作为一名华裔作家，谭恩美的多元文化背景对她的写作生涯一直产生着影响。《奇异山谷》的故事主线展现了紫罗兰(Violet)对自我身份的寻求。全书以紫罗兰的自述开篇：我七岁的时候就知道我是一名地道的美国女孩[13]。主人公紫罗兰习惯于带着西方人的优越感来评价东方的一切，然而她却没料到生父居然是一个中国人。起初，紫罗兰拒绝承认她的中国血统，盲目地选择了文化的否定。之后，觉察到自己被边缘化，孤独无助的紫罗兰在文化夹缝中表现出身份认同焦虑。在面临生存的压力和身份的危机时，她被迫进行了文化协商和文化杂糅，充分地利用了中西方两种文化身份。最后，紫罗兰不断地中国化，在国际形势中支持中国，把中国也当作了自己的故乡。紫罗兰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自我身份的追寻和认定。

《奇异山谷》既延续了作者在身份认同主题上的一贯传统，又对以往作品的创作模式有所突破。在作品中,谭恩美通过对身份和场所的置换向读者展现出一个更加客观的东方的形象，作者以西方角色的视角和经历为读者勾勒了一个真实的东方，区别于她早期作品中通过讲述东方人的故事来描述东方。除此之外,故事的发生地点从美国转换为中国，也是作者力图给读者直接呈现真实客观的东方形象的成功尝试，传达了她在作品中竭力创造一个东西方文化多元共存、平等相待、和谐共处的美好愿景，而这一点则恰好与赛义德的希冀不谋而合。

五、结 语

作为华裔第二代移民，谭恩美生长于美国，接受的是西式教育，受到白人主流文化的影响，因此她在早期的作品中流露出“东方主义”的色彩，以期望得到西方主流文化的接纳与认可。但无论如何，她却仍然始终处于社会的边缘，无法融入以白人为中心的主流文化群体。而谭恩美的中国文化身份部分又使她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能与之完全决裂。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华裔作家深刻地感受到民族强大的重要性。外部形势的变化，自身对美国文化和制度的反思，以及对作品力求创新的追求，谭恩美及时调整了自己的创作策略，对西方的“东方主义”话语进行了有力颠覆。她无情地嘲讽了西方对东方拯救的失败，解构了西方的文化霸权。

步入了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人民交流频繁，各种文化多元并存，美国华裔作家的注意力已逐步转为世界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书写，此时谭恩美再次对她的创作策略进行了调整。正如她新作中的主人公紫罗兰一样，谭恩美充分利用自己的双重文化身份，使自己的创作具有了区别于以往的新风格，实现了对东方主义的超越。谭恩美在建构“东方主义”的同时又解构了“东方主义”，从二元对立走向了多元共存，从多元文化的角度致力于建立一个中美文化相互理解与交融的理想社会。至此，谭恩美已步出少数族裔女作家狭隘“自我”的创作藩篱，转向了全球化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