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民乐界有位德高望重的笛子演奏家陆春龄先生，陆老师上台演奏常常让人愕然——他吹一个曲子，却带一大捆笛子上台，远看仿佛抱着一捆甘蔗。观众心中不免疑窦丛生，这一支支笛子要是挨个儿演奏的话，那要吹到猴年马月？

陆老师很风趣，上台后跟观众说：“先跟大家打个招呼，这些笛子我不是每个都要吹奏的，我会挑两支吹吹。”

于是，观众会心一笑，疑虑瞬间解开，大家静下心来欣赏演奏。

所谓“出噱头”或者“放噱头”，其实人人都会，不过是自觉和不自觉，不过是巧妙各不相同。

方言是戏曲艺术的一大特色。唱评弹必须用苏州话，如果你不说苏州话，听上去就不像苏州评弹。但现在我遇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我跑到评弹团去，两个小妹妹跟我说的都是普通话。我感觉自己是不是走错了单位？这里好像不是话剧团，是评弹团吧？他们怎么不说苏州话呢？

上海话也是如此。据说上海沪剧团招人招不到，居然去安徽招人，来充实沪剧的新生力量。安徽人唱沪剧，不是不可以，但无论什么地方人，你只要唱沪剧，就必须用纯正娴熟的沪语来演绎。

扬州评话，当然必须要运用扬州方言，你不说扬州话就不能称其为扬州评话。不管是唱清曲也好，说书也好，你不说扬州话，人家会认为你是说书人吗？那是完全不可行的。

唱“小热昏”，必须要说杭州话，你杭州话说得不标准、不出彩，人家是不会买账的。

我的方言是我的特色，要问怎么来的？也是学习得来的。当年我学的时候，听听也一般性，现在我跑到外地去，我讲他们当地方言，他们都说你这个无锡话、杭州话……怎么说得这么好。其实这就是“童子功”，小时候学会的东西，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所以我们一定要终身保持学习的习惯。我们的老艺人、老前辈们，他们都尝到了学习的甜头。学习不仅是他们经常进行的活动，而且已经成为生活习惯。譬如说上海人民评弹团老艺人姚荫梅老师，他八十多岁的时候，我去他家拜访，他还对我“出噱头”，两只噱头噱得我到现在还记得——

我就讲其中一个。他住的是比较普通的房子，但他却说：我能住“花园洋房”，已经蛮好了。我问他，怎么叫“花园洋房”呢？他说，这个不是洋房吗？虽然年久破旧，而且住户不少，但底子还算是洋房。那么花园呢？他推开窗，喏，下面就是复兴公园。他把“公园”跟“洋房”结合起来，叫作“花园洋房”。

姚老师说过的一番话，令我记忆犹新。他对我说，我每天要读报、听无线电（即收音机），一个人头脑要清，头脑不清，话拣难听的说，事情拣错的做。那就要出毛病了。

滑稽观众往往把“噱”与“不噱”，或者能不能做到“笑痛肚皮、哭出眼泪”来作为滑稽演出的评判标准。戏曲演员总结的两句话大家听得比较多——唱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痴子。而扬州艺人的总结更为生动，叫“说书的活见鬼，听书的见活鬼”。

“噱头”哪里来的，就是在不合理中找合理，在共性中找个性，要找不一样，找违反生活常规的东西，但同时不能忘记立足现实生活。听上去似乎有矛盾的东西，里面往往有深刻的哲理。

上海人民滑稽劇团曾经排过一本戏《假夫假妻》，两位老演员杨华生和绿杨主演。我特别要谈谈绿杨老师的表演，希望大家从中得到启发。绿杨老师在戏里有一个很精彩的“噱头”，我要特别讲一下，便于大家掌握噱头的产生和运用。

绿杨老师在戏里扮演姚家妈，脖子上戴着佛珠，看上去是个善心人，但她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法盲。如何表演法盲，如何表现人物对法律的一无所知？当然有各种各样演法，绿杨老师表演的几段台词真的令人叫绝。

法庭一场戏，她出的“噱头”完全在人物性格之中——因为“儿子”犯了重婚罪，法官问姚家妈：“你儿子被判了徒刑，你有没有最后的陈述？”她就说：“法官先生，不瞒您说，我儿子是法盲，他犯了重婚罪，政府处理他，叫他吃官司，那我也没办法，我坚决支持。不过话讲回来，我从小宠溺儿子，他家务事一件也做不来，你想想他要吃官司坐班房，衣服谁洗？饭谁烧给他吃？”

这一段已经很好笑了。法官对姚家妈说：“这个你不用担心。”

“那我有个要求！我儿子吃官司我举双手赞成，但是吃两年官司么实在太结棍了！要么我相帮伊吃一点——伊么吃一三五，我吃二四六，星期天么休息！”法庭上的陈述居然讲这么一段台词，观众笑得肚皮痛不算，同时绿杨老师把一个法盲的形象勾勒得非常出色。这就是绿杨的功底。

“噱头”分为几种。最好的“噱头”叫“肉里噱”。说书先生都知道，“肉里噱”是最好的。根据人物性格在剧情中产生的笑料，称作“肉里噱”，“肉里噱”是与剧情内容紧密结合的。所以我们在创作产生运用“噱头”时，要寻找的第一目标是“肉里噱”。

接下来一种“噱头”叫“外插花”。“外插花”与内容似乎是不搭界的，是加上去的，但是又不是一丝一毫没有关联的。“外插花”插得好，用滑稽行内的说法是：虽然在“被头外面”，但听起来像是“被头里面”的，如同“肉里噱”一样。

“外插花”运用得比较好的是评弹表演艺术家吴君玉老师。我很佩服他，他说书中的“噱头”大部分是“肉里噱”，也有一些“外插花”，有时甚至是即兴的。

大概在20世纪70年代，他在虹口剧场说书。因为吴老师的书迷众多，演出门票一票难求，当时剧场又不大，很多没买到票的人，就拥挤在边门外面，扒着太平门贴着耳朵从门缝里听书，而且常常因为人太多，还会发生争殴等不文明行为。

有一回吴君玉老师见机行事，在书中放了一个“外插花”的“噱头”，令我印象深刻。他利用对书中某一个角色的评论——人生得三大五粗，就是没文化知识，这种人么——像门外面基本就是这样的朋友！看看么块头蛮大，脑子一点也没有，怪谁呢？我不骂他们，骂谁？骂“四人帮”！散布“读书无用论”。一个人不能不好好读书，不读书么，就成了门外面那些人。

全场哄堂大笑。从书中的人，讲到门外的人，再批判“四人帮”。这是典型的“外插花”，效果非常好。这是我们曲艺表演尤其是评话表演中很惯用的一种手法。

还有一种“噱头”是评弹常用的“谦讲”。所谓“谦讲”，在我们独脚戏中指上下手之间的互相调侃。而在评弹演出中，上档与下档之间也可以进行“谦讲”。“谦讲”主要目的是通过“出噱头”的方式让观众思想集中到台上，以便书归正传。

“谦讲”有时候是“互嘲”，有时候是“自嘲”。而“自嘲”即自己讽刺自己，是我们运用“噱头”最方便、最容易的方法。这句话请大家记住。“自嘲”永远是第一对象，不得罪别人，只牵涉自己。

我听过蒋月泉老师在台上出过的一个“噱头”：年纪轻的时候想出名没机会，好不容易有一趟，观众认得我了，却闹出尴尬，因为场合不对。怎么回事呢？我早上起来倒马桶，正巧一批观众迎面而来，早不叫，晚不叫，看见我拎只马桶叫得起劲“蒋月泉……蒋月泉……”，你说我尴尬不尴尬。

我和李九松也经常“谦讲”，人家说你怎么老是“糗他”，其实这种所谓“糗”是无伤大雅的。比如我经常嘲李老字写得好，而且很愿意为别人写字，剧团后台都是他的墨宝，什么“来也匆匆，去也冲冲”“上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还有一种叫“阴噱”。在这方面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周柏春老师，非常典型。周柏春老师从来没骂过人，跟他接触过的人都有同感。在他嘴里从来不出现半个脏字，他说话的特点就是阴笃笃的。

有一次有人去他那里告状，周先生涵养很好，并不深究事情原委，只是悠悠地说：“这桩事情你跟我胞兄姚慕双先生反映过吗？”来人说：“我把这些话都和姚老师讲过。”“那么，我胞兄如何表态？”周先生继续问。“喔唷，他气死了，他骂×××。”“哦，这几个字啊？那么我同你说，我的看法，基本上与他是一致的。”周柏春说。

杨华生老师也是这样，他也从来不骂人，唯独在《七十二家房客》里扮演警察三六九，骂过一句话“他奶奶的，我一看就看出来你不是好人”，这句话也成为带有鲜明人物特征的一句著名台词。

与“阴噱”相对的是“火爆”。“火爆”就是要在台上精气神十足，代表性人物是李青与翁双杰。翁双杰有一句标志性的出场台词“亲爱的同志们，你们好”，加之以夸张的肢体语言，台下马上满堂彩。他“出噱头”的方法是比较“火爆”的。

“肉里噱”“外插花”“阴噱”“火爆”都是“噱头”的分类，难就难在你是否能够在“噱头”的运用上作出正确的选择。好的“噱头”不仅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剧场效果，而且还能与台下观众互相呼应，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青年演员通常要走“少→多→少”这样一条路。

所谓“少”，因为刚刚接触艺术，刚刚从事艺术生产，青年演员肚子里的“噱头”一定是少的，这是很自然的。然后你通过学习，通过下生活，与民众接触，产生和掌握了不少笑料之后，你就成為“多”。“多”了之后，你就面临一个问题——选择，“选择”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最后一个“少”也可以说是“精”，叫“少→多→精”。

选择什么“噱头”是非常重要的，“噱头”少了，特别是我们曲艺里是不过瘾的;“噱头”多了，也常常令人倒胃口。这个度的把握，只有靠大家在舞台上的反复实践、学习和思考，才能把握得好。

刚刚讲了那么多“噱头”，那么“噱头”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呢？实际上蛮简单，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以人民为中心”。“噱头”也是从老百姓中而来，下生活后靠什么？靠你自身三个“力”：洞察力、想象力和判断力。

洞察力就是你看，在每个人身上、每件事情里，能不能找到喜剧的影子、“噱头”的苗子。另外要想象力，你不能把“噱头”照式照样搬上去，那没意思。我对自己有一个要求，我“出噱头”力求不重复别人，重复别人的“噱头”尽管也可能让观众哈哈大笑，但倒过来人家讲句话，这个“噱头”某某老先生讲过的，炒冷饭，没意思。

第二个要求就是力求不重复自己。这本戏里、这个作品里出现过的“噱头”，下个作品中尽量少出现甚至不出现，那就是对自己的挑战，你每次都要逼自己创作新的“噱头”。

第三是判断力，你要判断到底“噱”还是“不噱”，应该用还是不应该用。只有这样才能产生无穷无尽的“噱头”。

到民众中去可以拉近距离，方法是很多的，比方说用神态、语言、方言、民歌……讲到方言，我是比较擅长的。方言是非常好的招笑手段，但用方言一定要记住一点：要在熟练运用某种方言后做加减法。

比如说我到宁波去演出与在上海演出是不同的。我在上海讲宁波话，我必须要做减法;我在宁波演出，要做加法。就是说，我到宁波去演出，我不但要说一口流利的宁波话，而且我还要加上当地的土语、俗语，以及流行语。人家一听就觉得你宁波话讲得很道地。

到上海之后我要做减法，因为普通观众听不懂很土的宁波话，你不做减法，不能让人家听懂，观众就不能产生联想;观众不能产生联想，就不能产生笑声。必须要听懂、理解才会产生笑声。

所以到了方言地区，你说方言时要做加法;离开方言地区，要做减法。

我在从艺路上交了很多朋友，这些前辈和朋友与我是忘年之交，他们在我从艺道路上给过我很大的帮助。

程十发先生是非常幽默的艺术大师。我对他非常怀念。他是一个很喜欢开玩笑的人，他身上的笑话“噱”得不得了。比如我们台上经常用的一句话，就是他身上发生的。老先生年纪大了，手有点抖。有人访问他，问他：“程先生您身体好吗？”“我身体蛮好！”“哎呀，你手怎么有点抖？”“我手抖不要紧的，这个叫‘精神抖手！”什么意思？精神好的人，手都要抖的。

“出噱头”的方法在于节奏，语言的节奏至关重要。一只“噱头”出得成功不成功，节奏非常要紧。杨华生老师是以唱功为主的，但是他在唱的同时，没放弃“噱头”，他的“噱头”都是走人物来的。他扮演的角色，《阿Q正传》里的阿Q、《糊涂爹娘》里的孙平，把一个怕老婆的朋友刻画得淋漓尽致。他对我从艺运用“噱头”产生了很大影响。

我也很怀念滑稽老艺人李九松老师，他已经去世了，但他在舞台上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憨厚的老娘舅形象是他塑造的，在舞台上我们是很好的搭档。你不要看这个搭档，是非常重要的，人家说找搭档比配夫妻还要难，这句话是真的。我和李九松搭档的时候真的是得心应手，特别他去世之后，我更加觉得蛮缺乏这样一个好的搭档的。

运用“噱头”记住三点：

一是技巧性。必须口齿清晰，点送正确，恰如其分;要学好方言，仔细听，用心记，大胆讲，然后根据不同场合做加减法;总的要求是八个字：精心设计，自然流露。

因为我们是从业人员，这是我们的职业。搞笑还有一种，是最高境界：我本无心说笑话，谁知笑话逼人来。这在日常生活中是可以的。但作为我们从艺人员，我们是“笑的使者”，我们是笑声的“制造者”，如果你台下不精心设计，台上自然流露，你就没达到一定层次。

二是倾向性。千万要注意，讽刺人、“出噱头”必须要注意对象，也就是黄佐临导演教导我们的，要分清敌我，你讽刺谁，歌颂谁，要把握准确。语言的节奏至关重要，点送一定要清楚，这个我们可以慢慢地作为课题进行研讨。这个语言节奏，有如我们戏曲当中的鼓板，也就是说书先生的醒木，这块醒木很要紧，一天到晚敲醒木的说书先生，这不是一个好说书先生，这是在卖棒冰。

三是时效性。时效性就是要做到陈云老首长所教导的，我们对老的套子、老的“噱头”，应当不断地反思，做到常演常新。创作方法也必须要与时俱进，有新的方法。比如说，我们知道“出噱头”要自己不笑人家笑，这不是唯一的方法，“以笑带笑”也是一种。总之，招笑手段要不断丰富。

（本文根据王汝刚在“曲苑文坛——2021年上海市曲艺培训班”上的讲座《眉毛鲜得落下来——谈谈曲艺表演中噱头的产生和运用》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