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丽梅

（1.丽水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浙江丽水323000；2.全州大学师范学院，韩国全罗北道全州55068）

一、问题的提出

儿童情绪性问题行为虽然从幼儿期就开始出现，但真正暴露出来并成为教育、咨询、治疗的对象还是开始于集体生活的小学期。尤其是到了小学高年级阶段，随着身体和社会性情绪的发展，儿童在学校与同伴相处中，攻击性行为、抑郁等情绪行为问题慢慢暴露出来[1]。研究显示，从儿童期的问题行为能很大程度预测青少年期和成人期的种种不良行为[2]。儿童的这种行为问题如果不及早发现并解决，就会逐渐成为严重的发展障碍，可能会表现为青少年期的不良行为和反社会行为，或发展成为严重的精神健康问题。因此，关注小学时期孩子的情绪性问题行为并及时予以干预显得至关重要。然而，现在对于孩子情绪性问题的研究大多数集中在初中青春期阶段，对于小学阶段的情绪性问题关注不多。很多青春期爆发的情绪问题其实在小学阶段已有迹象，只是没引起重视，错过了干预的时机。因而很有必要对小学阶段儿童的情绪性问题展开调查研究，以便及早干预、治疗。

情绪性问题行为是由于人对客观现实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引发消极情绪体验所产生的问题行为[3]。国内外大多数研究者在研究问题行为时一般都采用美国心理学家Achenbach对于儿童问题行为的分类：即外显性问题行为和内隐性问题行为。外显性问题行为表现指向环境和他人，如攻击性和注意力不集中；内隐性问题行为则表现为社会性抑制、社交退缩、抑郁等[4]。

儿童的情绪性问题行为最密切的影响因素就是父母的教养方式了。Laura E.Berk认为“教养方式指的是父母在各种情境下表现出来的教育子女的集合体，它会创造一种持续的教养氛围”[5]。消极教养（negative parenting）是指对于儿童青少年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的教养行为[6]。在近些年，养育行动尺度维度（dimensionality）的研究报告称单极性模型（unipolar model）比双极性模型（bipolar model）更能体现养育行为[7]。美国女性心理学家Baumrind（1971）将父母教养方式分为权威型、专制型、宽容型，这种三维模型也是最广为人知的分类[8]。教养方式被分解为自主性支持、强迫、爱、拒绝等独立因素时，说服力和适合度要比三维模型高得多。因而本研究中关于父母消极教养方式采用的就是单极性模型（消极性教养方式的下位变量分为拒绝、强迫和非一致性）。已有的研究发现，父母的溺爱、非一致教养、放任等教养方式对于儿童的攻击性、社交退缩、抑郁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2]50。父母纵容和专制的教养方式与儿童的外显和内隐问题性行为有关[9]。父母的拒绝否认、惩罚严厉、过度干涉和保护与儿童的行为问题各因子都成正相关[10]。

已有研究显示，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儿童的自尊有显著的影响。自尊是指个体在社会比较过程中所获得的有关自我价值的积极的评价和体验[11]。研究发现父母消极的教养方式与自尊成负相关[12]。低自尊是产生抑郁、焦虑等内隐问题行为的原因之一[13]。另一方面，研究显示，根据“受威胁的自负理论”（threatened egotism theory），高自尊的人更容易攻击别人[14]。从已有研究来看，虽然对于教养方式和问题行为已经开展了大量的研究，但仍存在一些不足。第一，大部分研究集中于初高中时期的学生，对于小学高年级时期的儿童问题行为重视不够。第二，自尊和问题行为的关系需要进一步验证，而且从自尊的角度探索教养方式和问题行为间关系的研究非常少。鉴于此，本研究以自尊为切入点探索父母的消极教养行为对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以及自尊在这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以期为制定针对儿童情绪问题行为的干预措施提供新的切入点和实践依据。

本研究的对象是韩国的小学四年级学生。韩国，作为同处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其发展历史和教育文化都与我国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韩国在短短几十年间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一跃成为发达国家，离不开韩国教育发展的贡献，韩国的基础教育质量获得了世界的认可和称赞。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深入了解韩国小学生的家庭教育方式和小学生情绪心理发展状况，借鉴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做法和经验，对于我国研究小学生家庭教育和心理健康有借鉴意义。本文拟研究儿童知觉到的父母负面的教养态度与儿童情绪性问题行为的关系，以及自尊在父母消极教养态度和儿童情绪性问题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

本研究采用韩国儿童与青少年（KCYPS 2018）的调查资料，因调查数据庞大，持续时间长，调查资料编码整理完毕后由官方于2020年公开发布。这是一项每年都进行跟踪调查的全国规模的综合研究。调查的样本是以2018年全国小学四年级、中学一年级学生为母群体，采用多级分层集落抽样法，将17个广域市、道和大城市、中小城市、郡域交叉，按28个集落以概率比例抽样法选定调查对象学校，随机选取样本班级。通过上述过程提取的原始样本有5 197名。其中，本研究使用的小学四年级的样本有2 607名。其中男生1 313人（50.4%），女生1 294人（49.6%），男女生比例大致相同。另外，父亲的学历本科占比最多，为964人（37.0%）。母亲的学历是一样的情况，本科占比最多，为850人（32.6%）。本研究对象的家庭月均收入在300万韩元至600万韩元（折合人民币约17 400元～34 800元）之间的最多，有1 506个（57.8%），300万韩元以下的有382个（14.6%）。依据韩国统计厅官方发布的调查结果，2018年韩国的两口之家月均收入为460.6万韩元，由此可见被试者家庭经济水平整体来看属于中等水平。

（二）内容与方法

1.调查内容

父母的消极教养态度的测量：以金泰明、李恩珠（2017）编制的“韩国版青少年动机模型父母养育态度”问卷（PSCQ_KA）来测量小学生知觉到的父母教养态度。问卷总共24题，本研究从中提取了与负面教养态度有关的三个子领域（拒绝、强迫、非一致性）的12道题，得分越高，消极的教养态度程度就越高。该问卷Cronbach'sα值为0.828。

情绪性问题行为测量：内隐性问题行为表现为消极退缩、过度控制的行为和情感，由身体症状、退缩、抑郁三个子因素构成；外显性问题行为表现为注意力问题、攻击性行动等缺乏控制的行动，由注意力集中问题和攻击性等两个下位因素构成。注意力集中、攻击性、身体症状是通过修改赵鹏焕、林敬熙（2003）开发的测量工具来测定的，社交退缩是通过修改金善姬和金京妍（1998）开发的测量工具来测定的。而抑郁则是通过修正金光一、金在焕、元浩泽开发的“简易精神诊断检查”（1984）抑郁量测量表13项中除去3项之后的10项进行测定的。问卷中躯体症状、社交退缩、抑郁等内隐性相关的问题23项，注意力集中、攻击性等外显性相关问题13项。内隐性问题行为和外显性问题行为分数越高，情绪性问题越严重。内隐性问题信度（Cronbach'sα）分别为0.842、0.859、0.892，外显性问题信度分别为0.806、0.815。

自尊测量：采用经过修改后的Rosenberg（1965）开发的“Society and the adolescent self-image”问卷进行测量。自尊测量由10道题组成，对反向记分题第2、5、6、8、9题进行了逆运算处理，分数越高，表示自尊水平越高。对10道题进行了随机分配打包处理为两个测量变量后使用[15]。在结构方程模型中，将单个维度的问题用若干个测量变量（至少两个以上）打包使用，可以减小误差，确保资料的正常性[16]。本尺度的Cronbach'sα值为0.864。

2.数据处理

本研究利用SPSS25.0和AMOS25.0对数据进行了处理。首先，为了解父母的负面教养态度及其与儿童的自尊、情绪性问题行为之间的相关性，通过技术统计分析、Pearson相关关系分析，计算出内在符合度的Cronbach'sα，进行了信度分析。其次，为研究调查对象的一般特性和数据的正态性分布，实施了频度分析和技术统计分析。最后，使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确认三个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为确认父母负面的教养态度与儿童的情绪性问题行为的直接、间接影响及儿童自尊的中介作用，实施了路径分析和引导（bootstrapping）。

三、研究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

消极教养态度以及情绪性问题行为，自尊变量的平均值（M）和标准偏差（SD）如表1所示。以分数范围（1～4分）来看，消极教养态度以及情绪性问题行为分数不高，而自尊水平较高。为了考察测度变量的正态性假设，测量了偏度和峰度，满足多变量正态性假设（偏度＜3，峰度＜10）[17]。从变量间的相关关系（表1）可知，父母的消极教养与儿童情绪性问题行为成正相关，而这两者与自尊都在统计上显示有意义的负相关关系。即父母的拒绝教养态度、强迫教养态度、非一致性教养态度程度越高，儿童的自尊水平越低，儿童情绪性问题行为分数越高，也就是问题行为越严重。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二）父母的消极教养态度及儿童的自尊、情绪性问题行为的路径分析

模型的适合度评价指数见表2。模型符合度指数得到的结果中虽然CMIN/DF值大于3，但GFI、AGFI、CFI、NFI等在0.9以上时表现良好，SRMR越接近于零的值越合适，当小于0.05时，也认为可以满足适合度[18]108。本模型的适合度为0.0376，符合良好。RMSEA越接近于零适合度越高，在0.08以下评价为可接受度[18]108。本研究结果表明，RMSEA为0.078，被认为是可以接受。因此，验证结果判断测量模型之间的符合度在统计上被认为可行，得出了研究的模型见图1，并且所有的途径都是有统计学意义的。

表2 研究模型拟合度分析

从表3和图1给出的路径的系数来看，父母的消极教养育态度对儿童情绪性问题行为产生了正向的影响（β=0.460，P＜0.001）；对自尊（β=-0.559，P＜0.001）产生了负向的影响。此外，作为中介变量的自尊对情绪性问题行为产生了负向的影响（β=-0.438，P＜0.001）（参见图1）。即父母的消极教养态度越严重，儿童情绪性问题行为就越严重，自尊水平就越低。另外，自尊水平越高，儿童情绪性问题行为就越少。父母的消极教养态度不仅对儿童情绪性问题行为有直接影响，还可对儿童的自尊产生间接影响。

表3 父母的消极教养态度和儿童自尊、情绪性问题行为之间的路径系数分析（N=2607）

图1 父母的消极教养态度和儿童的自尊、情绪性问题行为之间的路径分析

为了确认儿童自尊中介效应，采用偏差校正的Bootstrapping法对父母消极教养态度影响自尊和自尊影响儿童情绪性问题行为的效应大小及其置信区间进行检验，随机重复抽取进行了5 000次迭代分析，结果显示：父母消极教养态度对自尊的影响效应为-0.559（a值)，95%置信区间是［-0.543，-0.430］影响效应显著（P＜0.001）；自尊对儿童情绪性问题行为的影响效应为-0.438（b值），95%的置信区间是［-0.505，-0.381］，影响效果显著（P＜0.001）。结果显示，自尊在父母消极教养态度和儿童情绪性问题行为之间的间接效应大小（ab值）是0.245，95%的置信区间是［0.032，0.682］，不含0，P＜0.001，具有统计意义[19]，详见表4。这说明，儿童自尊在父母的消极教养态度下对儿童情绪性问题行为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

表4 模型的间接效应检验（Bootstrapping法）

四、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父母的消极教养态度对于儿童的情绪性问题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与先前的国内外研究结果一致[20-21]。消极的教养态度是儿童问题行为发生的土壤，父母长期拒绝、强迫、非一致的教养态度可能导致儿童在情绪控制和表达方面存在困难，对外攻击性地表达不良情绪或者对内攻击性地压抑情绪会导致社会退缩、抑郁等问题行为。

第二，自尊对儿童情绪性问题行为的影响。本研究发现，自尊对于儿童情绪性问题行为具有负向影响。自尊是个人对自我价值的一种积极评价和体验，对自我评价越高,对社会交往自信心越高[22]，预期自己会对他人产生积极影响[23]，从而产生情绪性问题行为的可能性越低。低自尊的孩子对自我的评价较低，容易产生诸如愤怒、忧郁等消极情绪，从而产生对外攻击或者对内攻击行为。

第三，父母的消极养育态度以儿童的自尊为中介对儿童情绪性问题行为产生了影响。父母的拒绝、强迫、非一致的教养态度会直接影响儿童对于情绪的表达，儿童更容易出现消极的情绪并采取对内攻击自己或者对外攻击他人，消极的教养态度也会影响儿童对于自我的价值评价，长期遭受消极教养态度对待的儿童，容易产生自我否定，从父母消极的教养态度中体验到自我价值感低、自尊水平较低，从而容易导致儿童身体、心理方面的问题。

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本研究数据均来自于儿童自己的报告，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今后研究方法应该多样化，父母的教养态度应结合父母的报告、访谈、行为观察等研究方法，自尊的研究应更加多维度，进行下位因素的细化，可以从外显自尊和内隐自尊进行研究；其次，研究对象为韩国的小学四年级学生，没有研究其他年龄段的儿童，对类似文化背景下同类研究具有参考意义，但研究结果不能推广到其他年龄段儿童。

五、教育启示与建议

（一）父母接受再教育培训，提高自身教育素养

从研究的结果来看，小学四年级的学生父母消极教养态度的整体得分不算高，孩子的自尊得分较高，情绪性问题的得分不算高。结合已有研究和人口社会学情况可见，韩国父母的整体文化水平较高。有研究显示，儿童的问题行为随着父母的文化水平升高而降低[24]，父母对于教育的重视也体现在父母再教育上。在韩国，父母教育培训项目的实施，提升了父母的教育素养，帮助父母获得科学的育儿知识。此外，重视阅读也是另一种教育素养提升途径。韩国父母重视家庭阅读，每年人均阅读11本书，而中国人均为4.25本书。这些对于我国的父母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父母树立正确的教育观是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为预防小学生问题行为的发生，父母应积极参加诸如学校或者社会上组织的家长学校等父母教育培训项目，或自己通过互联网工具学习教育知识，重视家庭阅读，提升教育素养，从而掌握正确的教养方式，积极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

（二）关注儿童心理健康，实施早期干预政策

父母的消极教养方式给孩子带来的身心伤害得不到治愈会一直伴随孩子成长，并形成代际传递。小学四年级，处于儿童的后期，即将进入青春期，对这个年龄段的儿童问题行为的发现和及时干预对于减少青春期孩子乃至成人期的问题行为都具有重要意义。现在社会上不管是父母还是教师，对于青春期的关注较多，这个时期由于身体激素的变化确实是青少年问题行为比较突出的阶段，但要知道，问题行为不是突然出现的，它必然是长时间积压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导致的。小学阶段，特别是小学高年级阶段，随着孩子认知的不断成熟、社会交往的逐渐深入，问题行为需要得到广大教师和父母的充分重视。在这个年龄段，父母和学校应关注孩子的心理状况，外显性问题行为较容易被察觉和引起重视，内隐性问题容易被忽视，特别是原本就性格内向的孩子。家长应及时关注孩子是否会有持续低落的情绪，与同伴交往上是否存在社交退缩、焦虑等状况，给予孩子积极的教养态度，如温暖关爱、理解和接纳、自主性支持、一致的教养态度，不强迫、控制孩子，让孩子能积极地评价自己，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情绪，从而减少问题行为的出现。

学校可以定期开展心理健康的跟踪调查，发现不良趋势及早介入，进行干预。本研究结果显示的自尊对于儿童情绪性问题行为的中介作用为制定儿童情绪性问题行为的干预方案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如可以通过制定自尊心提升训练项目来对儿童的问题行为进行干预。同时做好家校沟通，可通过家庭咨询等方式进行干预，最大限度地达到减少孩子问题行为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