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蕾

（青岛理工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山东 青岛266520）

一、引言

意大利华人移民问题研究在海外华人研究中占据一定分量，其中最著名也最显眼的当属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早在2001 年就已经在意大利成立的普拉托研究中心及其相关成果产出。这同样也使得“Prato 现象”成为关于意大利华人离散群体（Chinese Diaspora）的研究焦点，作为佛罗伦萨卫星城市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普拉托自此也成为移民研究中除了“唐人街”（Chinatown）之外另一块带有典型东方色彩的新标的。Gabi Dei Ottati 关于意式工业区（Industrial Districts）的独到研究[1]，Fladrich 对于普拉托华人的“住在高墙之外的‘陌生局外人’”的总体印象[2]，Kevin Latham 关于普拉托华人社会融入指标体系的建构以及对双重平行社会（Dual Society）的论证[3]，都展示出了新世纪以来海外学者视野中意大利华人移民的群像。

意大利的华人移民主体同法国、西班牙的一样，同样是有着“东方犹太人”之称的温州人。在意大利，Wenzhounese（温州人）可能会比Cinese（中国人）更加出名。这一群体普遍从商，在当地具备良好的经济融入基础，而对于东道主国的文化融入、政治融入却相对要弱一些。在国内，2012 年播出的电视剧《温州一家人》引起了大众媒体的普遍关注，而女主角代表的这部分人属于20 世纪80 年代来到意大利的华侨群体，温州人（Wenzhounese）精神在普拉托这块移民飞地上得以显现。诚然，影视作品有着自己的时代性，今时今日，在华人已经在普拉托形成典型族裔区的情况下，不少华人也跳出小镇怪圈，飞往意大利其他城市乃至欧洲各地。

作为移民融入适应研究中的重要概念，社会距离用于衡量个体之间、群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亲近或疏远程度。在本文中，单向度的社会距离指的是从移民自身的角度来谈及他们与移居国本地居民之间的亲疏远近程度。在此种情况下，本文也试图跳出意大利华人移民的“普拉托典型”或者“Chinatown 典型”，通过社会距离的概念介入，来描绘一个意大利普通小城市的华人移民的社会融入与隔离图景。通过个案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借鉴国内关于农民工社会距离研究的成果，本文为意大利华人移民同当地社会的社会距离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二、文献综述

目前意大利华人的研究主题较为广泛、多样，如海外族裔经济研究[4-6]、劳动力市场[7]以及华人社会融入[8-10]、社会关系[11]等等，在文化教育、社会语言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水准也相当高。在意大利华人社会融入问题的研究上，多集中在华人移民具有突出特点的米兰和普拉托，对于小镇或者华人移民聚居的“移民飞地”（Ethnic enclave）现象不明显的城市则鲜有研究。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主题在国内农民工的研究中也均有涉及，因此就有学者指出华人跨国移民和国内移民（农民工）在内涵上的相似性与差异性。有学者将农民工研究归入“移民”的研究范畴中[12]，也有学者借鉴国际移民研究中的概念来分析农民工的城市现状。例如，在考察移民与当地社会的融入与隔离程度上就有很多概念,如社会融合（Social Integration）、社会排斥和融入（Social Exclusion&Inclusion）、适应（Adaptation）、同化（Assimilation）等等，这些概念在很多国际移民研究和国内农民工研究文献的关键词中都可以检索到。

尽管国内农民工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与跨国华人移民的情况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二者在迁入地的弱势地位和融入东道主社会过程中的困难却是相似的，因此，国际社会融合理论对国内的农民工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这也被当前的农民工文献所证实[13]。可见，从现有文献的归纳中，我们可以看出农民工研究与跨国移民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互通性。

此外，目前将研究兴趣定位在流动人口的学者也均涉猎农民工和国际移民研究，最著名的当属王春光同时研究巴黎华人社区的建构和农民工社会融入、身份认同等议题[14-16]，项飚同时涉猎国内“东镇民工”及浙江村的研究和国际移民中印度跨国IT 专业人士移民的“全球猎身”（body-shopping）[17-19]。这也为本研究提供了借鉴经验。因此本文将采取另外一条研究进路，试图借鉴国内农民工社会距离研究的相关经验来思考意大利华人移民与当地社会的社会距离。

社会距离的概念源于塔尔德，他认为社会距离是衡量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亲疏远近的重要指标。齐美尔认为社会距离具有主观性，他对“局外人”的边缘化地位（stigmatization）进行了终生关注，他将社会距离视为一种内在屏障。芝加哥学派在研究移民和城市问题时，将社会距离概念引入到美国种族关系的讨论中。例如，帕克将社会距离分为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博格达斯承认社会距离的主观性，认为社会距离存在于行动者的心理空间中，他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拓展并进行了量表化。本文也沿用了社会距离量表来测量这种心理距离或者说是主观性的社会距离。

在国内的农民工研究中，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研究比较多见。如郭星华和储卉娟指出社会距离的主观性并将其划分为“向往程度、排斥预期和整体感觉三个具体层面”[20]；王桂新和武俊奎（2011）借鉴国外研究成果指出了社会距离的影响因素，包括“经济地位、种族差异、年龄阶段、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四个方面”[21]；王桂新等对农民工融入城市市民社会的氛围维度如居住条件、经济生活、社会关系、政治参与及心理认同进行了研究。本文不考虑政治生活，仅着眼于华人移民在意大利的生活世界，重点考察他们与当地社会之间的语言距离、时空距离和心理距离。

三、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结构式访谈和参与观察的定性研究方法，因为这对于本文的研究来说更具可执行性和现实性。除此之外，这样也更容易考察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社会行动。通过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近距离接触与对话，获得对研究结果的理解性解释。本研究选择T 城中的华人移民进行结构性访谈，访谈的场所选择在具有华人特色的地方，如服装店、中国超市、裁缝店、中日餐馆等等。这些地方往往具有意大利人所理解的中国特色，他们根据某些特征一眼就可以分辨出这些店铺的老板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如选择的位置（火车站附近或远郊区等房租低的地方）、店外的门头、装饰或店内的陈设风格（中国店往往将物品密集摆放，很少讲究设计和美观）。所以笔者的访谈先由距火车站1 公里左右的一家华人酒吧开始，逐步采取滚雪球的方式寻找访谈对象。

为了符合研究的伦理要求，文中所有受访者的个人信息已经采取匿名化处理，并且，课题研究者也承诺这些信息仅仅用于研究。每次访谈时间持续40～120 分钟不等，最终一共获得了11 名受访对象的录音资料。由于其中2 名缺少社会距离量表和对生活满意度的打分，最后实际得出9 名（见表1）被访者适用于本文的研究主题，其中男性7 名，女性2 名。他们均在意大利超过5 年以上（已具备法定的申请长期居留的时间条件）。

表1 受访对象信息

这9 名访谈对象中，只有1 名出生在意大利且获得意大利国籍，其余均为中国国籍。关于住房情况，只有1 人是自购房屋且与父母同住，其余全为租房。根据父母是否在其之前有过移民经历，本文将父母有移民经历的研究对象称为二代移民，其他则界定为一代移民。如表1 所示，一共有5 名二代移民，4 名一代移民。访谈结束后，笔者对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进行归纳总结，并结合不同研究问题对访谈片段进行分割以得到不同节点，这些节点包括基本信息、社会距离、生活满意度打分、与意大利人的交往、社会融入程度等等。而本文重点考察的节点则是华人移民的社会距离量表、在意大利的语言困难以及生活满意度打分。

四、研究结果

（一）空间的距离：我生活在此的原因？（Sono qui perche？）

不同于意大利的普拉托，T 城在地理区位上处于意大利北部边境，更靠近德国，经济发展水平也一直排在意大利各城市前列。此外，T 城与普拉托最明显的区别在于，截至2019 年12 月，这里的华人数量并不多，只有1 185 人，占到了T 城外国人口的2.4%。可见，在华人移民数量和占比上，T 城都难以形成普拉托的扎堆现象。

实际上，T 城的华人与当地人并没有隔离，反而呈现着混居的状态，并未形成“中国城”。所有被访者均表示，他们的邻居中都有意大利人。根据田野考察，笔者去了传说中的位于T 城北部工业区的“中国城”，这里却并不具备传统意义的中国城的特点，只有位于8 路、3 路、17 路、13 路的主干道交叉口上有零星的几个中国店，经营的范围也多为有华人特色的百货超市和服装店。

韦伯曾经对比天主教徒与新教徒的行为方式——“天主教徒选择睡得好，而新教徒选择吃得好”。而在意华人的行为方式既不是天主教徒，也不是新教徒，他们选择“睡得不好，吃得不好，赚得好——白天工作，晚上工作，双休日也要工作”。在意大利人的眼中，这是一种“违背上帝旨意”的行为方式。在意大利人看来，中国人的字典里没有休假和生活两个词。在意大利的法定节假日，中国店是整条街上唯一开门的店，中国人的经营活动仿佛是一种新教伦理式的存在：疯狂地赚钱，疯狂地节俭。华人赚钱的活动是可见的，也多数是和意大利人的活动交织在一起的，在华人的经济生产空间内存在着大量意大利人的身影。

T 城所在自治省卫生和社会政策部设立有以帮助移民融入社会为责任的社会机构——移民信息中心，其目标是增强移民知识水平，促进和支持移民之间的交流和参与社区生活，共享信息以便获得公共服务，促进、保护和接纳难民。移民信息中心会定期组织移民活动，笔者参与过移民信息中心组织的两次活动，但在这两次活动中都未见到华人的踪影，即使是与意大利人交往频繁的华人翻译也没有见到。笔者被告知的解释是，除非是关系到自身实质性利益的时候，华人才会参与这些活动。

在华人教会组织的活动中，在被访者中只有学生S 通过意大利朋友的关系参加了T 城红十字协会（国际红十字会意大利分会）。他告诉笔者，他在做红十字急救员的工作时经常会被意大利人拒绝，但在某种情况下，少数意大利人也会接受他的帮助。因此，他还是存在一定的和意大利社会互动的空间。

综上，无论是在居住空间、生产空间和社会活动空间，我们都可以看到T 城华人与当地人并非处在“双层社会”，虽然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但界线并不明显。这意味着在社会交往中，即使是小概率事件，T 城的华人移民也并非生活在绝对隔离的空间内而是存在着与当地人交流的渠道。

（二）语言的距离：“高速公路上的猫”（Come un gatto in tangenziale）

“高速公路上的猫”（Come un gatto in tangenziale）源于一句意大利谚语，指注定不会长久的事情，2017年意大利上映的一部喜剧电影也以此为名，其中女主角的一句台词可以代表意大利主流社会对于移民的印象：“中国人谁也不得罪，只知道做工，摩洛哥人负责犯罪，印度人浓烟滚滚。”多种族背景的人生活在一起可以相安无事，这些社区、贫民窟的场景同样存在于前文所述的空间距离的论述中。双重平行社会（Dual Society）中的任何越轨行为只会像高速公路上的一只猫，命不久矣。而在熔炉一般的T 城，笔者用这个谚语来形容华人移民与当地人的语言距离并不会长久。随着语言能力的一步步强化，语言困难只会是一时的，并不会成为华人和当地人之间沟通的最大障碍。

对于移民来说，获得长期居留的条件之一是语言能力达到A2 水平（即相当于可以在购物、旅游、点餐等生活基本场景中可以自如沟通）。客观而言，这一要求对于一个连续生活在意大利数年的华人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在意外国人学习语言的渠道有很多，如市政府提供一学期25 欧元的语言培训课程等。但是对于多数被称为“非精英移民”的意大利华人移民来说，语言障碍仍然被认为是他们在意大利生活最大的问题。针对华人生活的困难，意大利地方政府会提供汉语翻译。笔者接触到的3 个翻译均在意大利生活20年以上，他们都与意大利人结了婚，且都受过专业的翻译培训。他们虽然并不隶属于专门的部门，却会协助这些部门工作。一位供职于上文提到的移民信息中心的华人翻译，他的工作内容之一是协助华人移民填写居留申请表格，还有的华人翻译也会在某一固定时间（如周二上午）出现在警察局的居留办理窗口。其他的会在一些社会保障组织如医院等机构做翻译协助工作。但政府提供的这些帮助对于有的华人移民来说也可能会是一把“双刃剑”，可能会使他们产生依赖，降低语言的学习效果。但是在外力不可借的情况下，华人移民终会靠自己的能力达到基本的语言沟通要求。因此，笔者认为，虽然语言会构筑与当地人沟通的一种屏障，但这种屏障只是暂时的。

（三）心理的距离：我爱这个国家？（Io T.V.B.cara Italia？）

TVB 是意大利语ti voglio bene（我爱你）的缩写，“Cara Italia”（《亲爱的意大利》）是2018 年意大利语歌曲年度冠军单曲，其创作者是有移民背景的突尼斯裔意大利歌手Ghali，歌曲讲述了移民与意大利社会的冲突与融合，可以看作是创作者的“自述”。从这首歌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移民对于融入意大利社会的渴望。

作为意大利的华人移民，不管一代还是二代，他们对于融入意大利社会也有期待。在融入的过程中，机遇和挑战都是同时存在的。11 位访谈对象中已经有9 位能同时吃习惯中国菜和意大利菜，尽管是个“中国胃”，但不管是意大利菜三杰（pasta，pizza，insalata），还是中国的煎炒烹炸，每一种烹饪方式他们都已经习得。

访谈对象在认为意大利人“有礼貌”“素质高”“热情”“懒”的同时，并不否认他们也具有“知足常乐”“刻苦耐劳”的优点。但是他们表示自己还是中国人，并认为这是不可改变的。他们给出的理由包括“看脸就出来了”，“除非再投胎”，“根在”。除了1 人已经定居获得国籍，3 人表示走一步看一步之外，其余5 人均表示会回国。在新闻的关注度上，他们会通过各种华文媒介关注老家发生的情况，当然他们同样也关注这个国家的新闻，尤其是和自身利益相关的新闻，如2016 年4 月出台的新国籍法，还有近两年的宝宝补助（baby bonus）政策等。

我们可以从他们对于意大利生活各个方面的打分和社会距离量表上来理解上述模糊型的心理距离（见表2）。首先，各个项目的平均分都在及格分以上，总体评价并不是很差。他们对于当下的居住条件（只有一位自购房）、休闲生活、工作环境、经济收入（除了1 名学生外其他均有收入）、社会地位的评价也是“马马虎虎”（cosicosi）。在对与意大利市民关系的评价上，除了1 名给了50 分之外，其他的都是在及格分以上。“无所谓”“看在钱的面子上还是愿意的”“你抢人家的饭碗，不恨你就不错了”的态度相对淡化了某种尴尬情绪，并不能看出太多的矛盾。

表2 访谈对象对生活满意度的打分情况

其次，在华人与当地人交往的主观意愿上，笔者参考了社会距离量表，询问受访者“是否愿意同意大利人一起工作”“是否愿意同意大利人同住一个社区”“是否愿意住在意大利人隔壁”“是否愿意意大利人到你家做客”“是否愿意您的亲属与意大利人结婚”这5 个问题，得出的结果如表3 所示。从表3 可以看出，100%的被访者愿意同意大利市民一起工作，住在一个社区甚至成为邻居，事实上，他们也确实是生活且工作在T 城意大利人的包围圈中。但是对于华人移民来说，安全距离也仅仅限于同事、邻居关系，当涉及更加亲密的关系（朋友或亲属）时，并没有得到被访者100%的完全统一。在9 名被访者中，有7 位愿意请意大利市民到家中做客，6 位愿意自己的亲属与意大利市民结婚。由此可见，受访华人所能承受的社会距离多限于同事和邻居关系，在涉及更亲密的关系时，则开始出现了“不愿意”或者“说不清楚”的声音。

表3 T 城华人移民与当地市民的社会距离承受度

五、总结与讨论

本文借鉴了国内农民工研究中的社会距离概念，立足于意大利北部某大区T 城的案例，提出一种中西结合的思量：虽然作为国际移民研究范畴的一个子体系，但是农民工的研究成果同样可以为国际移民研究提供参考意义。作为衡量社群融合和隔离程度的重要指标，基于社会距离的考察对跨国华人移民与主体社会群际关系的发展和多元化社会的综合治理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意义。本文的另一个创新之处在于：跳出典型，得到小城案例。研究表明，T 城并不存在普拉托一样的“双重社会”，其社会融入情形更像是“表象嵌入，深层隔离”的状态。小镇的华人移民有着自己的利益追求并且会同当地的居民相安无事。

当然，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访谈对象的覆盖面有限，目前只访谈到了11 个对象而且只有9 个用于本文。之后的研究将会进一步增加访谈对象的数量，开展规模性的问卷调查，收集等多意大利华人移民的数据，为当地华人群体提供一种群像分析和聚类研究。其次，未来也将设置意大利语问卷，收集到社会距离的另一端——意大利人的主观态度，考察两个主客群体之间的互动，对社会距离这一概念进行更加具体全面的双向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