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华 苏伟锋

引用格式：王华， 苏伟锋. 旅游驱动型乡村绅士化过程与机制研究——以丹霞山两村为例[J]. 旅游学刊， 2021， 36（5）： 69-80. [WANG Hua， SU Weifeng. Tourism-driven rural gentrification： Cases study of two villages in Danxia Mount[J]. Tourism Tribune， 2021， 36（5）： 69-80.]

[摘    要]文章针对我国一些乡村旅游地新近出现的绅士化现象，以丹霞山两村为例，运用质性分析方法，揭示其过程特征与形成机制。研究发现：旅游驱动型乡村绅士化历经草根商户绅士化和企业集团绅士化过程，前者是草根商户和村民主导的旅游设施投资、商业化空间生产阶段，后者是企业集团和村民主导的旅游投资加剧、高档化空间和文化景观商品化生产阶段。这个过程是在旅游驱动下，由村民和外来企业主导、政府支持下产生的，其结果重构了乡村物质和文化景观，并未造成对本地村民的置换。这类绅士化在产生背景、成因、推动者、迁移动机、人口置换及物质景观变迁等方面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该研究为全球乡村绅士化研究提供了中国案例，有助于深化理解旅游发展中乡村社会空间形成与演变规律，为我国乡村振兴提供路径参考。

[关键词]旅游发展;乡村绅士化;丹霞山瑶塘村和断石村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21）05-0069-12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1.05.010

引言

“乡村绅士化”现象最早由Parsons提出，表现为城市中产阶级因居住或休闲需求而迁移乡村从而产生乡村阶级构成调整、人口置换、房价上涨等一系列影响[1-2]。在西方研究基础上，何深静等主张乡村绅士化是指多样化的群体出于体验或居住考虑，从城市入驻乡村，并利用一定经济资本推动乡村社会嬗变的过程[3]。这一界定将绅士化的主体范围并非局限于城市中产阶级，也非仅仅是迁移居住目的，而更强调其文化体验需求，比较契合当前中国所处的快速城市化发展情境。

纵观近40年西方乡村绅士化的研究，大致可以综合以下4个方面：一是对乡村绅士化的阶段划分。代表性的研究是Phillips的乡村绅士化五阶段模型：资本贬值、直接资本投资、投资加剧、资本符号化，以及资本扩散和公司化阶段，主要从乡村的生产/投资、人口结构、物质景观、文化与生活方式4个维度进行阶段特征的分析[4]。二是围绕乡村绅士化成因的讨论。绅士化的成因一直存在“供给”和“需求”两种观点之争，供给论强调投资和逐利导向，而需求论强调文化和审美消费需求导向。新马克思主义学者Smith开创性地提出了绅士化的先决条件“租差”（rent gap）假设，即土地的潜在地租和现存地租之差扩大到一定阈值便会引发绅士化过程[5]，Clark对瑞典马尔默市[6]、Badcock对澳洲阿德莱德市[7]的案例研究都证实了“租差”假设。随后，以Ley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地理学者从后工业城市转型和新中产阶级壮大的论据出发，提出以消费需求为导向的绅士化解释观点，消费者的文化偏好被认为是导致绅士化的主要原因[8-9]。鉴于两种观点都存在局限性[10]，一些研究者认为，供给论和需求论对于绅士化成因解释同等重要且互为补充[11-12]，而旅游绅士化则为供需论提供了概念上的连接[13]。事实上，乡村绅士化成因也存供需之争。需求论主导的乡村绅士化成因解释，与西方国家逆城市化[14]、后工业化[15]、后农业时代[16]等社会发展进程密不可分，同时，受到二战后婴儿潮和退休移民潮的影响[17];在供给论上，Darling认为，投资乡村土地的目的不在于修复破败的物质景观，而在于通过对“休闲性”（recreational nature）的空间生产获取最大化地租收益[18]。三是绅士主体及迁移动机的研究。西方从比较城市主义出发[19]，发展区别于城市的“第二、三空间认识论”[4]，强调乡村绅士化是以白人精英或退休人群为代表的绅士主体[20]，为寻求舒适环境[21]、山野气息[22]或教育投资机会[23]而自发地向乡村迁移的过程，政府对这一过程的干预有限[20，24]。四是乡村绅士化影响效应研究。乡村绅士化的社会排斥和人口置换问题相较于城市区域更为缓和，但退休人口大量涌入仍不可避免地挤占了乡村新生世代的生存空间，导致乡村社区活力下降[25-26]，故西方语境中的乡村绅士化带有一定的批判色彩。

源于西方國家的乡村绅士化是伴随逆城市化过程进行的，而我国的乡村绅士化现象是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与西方存在较大差异[3]。已有国内研究发现，我国的乡村绅士化现象主要发生在两类乡村地区，一类是处于快速扩张中的大城市郊区乡村，如广州小洲村[3]、南京不老村[24]、北京爨底下村[27]、厦门曾厝垵[28]、南京汤家家和桦墅村[29]，其绅士化过程往往与郊区化过程重叠[3]，基本经历2～3个发展阶段，如小洲村走过艺术先锋绅士化和学生绅士化阶段[3，30]，曾厝垵走过学生村和艺术村阶段，进入民宿旅游村阶段[28]。另一类则是位于偏远的具有丰富旅游资源的乡村地区，如元阳梯田[31]、大理洱海[32]、巴马长寿村[33]，这类乡村绅士化不同于西方国家的逆城市化和郊区化过程，而是由旅游推动的乡村绅士化。对于这类乡村绅士化现象，国内的研究虽已涉及，但就其过程特征、形成机制方面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有限[34]。在我国城乡二元体制、土地制度、乡村治理机制以及快速城市化发展阶段等特殊国情下，西方语境下形成的乡村绅士化研究成果并不一定完全适用于我国，例如Chan等发现，在绅士化过程中，中国农民能够把握主动权和选择权，规避被置换的威胁，实现对自我的绅士化[35];Zhao提出的“助理绅士”（assistant gentrifier）同样形象刻画了中国农民的主动姿态[32]。因此，有必要在中国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构建适合中国本土的乡村绅士化解释体系。

本文拟以世界自然遗产地丹霞山景区内的两个村庄瑶塘村和断石村为例，旨在揭示旅游驱动型乡村绅士化的过程特征、形成机制及其与西方乡村绅士化的差异。在理论上，旅游驱动型乡村绅士化的研究不仅可以深化对于旅游发展过程中乡村社会空间形成与演变机制的认识，也可为全球乡村绅士化研究提供中国案例，即在中国当前快速城市化发展背景下，乡村社区在旅游推动下所践行的一种绅士化发展模式;在实践上，可为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阶段模式以及乡村绅士化助推乡村振兴的路径机制提供借鉴与参考，也可为转型期我国乡村绅士化的良性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政策启示。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案例

瑶塘村和断石村位于广东韶关市的世界自然遗产地丹霞山景区内，分别坐落于锦江两岸，隔江相望。20世纪80年代以来，两村得益于丹霞山旅游发展，在多元主体共同作用下，逐步由传统村落蜕变为现代旅游社区[36]，入选2019年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遴选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37]。自1995年以来，在旅游发展驱动下，瑶塘村和断石村都先后经历了两轮步伐较为一致的新村建设和旧村改造，陆续吸引和进驻了数百家外来商户和民宿企业，出现了典型的绅士化现象。截至2018年，瑶塘村总户数44户，户籍人口169人，外来常住人口约120人;断石村总户数69户，户籍人口265人，外来常住人口约160人;两村外来人口占本地人口的比例超过6成。两村的绅士化过程都受丹霞山旅游发展影响，且同属一个行政村，区位毗邻，规模相当，发展历程相似，因此，将两村合并进行案例分析。作为旅游发展驱动的偏远山区乡村绅士化的典型代表，两村符合“乡村绅士化”的基本特征和假设：（1）传统农业生产力下降，转向旅游业发展，进入类似西方的“后生产主义乡村”;（2）拥有“乡村绅士化”所需的独特景观遗产和浓郁的田园诗歌氛围;（3）经历了两轮一定规模的外来人口迁入过程，基本符合绅士化“阶层升级”的要求;（4）出现典型的“去投资化”现象，涉及资本在“旧村”的再投资和空间的再生产，符合解释绅士化起因的“租差”假定;（5）乡村的物质文化景观由于绅士化进程得到极大改善。

1.2 研究过程与方法

结合质性和量化分析方法、从多种尺度范围切入是乡村绅士化研究的主流方法[38]。研究以质性分析方法为主，辅以量化研究。基于时序分析法进行乡村绅士化过程特征分析，以质性分析法揭示乡村绅士化的成因机制，同时，以社会网络分析的“社区探测”技术探测社区结构，运用比较研究方法进行乡村绅士化横、纵向的比较分析。主要采用访谈、观察和问卷调查等方式收集数据资料，调研时间为2017年12月11—15日、2018年11月3—4日、2019年3月4—10日、2019年4月2—3日，共16日。访谈对象包括外来企业主41人次（含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1人次）、当地村民23人次、外地雇员12人次、游客3人次，共79人次，整理文字记录约21万字;采集各类照片资料586张;就迁入动机进行抽样问卷调查，收取调查问卷32份;将门店作为社会网络分析的节点单位，共收集社会网络节点104个，边数据186条。同时，补充收集案例地二手资料，包括规划文本、征地记录、村规民约等，与访谈资料相互佐证。

2 旅游驱动型乡村绅士化的进程特征

绅士化前的瑶塘村和断石村，是典型的传统客家乡村聚落和社区。其经济生产模式主要以水稻和果蔬种植为主，因四面环山、交通不便，对外极为封闭，人口组成亦以本地的农业人口为主，经济收入水平较低（据黄尾村村委会统计，1994年人均年收入3516元），城乡差距十分明显。因地处丹霞山区，锦江穿村而过，虽保有优美的山水田园风光，但耕地较少，地力贫瘠，加之自然灾害频繁、农业基础先天不良、劳动力外流等原因，农业生产日趋没落，单层的泥砖瓦房民居日渐衰败，两村逐步向类似西方的“后生产主义乡村”过渡。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丹霞山旅游大开发，新景区的开放，公路、桥梁、旅游设施的升级改造，吸引大量游客进入，为两村发展旅游业提供了条件。旅游发展带来两村土地潜在价值的增长，与日渐低落的当时土地价值相比形成了明显的“租差”，这成为两村开始绅士化进程的前提。

2.1 草根商户绅士化阶段（1995—2014年）

2.1.1    旅游发展推动新村和商铺投资建设

丹霞山旅游业发展为乡村土地脱离农业生产方式提供了投资动力，而建设满足游客消费需要的旅游接待设施正是实现潜在土地价值的有效手段。1995年，丹霞山阳元石和翔龙湖等新景区相继建成开放，游客量快速增长带来住宿和消费需求的激增。以时任两村村主任刘某和吴某为首的村庄精英意识到依托丹霞山发展旅游业的经济效益远高于“打工种田”“我们靠着丹霞山，为什么不能够参与旅游，捧着个金饭碗来讨饭呢？”（瑶塘村原村主任刘某，2019）但村内日渐衰败的泥砖瓦房无法满足游客接待需求，遂决定带领村民投资建设新村新房参与旅游发展。恰逢韶关市政府实施乡村“奔康工程”，鼓励村民将泥砖房改造成红砖房，并给予若干优惠政策，如政府现金补贴、建材价格优惠以及减免部分税费等[39]。2000年前后，在政府扶持和村庄精英大力推动下，瑶塘村和断石村民先后沿锦江两岸进行了第一轮新村和商铺的投资建设，共新建87栋2层砖混结构红砖房、54间单层联排商铺（图1）。由访谈获知，新村和商铺建成后，大部分村民逐渐脱离农业生产，开始经营家庭旅馆、农家餐馆和土特产商铺;也有部分村民利用手中的宅基地、新房和商铺等资源开始积极对外寻租，这为外來商户的进入埋下伏笔。

2.1.2  草根商户进驻重构社区人口结构

由于部分村民缺乏投资建房的资金和旅游经营的技能，而房屋出租能够带来稳定的、相对较高的收益率，村民开始利用宅基地、新房或商铺等资源积极对外寻租。例如，瑶塘村在建设新村过程中采用招商引资的方式主动引入了25家外来商户参与新村房屋的建设（瑶塘村最终共建成了42栋新房）;断石村则采用招投标的方式将全部42间商铺租给了外来商户（2012年总租金达176万元）;这67家先锋商户的进驻，开启了两村绅士化的进程。寻租的示范效应，加之村民担心“不懂做（旅游经营），大家都比价格，影响乡邻关系……有很多外地人开始慢慢租村民的房子。”（断石村原村主任吴某，2018）早期参与旅游经营的村民陆陆续续退出，转而以3～5年租期、每年3万～5万元的价格将房屋租赁给外地人，因此，又有51家外来商户进驻村内。至2014年，两村共有118家外来商户迁入，占两村141家旅馆、餐馆和商铺的83.69%。据2014年的访谈数据[40]统计，这些外来商户大都是来自韶关市内、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青年人，以自营或家庭经营为主，雇工在3人以下，迁入动机中55%为经济需求，31%的为生活体验目的。这些外来移民占到全村人口4成以上，改变了两村的人口构成，村内初步形成了由本地村民与外来移民构成的二元人口结构。但须指出的是，由于我国农村宅基地的特殊属性，村民虽将房屋出租，但房屋所有人和宅基地使用权人主体不改变，绅士群体并没有造成对当地村民的替换。当然，外来绅士的文化程度虽然普遍高于当地村民，但这一阶段的绅士群体大都为中低收入的草根商户，与当地村民的经济收入差异不大，因此，不能夸大他们对于乡村社区阶层的提升作用。

2.1.3    绅士群体推动乡村空间商业化发展

带有一定经济和文化资本的外来商户绅士进驻，带动了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民宿客栈、宾馆酒店、餐馆商铺等急剧增长，推动了乡村空间的商业化发展。绅士化带来的空间商业化促使农民退让大部分的生活空间用于生产经营，推动生活空间向生产空间的转型，对住宅价值的评估从注重生活质量转变为更加注重盈利空间[32]。在瑶塘村和断石村，绅士群体对乡村居住空间的旅游利用，使得原有住宅的资本价值与旅游功能被充分挖掘出来，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住宅潜在价值与资本化价值之间的缺口，其中一部分直接转化为村民的收入。当地村民尽可能将多余的居住空间转化為可盈利空间，通过参与旅游经营或者出租获得的收入成为家庭最为重要的经济来源，进而实现经济资本的原始积累。据2014年的调查统计，当地村民人均年收入已经增长到1.36万元，家家户户都有两层以上的新住房，各种高档家电和小轿车等配备齐全[36]。在一定程度上，绅士化带来的乡村空间商业化改变了社区的物质景观环境和村民经济收入，正如游客访谈所说：“瑶塘村和断石村环境不错，看上去不像农村，倒像城镇。”（游客陈某，2017）

2.2 企业集团绅士化阶段（2015—2019年）

2.2.1  大中型企业进驻推动旅游设施投资加剧

随着丹霞山获得世界自然遗产地称号，游客量及其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和升级，引致外来投资商的持续涌入，带来了大量的租房需求。由于村内先前建造的两层砖混结构房屋建筑逐渐老化、房间少且小，难以通过装修改造满足游客消费和外来投资需求，加之村内宅基地指标受到政府严格控制，为了能够拥有更多的房屋用于出租和旅游经营，村民联合外来投资商纷纷在旧村宅基地上拆旧建新，因此，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房屋建设。至2015年，两村完成旧村改造更新，共建成85套3～4层框架结构楼房，并被韶关市仁化县政府纳入“丹霞彩虹”省级新农村示范片建设[41]，获得政府扶持资金对村容村貌整治和公共设施配套建设。由此吸引了一批以广东丹霞印象集团为代表的、经济和文化资本较为雄厚的大中型企业进驻，通过租赁村民房产改造装修成精品民宿或商铺，带动两村旅游投资进入连锁化和集团化扩张阶段。调查发现，至2018年年底，共有8家大中型外来企业集团进驻，如丹霞印象集团、京东集团、韶关华能石化、东莞市糖酒集团等，他们以每栋15万元～20万元/年（比先前租金提高了3～4倍）的价格租下了40多栋村民房屋的使用权，以每栋数百万元的投资进行精致装修，加速推动两村绅士化旅游空间生产。其结果是连锁化、精品化民宿客栈和便利店相继产生，房屋的资本化地租抬升，民宿、餐饮、便利店消费的价格也随之增长。据访谈调查，相较于村内其他民宿100元/晚左右的房价，这些连锁精品民宿的平均每晚房价高达300元以上。

2.2.2  草根商户被置换与社区空间分异初显

随着新兴外来资本涌入，村内旅游市场竞争加剧，早期进驻的草根商户特别是生活方式型商户逐渐被新绅士集团所取代。强势的企业集团资本不仅争夺客源，在房租支付能力上远胜于草根商户;加之丹霞山旅游市场波动影响，草根商户的盈利空间大为缩减，陆续被经济实力更强的企业集团绅士替换。“我做了十几年一样没人情，说走就走，说收回就收回。我明年合同到期，他（村民房东）今年3月份说要收回来……我跟房东说要继续签合同，他说‘不用，你做完这年有人要，他涨了4倍的价格。”（迎宾楼店主，2017）“相悦客栈的老板不做了，然后现在丹霞印象的老板把它包了，包了要重新装修，搞个新的……到时候可能慢慢变成‘丹霞印象城了。”（新青年旅舍店主，2018）

虽然企业集团绅士的进驻，直接或间接造成草根商户的被替代，但并没有产生对本地村民的替换，村内形成了村民、草根商户移民和企业集团移民“三足鼎立”的人口结构。而且，此阶段绅士迁入动机也发生了变化，通过问卷调查发现，经济目的仍然为主，占66%，但有34%为居住目的，他们大多是企业集团的雇员。当然，必须注意的是，外来人口的大量迁入，乡村社区开始出现社会空间分异现象。例如，通过Gephi软件1对村内居民进行社会网络分析发现（图2），社会网络被清晰地划分为6个关系较为疏远的组团，组团内部成员关系相对较为紧密，他们分别代表“企业集团移民组团”“本地村民组团”以及“断石民宿移民组团”“瑶塘民宿移民组团”“断石商铺移民组团”“瑶塘商铺移民组团”等草根商户移民群体。以丹霞印象为代表的企业集团绅士开始主导村内民宿业的发展格局，借助“协会会长”“示范店”等批量化生产的象征资本2成为地方形象代言人，构建城市中产对丹霞山乡村的地方想象。

2.2.3  旅游空间高档化生产

企业集团绅士的进驻引领村内高档化旅游空间生产，推动着村内物质景观的整体提升。对企业集团绅士的访谈得知，在旅游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为了满足中产阶层及富裕客群对民宿产品品质的追求，他们对民宿客房的投资成本可达到15万元～20万元/间，包括聘请专业团队设计费、软硬装修费和房屋租金等。这些高端民宿的兴起加剧了两村内住宿市场竞争。为了能在竞争中分得一杯羹，本地村民也纷纷效仿企业集团绅士，追加资金投入进行民宿空间改造升级。虽然在内外部装饰风格上，本地民宿较为保守、创意不足、趋于雷同，多以标准化“宾馆”为样板进行装潢，但普遍在装饰材料、家具家电、设施配套上力求高档化。“我们也没有经验啊，就是参考一下别人的。这个（装修）成本上来算，其实我们用的料还是比较好的。他们（企业集团）的就是做得比较精致一点，比较细致一点，比较有创意，就是融入一些文化的那种东西在里面，就像那‘艺术家（民宿）吧，整栋的瓷砖也才5万块钱，我们这里都差不多一百块钱一块的瓷片。”（瑶塘宾馆店主，2018）由此可见，在旅游消费升级驱使下，企业集团绅士通过资本投入尽可能地挖掘房屋的资本价值与住宿功能，将其改造为高档化的旅游空间，带动整个乡村社区物质环境的更新（图3），从而重构了社区的物质空间。

2.2.4  文化景观商品化生产

大中型企业的进驻，不仅促进村内物质空间的再生产，也为乡村注入了文化、创意和艺术元素，推动乡村文化景观商品化生产。在瑶塘村和断石村，企业集团投资的民宿在文化审美上具有较强的“反传统”意识，这主要体现在民宿的特色主题和文化创意上。村内原有土气十足的农家乐、招待所、大排档被重构为充满小资情调、为“文艺青年”所喜好的消费场所。村内的创意美食、创意手工艺术、咖啡屋、精品民宿等高档商业形态共同构筑为中产阶层所喜好的“消费剧院”[43]。通过观察和访谈发现，与早期草根商户和本地村民不同，大中型企业绅士群体利用其自身的经济和文化资本生产独特、精致的文化空间以满足游客的消费需求，具体表现为：（1）打造文化艺术主题民宿，如“格物图书馆”“艺术家”“禅语”“九州爱琴海”等（图3）。（2）设计小型酒吧，并邀请文艺歌手进驻表演，如“丹霞印象”总店。（3）定期或不定期开展艺术、手工、创业、研学、养生沙龙等文化活动，如“禅意”。“我们‘三八妇女节准备举行一场读书会，就准备一场穿旗袍的那种形式，来一场半散半文的，就做上艾糍（糍粑）跟以书会友的那一种，算上茶话会跟茶点。”（丹霞印象“禅意”民宿员工，2019）（4）通过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传播丹霞山形象、民宿品牌以及乡村生活方式，如“燕子呢喃”。“我叫‘仙草妹妹，这是我们‘燕子呢喃的前台，叫作‘燕子妹妹，她是专门负责写微信文案的。我们微信公众号分了几块，有分享生活的，有记录在这里的每一次活动的。‘燕子妈妈的宣传片全网综合点击率是破了100万的。”（“燕子呢喃”民宿员工，2019）

2.3 乡村绅士化阶段特征比较

旅游推动的乡村绅士化演化特征存在阶段性差异（表1）。从绅士化的推动主体和内容上看，在草根商户绅士化阶段，在政府扶持下，村民和草根商户共同主导乡村物质空间的商业化重构，改变了传统农业景观和村庄肌理，推动乡村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转变。在企业集团绅士化阶段，外来企业集团和村民作为参与主体，在政府的支持下，对乡村物质环境和文化景观进行改造升级，推动乡村社区旅游空间的再生产，但对早期草根商户造成不同程度的替代效应，乡村社会空间产生分异。总体上，草根商户绅士化是以旅游接待设施建设为主的低档次旅游空间生产阶段，企业集团绅士化是融入文化创意元素的高档次旅游空间生产阶段。

3 旅游驱动型乡村绅士化的形成机制

从宏观层面上，旅游驱动型乡村绅士化的产生离不开转型期中国特殊的发展背景。一方面，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中产阶层规模的发展壮大[44]，区域交通改善和个体出行能力的提升，城市环境恶化、环境意识和健康意识的觉醒[45]，成为乡村绅士化的重要推力;另一方面，随着农村发展条件的改善和整体生活品质的提升，乡村优于城市的生态环境和人文关怀[46]，成为乡村绅士化的重要拉力。同时，我国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鼓励资本下乡、人才返乡，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47]，也为旅游驱动型乡村绅士化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在宏观背景影响下，瑶塘村和断石村的绅士化经历了草根商户绅士化阶段和企业集团绅士化阶段，引发两个绅士化阶段的机制有所差异。援引西方绅士化成因论，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揭示旅游驱动型乡村绅士化形成机制（图4）。

第一阶段引发乡村绅士化现象的主导力量和参与主体是村民和入驻的草根商户，地方政府的支持作用也不可忽视。（1）从供给视角来看。农业生产的衰退使得瑶塘村和断石村进入“去投资化”阶段，农村土地的价值被低估，步入类似于西方的后农业化社会状态，村民亟须寻找一种新的投资或生产方式来提高收入。丹霞山的旅游开发使得景区内乡村获得发展旅游业的机会，土地的价值被重新评估，潜在地租不断上升。“潜在地租上升，资本化地租下降”共同导致村内土地“租差”扩大，“租差”激发了村民和先锋商户投资建设旅游接待设施的动力。在地方政府的扶持下，村民和早期进驻的先锋商户建设了大量的房屋和商铺以满足游客的需求，村内旅游业因此快速发展起来，从而带动社区物质空间重构和社会经济转型。（2）从需求视角来看。丹霞山大量游客的涌入带来了旺盛的消费需求，吸引先锋商户趋于逐利目的进入村内租用村民的房屋或店铺进行旅游经营;也有一部分先锋商户被丹霞山高品质的乡村环境和相对较低的房租吸引进入村内，体验乡村生活方式为主要目的，同时，也开办旅游小微企业，成为生活方式型移民。先锋商户的进驻直接推动了社区旅游商业化的发展。

第二阶段在瑶塘村和断石村内发生的企业集团绅士化现象涉及村民和入驻大中型企业两个主导力量和参与主体，地方政府则适时推进了这个过程。（1）从供给环节分析。丹霞山世界自然遗产地的品牌效应极大地推动了乡村社区旅游业的发展，进而提升了乡村土地和房屋的潜在价值，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大中型企业入驻。村民手中的宅基地和房屋因此成为重要的寻租资源。由于大中型企业对房屋的需求量大、要求高，且租金给付能力强，村民开始积极主动地将房屋高价转租给企业集团，成为企业集团的“绅士化助手”，这直接导致了先锋草根商户被替换。相对于不稳定的旅游经营收入，房屋出租的收益率更高，本地村民也因此陆续退出旅游业，转而寻求继续投资建新房寻租的机会。适逢地方政府启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程，瑶塘村和断石村作为特色主体村获得了旧村改造的政策倾斜。由于第一阶段建造的两层砖混结构房屋逐步老化且改造难度大而满足不了不断进驻的企业集团需求，在外来资本助力下，村民进行了老村整体拆旧建新。外来大中型企业为获取最大化地租收益，又投入大量的经济和文化资本，对旅游接待设施进行创意性、品质化改造，这直接带动并造成了社区整体的物质文化更新和旅游空间重构。（2）从需求环节分析。丹霞山知名度的提高和旅游消费的升级，以及乡村物质文化景观的更新，激发了众多经济利益导向型企業集团进驻投资的热情，在村内产生了大量的租房需求。而随企业集团进入的大量员工，被绅士化的丹霞山乡村舒适生活环境所吸引而迁居于此，也产生了不少租房需求，由此带来的巨大收益正是乡村经济模式、社会结构和空间环境重构的根本原因。

综上，瑶塘村和断石村的绅士化是在旅游发展驱动下，由村民和外来企业共同主导、政府支持下进行的，其结果不仅缓解了乡村经济发展的困境，提高了社区整体发展水平，重构了乡村物质和文化景观，审美化了旅游地意象和乡村生活方式，在迎合游客体验、外来绅士经济和居住诉求的同时，并没有造成对本地居民大规模的置换，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一条可选择的路径。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援引西方乡村绅士化理论，对丹霞山两村的旅游驱动型乡村绅士化过程特征和形成机制的剖析，可以得出一些有关中国乡村绅士化的研究发现。

（1）旅游推动的乡村绅士化现象在中国才刚刚兴起，其进程尚处于发展探索阶段。丹霞山瑶塘村和断石村是中国乡村绅士化发展的一个缩影，其走过的草根商户绅士化阶段、企业集团绅士化阶段的发展进程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两村在保有土地产权的前提下，积极主动借助绅士化群体（早期的草根商户和后期的大中型企业集团）的经济和文化资本推动绅士化良性发展，实现乡村社会的发展转型，这对于我国一些偏远地区旅游资源丰富的乡村发展模式具有启示意义。

（2）转型时期的中国乡村绅士化带有一定的过渡性特征，具体表现为乡村居民是乡村绅士化的积极推动者，政府角色从撬动者向有限参与者过渡，绅士迁移动机从逐利、休闲体验向居住生活过渡，迁入过程由点状进入向集群化迁居发展，绅士化发生地从大城市周边向偏远乡村旅游地区延伸。

（3）在当前中国还未进入逆城市化阶段背景下，旅游驱动型乡村绅士化是由乡村旅游发展引导产生的工商资本下乡投资和城市人口入村迁移过程。这个过程离不开乡村社区的主动参与、工商资本持续有序进入以及地方政府的参与支持，也离不开绅士群体的经济、体验和居住需求，是供给方和需求方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类乡村绅士化通过吸引多元的工商资本下乡投资，对遏制乡村衰退、恢复乡村活力、推动乡村社会经济发展转型都具有较大借鉴价值。

4.2 讨论

对丹霞山两村的案例研究可以看出，在中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体制和新时代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等特殊背景影响下，旅游发展成为推动中国乡村绅士化的主导动力之一。其宏观逻辑在于，旅游因其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与“同在性”推动了乡村“在地化”发展[48]，吸引了包括外来旅游企业主、旅游移民等绅士群体在乡村空间的在地集聚。与西方乡村绅士化过程相比，旅游驱动型乡村绅士化虽然存在相通之处，但也呈现出一些不同的特征，具体表现为：

（1）从绅士化产生的城市化背景来看，丹霞山两村的乡村绅士化是在我国尚处于快速城市化阶段背景下，由旅游发展引导产生的村民和工商资本下乡投资过程，而非已经进入逆城市化阶段的西方国家，其城市中产阶级因居住、休闲需求主动迁入乡村地区的绅士化过程。综合其他研究[3，24，27-35]，乡村旅游发展与大城市扩张影响共同构成了现阶段中国乡村绅士化背后的主要驱力。

（2）从绅士化供需成因论上看，旅游驱动型乡村绅士化在需求环节上充分考虑了本地村民的在地生活诉求，避免了对本地村民发展空间的挤压和剥夺;从供给论看，在农业资本快速蒸发、乡村发展乏力的情况下，旅游开发提升了潜在土地价值，西方绅士化过程中的“租差”假设因此在这里得到了较好的印证。但需注意的是，引起企业集团绅士化的租差是因为乡村旅游接待设施等物质景观的老化贬值，类似内城绅士化语境中的租差[5-7]，使得乡村绅士化与内城的绅士化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

（3）从绅士化推动者来看，除外来工商资本外，乡村社区居民是乡村绅士化的积极推动者，政府通过政策倾斜推动乡村美化建设，乡村社区对经济发展和幸福生活的追求使其积极投资建房，并在不放弃土地和住房产权的前提下，主动“拥抱”外来大小资本的投资与进驻。这是在政府引导下乡村居民主动参与乡村绅士化的过程，有别于西方常见的由市场主导的自发式进程[20，24]。

（4）从绅士群体迁入动机来看，丹霞山两村的绅士群体迁入的动机是多元的，以经济动机为主，同时包括体验和居住动机，而非纯粹为追求乡村生活方式而迁移[21-22]。这作为转型期乡村绅士化过渡性特征的一种表现，反映了中西方所处的不同的现代化和城市化阶段。

（5）从人口置换的情况看，由于我国特殊的土地制度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不得向集体组织成员以外的人转让，绅士群体只能租住农村的房产而不会永久性替代当地村民，有效阻止了类似西方的大型土地开发商掠夺式进驻和大规模人口替换的发生。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西方绅士化对原住民替换带来的负面影响，为旅游驱动型乡村绅士化成为我国乡村振兴的可选路径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6）在物质景观变迁上，乡村绅士化加速了两村的新村建设和旧村更新，吸引了大量城市资本下乡投资、青年人返乡就业，有效破解了“空心村”“老人村”问题。依此看来，丹霞山两村旅游驱动型乡村绅士化的实践确实为我国偏远地区乡村经济发展和整体环境改善提供了一种可行的选择方案。

4.3 展望

（1）丹霞山两村乃至我国的乡村绅士化才走过20多年的发展历程，其未来的阶段演化与乡村旅游发展息息相关，旅游市场的波动特性如此次新冠疫情会对乡村绅士化产生怎样的影响，未来又会呈现出什么样的发展图景，这些问题都值得后期继续跟踪调查研究。

（2）虽然在丹霞山两村的绅士化过程中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村民置换问题，但是由于受到旅游市场波动和大中型企业绅士群体入驻的影响，出现了先锋草根商户群体被替代的情况。原有以宗族血缘关系维系的相对稳定的乡村社会结构已被打破，形成了由多个组团构成的相对松散的社会结构。现时虽未见严重的社会隔离问题，但村落生活、文化、社会关系等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这些问题虽已引起学界重视[49]，但仍有必要进一步跟进研究，以寻求本地村民与绅士群体的社会融合路径和问题解决方案。

（3）旅游驱动型乡村绅士化之于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意义日趋凸显，围绕该主题的多尺度实证检验和多维度影响评估理应成为旅游地理學和乡村地理学领域的重点研究课题。鉴于绅士化与全球化的深刻联系，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持续升温，西方国家强行干预本国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而中国则适时提出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这些新的形势变化将绅士化推向了更广阔的研究空间。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PARSONS D. Rural gentrification： The influence of rural settlement planning policies[Z]. Research Paper No. 3. Brighton， UK：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Sussex， 1980.

[2] LEEBRICK R A. Rural gentrification and growing regional tourism： New development in South Central Appalachia[M]// SHEFNER J. States and Citizens： Accommodation， Facilitation and Resistance to Globalization. Bradford： Emerald， 2015： 215-234.

[3] 何深静， 钱俊希， 徐雨璇， 等.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乡村绅士化的时空演变特征[J]. 地理学报， 2012， 67（8）： 1044-1056. [HE Shenjing， QIAN Junxi， XU Yuxuan， et al.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of rural gentrification amidst rapid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Xiaozhou village， Guangzhou[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2， 67（8）： 1044-1056.]

[4] PHILLIPS M. Other geographies of gentrification[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4， 28（1）： 5-30.

[5] SMITH N. Toward a theory of gentrification： A back to the city movement by capital， not people[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1979， 45（4）： 538-548.

[6] CLARK E. The rent gap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Case studies in Malm? 1860—1985[J]. Geografiska Annaler： Series B， Human Geography， 1988， 70（2）： 241-254.

[7] BADCOCK B. An Australian view of the rent gap hypothesis[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89， 79（1）： 125-145.

[8] LEY D. Liberal ideology and the postindustrial city[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80， 70（2）： 238-258.

[9] LEY D. Alternative explanations for inner-city gentrification： A Canadian assessment[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86， 76（4）： 521-535.

[10] HAMNETT C. The blind men and the elephant： The explanation of gentrification[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991， 16（2）： 173-189.

[11] LEES L. Rethinking gentrification： Beyond the positions of economics or culture[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994， 18（2）： 137-150.

[12] 宋偉轩. 欧美国家绅士化问题的城市地理学研究进展[J]. 地理科学进展. 2012， 31（6）： 825-834. [SONG Weixuan. A review on gentrification in European and north American countries[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2， 31（6）： 825-834.]

[13] GOTHAM K F. Tourism gentrification： The case of New Orleans Vieux Carre （French Quarter）[J]. Urban Studies， 2005， 42（7）： 1099-1121.

[14] PHILIPS M. Counterurbanisation and rural gentrification： An exploration of the terms[J].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2010， 16（6）： 539-558.

[15] HINES J D. The post-industrial regime of production/consumption and the rural gentrification of the New West Archipelago[J]. Antipode， 2012， 44（1）： 74-97.

[16] PHILLIPS M. Differential productions of rural gentrification： Illustrations from north and south Norfolk[J]. Geoforum， 2005， 36（4）： 477-494.

[17] NELSON P B， OBERG A， NELSON L. Rural gentrification and linked mig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0， 26（4）： 343-352.

[18] DARLING E. The city in the country： Wilderness gentrification and the rent gap[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5， 37（6）： 1015-1032.

[19] LEES L. The geography of gentrification： Thinking through comparative urbanism[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12， 36（2）： 155-171.

[20] GHOSE R. Big sky or big sprawl？ Rural gentrification and the changing cultural landscape of Missoula， Montana[J]. Urban Geography， 2004， 25（6）： 528-549.

[21] ARGENT N， TONTS M， JONES R， et al. Amenity-led migration in rural Australia： A new driver of local demographic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M]//LUCK G W， RACE D， BLACK R. Demographic Change in Australias Rural Landscapes. Dordrecht： Springer， 2010： 23-44.

[22] SMITH D P， PHILLIPS D A. Socio-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of greentrified Pennine rurality[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1， 17（4）： 457-469.

[23] SMITH D P， HIGLEY R. Circuits of education， rural gentrification， and family migration from the global city[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2， 28（1）： 49-55.

[24] 刘蕾， 朱喜钢， 孙洁. 组织型乡村绅士化现象及机制研究——以南京不老村为例[J]. 上海城市规划， 2019（2）： 131-136. [LIU Lei， ZHU Xigang， SUN Jie. State-sponsored rural gentrification and its mechanism： A case study of Bulao village， Nanjing[J].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Review， 2019（2）： 131-136.]

[25] SMITH D P， PHILLIPS M， BROOKING H， et al. The dynamics of rural gentrification and the effects of ageing on gentrified rural places[J]. AGER： Revista de Estudios sobre Despoblación y Desarrollo Rural （Journal of Depopula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Studies）， 2019， 27： 129-157.

[26] SOLANA-SOLANA M. Rural gentrification in Catalonia， Spain： A case study of migration， social change and conflicts in the Empordanet area[J]. Geoforum， 2010， 41（3）： 508-517.

[27] 張娟， 王茂军. 乡村绅士化进程中旅游型村落生活空间重塑特征研究——以北京爨底下村为例[J]. 人文地理， 2017， 32（2）： 137-144. [ZHANG Juan， WANG Maoju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ife space remodeling of tourism village during rural gentrification： The case of Cuandixia village in Beijing[J]. Human Geography， 2017， 32（2）： 137-144.]

[28] 郭雅兰， 朱喜钢， 孙洁. 我国城中村中产化现象的特征、机制与效应研究——以厦门市曾厝垵社区为例[J]. 城市建筑， 2019， 16（1）： 172-177. [GUO Yalan， ZHU Xigang， SUN Jie. Gentrification of village in the city： Characteristics， mechanism and effect—A case of Zengcuoan village， Xiamen[J]. Urban and Architecture， 2019， 16（1）： 172-177.]

[29] 王晨， 朱喜钢， 孙洁， 等. 增长联盟驱动下的乡村中产化特征与效应研究——基于南京两个典型乡村的调查[J]. 上海城市规划， 2019（3）： 119-124. [WANG Chen， ZHU Xigang， SUN Jie， et al. Research on characteristics and consequences of rural gentrification driven by growth coalition： Based on the survey of two typical gentrified villages in Nanjing[J].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Review， 2019（3）： 119-124.]

[30] QIAN J， HE S， LIU L. Aestheticisation， rent-seeking， and rural gentrification amidst Chinas rapid urbanisation： The case of Xiaozhou village， Guangzhou[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3， 32： 331-345.

[31] 张瑛， 汲忠娟， 曾仁辉， 等. “旅游绅士化”与农耕文化遗产地可持续发展——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遗产地元阳梯田为例[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43（6）： 75-81. [ZHANG Ying， JI Zhongjuan， ZEN Renhui， et al. Tourism gentrification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heritage sites of farming culture—A case study of 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 The rice terraces in Yuanyang county of Yunnan[J]. Journal of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6， 43（6）： 75-81.]

[32] ZHAO Y. When guesthouse meets home： The time-space of rural gentrification in southwest China[J]. Geoforum， 2019， 100： 60-67.

[33] 谭华云， 许春晓. 舒适移民驱动的乡村绅士化发展特征与机理分析——以巴马盘阳河流域长寿乡村为例[J]. 经济地理， 2019， 39（1）： 207-214. [TAN Huayun， XU Chunxiao.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of rural gentrification driven by amenity migration： A case study of Longevity villages in Panyang River Basin of Bama county[J]. Economic Geography， 2019， 39（1）： 207-214.]

[34] 盧松， 张海， 饶小芳. 西方乡村绅士化研究进展[J]. 人文地理， 2019， 34（3）： 1-6. [LU Song， ZHANG Hai， RAO Xiaofang. Research progress of rural gentrification in western countries[J]. Human Geography， 2019， 34（3）： 1-6.]

[35] CHAN J H， LANKOVA K， ZHANG Y， et al. The role of self-gentrification in sustainable tourism： Indigenous entrepreneurship at Honghe Hani Rice Terraces World Heritage Site， China[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16， 24（8-9）： 1262-1279.

[36] 王华. 旅游引导的新型农村城镇化研究——以丹霞山瑶塘村与断石村为例[J]. 地理科学， 2016， 36（6）： 863-870. [WANG Hua. Tourism-driven new rural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Yaotang village and Duanshi village in the Danxia Mountain in 1980—2014[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6， 36（6）： 863-870.]

[37]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 关于公示第一批拟入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乡村名单的公告[EB/OL]. [2019-07-12]. http：//zwgk.mct.gov.cn/zfxxgkml/zykf/202012/t20201206_917337. html.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Tourism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lease the first batch of national rural tourism key villages[EB/OL]. [2019-07-12]. http：//zwgk.mct.gov.cn/zfxxgkml/ zykf/202012/t20201206_917337.html.

[38] NELSON P B. Spatial and temporal scale in comparative approaches to rural gentrification[J]. Dialogues in Human Geography， 2018， 8（1）： 40-46.

[39] 佚名. 韶关“奔康工程”基本不占耕地[J]. 中国土地， 2000（3）： 40. [Anonymous. “Ben Kang Project” hardly ever occupys farmland in Shaoguan[J]. China Land， 2000（3）： 40.]

[40] 徐仕彦. 遗产地旅游小微企业社会责任影响机制研究——以丹霞山为例[D]. 广州：暨南大学， 2016. [XU Shiyan. Study on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in the World Heritage Site： Case Study on China Danxia[D]. Guangzhou： Jinan University， 2016.]

[41] 谷立辉， 祝向恩， 谭玉玲， 等. 打造“丹霞彩虹”省级新农村名片[N]. 南方日报， 2015-04-11（A04）. [GU Lihui， ZHU Xiangen， TAN Yulin， et al. Build “Danxia rainbow” provincial new countryside[N]. Nanfang Daily， 2015-04-11（A04）.]

[42] 广东新农村. 8天迎客超352万人，广东这些新农村旅游兴旺带农富[EB/OL]. [2017-10-12]. http：//static.nfapp.southcn.com/content/201710/12/c724561.html？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Guangdong New Countryside. Guangdong new countrysides  receive over 3.52 million tourists in 8 days， leading farmers to prosperity[EB/OL]. [2017-10-12]. http：//static.nfapp.southcn.com/ content/201710/12/c724561.html？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43] CLOKE P， THRIFT N. Intra-class conflict in rural areas[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987， 3（4）： 321-333.

[44] 周春山， 邊艳， 张国俊， 等. 广州市中产阶层聚居区空间分异及形成机制[J]. 地理学报， 2016， 71（12）： 2089-2102. [ZHOU Chunshan， BIAN Yan， ZHANG Guojun， et al.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middle class areas in Guangzhou[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6， 71（12）： 2089-2102.]

[45] 俞孔坚. “新上山下乡运动”与遗产村落保护及复兴——徽州西溪南村实践[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7， 32（7）： 696-710. [YU Kongjian. New ruralism movement in China and its impacts on protection and revitalization of heritage villages： Xixinan experiment in Huizhou district， Anhui province[J].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17， 32（7）： 696-710.]

[46] 汪芳， 吕舟， 张兵， 等. 迁移中的记忆与乡愁：城乡记忆的演变机制和空间逻辑[J]. 地理研究， 2017， 36（1）： 3-25. [WANG Fang， LYU Zhou， ZHANG Bing， et al. Memory and homesickness in transition： Evolution mechanism and spatial logic of urban and rural memory[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7， 36（1）： 3-25.]

[47]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EB/OL]. [2018-09-26].http：//www.gov.cn/zhengce/2018-09/26/content_5325534. htm？trs=1. [CPC Central Committee， State Council of China. Strategic planning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2018—2022）[EB/OL]. [2018-09-26]. http：//www.gov.cn/zhengce/2018-09/26/content_5325534. htm？trs=1.

[48] 孙九霞， 黄凯洁， 王学基. 基于地方实践的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逻辑与案例[J]. 旅游学刊， 2020， 35（3）： 39-49. [SUN Jiuxia， HUANG Kaijie， WANG Xueji.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local experiences： Logic and cases[J]. Tourism Tribune， 2020， 35（3）： 39-49.]

[49] SUN J， LING L， HUANG Z. Tourism migrant workers： The internal integration from urban to rural destination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20. http：//doi.org/10.1016/j.annals.2020. 102972.

Tourism-driven Rural Gentrification： Cases Study of Two Villages in Danxia Mount

WANG Hua1， SU Weifeng1，2

（1. Management School，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2. College of Tourism and Service Management，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Abstract： In Western literature， rural gentrification has long been documented as a threat to indigenous peoples.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the practice of gentrification closely related to tourism development in some rural areas of China has brought about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local population， economy， and culture： it has potential value in reversing the many rural crises present in todays China. This type of gentrification may be difficult to grasp in terms of current Western ideas about rural gentrification. Thus， the present qualitative study investigates two remote villages （Yaotang and Duanshi） in Danxia Mount，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it presents them as cases for examin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s related to tourism-driven rural gentrification.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The phenomenon of tourism-driven rural gentrification has emerged only recently in China， and it is still at the stage of development and examination. Yaotang and Duanshi epitomize Chinas rural gentrification， having gone through two typical phases： first， grass-root merchant-led gentrification; second， enterprise group-led gentrification. As the name suggests， the former is the stage of investment in tourism facilities and production of commercial space spearheaded by grass-root merchants and indigenous villagers; the latter signifies the stage of production of high-grade tourism space and commercialization of the cultural landscape steered by enterprise groups and local villagers. （2） Against broader socioeconomic backdrops （e.g.， social transformation， rapid urbanization， and urban-rural dualism）， rural gentrific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displays certain transitional characteristics. Those characteristics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with respect to driving forces， promoters， migration motivation， displacement， and the material landscape. It is notable that under the premise of maintaining land property rights， indigenous residents of Yaotang and Duanshi have fully exploited economic and cultural capital from gentrifiers toward promoting their own gentrification and development. To a certain extent， that process ha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and revitalization of local rural areas; it has also not resulted in the displacement of indigenous villagers. Nevertheless， owing to fluctuations in the tourism market and influx of large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he pioneer gentrifiers （grass-root merchants） were gradually replaced by enterprise groups during the second phase. （3） Fundamentally， the type of gentrification seen in Yaotang and Duanshi is driven by tourism consumption： it is led by villagers and external enterprises， and it is supported by government. This type of rural gentrification serves as an excellent reference with respect to the following： curbing rural decline， restoring rural vitality， and promoting rural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it does so by attracting divers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apital to invest in the countryside. （4） Tourism development has become a leading driving force in developing rural gentrification in China. The basic premise here is that simultaneity and coexistence of tourism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promote the localization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in that way， they attract gentrifiers （including external tourism business owners and tourism immigrants） to rural spaces.

Overall， with its basis on comparative urbanism， this article constitutes a contribution to global rural gentrification theory in terms of process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s. It may shed light on understanding rural vitalization strategies in the transition era in contemporary China.

Keywords： tourism development; rural gentrification; Yaotang village and Duanshi village in Danxia Mount

[責任编辑：周小芳;责任校对：宋志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