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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物语的图像叙事传承——《源氏物语》主题作品群图像叙事变迁

2021-07-28岚陈小俊

丽水学院学报 2021年4期
关键词:源氏物语扇面物语

蓝 岚陈小俊

(1.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58;2.丽水学院中国青瓷学院,浙江丽水323000;3.中国美术学院手工艺术学院,浙江杭州310053)

2019年3月5日至6月16日,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名为“《源氏物语》:图绘的日本经典”特展,展出了从11世纪至今、以《源氏物语》为主题的绘画及各门类的工艺美术品,再一次让世界各地的观众聚焦于《源氏物语》图像作品群。特展不仅形象地揭示了绘画与文学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也具象地言说了日本民族图像叙事的发展历程。仔细研究东亚三国的叙事画历史就会发现,叙事画在每个国家都有其特殊的发展轨迹。在中国和朝鲜半岛,长篇叙事画并未得到充分的发展,基本是在文人画确立统治地位后,叙事性作品就一路式微①关于中国叙事性绘画如何被古代社会精英阶层用来传达儒家价值观及逐渐式微之研究,详见孟久丽的专著《道德镜鉴:中国叙述性图画与儒家意识形态》。。而在日本,通过绘卷中的缘起、传说和物语类作品,真正形成了具有高度叙事性的作品群,并一直保有强大的生命力。当今的日本漫画,也可以说就是其图像叙事传统在当代的延续。笔者从其中最古老的遗留品——平安时代的国宝《源氏物语》绘卷出发,梳理《源氏物语》系列图像(即“源氏绘”②“源氏绘”是日本美术史学界给以《源氏物语》为主题的绘画作品设立的一个专有名词。目前,全世界各大博物馆及私人收藏的源氏绘作品数量已超过2 000件,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图像群。具体形式包括物语绘卷、屏风、册页、扇面、挂轴、瓷绘、漆绘、染织图案、贝壳绘、浮世绘版画及近现代小说插图与漫画作品等等,几乎涵盖了日本美术史上所有的画种与类型。)的发展历程,以求揭密研究日本叙事绘画的一条绵长的线索。

一、王朝物语绘卷的抒情叙事风格

日本的绘卷一开始就与文学有着难解难分的关系。10世纪左右成书的《大和物语》就记载了一则名为《生田川物语》的短篇爱情故事被图像化的事件,甚至还记录了读者观看此绘本后所写的诗作,这应该是日本物语被图像化的最早记录了[1]。和歌与词书的组合展示了物语诞生的一种原型,从这一点上来说,物语绘画不仅仅是对故事情节的补充说明,更是为了给读者留有更多的主观想象的空间,自由地代入情感。因而,从最初开始,物语绘卷与《绘因果经》这类以图言文的佛教叙事图像相比就更具抒情性。

横长的绘卷形式是源氏绘诞生时的绘画承载形式。从左至右的展开与收拢,类似电影一般的时间流动感是这种形式的图像叙事最大的特点。但需注意的是,同样是绘卷,早期较短的段落式构成(平安源氏物语绘卷)与后期连续性长段落绘画构图(幻之源氏绘卷137cm的段落构图)所带来的视觉效果是很不相同的。平安源氏绘卷更偏重于通过场景的布置、色彩的搭配渲染整体的情绪氛围,其视觉造型的体验要大于事件的描绘;幻之源氏绘卷则是通过连续的场景或相同场景的视角变化来表现故事进程,虽然其中对建筑的细节和室内陈设等的描绘也非常细致,但焦点还是在场景中活动的人物,叙事感更强烈。

现存最早的以《源氏物语》为主题的绘画作品是平安时代(794—1192)的国宝《源氏物语》绘卷(以下简称“平安源氏绘卷”),它的出现推动了当时日本最兴盛的画种——物语绘卷走向艺术表现力的顶峰①“平安源氏绘卷”,传为藤原隆能所作,根据画风及书风推测为5个画师团队共同制作。主要收藏在日本德川美术馆及五岛美术馆,所以也称德川·五岛本源氏绘卷,现存20幅画面,据日本学者推测,制作当初至少应有100幅画面。它也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绘卷,绘制于公元1120至1130年之间,是平安时代贵族艺术最辉煌时代的见证。。这部绘卷属于段落式的构图,每幅或几幅长方形的画面对应《源氏物语》中的某一章,画面与词书分离,每幅画面相对独立,因而要求观者对整个《源氏物语》的文本具较高的熟悉度。人物造型呈现类型化、程式化的“引目勾鼻”,典型“女绘”②“女绘”因其场景选择上惯有的题材,如男子在隐蔽处窥视女子、男子去女子住处访问等等场景而得名。风格,便于观者投射自身于画中人物,在观赏时更好地代入自身情感。

平安源氏绘卷的基本叙事手法延续了法隆寺玉虫厨子《舍身饲虎图》的“异时同图手法”,并且在利用绘画的色彩、构图及线条的搭配暗示或象征人物内心的矛盾及情绪变化上造诣颇高,是物语绘卷象征性、抒情性叙事的典范。如图1(柏木段之一),描绘的是:光源氏正妻三公主与柏木私通后产子,深感罪孽慎重,一心想要出家赎罪,身旁是来看望她的朱雀院(三公主的父皇,此时已出家)和低头沉思的光源氏。构图上利用榻榻米地板的斜线分割及帷幔的斜线,造成视觉上的凌乱感及不安定感,以此暗示几位人物内心的愁苦与矛盾心理,不愧为绘卷作品中心理描写的巅峰之作。

二、绘画形式的多样化与叙事内容的程式化

在镰仓(1185—1333)至南北朝(1336—1392)时代,日本的物语绘卷已趋成熟,出现了传说绘卷、战争绘卷、文学绘卷、寺院缘起绘卷以及高僧事迹绘卷等5种主要类型。这时期的叙事绘卷创作主要集中在传统的大和绘画派土佐派及融合了宋代水墨画风的狩野派,出现了《北野天神缘起绘卷》《清水寺缘起绘卷》等著名作品。土佐派与狩野派的画师同时又是创作“源氏绘”的主力军,他们在其他类型的绘卷中所运用的注重线条表现力的绘画手法与叙事方式不可避免地被运用于其所制作的源氏绘中。

镰仓时代的“源氏绘”,除了长卷和册页画,还出现了许多尺寸更小的册子画,作插图插入源氏物语的手抄册子中,手法细腻,有白描和设色两种,如图2所示,类似波斯细密画,在各阶级中广泛流传。随着《源氏物语》的读者范围不断扩大,出现了帮助画家快速掌握“源氏绘”制作方法的指导手册,其中罗列了《源氏物语》中需要绘画化的场面以及作画的注意事项、人物安排、环境摆设以及相对应的从原作中抽出的一段文本③《源氏物语绘词》见大阪女子大学附属图书馆藏《源氏物语绘词》(据推测为室町时代末期撰写后翻印),具体论述可见清水好子.源氏物語絵画の一方法--新資料<源氏物語絵詞>紹介[J].国語国文,1960(5):1-14.。随着阅读《源氏物语》的阶层进一步扩大,各种相关的注释书与内容梗概书,如《源氏物语小镜》等也相继面世。许多民众对《源氏物语》的阅读仅停留在梗概书上,对于物语的了解趋向粗略化,只能鉴赏一些男女恋情及华丽的宴乐游乐场面。此时的“源氏绘”已经失去了德川·五岛本绘卷那种细腻的情感表现与文学隐喻,从为阅读服务的图解转为装饰性为主的视觉产物。

图2 土佐光吉·长次郎笔 源氏物语画帖 空蝉桃山时代 京都国立博物馆藏

进入室町时代(1336—1573),开始出现色纸绘和扇面,用于扇面的绘画和绘词往往是《源氏物语》中抽出的和歌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画面,如图3所示。扇面的赠答功能与装饰功能是最主要的,大多由正面和背面两幅相互衔接的图像构成一幅完整的扇面。有正反两面描绘同一场景的,但正面多为人物、背面为抽离人物的构图方式,也有连续描绘同一场景前后相接的情节的[2]。通过持扇人的翻转故事情节得以延续。《年中定例记》①足利义稙时代(约公元1490—1493、1508—1521年)的记录。就有记录,一般为臣下进贡的礼品,十把一套,然后又分别被赏赐给大臣们。根据现存的扇面画帖遗留品(九州国立博物馆藏)可知,此类扇面的场景选择很可能是依据四季,考虑到进贡之后又会被打散赐给众人,故选择《源氏物语》中比较为人熟知的、辨识度较高的场面进行制作也是理所当然的,构图及场景选择也与同时代的源氏画帖相似。“源氏绘”由此迎来了大规模制作及绘画形式上的多样化发展,同时也逐渐走向定型化,装饰性增强,叙事性被进一步弱化。

图3 源氏物语扇面 空蝉 室町时代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三、文本解构与图像叙事的主题化、空间化

屏风画和隔扇画在日本合称为“障壁画”,是装饰室内空间的重要手段。从现存最古老的8世纪的屏风作品《鸟毛立女屏风图》推断,屏风画在日本应由来已久,一般认为是7世纪从朝鲜半岛的新罗传入的,在9世纪左右,日本屏风画逐渐摆脱中国影响,发展出表现日本本土特色的“名胜绘”“四季绘”以及和民间风俗活动相关的主题。

图解故事是叙事性屏风最初的功能,但伴随着故事图像的程式化发展,装饰功能就逐渐取代图解功能而居于上风。桃山时代正是日本独具装饰风格的屏风画盛行的时代,比如狩野永德的《洛中洛外屏风》、狩野长信的《花下游乐图屏风》等。相比绘卷的线性叙事方式,屏风画作品更加强调对瞬间场景的记录和氛围的营造,由于屏风特有的观看方式,其所达成的视觉效果也与手卷完全不同。

桃山时代(1573—1603)在古典复兴思潮的影响下,《源氏物语》作为平安贵族古典文学教养的遗存而得到最大程度的重视。与之相伴,“源氏绘”的创作也达到高峰。在桃山时代末期至江户时代初期,土佐派是“源氏绘”的集大成流派,与之同时代的狩野派及后来的住吉派、岩佐派和宗达派的画家也都参与了“源氏绘”图像的制作,在艺术表现力及技法上互相竞争,客观上推动了“源氏绘”的创作发展。这一时期,除了上述的几种绘画形式外,“源氏绘”画帖和大型屏风也陆续出现。“源氏绘”中屏风类的绘画主要有4种类型,包括由原本的册页及扇面作品转化而来的色纸拼贴屏风和扇面拼贴屏风;分别选取五十四章节中的内容,从右至左,从上至下依次绘制的源氏物语屏风;选取《源氏物语》中与节日、祭祀出行等有关的大型民俗活动场面绘制的单场景主题屏风;依据四季主题选取《源氏物语》中相关章节进行重新组合的四季屏风。

即便是在按五十四帖顺序绘制的屏风中,画家也有一定的自主性选择,《源氏物语》的五十四帖中同样有若干帖并未被选取,说明画家在对《源氏物语》进行图像化的过程中与忠于情节发展的叙事相比,开始偏向选择更具有艺术表现力的场景或者回应订购人的意愿进行取舍[3]。在此后出现的扇面屏风构图也有不依据情节的先后,而是以季节的关联性来安排的情况,所谓的“源氏物语四季屏风”即是从此发端,如净土寺所藏扇面屏风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60面扇面以春夏秋冬的季节主题排列,如图4所示。到了江户时代,更有像俵屋宗达这样的天才画家,直接选取《源氏物语》中的两个章节作为主题作了一对屏风,从而把“源氏绘”的创作从小画面推向了大画面,如图5所示。

图4 源氏物语图扇面屏风左扇广岛净土寺藏

图5 俵屋宗达《关屋·澪标屏风》之关屋江户时代(17世纪)静佳堂文库美术馆藏

日本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收藏的《源氏物语图屏风》,如图6所示,原为装饰室内四面空间的障子画,后改为六扇一对的屏风形式,以四季的顺序挑选《源氏物语》中若干情景,营造一个《源氏物语》的综合时空场域,观者在这一场域中以自己的选择重新编织故事。江户时期服务于幕府的狩野养信(1796—1846)在他的《公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参与江户城重建壁画绘制的过程。在江户幕府所在的江户城中的大奥(将军内眷以及世子等居住之处),狩野养信参照烧毁前的壁画,绘制了以《源氏物语》和《荣华物语》为主题的物语绘。其中《源氏物语》选取的章节为“绘合”(绘画)、“梅枝”(香道)、“胡蝶”、“红叶贺”(舞乐),这几个主题充分说明《源氏物语》是日本平安王朝时代传统艺术的集大成者,同时也兼顾了春、秋两季的自然风景与传统贺仪。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源氏绘”在整个江户幕府的装饰中处于“对内”的位置,它所面对的欣赏对象大多是内宅女性。

图6 传狩野永德绘 源氏物语图屏风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藏

四、图像叙事的世俗化与独立发展

江户时代(1603—1868),浮世绘的出现为“源氏绘”向庶民阶级的传播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被誉为“浮世绘创始人”的菱川师宣(1618—1694)对“源氏绘”有不少的涉猎(如图7所示),据日本学者研究,菱川师宣的源氏绘图式主要有以下3个特点:一是集合土佐派传统源氏绘图式,二是人物造型结合古典风格与当时的风俗,三是人物以古典样式绘制,但姿态更加世俗化的造型[4]。这也是“源氏绘”从古典大和绘逐渐向世俗绘画过渡时期的主要特点。

图7 菱川师宣《源氏物语大和绘鉴》之空蝉

随着印刷业的兴起,“源氏绘”中出现了小说插图以及绘本等形式。1654年,野野口立圃编写并绘制了《十帖源氏》,这是有插图的简明版梗概书。在此书大获好评后,各种插图版本相继诞生。1837年,芝神明前(甘泉堂)出版了池田英泉绘《源氏物语绘尽大意抄》,如图8所示。1829年,柳亭种彦开始改写《源氏物语》,以室町时代为背景创作《偐紫田舍源氏》草双纸①草双纸是江户时代中后期流行的插图本小说,每页配有插图,通常以假名书写,主要面向庶民阶层。,歌川国贞作插绘,如图9所示,直至1842年柳亭氏去世,最后两卷虽已完成但未能来得及出版。这部作品把平安时代的古典物语融入了江户时代的市民审美,插图中的人物形象直接采用当时贵族武士的造型,得到庶民阶级的广泛喜爱。

图8 池田英泉插图本源氏物语

图9 歌川国贞《偐紫田舍源氏》初编下(帚木·空蝉)

如今,以《源氏物语》为主题的图像作品还在不断地被创作着,光是漫画类的作品就有40多种。漫画以图像作为主要叙事媒介,构建了独立的《源氏物语》图像世界。视觉艺术领域也一直有对《源氏物语》的重新创作与解读:有的是对传统“源氏绘”的形式延续,如对大和绘制作手法的沿用,但在人物造型上借鉴了当代人物,体现一定的时代感;有的是通过对《源氏物语》内容的重新解读或延伸而进行的图像再创作,如おおくぼひさこ(Okubo Hisako)的摄影作品《窑变源氏物语》,该作品通过换喻式的物象组合,以现实生活中的物件与场景重新演绎《源氏物语》,给人以崭新的视觉效果;有的则借鉴了日本传统绘画中与“谁之袖”类似的隐喻手法,把看似普通的日常生活场景或静物组合以表现《源氏物语》的文学意象,如图10所示。

图10 石踊达哉《源氏物语绘词》若菜下

五、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初步梳理了“源氏绘”这一特殊的日本绘画种类近千年的发展脉络,在图像叙事的主要手法上,“源氏绘”继承了日本绘画从早期的佛教经变画传承的“异时同图”的创作手法,以及屏风绘中以空间来组织叙事脉络的“名胜绘”传统,并很有可能是屏风绘中“四季绘”这一类型的重要题材来源之一。平安源氏绘卷是利用绘画进行象征性叙事及心理描写的典范,在长期的发展中,各个时期、各个流派的“源氏绘”继承了物语绘卷中的“和歌绘”“王朝物语绘卷”“传说绘卷”等各类型的优秀叙事技巧。在浮世绘兴起之后,“源氏绘”便融合浮世绘版画特有的艺术手法重新成为江户时期庶民视觉文化的重要一环。

川端康成在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演讲时提到:“《源氏物语》之后延续几百年,日本的小说都是憧憬或悉心模仿这部名著的。和歌自不消说,甚至从工艺美术到造园艺术,无不都是深受《源氏物语》的影响,不断地从它那里吸取美的精神食粮。”[5]人类历史上能被图像和文本反复描绘的题材往往具有一定的本质特征,能够体现某民族的精神原型。探讨其语图互动过程中可变和不可变的部分,或许就能抓住其文化艺术的核心问题,而“源氏绘”恰恰就是个最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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