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 玮，陈婷婷

(安徽大学 外国语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00)

《聊斋志异》作为我国清代志怪小说的巅峰，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不可撼动的重要地位。其构思精巧、语言简练，堪称我国志怪小说的扛鼎之作。从传统的人文主义视角来看，文士蒲松龄抱着济世的儒家思想，通过描写众多异类形象来反观人类社会，暴露封建社会中制度之弊、人性之恶。而在后人文主义视阈下，《聊斋志异》一方面反映出了蒲松龄对于人性、人类本质意义的深入探索；另一方面还表现出了他追求多元物种平等，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存意识。这一思想与20世纪后期崛起的后人文主义思潮产生了超越时代的共鸣，为作品赋予了更为持久的生命力与更为广阔的解读空间。

诞生于20世纪中后期的后人文主义以批判传统人文主义为己任，质疑人类的中心地位。在现代社会中，人类总是不断地发展着、重新建构着对于自身的认识以及对于世界的看法。在后人文主义的观照下，许多文人学者对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乃至人与技术的关系进行了深度思考，由此提出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自然观；人类应当合理使用现代科技改善生活，尽可能规避技术负面效应的技术观；尊重包容他者，推动多元共生时代发展的社会和谐观和可持续发展观，等等。这些观念在《聊斋志异》中得到了跨越时代的巧妙应和。蒲松龄笔下的《聊斋志异》是一个万事万物有灵有情的世界。鬼行善即人，人作恶亦鬼，在《聊斋志异》的故事中有不少篇章说明了地主恶霸为非作歹、花妖狐鬼有情有义的道理。在蒲松龄构建的奇异世界中，笔者体悟到人与自然、多元物种的和谐共处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我们需要客观认识人类的显赫地位与人性的局限。在多元共生的世界中，人类与万物平等，我们只有坚持尊重、包容的心态，才能实现和谐、可持续发展，建设美好社会。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无疑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一笔宝贵的文学财富，特别是其中包含的进步观念对于当下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文试图通过比较传统人文主义思想对文本的解读，进一步补充后人文主义视阈下对《聊斋志异》思想内涵的再度审视与挖掘，为经典文本的微观分析提供不同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同时也为我们在当下重新思考人类本质、看待人与自然关系、建构和谐社会，探寻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之路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出发点。

一、后人文主义思想的阐释

在飞速发展的全球化时代，后人文主义思想的崛起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面对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问题与挑战，后人文主义者对于人类的生存状况、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新的审视与思考。从纵向来看，后人文主义思想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一些后理论哲学家的重要论述。其中包括解构主义学者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对中心意识的批判。在德里达的文学作品中，他十分关注人与动物的相处与交流，发现了人的动物性特征，进而反思人本身的地位。在20世纪70年代，后人文主义者将人类当下的发展阶段定义为“后人类”。杜克大学的文学教授凯瑟琳·海尔斯(N.Kathrine Hayles)认为，“后人类”的概念消解了自由人文主义所宣扬的人类主体地位。在机器控制话语下，人文主体被信息控制主体所取代，后者呈现出意识与物质身体分离的离身性，使得人与机器界限模糊，进而质疑人类的中心地位。

后人文主义思潮的重要理论家哈拉维(Dana Haraway)，其著作《同伴物种宣言：狗、人和重要的异类》(The Companion Species Manifesto: Dogs, People, and Significant Otherness, 2003)可以看作是当代后人文主义的宣言书，文章指出了人与动物相伴相生的关系；英国后人文主义者尼尔·贝明顿(Neil Badmington)指出“人是绝对区别于非人的，人高居于非人之上处于一种自然的超级位置”[1]，他认为在整个生态系统中，人在理性、智力、情感等一些方面是更高阶的生物存在；美国后人文主义理论家加利·沃尔夫(Cary Wolfe)在专著《什么是后人文主义?》(What Is Posthumanism?, 2009)中指出，人类作为自然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一环，地位显赫。但他同时强调，人类应当以一种平和的心态，与自然界的其他生物构建良性竞争的、相互依赖的生存关系。

在借鉴、吸收西方文论后人文主义发展成果基础之上，国内学者也逐渐深入探讨后人文主义的思想内涵。陈世丹教授指出后人文主义颠覆了“人类教条的各种假定”[2]，试图改变人类意味着什么的思想本质，对人进行解构。特别是在当下现代高新技术急速发展的社会中，生物体仅仅作为客观载体而被对象化，在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研发过程中，人类逐渐失去其区别于机器的主观本质。

具体来说，后人文主义对传统人文主义的批判首先体现在后人文主义的后中心化特征上。在后人文主义思想中不存在绝对的中心概念，后人文主义认为在多层次的、多元的视角下中心是游离的、不确定的。“去中心”作为后人文主义者的思想武器，使人认识到人的局限性。它批判地质疑传统人文主义中人类中心论的倾向，认为人类只能相对地认识事物，从而进一步消解了人类的特权地位——包括优先权、绝对性、超越性、自主权等等在内。因此，在最初的传统人文主义中被认为是终极根源和构成主义的人的主体地位被放逐、边缘化了。其次，后人文主义者对于人的存在、人类的本质进行了重新思考。在后人文主义理论中，人不是以先天的道德或理性成为独立、不变的存在，而是作为历史、社会、文化等多重因素综合下的产物，呈现出多维复杂的真实面貌。

总的来看，后人文主义视阈下的人类重返自然，它强调人类需要尊重自然，维系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的生态关系；科技是一把双刃剑，人类应扬长避短，合理使用技术，规避风险；人类要尊重、包容多元性，致力于建构平等、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后人类社会。综上所述，后人文主义的研究视角为再度审视经典文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对于我们更深层次地把握、理解文学作品的主题意蕴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与价值。

二、《聊斋志异》中的思想博弈

在《聊斋志异》中，光怪陆离的文本世界反映出蒲松龄思想中人文主义与后人文主义的动态博弈，表现在其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探索人性和人类本质意义的努力以及进一步建构和谐社会的理念设想等等内容上。

(一)对于人类地位观念的继承与批判

既着眼于人类社会，又初步解构了“人类中心论”——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所建构的艺术世界充分彰显出其思想中传统人文主义与后人文主义的动态博弈，赋予了文本多维的解读空间。不断发展的人文主义思想内核始终坚持以人作为认识的中心，强调与维护人的尊严与价值。在这一点上，传统人文主义者与一些后人文主义者保持着相同的立场，例如，英国后人文主义者尼尔·贝明顿(Neil Badmington)表示“人是绝对区别于非人的，人高居于非人之上处于一种自然的超级位置”[1]，他认为在整个生态系统中，人在理性、智力、情感等一些方面是更高阶的生物存在。

从目的论的角度来看，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创作经历毫无疑问地体现出了他作为传统文人、儒士所传承的济世救民的人文主义情怀与理想。清代康熙年间，蒲松龄走出书斋，走向社会与人生，开始广泛地搜集奇闻异事，自觉从事《聊斋志异》的写作。在《聊斋志异》中有一部分内容，是根据现实题材进行创作的，其中所包含的神异幻想内容是其构思精湛、落笔精心的艺术加工，是现实、理想的神话化。它们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复杂多变的人情世态，体现了当时的社会问题与社会风气。即蒲松龄常常将人的情感、思想、品质赋予到笔下的异类身上，使其人化，借助异类来反观人类社会，表现出他传统的人文主义思想。

在继承的基础之上，后人文主义者对于人文主义思想中的“人类中心论”予以批判。美国后人文主义理论家加利·沃尔夫(Cary Wolfe)在专著《什么是后人文主义?》(What Is Posthumanism? 2009)中指出，人类作为自然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一环，地位显赫。但他同时强调，人类应当以一种平和的心态与自然界的其他生物构建良性竞争的、相互依赖的生存关系。后人文主义者质疑人类自诩的中心地位，认为人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独立的存在，也同样不具有先天的道德或者是根深蒂固的理性。这一观点在《聊斋志异》中也有所体现。蒲松龄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在文本世界的建构中对于世间万物都给予了关注的目光，在许多短篇故事中，作为人的角色的主体性身份被边缘化，人同草木，万物有灵，花妖狐鬼皆有情。

蒲松龄对于人的中心地位的消解，特别体现在小说中狐狸形象的建构上。《聊斋志异》中的狐仙、狐妖形象经历了全新的价值提升和审美改造，成为小说中最具魅力的审美角色。在小说中，蒲松龄通过刻画一个充满人情味、热闹欢愉、明辨是非、令人耳目一新的狐鬼世界，进一步表现出了他趋向于解构人类中心主义，构建平等、多元、和谐社会的思想。

在《狐嫁女》的故事中，狐狸嫁女，狐狸府邸张灯结彩，喜宴上觥筹交错。老狐狸对不期而遇的书生以诚相待，奉他为座上宾。而这个书生却假寐伪醉在前，偷藏金爵在后，反倒更像是只狡猾、伪善的狐狸；在《潍水狐》的故事中，狐翁年长富有见识，待人亲切宽厚，乡邻们常常拜访狐府，相处融洽。可它唯独不愿见邑令，原来“彼前身为驴，今虽俨然民上，乃饮而亦醉者也。”[3]104蠢笨如驴的邑令远远比不上远见卓识的狐翁，这表现出了作者对和谐社会的深刻认识，巧妙地批判了封建制度中愚昧无能的贪官污吏；还有一些故事中，狐仙还成为了世人的救命恩人。在小说《张鸿渐》中，书生张鸿渐为学子鸣冤写状纸，结果伸冤不成，反被官员构陷，无奈离家逃亡。途中他得到了狐仙舜华的收留，并在狐仙的帮助下得以回家。后来张鸿渐又因为杀了觊觎妻子的流氓而被抓捕，中途再次被狐仙所救。如果没有遇到狐仙，那书生或是死在逃亡路上，或是被贪官污吏押解定罪，很难得到故事中妻儿团圆的结局。蒲松龄通过描写异类自身对于其主体地位的追求，人与异类相处关系的转变，完成了对异类主体身份的建构，从而对人类的主体性地位产生冲击。

值得注意的是，蒲松龄不仅关注外部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生存关系，更是在人类社会内部探索性别话语权的博弈，进一步体现出他潜在的后人文主义、后中心化的思想倾向。

在《聊斋志异》的故事中，蒲松龄冲破了传统文学作品中男性处于强势地位而女性话语权较弱的固有套路，将小说中的男性主体身份进行颠覆。在他的笔下，女主人公亦可以成为爱情故事中勇敢的出击者、家庭生活的顶梁柱。例如，在《细柳》的故事中作者塑造了一个既能持家理财又能教导子女的富有智慧的女性形象——细柳娘。小说着重描写了细柳娘在生活的不同阶段，面对种种的社会关系，包括邻里的非议、丈夫的称贤和儿子们的成才，处处施展出的为人处世的智慧。待字闺中时，细柳姑娘是一位有着独立思想的女子，她向父母请求凡是来求婚的，她必定要亲自暗中相看；当嫁为人妻时，细柳娘勤劳能干，把家务事操持的井井有条；既为人母，细柳娘对于养子和亲生的儿子一视同仁，教导有方。除了此篇之外，还有不畏人言、怀胎成仙的苏女，《双灯》中自荐枕席的女郎等等。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男性处于绝对的社会统治地位，女性常常被物化或工具化，被看作是男性的附庸，而蒲松龄在小说中拔高了女性的身份和地位，肯定了女性的能力与独立价值，无疑对传统封建社会中男性固有的中心地位形成了有力地挑战。

(二)对于人类本质意义的继承与批判

在《聊斋志异》近五百篇的体量中，有不少作品表达了作者对封建制度、僵化思想的批判，或是揭露苛捐杂税的吃人暴政，或是抨击科举制度的腐朽落后，或是反抗封建礼教的压抑束缚等等，蒲松龄以文人的反思精神发出了强烈的质疑声音。这正反映出了蒲公对于传统人文主义中追求人性、人情的解放和自由平等意识的继承。

在《聊斋志异》中，作者意识到千年以来延续的传统道德、封建制度，在传承中走向歧途，失去了本应维护公平、正义的意义，志士文人需要反思、批判其存在的合理性与价值。在《聊斋志异》卷十九中，《席方平》的故事给我们展现出了官官相护、金钱当道、腐朽落后的社会制度与风气。小说叙述了主人翁席方平为申诉冤屈从阴间告到天上却难得公平的悲惨故事。在故事中，席方平的父亲得罪了一个财主，这个财主在自己死后，用钱买通了阴间的官员，使得席方平的父亲惨死，魂魄还遭受恶鬼的凌辱。席方平悲痛欲绝，想要为父亲伸冤，于是他魂入城隍庙。可是地府的官员，乃至阎王都收了财主的贿赂，不仅不听席方平诉说冤屈，还想尽办法折磨他，严刑拷打，迫使他屈服。故事中的阴司地狱，正是封建社会中黑暗、腐朽、落后的政治写照，狱吏、城隍、冥王正是现实社会中剥削者、压迫者的形象。席方平的伸冤是反抗阶级压迫、贫与富、善与恶的斗争。在小说中，通过展现席方平坚定不移的反抗精神以及重返人间父慈子孝的圆满结局，蒲松龄激烈的抨击了当时腐朽黑暗的政治制度，极力肯定了人们追求尊严与平等的意识与勇气，表现出其深沉的人文主义关怀。

同样，在卷十八《王子安》的故事中，蒲松龄描写了在不合理不公正的封建科举制度下无数学子的人生悲剧。王子安科考之后，醉酒疯癫，梦见自己高中，家人哭笑不得地哄骗他、安抚他。直到酒醒之后，王子安才发现一切都是一场梦。虽然故事写的是狐狸的法术奚落了埋头苦读的文人，但是作者借此否定的是敲诈勒索、良莠不分的考官，以及清代科举与文字狱并行的统治政策。这些造成了学子既趋之若鹜又噤若寒蝉的矛盾、纠结境况，使得像蒲松龄这样屡战屡败的学子遭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与折磨，从而无法实现人文主义所注重的自我价值。

在《聊斋志异》中，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占比最大，其中不少内容表现出了作者对于封建僵化思想、礼教的强烈反叛精神。在《连城》中，富家小姐史连城和穷书生乔生因诗画结缘，心心相映。可是连城的父亲囿于门第之见，嫌贫爱富，反将女儿许配给了盐商王化成。而那富商王化成巧取豪夺，逼的连城和乔生爱而不得，竟双双赴死。在阴间，连城与乔生再度相遇，结伴重生，有情人终成眷属。通过刻画这种超越生死的理想爱情，蒲松龄表达了对封建僵化礼教压抑自然人性的不满，也寄予了他对于美好真挚感情的热烈歌颂与向往，体现出其积极入世、关心时政和民众疾苦的人文主义立场。

后人文主义者对于人的存在、人类的本质意义进行了重新思考。他们批判传统人文主义思想过于重视个性自我，而忽视人的普遍的理性。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曾提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流弊在于，人之一切自然本能，蛮性的权利意志，向外征服欲，得一尽量表现之机会；而形成近代文化中另一种人之神性与其兽性之纠缠。在后人文主义理论中，人不是以先天的道德或理性成为独立、不变的存在，而是作为历史、社会、文化等多重因素综合下的产物，呈现出多维、复杂的真实面貌。

在《聊斋志异》中，有不少的篇章对于人性的善恶、人的本质问题给予了较为切实、中肯的说明与评价，与后人文主义所强调的人是历史的产物，是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产物的观点形成了强有力的呼应。

蒲松龄笔下的故事充分展现了人相对的、多元的、复杂的真实面目。在《祝翁》的故事中，蒲松龄描写了老夫老妻之间跨越生死的真挚爱情同时，又嘲讽批判了祝翁的不孝子孙；在《任秀》的故事里，蒲松龄既大力批驳了利字当头的无耻小人，展现了背信弃义的人性之恶，也刻画了千里寻父的任秀的忠孝形象；在《王成》的故事中，本性懒惰的王成本是最不适宜经商的。但是，在狐狸祖母的告诫下，在淳朴妻子的陪伴下，在厚道的旅店主人的帮助下，他最终能够获利回家。这个故事不正是说明了人的自然本能需要外部环境的合理约束的道理吗？在《王兰》的故事中，前有他与小鬼合谋盗取狐狸金丹的不义之举，后有王兰为别人医病行善的道义之事。可见，人性复杂，在不同情境下，人常常需要在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中做出抉择；在《成仙》的故事中，蒲松龄既描写了周生和成生的同学情谊，他们一起学道，肝胆相照、真诚磊落，而后又叙述了两人联手残忍杀死周生偷情妻子的情节。这个故事充分反映出了人性的复杂多变，一起向善也能一同作恶，枕边人也会变成刀下魂。此外，在故事结尾处，本是出家看破红尘的两人，又留下点金术给自己的后人，可见蒲松龄根深蒂固的儒学思想，作者自身同样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综上所述，无论是作品中角色，还是作品外的现实存在，人都是历史的、社会的产物。

在对于复杂人性的把握与剖析上，蒲松龄的观点与后人文主义者的思想不谋而合，他们都不以二元对立的视角简单地将人划分为善恶两派。诚然，故事中有善人与恶人的对立，但它更多展现的是发展着的人和复杂的人性。蒲松龄试图通过历史的动态发展和故事的情节变化去展现不同情景下，人性的内涵与人的本质意义。

可以说，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将现实世界的情感体验与理想信念融入到虚构的故事情节当中去，以此寄托他对美好理想的向往与自我价值的确认。在传统人文主义和后人文主义的博弈之中，蒲松龄既以狐鬼精怪表现人性与人情，他笔下的聊斋世界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和人情味，又通过种种光怪陆离的形象，建构他心目中的理想世界。在文本的空间中，蒲公极富艺术创造性地表达着自身的主要思想，包括对人的地位、人的本质意义等多维度的探讨，体现其潜在的后人文主义思想倾向。

三、构建多元共生、平等和谐的文本世界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蒲松龄表达出了尊重多元物种、平等共处、和谐相交的自然观念。

(一)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聊斋志异》的卷廿三中，《石清虚》讲述了一个人与石相交相知的故事，一块小小的石头竟也像人一般有着热烈的情感。话说世间有一块石头，每当天要下雨时，石头的孔窍中就有云烟生出，堪称奇景。邢云飞非常喜爱这块奇石，对于原主人提出要用寿命换取石头的要求，他也心甘情愿，一口答应。但是，宝物难守，有人明抢暗偷，有人权职相逼，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当邢云飞死后，奇石竟然碎成几十片，陪葬在主人的墓中。邢云飞与奇石如同知己，同生共死的情感让人感动；在小说《蛇人》中，人蛇相处，相互理解、相互扶持。耍蛇人靠训蛇表演，赚钱糊口，将蛇取名为二青。当青蛇长大，耍蛇人便将它放归自然。几年之后，耍蛇人在山路上遇到蛇，对他追赶缠绕，当他认出来是二青时，高呼二青，这蛇也竟认出了他来，将他放开。耍蛇人教导二青“深山不乏食饮，勿扰行人，以犯天谴”[3]16，至此之后，山路上便再也没有发生过青蛇袭人的事了。蛇为人用，人为蛇谋，人与蛇成为了相识多年的老友，恋恋故人情令人感叹。

不仅如此，在《聊斋志异》中即使是没有实体的鬼魂也同样成为拥有独立思想的多元存在。在《聊斋志异》卷十一《嘉平公子》一文中，翩翩公子倒比不上一个女鬼。故事中，嘉平有一翩翩少年郎，偶遇一位美艳女鬼，两人常常夜晚相会，互诉衷情。有一日，窗外下起了雨，少女吟诗，等待着公子续借下一句，可是公子却推辞不解，少女曰：“公子如此一人，何乃不知风雅！使妾清兴消矣！”[4]2856并劝慰公子要多多学习。后来，女鬼发现那公子留给奴仆的便条上竟有许多错字，她十分愤怒且失望，说到：“有婿如此，不如为娼!妾初以公子世家文人，故蒙羞自荐。不图虚有其表！”[4]2857小说通过女鬼温姬之口讽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世家纨绔子弟。女鬼尚且能吟诗作对，颇有文采学识，而纨绔公子却不学无术、不知悔改。女鬼劝诫公子要读书、上进的情节安排使得批判更显力度，引人深思；在《王六郎》的故事中，溺死鬼王六郎与淄川许姓渔夫结识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不以生死相隔，不以异类见猜。特别是王六郎毅然决然放弃生的希望拒绝被替死的行为，彰显出其仁人之心，令人崇敬。

在《聊斋志异》中，花妖狐鬼拥有了独立的主体身份，能与人和谐共处，甚至有时鼠女、狐仙比人更显得有情有义、明辨是非。在《聊斋志异》的故事中，蒲松龄想要表达的既是传统人文主义者对真善美的肯定与追求，对社会现实中丑恶现象的揭露与批判，同时又包含着他追求万物有灵、多元共生的和谐自然理念，彰显出后人文主义的思想光芒。

(二)人与技术的关系

在高新技术日益发达的时代背景下，后人文主义者构建和谐社会思想中有很重要的一点体现在对待技术的态度上，他们强调人类必须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道德规范，合理有效地利用现代科技。而在中国古代，在一个技术并不发达的封建社会时期，借助想象的翅膀，蒲松龄笔下的奇异世界同样存在着需要合理使用的法术，是救人教人，还是害人骗人？蒲松龄对待法术的辨证态度，或能为我们当下认识技术与人类的关系带来发散性的思考。

科技是把双刃剑，法术亦是如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聊斋志异》中的对于法术使用的辨证看法对于回应当下如何合理利用技术，造福人类的课题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意义。在小说《刘海石》中，倪女是狸妖的变身，擅长迷惑人，吸食人的精气，因此刘沧客的家人接二连三的患病去世。主人公刘海石得到山石道人的真传，一眼就看出沧客之妾倪女是妖精化身，施展法术使其现出原形，并医治好了刘子、子妇的怪病，挽救了一家人的性命。在最后，刘沧客问刘海石什么时候能再见，刘海石表示，他邀游世上，搭救众生，以后或许难有再见面的机会。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知道，妖术与法术的区别关键在于使用者的目的，在刘海石这样的仙人手中，法术就是挽救众生疾苦的法宝；同样的，在《翩翩》一则故事中，富家公子罗生嫖妓宿娼，败尽钱财，身染重病，乞讨街头，好不落魄！他路遇仙女翩翩，翩翩怜悯他的境况，将他带回仙国，使其以叶为衣，以云为袄，以泉为酒，好不快活！但是，罗生本性难改，他遇见貌美的花城娘子，便心生邪念，而身上的衣服顷刻都变成了秋叶，让他羞愧难当，不敢再有妄想。在这个故事里，仙术如同技术一般是把双刃剑，能使人吃饱穿暖，也能叫人羞愧受辱。仙女翩翩善良大方，对罗生淳淳教导，最终使用仙术促使罗生浪子回头；在《夏雪》一篇中，法术在喜好阿谀奉承的神仙手里也变成了危害人间的妖法，使得夏日飘雪，庄稼枯败，百姓苦不堪言。

通过微观文本分析，可以看出在《聊斋志异》中作者对于法术使用的辨证思考，法术是好是坏，不能一概而论，而是取决于使用者的使用目的和具体方式。这为现代社会中人与技术的关系处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意见与看法。在封建社会时期，富于想象的蒲松龄用文学的笔触将生活中一些不能解释或解决的现象加以审美化、艺术化，使其作品具有丰富的内涵与吸引力。

四、结 语

《聊斋志异》中的奇异世界就是披着奇妙色彩外衣的现实社会。在小说中，天上地下，嬉笑怒骂，皆是满满的人情味。蒲松龄采取幻想的形式痛快淋漓地讽喻现实，体现了他作为传统文人的人文主义立场。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奇特的形象结构本身具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和浪漫主义风格，其自身超脱于现实社会，表达了作者潜在的对于未来社会多元共生，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后人文主义设想。在这个世界里，万物有灵，人类需要平等地尊重自然，与万事万物和谐生活。正是蒲松龄对于传统人文主义的继承与后人文主义的反叛意识，使得其作品能够超越时空的界限，广泛久远地受到世界读者喜爱。在后人文主义视阈下，对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奇异世界进行新的解读与审视，有利于挖掘经典文本所蕴藏的丰富信息，实现文本价值内涵的再发现，对于更深层次地把握、理解文学作品具有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