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岩

(东北财经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辽宁 大连 116025)

一、问题的提出

自 2008 年以来，中国结构性财政一直呈现缺口状况，并且缺口数额呈现不断扩大趋势，由 2008 年的 0.6% 逐渐扩大到2019年的 2.8%，逼近国际警戒线水平，表明用结构性财政可持续性衡量的政府风险水平逐渐上升。财政缺口不断扩大需要引起关注：一方面需要对其进行跟踪观察，合理解释财政缺口上升的真实原因和内在机制；另一方面，需要提前做好应对财政缺口压力过大而出现的财政不可持续问题。因此，对中国财政可持续性进行预测和判断并做好财政风险防范，具有重要的意义。

财政可持续性的界定有狭义和广义两个视角。狭义财政可持续性是从财政收支平衡和债务风险评估的角度切入进行研究[1]-[3]。1992 年欧盟通过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正是基于此来考察财政可持续性的，其规定，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不得突破3%的上限，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不能超过60%[4]。这两条标准被各国普遍作为重要的财政警戒线用以判断财政可持续性状况。然而从实际情况看，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财政赤字率或负债率长期高于国际通用警戒线，如日本，其负债率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就一直保持在100%的水平以上，2015年更是达到了238%的高位，但其政府财政可持续性仍保持在相对健康的水平。这引发了对于财政警戒线适度性和有效性的争论[5-6]。相比狭义财政可持续性，广义财政可持续性是从政府财政的长期视角、经济体内部变量间与经济体间的动态视角进行考察[7-8]。从发生欧债危机的国家来看，一国财政可持续性问题往往与经济基本面、财政收支、政府债务和对外贸易情况密切相关，并表现出交互影响的复杂机制[9]。由此可以看出，在经济体内部变量间关系趋于复杂化以及经济体间贸易关系愈加紧密的背景下，仅从政府的财政收支平衡和债务风险评估角度判断财政可持续性将面临较大的挑战。

从已有文献看，财政可持续性研究所涉及的核心问题为，如何定义财政可持续性，如何对财政可持续性进行测度，政府应采取何种措施保持财政可持续性。这三个问题一般贯穿财政可持续性研究的始末。从何种视角切入来定义财政可持续性是研究的起始点，其决定了测度财政可持续性方法的基本属性，而如何保持一国财政可持续性则是研究的落脚点。

以往的研究从狭义和广义视角对财政可持续性进行了系统探究。早期研究一般是从狭义视角展开分析，认为财政可持续性是指作为经济实体的国家财政的存续状态或能力，并从政府拥有的公共资源和政府应承担的公共支出责任与义务两个方面来评估财政风险，从而对财政可持续性进行判断[10-12]。近期研究则更多的从广义视角来探析，即使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在短时期内面临应承担的公共支出责任与义务超出所拥有的公共资源的情况，但如果从长期来看，该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基本面是向好的、财政收支基本保持稳健，那么其所面临的短期财政可持续性问题仍可以通过经济体内部变量间以及与外部经济体间的长期良性互动所化解[13-14]。

根据定义的不同，财政可持续性可以从如下视角进行测度：首先是基于财政收支平衡视角，通过计量模型检验财政收支序列的平稳性以及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来判断财政可持续性[2-3-15]。其次，基于周期预算平衡视角，通过政府未来财政赤字与债务存量间的关系是否满足预算平衡来探讨财政可持续性问题[1-16]。最后，基于各经济体内部变量间的内生影响视角，从经济基本面、财政收支、政府负债和资本账户等维度考察影响财政可持续性的因素，并对财政可持续性进行更为综合的测度[7-8]。

国内学者立足中国经济体制和财政状况，从财政收支[17]、政府债务[18]、土地财政[19]、财政空间[20]、财政政策[21]和人口结构[22]等视角对中国财政可持续性进行研究，得出许多有益的结论。但总体来看，从某一特定视角切入探讨财政可持续性的研究较多，基于广义视角考察财政可持续性的研究还较少；对当前财政可持续性判断的研究较多，对未来财政可持续性预判的研究较少。

本文基于广义财政可持续性，从经济体内部变量间与经济体间的动态视角来考察财政可持续性。本文主要有以下贡献：首先，构建广义财政可持续性指标体系，包括经济基本面、财政收支、经济开放程度和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4个一级指标及11个二级指标。其次，系统分析希腊、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和西班牙5个国家在欧债危机爆发前后广义财政可持续指标的变化情况，对典型事实进行系统总结，并分析中国财政可持续性的走势。最后，将是否发生债务危机作为划分一个国家或地区财政是否可持续性的标准，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的跨国数据对贝叶斯判别函数进行估计，并基于中国宏观经济指标预测数据，对未来一段时期中国财政可持续性趋势进行判断。

二、指标体系与判别分析方法

(一)广义财政可持续性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文构建的广义财政可持续性指标体系，主要包括4个一级指标及11个二级指标，其中一级指标包括经济基本面、财政收支、经济开放程度和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

经济基本面包括人均GDP、经济增速、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4个二级指标。从国际经验来看，可承受的财政赤字率和负债率与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通常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内可承受的财政赤字率和负债率更高。本文使用人均GDP来衡量经济发展阶段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经济增速、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可以从经济增长、价格和就业等方面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基本面。如果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速保持在较高水平、价格较为稳定、失业率控制在较低水平，那么即使在短期内存在一定的财政可持续性问题，如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的财政赤字率或负债率过高等问题，也可以通过后期经济系统内部的趋稳机制使财政可持续性得以保持。

财政收支包括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和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两个二级指标。这两个指标主要用于反映财政收支活动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重要程度。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财政收入或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较高，则表明该国家或地区的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其对经济总体施加影响的能力也越强，其越有可能通过各种经济手段来实现财政可持续性目标。

经济开放程度包括出口实际增速、进口实际增速和经常账户余额占GDP比重3个二级指标。经济开放程度越高，越有可能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保持国内收支稳定，这有助于保持财政可持续性。

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包括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和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两个二级指标，反映短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保持其财政可持续性的能力。

(二)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WEO)所提供的基础数据和预测指标对未来一段时期中国财政可持续性状况进行判断，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编制。基于各国提供的基础数据指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发了大型宏观经济模型，从而对全球层面、主要国家组(按地区和经济发展阶段等划分)和许多单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和预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也是利用此数据库的基础数据而编制的。此外，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还为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提供参考数据，而且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全球监督活动的主要工具。

本文所用数据均来自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2019年4月版本，此数据库提供了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的宏观经济数据，每个国家和地区所囊括的指标为44个，涵盖了财政可持续性度量指标体系中所涉及的11个二级指标。所提供的数据时段是1980—2024年，包括基于大型宏观经济模型所预测的数据，对于所有国家而言，2019年及以后的数据都是预测数据。

(三)贝叶斯判别分析方法

本文基于贝叶斯判别分析方法对财政可持续性进行分析。判别分析方法是多元统计分析中用于判别样本所属类型的一种统计方法，它要解决的问题是在一些已知研究对象用某种指标或方法已分成若干类的情况下，确定新的观察数据属于已知类别中的哪一类。设有k个总体G1,G2,…,Gk，希望建立一个准则，对给定的任意一个样本x，依据此准则就能判断它是来自哪个总体。

在贝叶斯判别分析方法中，本文首先假定上述k个总体的先验概率分别为q1,q2,…,qk(可以由经验给出，也可以由估计得出)。各总体的密度函数分别为：f1(x),f2(x),…,fk(x)。在观测到一个样本x的情况下，可以用贝叶斯公式计算它来自第g个总体的后验概率：

(1)

其中，g=1,2,…,k。本文遵循贝叶斯判别分析方法的一般处理方式，假定各总体都服从正态分布。基于上述假设，贝叶斯判别函数可以简化为如下形式：

(2)

其中，μg为第g个总体的均值向量，Σg为第g个总体的协方差矩阵。

根据当前财政可持续性的现状，可以将各个国家或地区划分为两组，一组是可以保持财政可持续性的国家或地区，另一组是无法保持财政可持续性的国家或地区。基于先验概率假设和上文所构建的财政可持续性指标体系，并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提供的数据，可以分别估计得到两组国家或地区的概率密度函数。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给出的2019—2024年中国的经济基本面、财政收支、经济开放程度和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等指标数据，本文利用贝叶斯公式计算得到中国未来一段时期究竟属于哪一个分组的可能性更大，并由此来判断中国财政可持续性。

三、利用欧债危机进行财政可持续性的识别与判断

国内外对于欧债危机的起因、变化趋势及其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23]-[26]。爆发欧债危机的国家表现出来的变化趋势和规律表明，经济体内部变量间存在相互关联，具有较强的联动性。爆发欧债危机的国家为研究财政不可持续提供了典型样本，本文将是否爆发欧债危机作为划分一个国家或地区财政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的标准，并在此基础上系统分析希腊、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和西班牙5个国家，在危机爆发前后经济基本面、财政收支、经济开放程度和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的变化情况，对典型事实进行系统总结，并基于中国宏观经济指标预测数据分析未来中国财政可持续性趋势。

(一)欧债危机情况概述

欧债危机是指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欧洲部分国家因在国际借贷领域大量负债并超过自身清偿能力，造成无力还债或必须延期还债的现象。2009年12月，欧债危机最早在希腊凸显。随即国际三大评级机构惠誉、标准普尔和穆迪相继下调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并将其评级展望定位为负面，希腊乃至整个欧洲的债务危机由此拉开序幕。到2010年4月底，其已经蔓延至欧元区内经济实力较强的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和西班牙。此后，法国和德国两个欧元区的核心国家也受到了危机的影响。2012年初，标准普尔宣布将法国等9个国家主权信用评级下调，法国主权信用被踢出AAA级。由希腊开始的主权债务危机最终演变成一场席卷整个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

在此次欧债危机中，有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一是2009年欧债危机在希腊、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和西班牙相继爆发；二是2012年初标准普尔宣布将法国等9个国家主权信用评级下调，这些国家包括法国、奥地利、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塞浦路斯、马耳他、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

如果将欧债危机爆发视为财政可持续性出现严重问题的起始点，那么基于第一个时间节点，可以将2009年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划分为两组：一组为财政不可持续组，包括希腊、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和西班牙；另一组为财政可持续组，包括除上述国家外的所有国家和地区。

基于第二个时间节点，可以将2012年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划分为两组：一组为财政不可持续组，包括希腊、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西班牙以及后期爆发债务危机的法国、奥地利、塞浦路斯和斯洛文尼亚；另一组为财政可持续组，包括除上述国家外的所有国家和地区。

(二)欧债危机爆发前的情况总结

表1是2006—2009年希腊、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和西班牙的财政可持续性指标。

表1 2006—2009年希腊、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和西班牙的财政可持续性指标 单位：美元；%

从表1可以看出，在2009年欧债危机爆发前，希腊、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和西班牙的财政可持续性指标呈现如下趋势：

就经济基本面而言，实际经济增速下滑，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加剧，失业率高企。在欧债危机爆发之前，上述5个国家的实际经济增速和人均GDP均呈现下滑趋势，其中希腊、爱尔兰和意大利的实际经济增速更是从2006年的正增长转为2008年的负增长。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在欧债危机爆发前的一段时期内明显加强。2006—2008年上述5个国家的通货膨胀水平基本呈现出先降后升的趋势，2008年金融危机来临时，通货膨胀水平居于高点。上述5个国家的失业率在欧债危机爆发前的一段时期内处于较高水平，其中西班牙的失业率在2008年时已超过10%。

就财政收支、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而言，财政收入持续走弱，但财政支出持续扩张，导致财政赤字压力加大，政府债务持续升高。欧债危机爆发前的一段时期内，上述5个国家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不断走低，而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却不断升高，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缺口不断扩大导致财政赤字不断上升，至2009年债务危机爆发时，上述5个国家的财政赤字率都已接近或超过10%的水平。在此时期内，政府债务也呈现出不断上升趋势。爱尔兰和西班牙更是由2006年的财政盈余转变为2008年的财政赤字，爱尔兰的政府债务占GDP比重由2006年的23.61%上升到2008年的42.39%，希腊和意大利的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到2008年时均超过100%。

就经济开放程度而言，进出口规模出现萎缩，经常账户失衡加剧。债务危机爆发前的一段时期内，上述5个国家进出口实际增速都在不断走低。2009年希腊、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进出口实际增速出现超过10%的负增长，这些国家的进出口规模在2009年出现大幅度萎缩。此外，上述5个国家经常账户均处于逆差状态，且逆差在不断扩大。国际公认的经常账户失衡标准为3%—4%。希腊、葡萄牙、爱尔兰和西班牙的经常账户余额都处于较为严重的失衡状态。

(三)欧债危机爆发后的情况总结

表2是2009—2012年希腊、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和西班牙的财政可持续性指标。

表2 2009—2012年希腊、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和西班牙的财政可持续性指标 单位：美元；%

从表2可以看出，在2009年欧债危机爆发后，希腊、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和西班牙的财政持续性指标呈现如下趋势：

就经济基本面而言，经济呈现负增长，通货膨胀水平下降，部分国家出现通货紧缩，失业率不断攀升。在欧债危机爆发后，上述5个国家的实际经济增速在样本期内都出现了负增长的情况，人均GDP也呈现出不断下降趋势。在欧债危机爆发时，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均出现了通货紧缩现象。从失业率来看，在欧债危机爆发后的一段时期内各国失业率都大幅攀升，其中希腊和西班牙的失业率在2012年都超过了20%的水平。

就财政收支、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而言，财政收入得到提升，财政支出呈现下降趋势，财政赤字压力得到缓解，但政府债务持续升高。欧债危机爆发后的一段时期内，上述5个国家财政收入占GDP比重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财政支出占GDP比重总体呈现下降趋势，这综合导致财政赤字不断下降，财政赤字压力得到缓解。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5个国家的政府债务在欧债危机后的一段时期内仍旧呈现出不断上升趋势，除西班牙外，其他国家2012年政府债务占GDP比重都超过了100%。

就经济开放程度而言，进出口贸易和经常账户失衡状况得到缓解。欧债危机爆发后的一段时期内，上述5个国家进出口实际增速负增长的状况得到较大程度的缓解，出口实际增速出现一定的回升，但进口实际增速的回升明显滞后于出口实际增速。经常账户虽仍处于逆差状态，但逆差不断缩小，经常账户失衡出现好转。

四、中国财政可持续性的异质情境判别分析

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中国宏观经济指标的预测数据以及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数据，采用贝叶斯判别分析方法，对中国财政可持续性趋势进行预测。

(一)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数据的中国财政可持续性基本分析与判断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提供2019—2024年中国宏观经济指标的预测数据，中国财政可持续性指标呈现如下趋势：

就经济基本面而言，中国人均GDP将从2019年的10 153.39美元增长到2024年的15 102.15美元，增幅近50%；从中长期看，中国实际经济增速仍处于中高速区间；通货膨胀率基本保持稳定，在2.2%—3.0%的水平波动；失业率将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上述分析表明，中国未来一段时期的经济基本面向好的趋势没有发生改变，经济增长、物价水平和就业状况仍相对较平稳。

就财政收支、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而言，财政赤字率在未来一段时期会有一定程度的上升，将超过3%的国际警戒线水平；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在未来一段时期将不断上升，并将超过70%的水平。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在未来一段时期虽然面临上升的压力，但总体来看，两者的上升程度和规模仍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就经济开放程度而言，进出口实际增速和经常账户余额占GDP比重都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经常账户余额占GDP比重在预测期内有不断缩小的趋势，且在2022年开始由正转负，呈现出净流出的状态。

从中国未来一段时期的各项指标来看，经济基本面仍将向好，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虽有上升压力但在可控范围，进出口实际增速将在低位保持稳定，但经常账户将面临净流出状态的转变。这与欧债危机爆发前呈现出的实际经济增速下滑，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加剧，失业率高企，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陡增，进出口贸易和经常账户失衡加剧，形成鲜明的对比。

(二)基于贝叶斯判别分析方法的中国财政可持续性分析

基于先验概率假设以及上文所构建的财政可持续性指标体系，并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提供的相应指标数据，可以分别估计得到2009年能够保持财政可持续性国家和地区的概率密度函数以及无法保持财政可持续性国家和地区的概率密度函数；使用同样的方法，也可以估计得到2012年两组国家和地区的概率密度函数。与此同时，考虑到近些年国际经济形势变化较快，为了反映最新的变动趋势，本文还基于2012年财政可持续性的国家分组，利用2015年基准数据计算两组国家和地区的概率密度函数。基于上述处理，得到2009年、2012年和2015年三个截面上，能够保持财政可持续性国家和地区的概率密度函数以及无法保持财政可持续性国家和地区的概率密度函数。

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给出的中国的指标数据，可以利用贝叶斯公式在如下三种情境中计算得到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究竟属于哪一个分组的可能性更大，并由此来判断中国财政可持续性。三种情境分别为：欧债危机初始时期的概率分布基准(2009年)；欧债危机进一步发酵时期的概率分布基准(2012年)；后欧债危机时期的概率分布基准(2015年)。

1.贝叶斯判别分析方法的功效分析

本文给出了三种情境下，即2009年、2012年和2015年三个截面上贝叶斯判别分析方法的错判矩阵，以了解所构建模型的判别功效，如表3所示。

表3不同情境下的错判矩阵

从表3可以看出，三种情境下贝叶斯判别分析方法分别可以对初始分组案例中90.4%、88.5%和91.4%的样本进行正确分类，总体来看，判别功效达到较高水平。

从对不可持续组的判别功效来看，2009年被初始划分为不可持续组的5个国家和地区全部判别正确，2012年被初始划分为不可持续组的9个国家和地区也全部判别正确，2015年被初始划分为不可持续组的9个国家和地区也全部判别正确；从对可持续组的判别功效来看，2009年被初始划分为可持续组的99个国家和地区中，有89个国家和地区的判别结果正确，有10个国家和地区初始分组为可持续组，后被模型划分为不可持续组；2012年被初始划分为可持续组的95个国家和地区中，有83个国家和地区的判别结果正确，有12个国家和地区初始分组为可持续组，后被模型划分为不可持续组；2015年被初始划分为可持续组的9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87个国家和地区的判别结果正确，有9个国家和地区初始分组为可持续组，后被模型划分为不可持续组。

上述分析结果表明，本文所构建的贝叶斯判别分析模型的功效较好，其对不可持续组的判别正确率很高，误判的概率很低。而对可持续组而言，其判别正确率也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但其对初始划归为可持续组的样本较为敏感，具有一定的错判概率。总体来看，本文所构建的模型对具有财政不可持续性特征的样本国家和地区较为敏感，判别功效较高。

2.基于贝叶斯判别分析方法的2019—2024年中国财政可持续性分析

基于上文估计得到的三种情境下的贝叶斯判别函数，并结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提供的基础数据，本文给出2019—2024年中国财政可持续性的判别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情境1下中国属于不可持续组的概率最大，其中中国在2024年出现财政不可持续的概率为13.16%；情境2下中国属于不可持续组的概率最小，其中中国在2024年出现财政不可持续的概率为3.03%。

从不同年份的贝叶斯后验概率计算结果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保持财政可持续性的压力增大，但仍处于较为可控的状态。情境1下中国属于财政不可持续组的概率将由2019年的10.24%上升到2024年的13.16%；情境下2下中国属于财政不可持续组的概率将由2019年的1.44%上升到2024年的3.03%；情境下3下中国属于财政不可持续组的概率将由2019年的8.97%上升到2024年的11.79%。总体来看，不同情境下各年份中国属于财政不可持续组的概率都低于15%。

综上所述，在不同概率分布基准下，贝叶斯判别分析方法的结果较为稳健，并一致表明，中国财政可持续性状况在2019—2024年属于财政可持续组的概率都超过85%，而属于财政不可持续组的概率都低于15%。基于贝叶斯判别分析方法，不同情境下未来一段时期中国财政可持续性状况都是较好的，存在不可持续性问题的概率很低。

五、研究结论及启示

本文在构建广义财政可持续性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发生欧债危机国家的典型事实进行了系统总结，并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宏观经济指标预测数据，基于贝叶斯判别方法对2019—2024年中国财政可持续性状况进行判断。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欧债危机的教训总结表明，当一个国家或地区政无法保持财政可持续性时，其重要宏观经济指标会呈现出如下的变化趋势：经济基本面将呈现实际经济增速下滑、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加剧和失业率高企；财政收支、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将呈现财政收入持续走低但财政支出持续扩张、财政赤字压力加大和政府债务持续升高；经济开放程度将呈现进出口贸易萎缩、经常账户失衡加剧。第二，通过对中国宏观经济指标预测数据的趋势分析表明，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基本面仍将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虽有上升压力但在可控范围。第三，三种情境下基于贝叶斯判别分析方法的结果表明，2019—2024年中国财政可持续性状况属于财政可持续组的概率较高，而属于财政不可持续组的概率较低，即中国财政可持续性状况较好，存在不可持续性问题的概率较低。

中国经济在2020年伊始遭受新冠肺炎疫情重大冲击，党中央和政府果断采取一系列支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财政政策，有效地对冲和缓解了疫情给社会和民生带来的负面影响，彰显了举国体制下财政政策的强大优势和根本作用。近期，党中央在综合国内外复杂形势的情况下作出了“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部署，强调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培育新形势下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上述发展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将进一步夯实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并激发经济发展的创新潜力。完整的内需体系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也必将进一步强化财政之基，从而为中国财政可持续发展奠定更为稳固的基础。

虽然从广义视角来看，中国面临的财政可持续风险较低，但当前阶段中国在财政体制和财政政策方面仍有可以改进的空间，这些改进将为更好地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的作用创造更大空间。从财政预算体制来看，当前中国政府财政预算主要为年度预算，在编制与执行中缺乏前瞻性，财政支出政策的制定以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为主。新常态下，财政收入进入中低速增长的阶段，而很多规划和政策的实施仍需要大量财政支出，财政的中长期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应考虑实施中长期财政预算，这将有利于提高政府预算的预见性和透明度，促使各级政府统筹预算安排，在制定政策时提前考虑政策实施的后果以及需要的财力，从而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从政策视角来看，当前实施的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旨在从供给侧降低企业在流转层面、终端层面的生产经营成本。但从实施效果来看，民营企业的获得感并不显著。因此，减税降税政策还应针对民营企业进行更为精准的政策发力。可针对民营企业的运转特点，重点降低民营企业在企业营运过程中的增值税税率和相关社会保险等五险一金的费率。配合财政体制和财政政策的进一步完善，中国财政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将得到更为充分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