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夏萍

（上海体育学院 上海 200438）

《源氏物语》约成书于11世纪初期，堪称日本文学界一大灿烂的瑰宝。自从中国大陆第一部《源氏物语》全译本——丰子恺译本于1980年陆续问世后，国内就掀起了“源学”热潮。对于国内源学界而言，《源氏物语》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一方面，这部作品以其辉煌灿烂为今天的学界所熟知，而另一方面这部作品频频出现于20世纪20—40年代各类期刊中的史实又常常被人所忽视，更遑论这部作品曾经对民国时期外国文学研究所产生的影响。细说源头，探究《源氏物语》在民国时期的引介与接受，不仅可以更好地梳理《源氏物语》对民国时期日本文学研究史的影响，更能给今天的“源学”如何研究以有益的启示。目前国内的“源学”研究主要涉及的是同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红楼梦》《长恨歌》《白氏文集》等的比较，也有主题论、受容史等方面的研究。比如李光泽的硕士论文《〈源氏物语〉在中国的研究综述》（2008），刘金拳发表于日本的《中国における『源氏物語』研究概観》（2014）等。诚然，《源氏物语》研究在中国已经有了巨大发展，但研究范围若仅限于此，则未免不够客观和全面。

一、《源氏物语》的引入

中国大陆第一本《源氏物语》全译本由丰子恺翻译，于1980—1983年间陆续问世，此全译本弥补了国内源学界的一大空白。事实上，在丰子恺译本问世之前，1918年4月19日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小说研究会上，做了一篇题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演讲，其中有一段文字值得注意：

“日本最早的小说，是一种物语类，起于平安时代，去今约有一千年。其中紫式部作的《源氏物语》五十二帖最有名（后略）。”[1]

从中，可以看出周作人对《源氏物语》早有关注，能够最早介绍这部作品也在情理之中。周作人对《源氏物语》的关注和介绍，是与他对日本文学的研究兴趣直接相关的。这从他在日期间所购买书籍书单中，也能够得到进一步验证。1914—1934年周作人共购入9本《源氏物语》相关书籍，如1926年3月购入与谢野晶子的《新译源氏物语》、同年4月购入金塚昇的《源氏物语之新研究》、同年8月购入金子元臣的《源氏物语新解》等。

周作人1918年的演讲仅限于口头介绍，而谢六逸则于1929年以书本的形式详细介绍了《源氏物语》。谢六逸的《日本之文学》由长沙商务印书馆于1920年出版，这是国内介绍《源氏物语》的源头。谢六逸共写了5本相关著作，在其中之一的《日本之文学》一书中，作者介绍完故事梗概后，总结《源氏物语》的优点与不足：“从上述的故事看来，我们可以知道《源氏物语》实是一部人生的大绘卷，恋与欲的大漩涡。《源氏物语》的优点如下：精确地再现出以平安贵族为中心的时代及生活。在女性描写上发挥了无上的手腕。官能非常锐敏。”[2]

不论是作品结构还是文章具体描写方式，谢六逸对《源氏物语》优点的总结都十分客观中肯。其中“官能非常锐敏”这一观点也与我们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源氏物语》的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诚然《源氏物语》中对于官能的描写十分之巧妙和纤细，但作者紫式部都恰到好处地表现出了画面感，并无过分的表现。而且在平安时代这个大背景下，施行的是“访婚制”，这是一种在当时人人都趋之若鹜的制度。也许从我们现代人的“一婚一妻”制角度出发，从中国传统“儒教”思想礼仪出发，在伦理、道德上对此无法接受。但若用现代人的“一夫一妻”制来打比方的话，“一夫一妻”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是一种理所当然，而且最终能做到的人会被大家认为是品德高尚之人。在日本的平安时代也是同样，整个社会施行的就是“访婚制”，这正如一股社会潮流一般，大家都以能够做到“访婚制”为荣。所以谢六逸作为真正研究《源氏物语》的第一人，理解了“从当时的社会大背景出发去欣赏这部作品”，在此基础之上才能作为文学研究者去客观研究这部作品。这也从他自己的一段话中得到印证：“文学的力量可以使得国民互相了解。哪怕国家是在敌对的情况之下，文学是绝没有什么国界的。我们研究某国的文学，即是研究世界文学的一部分。”[3]这一观点无论在当时国内研究《源氏物语》初期的20世纪30年代甚至是80年之后的今天都是十分具有前瞻性的。

二、晚清民国期间《源氏物语》的盛行

由于晚清民国时期的资料难以入手，因此笔者从已出版的书籍及电子库《全国报刊索引》中以《源氏物语》及相关主题词进行搜索，整理如下（见表1）。

表1中，1920—1943年期间相关著作及论文共16条数据，其中著作5本、论文11篇。著作均为上文所提及的谢六逸所著，表1中第6、7篇均为简单介绍《源氏物语》作品背景及作者情况的文章，第8、9、10篇文章均出自作者王锦第。王锦第的这三篇文章均为节选译文，分别是《桐壶》《关屋》《源氏物语：空蝉》，且标明了他是根据与谢野晶子的口语译本《新译源氏物语》为底本进行的翻译。第11篇和第12篇都是概述性质的文章。但关于当时的几个注释书，作者王锡禄进行了详细介绍：“源氏物语的注释书非常多，可是为了初学者诵读，把容易得到的举几种如下：湖月抄（北村季吟著），源氏物语评释（荻原广道著）定本源氏物语新解（金子元臣著），对译源氏物语讲话（岛津久基博士著），对校源氏物语新释（吉泽义则博士著），玉の小櫛（本居宣长著），新国文学史（五十岚博士著）”[4]48-49

从此处可以了解到当时学者们极有可能用到的一些参考书目，十分有价值。谈及《源氏物语》主题论时王锡禄认为：“古来有人说源氏物语是为劝善惩恶写的，有人说是使知情趣写的，有人说是评论妇人的，等种种不同的说法，但这些可以不必去管它。我想大家看这部小说时应当注意的即它是九百多年前的作品，那时的风俗、习惯、道德、宗教都和今日不同，我们不能拿现代的眼光去评品那时的社会产品。文学是社会的反映。源氏物语是乘了龙头鹤首的船，耽于诗歌管弦之游，醉于太平之梦时代的小说，这一层读源氏物语的人是要切实记住的。”[4]45作者有着不为眼前价值观所束缚的超脱常人的研究角度，这一点即使放在我们现在，其前瞻性和重要性也是不言自明的。

表1中第13篇是安本的《桐壶》，此篇是对《桐壶》卷的选译，作者从受容角度来与中国古典文学《飞燕外传》《长恨歌》《霍小玉传》等进行比较。如：“《源氏》与汉文学的关系，亦较其他著作密切。齐藤拙堂的《文话》中说：‘《源氏物语》，其体本自《南华》寓言：其说闺情，尽从《汉武内传》《飞燕外传》及唐人《长恨歌》《霍小玉传》诸篇来’。（中略）《源氏》一篇，自是得力于白居易诗为最多。而陈鸿《长恨歌传》亦必有相当影响。”[5]35除此之外，《源氏物语》还受到日本以外的外国文学作品的影响。“全书各多含有独立性质，这不似现代的长篇小说那般的构局；而是和《十日谈》《天方夜谭》或是《坎城故事》的形相类。”[5]35这里可以看出，作者许颖研究《源氏物语》的角度之广，不仅对日本的各种物语作品信手拈来，更是同《十日谈》等除本国以外的外国文学作品进行对比。

表1 晚清民国《源氏物语》相关著作及论文

笔者对比表1中文章所参考日文现代语译本时发现，民国时期20年代到40年代，研究《源氏物语》的中国学者用得最多的为与谢野晶子的口语译本《新译源氏物语》，其次为村井顺先生在早稻田大学国文学会《国文学研究》。使用与谢野晶子译本的译者分别为王锦第（3篇）、安本（1篇）、闲甫（1篇）。可以说与谢野晶子的译本在当时中国学者中接受程度更高。这也和与谢野晶子的译文风格有着极大的关系，与谢野晶子版的《源氏物语》译文以其干练简洁而著称，在把握原文内容的基础之上进行创造性翻译，更倾向于近代小说的风格，因此也特别适合外国学者进行研究。

三、《源氏物语》在民国期间的传播与影响

自周作人和谢六逸之后，《源氏物语》对民国学人的影响虽有迹可循，但是由于民国时期学术规范的缺陷，已无法准确梳理这种影响的学术史脉络。在此，笔者通过梳理现存史料，力图展现一些民国学人接受《源氏物语》的雪泥鸿爪，以求管中窥豹之效。

想要研究《源氏物语》在国内的接受，则必须了解这部作品是如何在国内传播的，而研究传播首要的就是要分析刊载于何种期刊。以王锦第的三篇文章所刊载的《再生》杂志为例，《再生》（The National Renaissance）杂志于1932年5月20日在北平创刊，为月刊，以“再生杂志社”的名义编辑并发行，自1937年3月4卷1期起改为半月刊，停刊于1949年4月251期。抗战期间迁汉口、重庆发行，属于综合刊物。《再生》出版发行时间之长，在民国期刊史上是十分少见的。此期刊的发行时间之长也佐证了其本身的受众之广。“再生派”学人大部分属于体制外知识分子，因此他们单纯是为了爱好文学而进行翻译研究，且这与当时的“源学”主流研究相吻合。他们都认为这部作品表现了平安时代背景下爱的痛苦与烦恼，在不同女性性格里，描写了爱的不同面，虽然官能美描写非常多却用极尽巧妙的手法，热烈却不露骨。这种认识和今天许多学者的研究观点是不谋而合的。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的源学多侧重意识形态的批判，学者对源学的重视并不是要专家进行统领，而是让研究者充当一个中立的角色来解读这部伟大作品。不过可惜的是，80年代的学者大多受到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依然把是否符合现代伦理道德作为评判作品的首要标准。清末到民国时期学者们对于《源氏物语》的研究也只是提供了研究范式的一种角度，生硬地将某种研究角度定性为对或错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四、结语

20世纪20—40年代国内对于《源氏物语》的研究已经初见雏形，大多数的留日学者从纯粹的文学角度出发研究这部鸿篇巨制。从研究内容来说，外国文学作品首先以译介途径进入读者的视野，当时的《源氏物语》研究也不例外。除了译介之外，便主要是对作品的通篇解读和评判，研究观点鲜明却又十分澄澈。这与后来的偏重意识形态学的源学形成了强烈对比，非常值得我们借鉴与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