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伟，陈多思，王宏伟

(1.东北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2.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系，北京 102488；3.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005)

一、引 言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民营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迈向市场化进程中的重要力量。尽管政府在优化营商环境、鼓励民间投资、加强产权保护和激发企业家精神等方面出台多项举措，但民营企业依然面临行业壁垒、行业准入限制、资源要素错配和知识产权保护不利等现实困境。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政治关联为探究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提供全新的视角。一方面，在市场和政府失灵的情境下，政治关联可以帮助民营企业克服正式制度的不足，有利于民营企业发展；另一方面，作为民营企业影响政府决策开展的非生产性活动，政治关联对技术研发和产品创新等生产性活动的稀缺资源产生挤出效应，进而影响民营企业绩效和社会资源配置。

在微观层面，企业的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是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驱动力，在实施创新驱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作为国家创新系统的核心和主体，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技术创新效率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政府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者，经济转型国家市场化机制仍不健全，政府对创新资源的配置仍然发挥主导作用。因此，在转型经济背景下，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制度和要素市场变革的差异导致政治关联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差异值得关注。从现有研究来看，政治关联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究竟有何影响仍存在争议。一方面，基于资源基础观，企业可以通过建立政治关联获取更丰富的创新资源，如政府补贴、税收优惠和政策支持等，这有助于降低企业融资约束，有利于技术创新绩效的提升。Li和Atuahene-Gima[1]研究表明，采用关系导向战略会为企业创新活动提供更多便利，进而提升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周小宇等[2]研究表明，关系导向战略与创新导向战略相互促进。另一方面，基于寻租理论，政治关联被视为一种寻租活动，企业需要付出昂贵的成本来建立和维持与政府的联系，如企业决策受到政府干预导致过度投资等，这会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产生抑制作用。罗明新等[3]认为，政治关联降低了企业的研发强度，进而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袁建国等[4]发现，政治关联通过降低市场竞争和助长过度投资等影响企业技术创新，导致企业技术创新乏力、资源分散并产生挤出效应。另外，还有研究表明政治关联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呈现非线性关系。Wu[5]利用中国766家企业样本研究发现，政治关联与企业产品创新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

在经济转型背景下，政治关联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到底产生什么影响、作用机制如何、不同区域这种影响是否存在差异？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拓展了罗明新等[3]的研究，基于信号理论、寻租理论、资源基础观理论和高阶理论分析政治关联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并结合2010—2016年中国制造业民营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本文可能有以下贡献：第一，已有研究集中在法律保护、行业竞争和公司内部治理安排等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6-7]，本文考察了政治关联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为企业技术创新研究提供了新视角。第二，本文为企业如何破解创新资源约束，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为政府部门加快推进“放管服”改革，协调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服务国家创新驱动战略提供一些可供遵循的思路，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政治关联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

政治关联，又称为政治联系或政治背景。Peng和Luo[8]将政治关联定义为企业高管与政府官员的关系。Faccio[9]认为，政治关联包括企业与政府首脑及其亲属的关系、国会议员担任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或股东等。目前政治关联还没有统一规范的定义，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政治关联是企业高管与政府之间形成的非正式、特殊的政企关系，表现为企业高管拥有在政府部门任职的经历，或者通过公益事业及人际关系网络建立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等，概括地说，政治关联体现为一种微观—宏观跨层次的联系，即是一种微观层面的企业高管与政府的联系，并且会对宏观层面的组织绩效产生一定的影响[8]。政治关联是企业重视外部社会关系导向战略中的一个维度，而企业创新导向战略是企业资源转化为市场能力的战略。下面基于信号理论和寻租理论，分析政治关联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

创新是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企业的研发及技术创新活动具有高投入、高不确定性和研发项目的不可逆性，导致创新活动的高风险性，企业内部往往面临资源(如资金、土地、人员等)约束、产权保护的顾虑以及考虑股东利益而谨慎投资，获取外部资源(如风险投资、政府补贴、税收优惠和政策支持)成为弥补内部创新资源约束的必然选择。而创新资源的外部投资者(政府、金融机构、公众和其他企业等)与企业之间往往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10]，企业在进行创新活动外部融资的过程中，外部投资者会为承担高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要求较高的额外补偿或谨慎投资，造成企业技术创新融资成本上升或难于融资。基于信号理论，需要中介因素作为信号角色，以减少创新活动导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11]，而政治关联正是扮演了重要的信号作用。从市场主导的逻辑来说，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可以看作是政府释放出的对企业以及所处行业的认可信号，帮助企业获得外部投资者认可，进而获得更多创新资源；从政府主导的逻辑来说，在风险投资、产权保护和法律体系不完善的转轨经济背景下，政治关联可以视为企业与政府建立紧密关系，积极响应政府政策导向，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积极信号，进而形成政策、资源和信息优势，带来较好发展前景和社会贡献[12]。因此，作为一种信号显示，政治关联减少了企业创新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有助于外部创新资源的获取，进而提升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基于此视角，政治关联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具有积极作用。

中国是新兴市场国家，制度环境和市场体系发展有待完善，加上受儒家传统重视关系的文化影响，企业在面对研发及技术创新活动中的资源和政策约束时，普遍存在着通过寻租获取稀缺资源和政策支持的现象。寻租理论[13]即政府运用行政权力对企业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管制，妨碍了市场竞争的作用，从而创造了少数特权者获得超额收入的机会，这种超额收入被称为“租金”，谋求“租金”的活动，被称作寻租活动。部分学者从寻租视角对政治关联的影响进行了研究，Chong等[14]认为，民营企业往往花费昂贵的成本去寻租，通过建立政治关联获得资源垄断权或形成隐契约。民营企业建立政治关联是寻租活动的一种重要手段，通过政治关联获取的财政补贴是没有效率的，无助于提高企业绩效，并且会损害社会利益。因此，基于寻租理论，企业通过建立政治关联可以获取政府所提供的稀缺资源和各种便利，如税收优惠、信贷便利和财政补贴等政策优惠，使企业摆脱资源约束，获得更多的创新资源，但注重关系导向战略的企业往往以获取更多资源为目的，并且应用于非生产性领域，而不是注重研发创新来提升技术和产品的竞争力，因而获取的创新资源很难真正用于企业技术创新。同时，政治关联是一种政府与企业之间双向的交换行为[15]，企业也需付出一定的代价换取并维护与政府的这种关系，如冗余雇员、慈善捐赠和过度投资等，从而对技术创新产生挤出效应。另外，企业想要获取政治资源，就需要考虑政府的偏好和要求，参与社会治理承担政府的部分社会职能，这表现为政治关联的亲社会性[16]，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企业创新活动的自主决策，从而扭曲企业正常的研发投资行为。基于此视角，政治关联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具有抑制作用。

综上所述，在中国经济转型背景下，市场、制度和法律等不完善，政治关联的生产性寻租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抑制作用可能会远远高于其所传递信号的积极作用。因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1：政治关联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抑制作用更强。

(二)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

高阶理论[17]以人的“有限理性”假设为前提，认为企业高管的心理特征(价值观、认知模式和个性等)和客观特征(职能背景和教育程度等)，会影响企业的战略选择，从而影响企业绩效。创新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重新组合，创造性地打破原有静态的市场均衡，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下，创新是企业保持竞争力的关键，创新战略选择是企业战略选择的核心。

基于高阶理论，本文建立“高管政治关联—创新战略选择—企业创新绩效”理论框架，企业通过政治关联获取创新资源进行技术创新的过程，是一个对创新资源进行分配和使用的综合决策过程。企业高管既有权利决定通过政治关联获取的资源是否投入创新活动，也会决定投入创新活动的资源分配。一方面，基于寻租理论，企业通过政治关联获得的创新资源，其使用决策很有可能会受到政府决策、官员政治目的等外界因素的影响。如出于政府追求短期经济利益的考虑，企业高管可能决定改变资金的流向，投向政府管制的垄断行业，抑制企业的研发投入。另一方面，从资源基础观出发，由于企业拥有的创新资源各不相同，具有难以替代和模仿的异质性，这决定了企业创新绩效的差异。Klingebiel和Rammer[18]研究表明，资源分配不同导致不同的企业创新绩效。研发投入强度其实代表了企业对于创新活动的重视程度。首先，充足的研发资金投入，既有利于企业开展差异化的研发项目，形成专属性技术，同时也提高了企业创新的抗风险能力。其次，对于研发人员的投资，有利于引进和培养高水平研发人才，从而积累企业自身的知识资产。最后，研发设备和工具等资源是研发的物质基础和必备条件，对其进行投资有助于提升创新活动的效率，从而提升企业技术创新绩效。

综上所述，基于高阶理论，具有不同政治背景的高管，通过选择不同的研发投入决策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因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2：研发投入在政治关联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具有中介效应。

(三)市场化程度的调节效应

当前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效果已经显现，但由于要素禀赋和政府政策存在地区差异，市场化程度也存在显著不同[19]。一方面，为了引导经济有序发展，地方政府对要素资源进行一定程度的管制，造成要素流动障碍、要素价格差别化和要素价格刚性等要素市场扭曲问题[20]；另一方面，不同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差异意味着金融体系、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和制度设计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面临制度约束，企业会努力寻找非正规的替代机制来克服制度约束[21]。从企业技术创新来看，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政治关联也是民营企业面对创新资源约束的一种常见策略选择，特别是由于要素市场价格扭曲严重，民营企业通过政治关联以较低价格获取稀缺创新要素资源的动机更强，寻租成本相对更低。另外，创新产品通常具有外部性，技术容易受到其他企业的重复和模仿，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政治关联可以对企业技术创新起到保护作用，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相反，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由于制度和司法体系相对健全，要素市场价格扭曲程度低，企业通过政治关联获取创新资源的寻租成本相对更高、风险更大，获取的资源不一定投入到企业创新活动中，而是投入到寻租活动中，不利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提升。综上所述，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3：市场化程度对政治关联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即市场化程度越高，政治关联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抑制作用越强。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0—2016 年中国制造业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样本中仅包含从上市开始就是民营性质且一直保持不变的企业，不包括上市时为国有企业，后因股权转让而转换为民营性质的企业。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按照以下标准筛选样本：剔除ST、*ST类样本；剔除关键高管政治背景、专利申请数和研发投入数据缺失的样本；剔除财务指标存在异常值和缺失值的样本。经过上述筛选过程，本文最终获得2010—2016年522家企业2 839个观测值组成的非平衡面板数据。

专利申请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中公司研究系列的“上市公司与子公司专利”数据库；政治关联数据由笔者通过手工收集及整理方式从国泰安CSMAR数据库人物特征系列的“董监高政治背景”数据库中获得；其他企业财务数据来源于公司年报和国泰安CSMAR数据库；市场化程度数据来自《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22]。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Patents)

企业技术创新是指生产技术的创新，包括研发新技术，或者应用已有的技术进行产品创新并最终完成市场化的过程。现有研究指标主要有企业研发支出、专利和新产品产值等[23]。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主要体现为创新产出，包括专利和新产品产值等，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采用专利作为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衡量指标。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专利有三种类型：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本文参考袁建国等[4]的做法，采用专利(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总数加1的自然对数衡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但专利申请总数还不能完全代表企业技术创新的质量。企业往往会受到政策影响，出于各种目的而产生更多数量的专利，但专利的质量不高，因而采用专利申请总数衡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偏差。发明专利代表了企业最具原创性的创新产出，因而本文在稳健性检验中将专利申请总数替换为发明专利。

2.解释变量：政治关联(PC)

已有研究对政治关联的衡量大多采用虚拟变量法，但口径存在一定差异。余明桂和潘红波[24]仅将公司董事或总经理曾经或现在担任政府官员或党员干部的情况视为企业存在政治关联。罗党论和刘晓龙[25]用董事会有政治背景的董事占比来刻画政治关联。本文参考杜兴强等[26]的做法，采用虚拟变量法衡量政治关联。如果企业高管存在以下情况之一，认定为存在政治关联：一是曾经或现在担任政府部门官员，包括任职于中央或地方各级党委、政府、法院、检察院、人大或政协；二是曾经或现在担任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如果企业存在政治关联，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3.中介变量：研发投入(R&D)

研发投入包括有形资产(如资金、人员和设备等)和无形资产(如技术和知识等)，由于无形资产无法客观衡量，所以研发投入常常采用人员和资金等指标进行衡量。本文采用研发经费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衡量研发投入。

4.调节变量：市场化程度(Mar)

本文采用樊纲等[22]编制的地区市场化指数衡量市场化程度。

5.控制变量

政府研发补贴(Subsidy)，本文采用政府直接补贴的自然对数衡量。企业规模(Size)，本文采用企业员工数的自然对数衡量。企业年龄(Age)，本文采用自企业成立至观测年度时间间隔的自然对数衡量。股权结构(LS)，本文采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衡量。盈利能力(Roe)，本文采用当期净利润/平均净资产衡量。资本结构(Lev)，本文采用当期负债总额/总资产衡量。

(三)模型设定

1.基准模型

为了检验H1，本文构建如下基准模型：

(1)

其中，i和t表示企业和年份；CV表示控制变量；Year表示年份固定效应；ε表示随机扰动项。

2.中介效应模型

本文参考Baron和Kenny[27]检验中介效应的方法，增加模型(2)和模型(3)检验H2：

(2)

(3)

3.调节效应模型

为了检验H3，本文构建调节效应模型：

(4)

其中，PC×Mar表示政治关联与市场化程度的交互项。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2010—2016年样本企业政治关联分布情况显示，约50.8%的企业高管具有某一类或两类政治关联的背景，表明制造业民营企业存在政治关联的普遍性。将政治关联进一步分为政府官员类和代表委员类，有一半以上的样本企业具有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其样本观测值为856个，说明制造业民营企业主要通过任职党代表、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建立政治关联。2012年之前具有政治关联的样本数量呈现递增趋势，2012年以后数量基本保持稳定，这与十八大以来中央加大反腐力度和加强政府官员企业兼职监管具有一定的关系，提高了企业谋求政治关联的成本[28]。表1是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1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从表1可以看出，专利申请总数的平均值为17个，其中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2 322个，说明企业之间的专利申请总数差异较大。其次，研发投入的均值为4.219，平均来说研发投入占当年企业营业收入的4.219%，但其标准差较大，说明不同企业的研发投入差异较大。另外，计算各个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发现，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低于0.500，且方向与研究假设基本一致，说明研究假设具有较强的合理性。各模型中解释变量的VIF值低于临界值，表明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二)主要回归结果

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模型更适合使用固定效应，因而本文通过固定效应控制年份异质性的影响，来考察政治关联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另外，本文还检验市场化程度对政治关联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为解决解释变量和调节变量与其交互项高度相关的问题，对解释变量和调节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表2是政治关联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回归结果。

表2政治关联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回归结果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分别采用更换被解释变量衡量指标和回归模型这两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1)限于篇幅，稳健性检验结果未在正文列出，留存备索。

其次，以专利申请总数衡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由于专利申请总数是离散的非负整数，因而本文采用负二项分布计数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显示，模型(1)中政治关联的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0.153)，说明政治关联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与模型(1)相比，模型(3)中政治关联的系数显著性明显下降到5%，而研发投入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0.137)，说明研发投入在政治关联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模型(4)中政治关联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为负(-0.108)，且政治关联与市场化进程交互项的系数也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为负(-0.053)，说明市场化程度越高，政治关联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抑制作用越强。稳健性检验结果与上述回归结果一致，验证了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2010—2016年522家中国制造业民营上市公司数据，采用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政治关联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政治关联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具有抑制作用，其中研发投入在政治关联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具有中介效应，市场化程度对政治关联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即市场化程度越高，政治关联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抑制作用较大。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可以丰富非正式制度视角下政治关联和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研究，也可以为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和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提升提供决策参考。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以下政策启示：第一，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应准确评估政治关联的利弊，发挥建立政治关联的积极作用。经济转轨过程中，企业通过政治关联获得政府补贴、税收优惠和信贷便利等政策支持，可能需要较高的寻租成本来维护这种政治联系，寻租的代价往往很高，进而会挤出研发投入等生产性资源，不利于企业技术创新。随着改革的深入，市场机制主导的逻辑逐渐形成，企业高管应以长远发展为目标，不应仅仅关注政治关联的工具性，而应该发挥政治关联的亲社会性，即企业积极参政议政、参与社会治理和社区重建，在企业品牌形象树立、获取投资者和社会公众的认可方面产生正面信号作用，进而在获取外部创新资源方面获得优势。同时，企业也要不断完善治理结构，关注企业规模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等因素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第二，对于政府来说，应加强“放管服”改革，不断简政放权力度，推动市场化改革进程，积极为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一方面，强化市场机制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动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平衡发展，加快不同区域要素市场的一体化建设，降低交易成本，保证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弱化政府在要素配置中的作用和政治管理的工具性机会，为企业技术创新创造公平市场环境；另一方面，政府应法律法规建设，完善专利保护机制和产权交易机制，维护企业自主创新的权益，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自主创新积极性，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制度保障。

未来可以在以下方面进一步深化研究：第一，样本来自于制造业，行业比较单一，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否同样适用于其他行业还有待于进一步的验证。第二，政治关联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而本文考察的形式较为单一，如果企业的政治关联存在一些隐性的关系，如高管的亲戚朋友具有政治背景或者与政府官员具有较好的私人关系等，那么本文对于政治关联的度量将出现误差，这将导致估计结果产生偏误。第三，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衡量指标是专利申请数，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技术创新都能用专利体现出来的。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从样本的扩充、政治关联和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衡量标准入手，更全面、更深层次地探讨政治关联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