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彤 白长虹 陈晔 妥艳媜 杜美琪

引用格式：徐彤， 白长虹， 陈晔， 等. 中国文化背景下居民地方情感对价值共创意愿的影响研究[J]. 旅游学刊， 2021， 36（5）： 29-41. [XU Tong， BAI Changhong， CHEN Ye， et al. The effect of residents place emotions on value co-creation intention under the Chinese culture background[J]. Tourism Tribune， 2021， 36（5）： 29-41.]

[摘 要]文章基于中国社会文化提出了包括真有之情和应有之情的地方情感双层结构，探讨了旅游地居民对地方的真有之情和应有之情对主-客价值共创意愿的影响以及情感团结的中介效应。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数据，并采用偏最小二乘法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居民对地方的真有之情和应有之情显著正向影响情感团结的各个维度;欢迎游客、同理心对信息分享及帮助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情感亲近仅对帮助意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主-客情感团结在地方情感与主-客价值共创意愿之间存在中介作用。

[关键词]真有之情;应有之情;主-客价值共创意愿;情感团结;中国文化背景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21）05-0029-13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1.05.008

引言

无论是作为“最宠游客城市”的重庆，还是多次蝉联“幸福城市”荣誉的杭州，居民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居民对地方的情感是支持旅游地发展和影响游客体验的重要驱动力之一。人-地关系是旅游领域的重要研究主题，在居民与旅游地情感关系的研究中，地方依恋是一个核心概念。自2015年以来，地方依恋连续多次被列入中国旅游研究高频关键词[1]。当前，我国学界普遍采用西方学者开发的概念维度和测量工具开展相关研究[2-3]。然而，情感是社会建构的，受文化规范、信念和价值的影响[4]，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有较大差异，一些本土化研究学者直接指出中西情感构念存在根本差别[5-6]。

中国人重感情，此处的“情”基于情感，但同时含有人情规范的特色，这一中国社会结构的特征，根植于人情取向的乡土逻辑[5-7]，这种人际关系模式与西方存在着根本区别。相比美国人的感情，中国人则更加注重人伦中隐含的义务之情，或者维系社会关系所需的人情[8]。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应有之情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义务之情，它不仅存在于人-人交往中，在人-物（品牌）的关系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9-10]。因此，现有地方依恋理论能否全面解释中国人对地方的情感？中国人对地方的情感结构和内容到底是什么？回答上述问题对研究中国居民的人-地关系十分必要。

居民对旅游地的情感是驱动其行为的关键前置变量，以往研究聚焦在居民对旅游业发展的态度等后端（backstage）因素，忽略了与游客的前端（frontline）交互行为[11]，更鲜有涉及居民的地方情感对游客价值共创影响的研究。事实上，作为旅游发展中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居民的行为影响着游客在消费过程中的旅游体验和体验价值[11-12]。尤其随着“社区景区化”的出现与发展，旅游已走向社区、走向居民，如杭州市珠儿潭社区自2005年成为首批社会资源国际旅游访问点以来，居民与游客一起逛超市、下象棋的“杭式”生活提升了游客的旅游体验[13-15]。近年来，主客共创的“珠儿潭”旅游模式备受游客追捧，主-客价值共创现象日益普遍。然而，当前学界对于价值共创的研究仍聚焦于“游客-企业”关系，虽然部分学者已认识到旅游领域的价值共创应包括游客、居民、政府、旅游企业等多方主体[16]，但仅有为数不多的研究关注到主-客价值共创问题[13-15]。居民在旅游价值共创中的重要性被严重忽视，居民以何种方式与游客共创价值？居民对地方的情感如何影响主-客价值共创意愿？這些问题亟待回应。

基于上述理论探索与实践总结的需要，本研究将剖析中国文化背景下旅游地居民对地方情感的构成，运用情感的双层结构理论探索居民与游客的情感团结及其对游客的价值共创意愿的影响，致力推进人-地关系的本土化理论建构。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1 人-地关系中的情感研究

情感一般定义为有效价的感觉状态，地方能够唤起个人的情感并影响其行为[11]。人-地情感关系相关概念主要包括：恋地情结（topophilia）[17]、地方感（sense of place）[17-18]、地方认同（place identity）[11，18]、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19-23]等。其中，地方依恋作为解释人-地情感关系的核心概念在旅游领域被广泛讨论。

地方依恋是指人对地方的积极情感联结，具体表现为对该地方的接近倾向[19]。Scannell和Gifford构建了地方依恋的三维框架结构：人、心理过程、地方，其中，人作为依恋的主体，赋予了地方意义[20]。基于不同的视角与理解，学者们对地方依恋的内容维度进行了讨论：Williams和Vaske将地方依恋划分为地方认同与地方依赖两个维度[21]。Kyle等认为，社会联结（social bonding）是地方意义建立的基石，因此，地方依恋还应包括社会联结这一维度[22]。此外，个体对地方的依恋程度有所差异，按照依恋强度可划分为熟悉感、归属感、认同感、依赖感、根植感[23]。

当前，我国学界普遍采用西方学者所开发的地方依恋概念维度和测量工具进行实证研究。然而，人与地的情感是社会秩序和文化意向的投影，经历社会文化的建构与改造，甚至被情境和实践所重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地情感关系体现了文化的过程。因此，本研究认为，人-地情感关系探讨需要充分考虑东方语境下的情感特征，结合中国文化内涵来理解人与地方的情感关系，从“地方”本身入手来理解人-地互动过程，以解读不同的社会、文化、政治与经济情境下地方建构的方式及其背后的社会与文化关系[24]。

1.2 中国文化背景中的情感特征与地方情感

1.2.1    中國文化背景中的情感特征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曾言：“社会中每一个人对于其四面八方若远若近的伦理关系，负有若轻若重的义务，同时四面八方与其有伦理关系的人也对他负有义务。”由此形成人际格局中“时则彼此顾恤，互相保障;时则彼此礼让，力求相安”的人情伦理取向与礼治秩序[25-26]。此处的人情是人际交往与相处之道，是人应有的情感或义务感[6]，这种感情根植于中国社会，其源头是儒家伦理思想，体现了以情为核心要义的行为规范[5，7]。基于本土文化秩序，杨中芳认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情感内涵不仅要考虑西方学者所认为的由经验所产生的自发情感，同时要兼顾应该的、义务层面的情感[6]。早在1949年，胡先缙（转引自杨中芳）已经对中国人的情进行了分类与阐释：情分为应有和真有两类，应有之情（assumed emotion）指基于社交场合与社会既定关系应该具有或表现出的情感，它强调情的规范性和义务性，称为人情;真有之情（real emotion）指通过直接交往经验由衷而发的情感，强调情感的自发性与真实性[6]。许烺光的情境中心论（situation-centred）指出，中国人做事时会受到现实环境的影响，会压抑自己的情感，而美国人以抒发个体情感为主[8]。以上均体现了应有之情和真有之情的分离状态，换言之，中国人的情感行动受礼的约束，通常是为了维持人际关系而非真情表达。

中国语境中的情内涵更加丰富，不局限于西方心理学中专指生理激活的情感，对中国人而言，西方视域下的情对应的是心，它发自心底，并按照心思去行动[6]，我们常说的由衷之情即真有之情。此外，中国文化背景中的应有之情具有自由度[7]：首先，儒家价值规范并未完全内化于现实生活中，每个中国人非伦理本位所模化的“文化木偶”;其次，人情具有伸缩性[27-28]，每个人会遵从自身理解的人情法则处理人情世故。因此，应有之情可以反映个人与社会规范之间对应程度关系的实际差异[10]。

真有之情与应有之情两者密切关联且同时运作，按照两者高或低组成4种情形，杨中芳将这种情感结构状态称为中国人情感的双层结构[5]。情感中含有的义务性质是中国人情感的普遍性特征[10，29]，已有研究证明，即使情感对象从人变成物（如品牌），中国人的情感依然保持着类似的结构，即真有之情和应有之情的双层情感结构状态[9-10]。

1.2.2    中国文化背景中的地方情感

Tuan认为，人对特定地方的热爱是一种恋地情结，这种情结将人类所有的经验联系起来，情感的稳定增长使得地方获得意义[17]。人-地的情感与人-人之间的情感具有相似性[30-31]。从表现特征上讲，人对特定地方的情感会表现出类似人际之间爱恋、依恋和依赖等情感特征[17，30]，人会因有人去世而悲伤，同样会因离开重要地方而悲伤[31]。从形成机理而言，人-地以及人-人间的情感均是通过不断交互，随着经验积累和体验深入而逐渐形成，并且接触越多，情感越浓厚。因而，人对地方的情感会从感觉愉悦到依恋不断加深[17]。可以说，地方情感是人与地方不断互动的产物，是人对地方产生的情感体验[32]。

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家族世代居住在特定地方，日常接触的多为家人、亲戚和街坊等有关系的人，这种生活形态有助于人与地方建立深厚的乡土情，同时也成为孕育人情文化的基础。虽然，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单位由传统的家庭转变为工作单位或地区，但农耕社会中家族的规矩也相应地转化为地区性政策，这样的转变在文化深层结构上同中国传统生活方式存在着吻合性，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成员也形成了人情式人格[27]，即便进入工业化和都市化的生活形态，隐藏在中国语言体系中的人情社会机制并未消失[27-28]。

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居民对地方的情感既有真实的情感，也有应有的、义务层面的情感。《汉书·元帝纪》载，“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1，反映了中国人强烈的地域观念以及看重与地域之间相互联系的情感事实。乡土社会造就了一代代人“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乡土情结，以及即便“少小离家”也要“老大回”的对地方的义务感。年少离乡，漂泊数年的中国人仍然寻求落叶归根;哪怕客死他乡，最终也要魂归故里。上述均反映了中国文化背景下居民对地方真有之情与应有之情并存的情感状态。我们承认乡土之情真实存在的同时，也需承认作为乡土逻辑中社会秩序的体现——应有之情存在的事实。

此外，为了探索旅游地居民对地方情感的构成，本研究在线下对来自北京、重庆、海口和呼和浩特等9个城市的13位居民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并对访谈资料进行了文本分析。访谈结果证实了中国人对地方情感包括真有之情和应有之情。真有之情方面：访谈对象多次提到的亲切、依恋和归属感等词汇即是对地方真有之情的直接表达，它是一种通过直接交往经验由衷而发的真情。应有之情则是中国人对地方产生的义务层面的情感。绝大多数访谈对象表明自己为家乡或第二故乡做贡献是理所应当的，如访谈者提及“其他地方不好说，但为家乡付出肯定没问题”。部分访谈者受家族、家庭等既定关系的影响从而产生了对地方应有的情感状态，如一位访谈者为了家人才选择远离家乡北漂生活，并表示，既然留在北京就应该为其发展做奉献。另有多位访谈者受场合礼仪、社会关系中他人评价等因素影响从而对地方维持了一种情感状态，如访谈者表示“不会在公众场合说这个地方的坏话，私下说说还行”。由上述可知，应有之情的形成主要受到社会文化秩序规范如家族、场合和礼节等影响。

综上可得，中国居民对地方的情感由真有之情和应有之情两种情感构成，前者定义为人与特定地方建立的积极情感联系：如热爱、依恋和认同等积极的情感;后者定义为受社会文化秩序规范如家族家庭、场合、礼节等影响从而对地方产生义务上的感情。中国人与地方的情感关系探讨需要结合中国文化背景，从情感本土化理论视角揭示居民对地方的真有之情与应有之情如何影响其行为。

1.3 旅游地居民的地方情感对主-客情感团结的影响

情感团结（emotional solidarity）由涂尔干提出[33]，Woosnam等基于涂尔干的情感团结框架指出，当旅游地居民与游客以共同信念和共同行为为前提发生互动时，二者会形成情感团结[33]。这种情感团结是个体之间所体验到的情感结合，以感知到的亲密度和接触程度为特征[34]，这一概念的提出表达了主客关系是亲密的、团结在一起（we together）的。

为了进一步对主-客情感团结程度进行测量，Woosnam和Norman开发了包括旅游地居民欢迎游客（welcoming nature）、情感亲近（emotional closeness）、同理心（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三维度的情感团结量表（emotional solidarity scale，ESS）[35]。Woosnam对量表的使用进行了说明，并用ESS量表测量了居民感知的与游客的情感团结程度[36]。后续以居民为视角的实证研究中，也相继采用了该量表进行测量[37-40]，如Joo等运用居民感知的与游客的情感团结来解释美国居民对国内游客的态度[38]。

在情感团结的3个维度中，欢迎游客是指旅游地居民对游客产生的个人兴趣，這样的兴趣一方面得益于旅游发展带来的实惠，居民会感谢游客对当地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35]，另一方面，居民认为作为东道主理应对游客的到来给予欢迎[41]。情感亲近能够直接反映主客之间是否拥有良好的社会关系[41]，主客互动有助于二者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并产生情感上的亲近：居民与游客互动时间越长越积极，越能够减少对游客的偏见，因而感知到与游客的亲密感越高[37]。同理心表达了居民与游客换位思考的心理[33]，事实上，许多旅游地居民对游客表示感同身受与理解，在互动后更易发现游客希望了解并保护当地的文化习俗[42，39]，有过旅游经历的居民更能够理解游客[39]。

游客在旅游目的地活动时，通常在物理空间上与居民共存，在某些情况下，物理空间可以被超越，产生不同程度的情感团结[33]。共性是居民与游客情感团结的先决条件，游客喜爱的海滨沙滩、美食广场和购物商店等目的地场所环境，也是当地居民所钟爱的地方，对旅游地的欣赏和喜欢是居民与游客产生情感团结的前提[33]。Woosnam等研究发现，对旅游地的情感是居民与游客情感联系的纽带，能够促进二者的情感团结，因而，地方情感是影响主-客情感团结的重要前因变量[43]。与游客的情感团结程度能够投射出居民对地方的情感，社区作为地方的基本组成单元，居民对地方社区的依恋越强烈，越会欢迎游客，越易与游客产生同理心与情感亲近[40]。Suess等研究论证了居民对地方的积极情感与居民和游客的情感团结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研究指出，无论是否为爱彼迎的房主，拥有高水平地方情感的居民更易与居住在爱彼迎的游客产生情感团结[44]。对旅游地的怀旧与喜爱是居民与游客对地方的情感共鸣[33]，居民对地方的积极情感越浓厚，越易与游客形成情感团结。在本研究中，地方情感界定为真有之情和应有之情，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1：旅游地居民对地方的真有之情对欢迎游客（a）、情感亲近（b）、同理心（c）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2：旅游地居民对地方的应有之情对欢迎游客（a）、情感亲近（b）、同理心（c）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1.4 主-客情感团结对主-客价值共创意愿的影响

Prahalad和Ramaswamy将价值共创界定为企业和消费者在互动中共创体验的过程，其基础是消费者体验[45]。企业向消费者提供体验情境，帮助消费者创造独特的体验，两者通过互动共同建构服务体验，创造体验价值（value in experience）[45-46]。旅游是一种典型的服务消费情境，旅游消费的本质是追求有意义的旅游体验，游客也是根据他们的体验来评估价值[47-48]。因而，游客在旅游活动中追求的价值与其他服务消费中追求的价值是相似的，均是体验价值[47，49]。旅游价值网络中的共创主体更加多元，除了提供公共服务的目的地政府、提供各类旅游服务的企业外，还包括在一定情境下给游客带来某种体验的居民[13-16]。游客参观访问的旅游地是居民日常生产生活的地方，从一定程度来说，游客与居民的互动是不可避免的[50]，他们之间良好的互动可以为游客带来体验价值，并实现主-客价值共创;反之，居民对游客的抵触情绪将会损害游客的体验价值，无法实现价值共创[13，51]。Lin等将主-客价值共创概括为居民在与游客的互动过程中为游客创造更高的体验价值[13]。现有研究明确了居民与游客价值共创的含义，但尚未分析主-客价值共创的行为意愿及其内容和维度。

为了探索主-客价值共创意愿维度，本研究对访谈资料进行了文本分析。共提取63个主-客价值共创意愿相关标签，最终得到旅游要素信息分享、旅游地历史文化信息分享和旅游消费帮助提供等10个概念。在此基础上，按照概念和类属之间的关联和差异进行主范畴的提炼[52]。依据居民与游客互动的行动/策略、情境/条件、结果3个方面将10个概念进一步提炼为信息分享意愿与帮助意愿两个主范畴。

此外，已有研究证明信息分享能够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价值，实现主-客价值共创。共创主体之间通过互动创造体验价值，实现价值共创[45，53]。在信息分享方面，旅游地居民所拥有的资源不仅包括日常生活的场域——游客开展旅游活动的空间，也包括居民掌握的旅游地知识、信息，居民为游客提供交通、景点、饭店以及关于旅游地历史文化、风俗习惯方面的信息能够满足游客价值体验需求，实现居民与游客的价值共创[13-15，51]。在帮助意愿方面，Johnson和Neuhofer认为，游客在旅游地游玩或住宿过程中会得到当地居民的帮助，如更换轮胎、接送游客到景区景点，这些行为均能够提升游客的体验价值[12]。另有研究表明，旅游地居民向遇到迷路、丢失钱物、身体不适等困难的游客提供免费的餐食或住所帮助，有助于游客体验价值的提升[54]。综合访谈文本分析与已有研究可得，旅游地居民向游客分享信息或为有需要的游客提供帮助能够提升游客的体验价值，实现主-客价值共创。本研究将主-客价值共创意愿界定为旅游地居民为创造或提升游客的体验价值而向游客分享信息和提供帮助的意愿，包括信息分享意愿与帮助意愿。

已有研究表明，居民与游客的情感团结对其支持旅游发展和主-客价值共创具有重要的影响[14，36，39，55]。Woosnam研究指出，居民对游客的情感亲密度和接触程度可以影响其对旅游的支持态度，居民与游客的情感团结程度越高，对旅游业越支持[36]。此后的研究均得出相似的结论：旅游地居民对游客的欢迎、同理心与旅游支持态度存在正相关关系[39];旅游地居民与游客的情感亲近、同理心对社区旅游可持续发展具有正向显著影响[55]。居民对旅游业的积极态度是一种整体态度的表达，他们首先会友好、善意地对待游客，随后才是支持旅游业的发展[56]。郑志越研究发现，旅游地居民与游客的情感团结对主-客价值共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居民与游客的情感亲密度越高，越倾向于在与游客的互动中投入自身的资源，满足游客的价值体验需求，且在情感团结的3个维度中，欢迎游客与情感亲近对主-客价值共创具有更为显著的影响[14]。游客在旅游过程中会与当地居民发生互动，并产生情感交流[50]，他们的社会关系质量影响了游客的体验质量和主-客价值共创[13]。居民与游客价值共创作为支持旅游发展的一种表现[13]，一定程度上会受到主-客情感团结的影响。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3：旅游地居民对游客的欢迎对信息分享意愿（a）和幫助意愿（b）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4：旅游地居民对游客的情感亲近对信息分享意愿（a）和帮助意愿（b）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5：旅游地居民对游客的同理心对信息分享意愿（a）和帮助意愿（b）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综上，本研究提出了旅游地居民的地方情感对主-客价值共创意愿的影响机制，居民对地方的情感可以通过欢迎游客、情感亲近和同理心进而影响到信息分享意愿与帮助意愿。据此，研究提出假设：

H6：居民对地方的真有之情通过欢迎游客（a）、情感亲近（b）、同理心（c）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信息分享意愿

H7：居民对地方的真有之情通过欢迎游客（a）、情感亲近（b）、同理心（c）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帮助意愿

H8：居民对地方的应有之情通过欢迎游客（a）、情感亲近（b）、同理心（c）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信息分享意愿

H9：居民对地方的应有之情通过欢迎游客（a）、情感亲近（b）、同理心（c）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帮助意愿

2 研究方法

2.1 变量测量

本研究的测量题项设计包括以下步骤：首先，阅读国内外已有的成熟量表，完成问卷的初步设计。在此基础上，采用焦点小组法征集意见，并对问卷进行修改。最后，征求专家意见，对题项进行调整与完善。所有变量测量量表均采用Likert 5点计分，从1～5分别表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中立、同意和非常同意。地方情感构念参考何佳讯开发的量表[10]，居民对地方的真有之情与应有之情均是4个题项。情感团结参考Woosnam及Moghavvemi等的量表，欢迎游客、情感亲近及同理心均为3个题项[36，39]。主-客价值共创意愿参考Lin等以及Yi和Gong的量表，信息分享意愿及帮助意愿均是3个题项[13，53]。此外，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等人口统计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另有研究表明，居民在旅游地居住的时间对其行为或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因此，本研究将居住时间作为控制变量，以排除对模型可能造成的干扰。

2.2 数据收集

本研究主要采用深度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获取数据。为了解居民对所在地的情感状况及对游客的真实想法，本研究在线下对来自天津、兰州和海口等9个城市的居民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访谈时间为12～34分钟，访谈地点主要在旅游景区附近，最终整理出4.62万字的文档。访谈资料分析遵循连续比较和边搜集资料边分析资料的基本原则。问卷调查委托问卷星公司进行数据收集，在样本库中针对全国范围内旅游地居民开展调查，取样方式为随机抽样。为确保调查对象满足研究问题，在数据收集时做了样本限定，将“在您的常住地，您是否接触过外地来访的游客？”设置为答题条件，被调查者回答“是”才可填答问卷。共有来自我国125个城市的城、乡居民参与了此次调研，调查对象既包括北京、重庆和杭州等大城市居民，同时，也有约1/3的居民来自威海、绵阳和丽水等中小城市，调研城市覆盖我国东中西部，囊括大中小型城市，样本具有代表性。问卷发放时间为2019年7月20日至9月1日。问卷共计发放350份，剔除答题时间异常的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327份，有效率为93.4%。

问卷样本中，男女分别占比44%和56%。年龄方面，17岁以下占比2.8%，18～29岁占比57.5%，30～45岁占比30.9%，46～59岁及60岁及以上分别占比5.5%和3.4%，由于采用线上收集方式，调研对象以中青年为主。受教育程度方面，初中及以下占比4.6%，高中（含中专、技校）占比14.7%，大学（含大专）占比68.8%，硕士及以上占比11.9%，由于样本多为城镇地区，调研对象以高等学历为主。月收入方面，3000元以下占比30.0%，3000～5000元占比32.1%，5001～8000元占比21.1%，8000元以上占比16.8%，以中等收入为主。居住时间方面，5年及以下占比23.2%，6～10年占比19.9%，11～20年占比24.5%，21～30年占比20.2%，31年以上占比12.2%，居住时间分布较为均匀。

3 数据分析与结果

3.1 测量模型检验

本研究采用偏最小二乘法（partial least squares）来分析数据，运用Smart PLS 3.0检验模型的预测效度。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所有题项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7，各变量的组合信度CR和Cronbachs α系数均大于0.7的推荐标准，表明所有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平均方差抽取率介于0.649～0.786之间，大于0.5的推荐标准[57]，说明测量同一变量的问项间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表1）。由表2可见，每个变量的平均抽取方差平方根均大于其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体现出良好的判别效度[58]。测量模型的信度和效度均较好。

此外，研究为了确保结论的有效性，采用完全共线性检验对共同方法变异进行检验，检验发现，VIF值（variance inflation fator）介于3.256～1.592之间，所有VIF值均小于5，表明共同方法变异对数据有效性没有嚴重影响[58-59]。

3.2 结构模型检验

本研究采用PLS与Bootstrapping方法对结构模型进行检验。按照通常做法，本研究选取Bootstrapping=5000次，以显著性p?0.05为标准进行路径检验，结果表明：旅游地居民的真有之情对欢迎游客（β=0.355，p?0.001）、情感亲近（β=0.263，p?0.001）、同理心（β=0.220，p?0.001）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H1a、H1b、H1c成立。旅游地居民的应有之情对欢迎游客（β=0.349，p?0.001）、情感亲近（β=0.376，p?0.001）、同理心（β=0.397，p?0.001）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接受假设H2a、H2b和H2c。居民对游客的欢迎对信息分享意愿（β=0.480，p?0.001）和帮助游客意愿（β=0.384，p?0.001）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H3a和H3b得到验证。居民对游客的情感亲近对帮助意愿（β=0.193，p?0.01）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于信息分享意愿则没有显著影响（β=0.114，p?0.05），接受假设H4b，拒接假设H4a。居民对游客的同理心对信息分享意愿（β=0.217，p?0.001）和帮助游客意愿（β=0.220，p?0.001）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H5a、H5b成立。复合相关系数R2表明，居民对旅游地的情感能够解释欢迎游客的40.4%（R2=0.404）、情感亲近的33.5%（R2=0.335）、同理心的31.6%（R2=0.316）。对于信息分享意愿（R2=0.531）和帮助意愿（R2=0.498），53.1%和49.8%的变异能够被所有变量的总效应所解释，解释水平较高，说明模型中所提到的居民的地方情感和与游客的情感团结对信息分享意愿和帮助意愿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图2）。

本研究考察了控制变量可能对模型造成的干扰，将性别、年龄、收入、受教育程度、居住时间等控制变量纳入结构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女性（β=0.091，p?0.05）及高收入群体（β=-0.109，p?0.05）对欢迎游客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这主要由于女性在社会互动中情感更加浓烈，也更喜欢亲近他人[39];而高收入群体不太欢迎游客则归因于该群体认为游客到来导致了不文明现象的增加，干扰了其正常生活[60]。高学历对于同理心存在较为显著的影响（β=           -0.092，p?0.05），主要由于高学历居民没有穷游经历或未在旅行中遇到过多困难，因而没有太多相似的共情情绪[39，61]。高龄对于帮助意愿具有较为显著的负向影响（β=-0.114，p?0.01），这归因于年龄大的居民更易对游客持负面态度[60]，加之精力和能力有限，有些情况超出其能力范围[62]，因而不愿为游客提供过多帮助。控制变量对其他变量与路径均没有显著影响。

3.3 中介效应检验

研究采用偏差校正的（bias-corrected）非参数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Bootstrap样本抽取设置为5000，在95%的置信区间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旅游地居民对地方的真有之情（β=0.248，p?0.001）和应有之情（β=0.297，p?0.001）均可通过情感团结间接影响信息分享意愿，且居民对地方的应有之情（β=0.297，t=6.099）对于信息分享意愿具有更强的影响作用，假设H6、H8得到验证。通过情感团结的中介作用，真有之情（β=0.235，p?0.001）和应有之情（β=0.294，p?0.001）间接影响居民帮助游客意愿，并且应有之情（β=0.294，t=6.174）在其中的作用强于真有之情（β=0.235，t=5.079），接受假设H7、H9。由表3可知，特定间接效应检验结果表明，真有之情/应有之情→情感亲近→信息分享意愿的两条路径关系不成立，其余路径关系均得到验证，假设H6b、H8b不成立，假设H6a、H6c、H8a、H8c、H7a～H7c、H9a～H9c均成立。

4 结论与贡献

4.1 研究结论

（1）中国居民对地方的情感由真有之情和应有之情两种情感构成。真有之情是居民对地缘亲和性的真实表达，是一种由经验所产生的自发情感，表现出人们对地方难以割舍的依恋感，这种情感可能不是最强烈的，但却是广泛存在的人类情感之一[17]，不受特定文化限制，它与西方学者提出的地方依恋相一致。应有之情是旅游地居民对地方形成的义务层面的情感，它遵循社会关系中的差序格局：居民通常对故乡或第二故乡给予更为积极的评价，而对其他地方则保持着局外人的疏远关系。应有之情在现有相关研究中并未涉及，但情感中含有的义务性质是中国人情感的普遍特征[10，29]，因而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探讨人-地情感关系时不应忽视应有之情。尽管两者存在着性质上的差异，但现实生活中，居民会将两者交织在一起共同评价自身对地方的情感。如访谈者表示“无论去哪里，最后还是要落叶归根”，这里的“根”既是对地方真有之情的表露，同时也隐含了应有之情义务层面的情感，这两种情感均会激发个体表现出对特定地方的接近倾向。

（2）居民对地方的情感是情感团结的重要驱动因素，居民对地方的真有之情和应有之情对欢迎游客、情感亲近、同理心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共性是主-客情感团结的前提条件，相较于共同的信念和行为而言，对地方喜爱、认同和义务感等情感同样能够诱发主客之间产生情感共鸣，促进主客之间的情感结合。这一结论也佐证了Woosnam等指出的对地方的积极情感是主-客情感团结的前置条件的观点[43]。多位访谈者表示，之所以欢迎游客或愿意与游客进行互动，一方面源自对地方的喜爱，另一方面源自对地方的义务感，认为帮助和善待游客是应尽的地主之谊，作为东道主有义务让游客感受到当地的魅力。

（3）旅游地居民与游客的情感团结能够促进其与游客价值共创的意愿。居民与游客的亲密度越高，在与游客的互动中越倾向于投入资源以满足游客的价值体验需求。在情感团结的各维度中，欢迎游客和同理心对信息分享意愿和帮助意愿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情感親近对居民帮助游客意愿存在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于信息分享意愿则无显著影响。这一结果与Woosnam、Moghavvemi等的研究结果类似，相对于欢迎游客和同理心来说，情感亲近并不能正向显著影响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支持[36，39]。以往研究表明，信息分享是主客交往中常见的主题[54]，即使居民与游客未产生情感亲近，仍愿意将旅游地信息提供给游客。但对帮助意愿来讲，访谈对象则言明，在时间、精力允许，自我能力范围内才可能帮助游客。由此可见，相对信息分享而言，旅游地居民通过帮助游客的方式来创造或提升游客的体验价值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关照等可操作性资源，只有当居民对游客感到情感亲近时，才可能愿意投入自身资源以满足游客的价值体验需求。因此，情感亲近对帮助意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而对信息分享意愿的影响不显著。

（4）应有之情作为驱动主-客价值共创意愿的主要力量，在其中发挥着比真有之情更为重要的作用。旅游地居民对地方的真有之情和应有之情可通过影响情感团结间接影响其与游客的价值共创意愿，但无论是信息分享意愿还是帮助意愿，在4条总间接效应的路径关系中，居民对地方的应有之情对信息分享意愿及帮助意愿具有更强的影响作用。针对特定的间接效应而言，除真有之情/应有之情→情感亲近→信息分享意愿两条路径不显著外，其余特定间接效应均显著。通过中介变量欢迎游客的4条特定间接效应的路径中，居民对地方的真有之情发挥的作用略强于应有之情，在其余成立的6条路径关系中，居民对地方的应有之情对信息分享意愿和帮助意愿具有更强的影响作用。这意味着，居民对地方的应有之情更易使居民对游客产生情感亲近和同理心，进而提升其与游客价值共创意愿。这一结论证明了具有中国本土意义的情感成分应有之情是驱动主-客价值共创意愿更重要的先行因素，对居民的行为意愿发挥着更强的效力。

4.2 理论贡献

（1）本文以本土化视角揭示了中国居民对地方独特的情感构成与特征。基于中国人的情感特征，结合情感的双层结构理论，创新提出了由真有之情和应有之情组成的中国居民对地方的双层情感结构，并明确了中国人对地情感的内涵特征。本研究拓宽了情感的双层结构理论适用边界，丰富了人-地情感关系的内容内涵，探索建立了人-地关系的本土化理论。

（2）本文证明了情感对于价值共创意愿的影响，深化和扩展了价值共创研究理论。当前，价值共创主流研究多依据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主-客价值共创由物质交换所决定[13]，并将主客关系视为利益交易关系[33]。本研究从情感视角提出地方情感与情感团结是居民与游客价值共创的前序条件，论证了旅游地居民的情感在价值共创领域及旅游活动中的重要性。因此，地方情感的双层结构理论以及情感团结理论均可被视为研究价值共创的理论工具。

（3）本文揭示了中国文化背景下地方情感对主-客价值共创意愿影响的内在机理。依据情感的双层结构理论及主客情感团结理论，揭开了地方情感对主-客价值共创意愿的影响机制黑箱，为深刻理解地方情感→主-客情感团结→主-客价值共创意愿的复杂路径提供了实证支持。

4.3 管理启示

（1）加强宣传引导，积极提升居民对地方的情感。本研究证实了居民对地方的情感是主-客情感团结与主-客价值共创意愿的重要驱动因素，居民对地方的情感越高，越倾向于投入自身资源与游客产生良好的情感关系和社会互动。旅游地相关管理部门应积极引导和培养居民对地方的情感，让居民深入了解当地历史文化，鼓励居民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加强居民与地方的情感联系，促进主客间的社会联系与互动。

（2）培养旅游地居民主人翁意识，发挥应有之情义务层面的情感作用。本文发现，居民对地方的应有之情在主客情感关系与主-客价值共创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旅游地管理与营销组织应激励居民积极参与旅游业发展工作，增强其主人翁意识。

（3）营造良好的主客互动氛围，增加主客交流机会。情感团结在地方情感与主-客价值共创意愿关系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居民与游客的情感关系可提升其与游客价值共创的意愿。因此，旅游地管理部门应策划多主体参与的节庆活动，创造主客交流机会，促进居民和游客建立积极关系。同时，还可以积极推动旅游志愿者活动，设立社区居民访问点，推动主客交流，增进主客情感关系。

5 研究不足与局限

作为探索性研究，本文还存在以下不足：第一，为了从现实生活中洞悉旅游地居民对地方情感及主-客价值共创意愿维度构成，研究采用了半结构化访谈来获取一手资料，对上述维度构成情况加以论证，但访谈样本相对较小，代表性略有不足。第二，中国地域广袤，东部西部、南方北方、城乡之间均存在较大文化差异性，不同地区的居民对地方的情感是否存在显著差异需要进一步研讨。第三，本研究并未划分旅游地居民的类型，如原住民、移民或流动人口，不同类型的居民是否对地方的两种情感存在差异尚未考虑在内。第四，本研究的重点是发现主-客价值共创的前置影响因素，因而对于主-客价值共创意愿维度划分上相对简洁，仅采用了信息共享意愿和帮助意愿两个维度，在概念测量的全面性上存在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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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Residents Place Emotions on Value Co-creation Intention

under the Chinese Culture Background

XU Tong1， BAI Changhong1，2， CHEN Ye1， TUO Yanzheng1， DU Meiqi1

（1. College of  Tourism and Service Management，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2. Business School，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071， China）

Abstract： Despite the growing scholarly attention towards human-place emotional relationship， existing concepts fail to comprehensively explain the residents emotions about place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culture background. As a key antecedent that closely related to residents behaviors， residents emotions towards destination are proved to have impact on residents overall support attitude to tourism development， but the emotions impact mechanism on value co-creation have been largely ignored. This study aims to address this gap by answer the questions below： How do residents co-create value with tourists？ What is the role residents emotions play in this value co-creation proces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inese cultur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double-tier structure of residents place emotion including “real emotion” and “assumed emotion”， and explores the different influence of such emotion structure on both emotional solidarity and value co-creation intention with tourists. This study mainly uses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o collect data， and the smart PLS 3.0 was adopted to test the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residents “real emotion” and “assumed emotion” towards place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ree dimensions of emotional solidarity： welcoming nature and 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helping intention， while emotional closeness onl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helping intention; In addition， emotional solidarity plays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ce emotions and host-guest value co-creation intention.

There are thre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research. First， the study excavates the emotional construc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residents towards place. Seco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otion， this research attempt to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preconditions for host-guest value co-creation， which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role of residents emotions in value co-creation. Third， the study uncovers the “black box” of the mechanism that residents place emotions affect value co-creation intention with tourists， which may offer a new lens to understand value co-creation between host-guest relationship.

This study also provides several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sustainable destination planning， marketing， and management. First， destination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DMOs）/authorities should actively encourage residents to learn more knowledge about local history and culture， and motivate them to participate in tourism-relevant social activities， to respectively enhance residents “real emotion” and “assumed emotion” towards place. Furthermore， tourism authorities should actively promote tourism volunteer activities， introduce more host-guest interaction program in well-known scenic spots. Such activities will help reduce the hostile prejudice and enhance emotional relationship among two groups.

Keywords： real emotion; assumed emotion; host-guest value co-creation intention; emotional solidarity; Chinese culture background

[責任编辑：刘    鲁;责任校对：周小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