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学科

（齐鲁师范学院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200）

忽必烈即位后设立的翰林国史院是元代最为重要的文化机构，合前代翰林学士院和国史院为一，主要负责“纂修国史、典制诰、备顾问”[1]3732，地位清切贵重。然而，由于蒙元政权的独特性和元初政局的复杂性，翰林国史院的设立有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现存史料对这个过程的记载却多有语焉不详甚至相互抵牾之处，主要问题有二：第一，翰林国史院的设立时间，史料中有中统二年（1261）①、至元元年（1264）②、至元二年（1265）③、至元四年（1268）④等不同说法；第二，至元前期，元廷中央机构的主体多由上都迁至大都，翰林国史院也在其列，史料中对该机构主体的转移过程言之甚少。这些都给相关的研究带来了困扰和偏差。

经过考察，我们认为以至元元年为界，翰林国史院的设立分为初步和正式两个阶段，随着两都制的确立，该机构又逐步从开平（即上都）迁至大都新城。具体而言，这一过程则涉及官员任命、官署迁移等诸多细节问题。因此，对元代翰林国史院的设立过程做一个系统梳理，看似老生常谈，却十分有必要。

一、中统年间：元代翰林国史院的初步设立阶段

元宪宗去世后的第二年（1260）三月，忽必烈在开平即位，五月建元中统，当年就任命了以王鹗为代表的部分翰林官员，次年五月设翰林院，七月扩充为翰林国史院，吸收更多文士入职，由于未暇设立官署，因此，翰林国史院在中统年间处于初步设立阶段。

中统元年任命的翰林官员不多，可考者有四位：郝经、何源、窦默和王鹗⑤。据《元朝名臣事略》和《元史》等史料可以很容易得知前三人的情况，郝经任翰林侍读学士[1]3708[2]296，何源任翰林待制[1]65，窦默任翰林侍讲学士[1]3731[2]152，其中郝经和何源受命后即作为正、副使出使南宋，郝经至元十一年（1274）回京，何源则殁于真州⑥。

王鹗的情况有些特殊，据《元史·世祖本纪》记载，中统元年（1260）七月，以王鹗为“翰林学士承旨兼修国史”[1]67。这似乎说明元代要将前代翰林学士院和国史院合二为一的设想从忽必烈即位当年就产生了。但是，《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二《内翰王文康公（王鹗）》却引徐世隆所撰《墓碑》说：“上龙飞，特授公翰林学士承旨。”[2]239《元史·王鹗传》也说：“庚申，世祖即位，建元中统。首授翰林学士承旨，制诰典章，皆所裁定。”[1]3757王恽《中堂事记》也说：“承旨王公……，以元年七月受是职。”[3]3418从翰林国史院的设立过程看，修史是翰林院成立后王鹗提议增加的职能，中统元年尚无翰林院，更何谈兼修国史，因此王鹗此时只是翰林学士承旨。

中统二年（1261），在开平为翰林官员们设立职能机构，名为翰林院，这与唐代先任命学士而后设立学士院的做法一致。翰林院设立的具体时间是五月，这仅见于王恽《玉堂嘉话》的记载，其自序云：

中统建元之明年辛酉夏五月，诏立翰林院于上都，故状元文康王公授翰林学士承旨。已而，公谓不肖恽曰：“翰苑载言之职，莫国史为重。”遂复以设立本院为言，允焉，仍命公兼领其事。时不肖侍笔中书，两院故事，凡百草创，经营署置，略皆与知。其年秋七月，授翰林修撰、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4]39

该书是王恽根据自己两度入翰林国史院的经历写成的回忆性笔记，可信度很高。需要说明的是，此翰林院的负责人王鹗是翰林学士承旨，他称呼该机构为“翰苑”，又言明其职责为“载言”即掌管制诰，这几个方面的特点都与前代翰林学士院相同，而与前代“内供奉艺能技术杂居之所”[5]96的翰林院不同，因此，中统二年五月所设的翰林院乃是以前代翰林院之名指称翰林学士院之实。

几乎从翰林院成立之初起，王鹗就建议增加修史职能，他说：“翰苑载言之职，莫国史为重。”这一想法当源于金代中后期翰林学士院兼修国史的惯例[6]37-45。朝廷同意其建议，在翰林院基础上成立翰林国史院。《元史·世祖本纪》云：“（中统二年）秋七月……癸亥，初立翰林国史院。”[1]71可见，翰林院设立两个月之后，就改名翰林国史院。因此，元代的翰林院是翰林国史院的前身，后者由前者扩充而来，翰林国史院以掌制诰为主，修史为辅，该机构又称翰林兼国史院，这个兼字把两大职能的先后和主次都说明白了。

需要注意的是，翰林国史院成立后，翰林院名称还继续使用，一是作为翰林国史院的简称，如翰林国史院至元二年迁往大都一事，《元朝名臣事略》称为“诏立翰林院于燕京”[2]262。二是指称蒙古翰林院，《元史·世祖本纪》云：“（至元十二年三月）庚子，从王磐、窦默等请，分置翰林院，专掌蒙古文字，以翰林学士承旨撒的迷底里主之。”[1]165此翰林院即蒙古翰林院。

翰林院初设时仅有几名翰林官员，翰林侍读学士郝经和翰林待制何源出使南宋又被软禁，因此征召更多文士入职是翰林国史院扩充的当务之急。《元史·王鹗传》云：“鹗遂荐李冶、李昶、王磐、徐世隆、高鸣为学士。”[1]3757《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二《内翰王文康公（王鹗）》引李恺《言行录》说得更详细：

至是，公申前请，命立翰林国史院。时元、杨已物故，又举李冶及李昶、王磐、徐世隆、徒单公履、郝经、高鸣为学士，杨恕、孟攀麟为待制，王恽、雷膺为修撰，周砥、胡祗遹、孟祺、阎复、刘元为应奉。凡前金遗老，及当时鸿儒，搜抉殆尽。[2]239

除郝经外，其他人都是王鹗中统二年七月在翰林国史院初设之后举荐的。不过，有的人并非中统年间入职。中统年间入职的翰林官员名单集中存于《中堂事记》，该书“（中统二年）七月廿七日丁亥”条云：

前大名路宣抚史幕官雷膺，前东平路宣抚司同议、权详定官王恽同日授翰林修撰。……是日，有诏：“照会立翰林国史院，道与翰林承旨王鹗：‘据保奏翰林院官修国史事，准奏收拾者。在这里底先与职名者外，未到人员候来时定夺。’”今开坐原保人数并已除翰林院官职名如后：

一、已除：翰林学士承旨兼修国史王鹗。翰林侍读学士郝经，差充国信史。翰林侍讲学士李昶，兼同议东平路军民事。翰林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李冶。翰林修撰、同知制诰兼充国史院编修官雷膺、王恽。

一、未除见收拾：王磐直学士。徒单公履待制。孟攀麟待制。宋思诚修撰。胡祗遹应奉。右仰照防收拾者准此。[3]3417-3418

结合相关史料看，除郝经滞留南宋和李冶坚决辞归外，这道诏书中的大部分人都于中统年间受命入职。其中可以确定具体时间的有八人：王鹗，中统元年任翰林学士承旨，二年兼修国史；李昶，中统二年任翰林侍讲学士；王恽、雷膺，中统二年任翰林修撰、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徒单公履，中统二年任翰林待制，随即授翰林直学士兼同修国史[4]182；胡祗遹，中统二年任应奉翰林文字⑦；王磐，中统三年任翰林直学士兼同修国史；孟攀麟，中统三年任翰林待制兼同修国史。不能确定具体时间的有一人：宋思诚，当亦为中统年间任翰林修撰。

除此之外，可以确定于中统年间入职的还有五人：张德辉，中统二年任翰林学士[3]3411；高鸣，中统前期任翰林学士[1]3758；宋衜，中统三年任翰林修撰[1]4146；安藏，中统二年任翰林学士、嘉议大夫、知制诰兼同修国史⑧；刘德渊，中统年间任翰林待制[3]2673。与前面合计有十四人，实际的人数当更多，而且该机构还有书写、典史、杂使等吏员，更不好考察。但有一点可以确信，中统二年以后，翰林国史院扩充的人员不少。

增加这么多人，朝廷需要为他们安排住宿，具体做法从《玉堂嘉话》的记载中可以窥到一些，该书收录了王鹗于中统二年写给王恽的信，云：

本把合用儒人兼管，不宜用他色目。如他日同修、编修人来，房屋决少，目今便合商议起盖。盖下房屋，都在文庙，已后也得用。谓如仲谋兼编修，徒单云甫受直学士兼同修，李仁卿学士兼同修。胡绍开年小也，宜唤去。比至定俸，且与批支。若家小来更好，都交文庙里住。史事早成，其它不预史事者在于文庙，自当退去。此明年话也，仲谋宜知之。书写、典史、杂使以后必须用，谓文字未集且定编修二人，若踏逐书写二名更佳，杂使亦不可缺，将来院官不要人使唤。[4]182

这则材料十分宝贵，不仅说明翰林国史院要增加书写、典史、杂使等吏员，而且说出朝廷准备在文庙盖房子作为修史人员及家小的住所。从准备盖到安排入住，需要大量钱财、人力，更需要时间。以此类推，那部分没有修史职务的翰林国史院人员的住宿也需要时间安排。

综上所述，从授翰林官员到设立翰林院，再到扩充为翰林国史院，职能的明确和人员的到位都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期间不仅官署未立，修史等工作没有开展，而且职员任期也并未形成定制，许多入职的翰林官员很快就转任别的职务，如王磐任翰林直学士不久即出为真定宣慰使。因此，中统年间只是翰林国史院的初步设立阶段。

二、至元年间：元代翰林国史院的正式设立阶段

经过中统年间的充分准备，至元元年（1264）九月，翰林国史院正式设立，其标志是立官署，《元史·百官志·翰林兼国史院》云：“中统初，以王鹗为翰林学士承旨，未立官署。至元元年始置，秩正三品。”[1]2189《元史·世祖本纪》“至元元年”部分也说：“九月壬申朔，立翰林国史院。”[1]100遗憾的是，由于材料不足，翰林国史院官署的具体位置不得而知。

不过，由于该机构隶属于中书省，因此其办公地点当与中书省临近，张帆教授认为上都中书省的具体位置“在宫城内，或在宫城外紧靠宫城的地方”[7]27。而我们认为开平中书省的地理位置似乎可以落实得具体一些，《元史·世祖本纪》云：“（中统二年）九月庚申朔，诏以忽突花宅为中书省署。”[1]74熊梦祥《析津志》也说：“我太祖始立中书省，至世祖皇帝混一区宇，遂于中统元年夏四月戊戌朔，立中书省于上都。中统二年九月以□都火宅为中书省。”[8]8很明显，忽突花就是□都火⑨，既然以之为中书省，那么，开平翰林国史院官署应该就在其附近⑩。

随着两都制的确立，翰林国史院的主体于至元二年（1265）迁至金国旧都燕京，至元四年（1267）又迁至大都新城，这个官署的转移问题为以往的研究者所忽略。忽必烈在开平即位后每年往返于开平和燕京之间，在开平设立中书省，在燕京设立行中书省，实际上把燕京视为陪都。中统四年（1263）升开平为上都，中统五年（1264）改燕京为中都，至元四年（1267）开始在燕京营建新城（至元十三年基本完工），至元九年（1272）命名为大都[9]27-37。以中书省为首的中央机构从至元改元起逐步迁至大都，翰林国史院自然也在迁移之列。

翰林国史院首先于至元二年迁至燕京，《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三《内翰李文正公（李冶）》云：

未几，朝廷闻先生贤，安车聘之。既至，奏对称旨，欲处以清要，先生谢曰：“老病非所堪也。”恳求还山，朝廷知不可留，遂其意。后四年，诏立翰林院于燕京，再以学士召，仍敕真定宣慰司驿骑赍遣先生起，就职才期月，又以老病寻医去。[2]262

“诏立翰林院于燕京”即在燕京设立翰林国史院。“后四年”具体是哪一年需要进一步结合材料分析，忽必烈即位后首次召见李冶时“欲处以清要”说的是准备让他入翰林国史院（初立阶段）任职，而《中堂事记》恰恰存有朝廷任命李冶为翰林学士的诏书，颁布时间为中统二年（1261）八月十一日辛丑[3]3427。以此推算，四年之后当为至元二年（1265），即“诏立翰林院于燕京”的时间，这正与《元史·李冶传》“至元二年，再以学士召，就职期月，复以老病辞去”[1]3760的记载相合。

因为此时大都新城尚未营建，所以翰林国史院只是搬到了金国旧都燕京，地址在金兀术即金太祖第四子完颜宗弼的旧宅。清人姚之骃《元明类事钞》云：“《瀛洲道古录》：元时翰林院以金乌珠第为之。欧阳楚公诗：‘翰林老屋势深雄，犹是金家乌珠宫。’”[10]128欧阳楚公即欧阳玄，这两句诗是其《漫题四绝》的第四首，全篇云：“翰林老屋势深雄，犹是金家兀术宫。定鼎初年曾作省，至今门径凤池通。”[11]18其中“定鼎初年曾作省”是说在翰林国史院搬来之前，金兀术旧宅曾经是燕京行省官署，《中堂事记》云：“燕省自来置废官西台上，嚣隘近市，不称具瞻，以移省事上闻，奉旨迁四王府，其列圣神主奉安圣安寺瑞像前殿。明年，以乐善老故府为省署，仍以金都旧额榜焉。”[3]3332燕京行省本在西台，中统元年搬进四王府即金兀术的旧宅，第二年又搬到了乐善居士完颜永成的旧宅。

大都新城的皇城营建好以后，翰林国史院随着中书省迁至新城，时间当为至元四年（1267），危素《翰林国史院经历司题名记》云：“世祖皇帝始御宸极，建翰林之官。至元元年，爰置学士院。四年，更置翰林兼国史院，阶正三品。”[12]412他说的至元四年设翰林兼国史院，实际上指的就是翰林国史院迁至大都的时间。由于隶属中书省和专掌制诰的特殊地位，翰林国史院新址当仍在中书省新址附近，《析津志》云：

至元四年二月己丑，始于燕京东北隅，辨方位，设邦建都，以为天下本。四月甲子，筑内皇城。位置公定方隅，始于新都凤池坊北立中书省。其地高爽，古木层荫，与公府相为樾荫，规模宏敞壮丽。奠安以新都之位，置居都堂于紫薇垣。[8]8

既然中书省在新都凤池坊北，那么翰林国史院也当在此附近。其官署在忽必烈朝以后屡次变迁，后来又回到新都凤池坊北，详见萨兆沩《元翰林国史院地理方位辨正》[13]72-74一文所作的考辨，杨亮《宋末元初四明文士及其诗文研究》第四章第二节《翰林国史院地址之变迁》[14]170-172对翰林国史院在大都的官署变迁也有详细考察，兹不赘述。可惜的是，他们都没有注意到翰林国史院设在大都新城之前有一个从上都搬到燕京旧城的阶段。

需要注意的是，翰林国史院迁至大都后，原来的上都翰林国史院成为翰林国史院上都分院，不过分院正式成立时间较晚，成宗即位的至元三十一年才“分院上都”[15]1499，顺帝至正五年（1345），宋褧在《翰林国史分院题名记》中说：“承旨则自至大间长院，出而复入，距今垂四十年，不能悉举其所之岁，两学士及经历虽尝以宿卫扈跸，其官翰林分院，则自是岁始也。”[16]207可见，上都翰林国史院正式设立是成宗即位后的事，而且直到武宗至大年间，承旨、学士、经历等才充任上都翰林分院官员，此前这些翰林官员只是扈从上都而已。正因如此，元代的上都翰林国史院题名记等都作于武宗以后。分院的名称，有时称上都翰林分院，如马祖常《上都翰林分院题名记》；有时称上都翰林国史院，如黄溍《上都翰林国史院题名记》；有时也称翰林国史分院，如宋褧《翰林国史分院题名记》。

三、结论

综上可知，元代翰林国史院的设立过程主要分为两步，即中统年间的初步设立阶段和至元年间的正式设立阶段。具体而言，中统元年任命了以王鹗为首的一些翰林官员，次年五月在开平为他们设立翰林院，以前代翰林院之名指称翰林学士院之实，接着在王鹗的建议下增加修史职能，七月起将之扩充为翰林国史院，并吸收更多人才，但整个中统年间都没有设立正式官署，因此该机构处于初步设立阶段。至元元年九月为之立官署，翰林国史院进入正式设立阶段，至元二年，该机构的主体迁至金国旧都燕京，至元四年，又迁至大都新城。

在翰林国史院的设立过程中有这样几个时间节点：中统二年七月初步设立，至元元年九月正式设立，至元二年迁至燕京，至元四年迁至大都。前二者的区别在于初步设立和正式设立，还比较容易辨别，后二者则是该机构从上都迁至大都的两个步骤，很容易被忽略。因此，史料中对该机构设立时间的不同记载实际上是其设立过程中所处的不同时间节点。

注：

①《元史》卷四《世祖本纪一》云：“（中统二年）秋七月……癸亥，初立翰林国史院。”（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71-72.）《元史》卷八十七《百官志三·翰林兼国史院》云：“中统初，以王鹗为翰林学士承旨，未立官署。至元元年始置，秩正三品。”（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2189.）

②《元史》卷五《世祖本纪二》云：“（至元元年）九月壬申朔，立翰林国史院。”（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100.）

③《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三《内翰李文正公（李冶）》云：“后四年，诏立翰林院于燕京，再以学士召，仍敕真定宣慰司驿骑赍遣先生起，就职才期月，又以老病寻医去。”（苏天爵辑撰，姚景安点校.元朝名臣事略[M].北京，中华书局，1996：262.）《元史》卷一百六十《李冶传》云：“至元二年，再以学士召，就职期月，复以老病辞去。”（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3760.）

④危素《翰林国史院经历司题名记》云：“世祖皇帝始御宸极，建翰林之官。至元元年，爰置学士院。四年，更置翰林兼国史院，阶正三品。”（危素.危太朴文集[M].《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7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412.）

⑤王德毅等学者认为中统元年刘德渊已经做了翰林待制（王德毅等.元人传记资料索引[M].北京，中华书局，1987：1856），其依据当为王恽《故卓行刘先生墓表》“中统建元，三府辟其行能，授翰林待制”（王恽著，杨亮、钟彦飞汇校.王恽全集汇校[M].北京，中华书局，2013：2673）一语，然而，经过推敲，我们认为这只能证明刘德渊任翰林待制的时间在中统年间而不能认定为中统元年。

⑥《南村辍耕录》卷六“抗疏谏伐宋”条云：“何公巨川者，京师长春宫道士也，会世皇将取宋，乃上疏抗言宋未有可伐之罪。遂命副国信使翰林学士郝文忠公（经）使江南，殁于真州。至正间，诏追赠二品官。有人作诗悼之云：‘奇才不泄神仙事，抗疏会干世祖知。每恨南邦本无罪，比留北使欲何为。忠魂久掩孤城馆，褒诏新镌二品碑。地上若逢奸似道，为言故国黍离离。’”（陶宗仪.南村辍耕录[M].北京，中华书局，1959：77.）

⑦中统二年朝廷决定在文庙为王恽、徒单公履等修史人员盖房子居住时，强调：“胡绍开年小也，宜唤去。”（王恽撰，杨晓春点校.玉堂嘉话[M].北京，中华书局，2006：182.）胡绍开即胡祗遹，他生于1227年，中统二年（1261）时已经34岁，且与王恽同龄，未知何以称其“年小也，宜唤去”，录以俟考。

⑧《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二《太常徐公（徐世隆）》引徐琰所撰《墓志》云：“（中统）四年，上问尧、舜、禹、汤为君之道，公取书所载帝王事以对，上喜曰：‘汝为朕直解进读，我将听之。’书成，上命翰林承旨安藏译写以进。”（苏天爵辑撰，姚景安点校.元朝名臣事略[M].北京，中华书局，1996：252.）此处职务记载不确，据《新元史》卷一百九十二《安藏传》，至元八年，“特授（安藏）翰林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寻商议中书省事”（柯劭忞.新元史[M].上海：开明书店，1935：383），则他中统四年尚未任翰林学士，更不会任翰林学士承旨，但至少可以说明，安藏中统四年已经在翰林国史院从事译写工作了。

⑨“□都火”，首字本缺。

⑩《中堂事记》云：“燕省自来置废官西台上，嚣隘近市，不称具瞻，以移省事上闻，奉旨迁四王府，其列圣神主奉安圣安寺瑞像前殿。明年，以乐善老故府为省署，仍以金都旧额榜焉。”（王恽著，杨亮、钟彦飞汇校.王恽全集汇校[M].北京，中华书局，2013：3332.）张帆教授认为忽突花大概是成吉思汗义弟失吉忽秃忽，其宅与乐善老故府应为一回事（张帆.元代宰相制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8），如是，忽突花宅则在燕京，可备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