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政府干预与经济高质量增长

2020-06-22刘俊王珊珊

中国证券期货 2020年5期

刘俊王珊珊

摘要：近年来，金融科技快速发展，政府对金融科技的干预进而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本文针对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在政府干预情况下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在政府干预下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提升有积极作用。通过对省域（含自治区、直辖市）数据进行考察，实证分析了理论模型的结论，并采用动态GMM方法检验了实证分析结果。关键词：金融科技政府干预经济高质量增长

一、引言

目前，随着前沿型变革技术的深入发展以及综合利用，全世界都在经历科技与社会生产融合的新变革，人类社会即将进入新一轮的科技创新发展高峰期。中国人民银行2019年8月22日印发《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提到金融科技的应用和发展可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新机遇，让更多的贫困人口更便捷地享受金融服务，更好地实现民生普惠。除此之外，金融科技是金融服务于实体的一种新途径。金融科技可以为金融市场供给金融产品，把资源引入创新型的高科技产业中，一方面，促进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促进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因此金融科技是科技创新的重要驱动力之一，提供了高质量高水平的金融服务，助力经济结构性改革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金融科技创新的发展实现了传统金融与互联网技术的融合，很多金融机构抓住机遇进入互联网金融行业。但是金融科技的发展使得金融风险的传导不受时空限制，金融业务的边界模糊，金融風险快速、隐蔽地传播又会对经济高质量的增长产生阻碍作用。目前，中国的金融科技并没有处于领先地位，监管的滞后性与金融科技的快速更替不相匹配，金融科技发展不完善的问题依然存在，如国家相应政策缺失、市场要素不均衡、基础设施不完善等。目前已经有研究发现，金融科技的发展水平对经济的发展有促进作用，然而面对行业的不良发展倾向，金融科技发展是否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在政府适度的干预下金融科技怎样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因此在党和政府鼓励支持金融科技创新与传统金融有机融合的政策驱动下，本文基于政府干预视角深入探究金融科技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之处有两点。第一，以政府干预为视角，从理论模型上阐述了金融科技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的相关关系，已有文献主要讨论两两之间的关系，很少有学者基于样本数据和理论分析对它们的内在联系进行探究;第二，实证分析了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和政府干预在不同地区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和路径，对党和国家制定金融科技相关政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金融科技与经济增长相关文献

金融科技近年来成为经济发展的一大动力。金融科技是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Levine R，2005），金融科技的出现必将给经济市场注入新的活力（Paulo Mendes，2020）。张腾和刘阳（2019）研究发现金融科技会显著促进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提升，对比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对东部的促进作用最明显。通过建立门槛模型发现只有在适度的金融发展水平内，才能最大限度激活科技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许佳琦，2020）。刘红、温军（2020）等人也发现金融创新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并且控制技术创新这一变量后促进作用仍然稳健，技术创新投入或者产出会促进经济增长，反过来经济增长也会促进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巴曙松、白海峰（2020）等人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效应模型发现金融科技创新水平和规模对企业的生产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存在门槛效应，当金融科技创新水平和规模高于门槛值时，企业的生产效率才会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当金融科技创新水平和规模低于门槛值时，企业的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效果不显著。通过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和门槛效应发现金融科技会通过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影响经济增长，并且在不同的金融科技发展水平下，科技发展水平与资源配置效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同，只有在水平和效率达到一定程度时才会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田新民、张志强，2020）。

（二）政府干预对经济的影响研究文献

纵观中国国情，金融体系的发展和金融科技的作用发挥受到了政府的影响（陈雨露，2014）。如果不重视这一国情，很有可能导致各项研究结果出现偏差，政府提出的金融服务政策建议针对性和指导性不强（张璟、沈坤荣，2008）。关于政府对金融市场发展的干预，一直都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政府干预金融发展获取了大量的廉价金融资源，以一种“掠夺”的方式使大量信贷资金财政化，降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影响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邹伟、凌江怀，2018）。除此以外，刘瑞明（2011）也认为政府干预没有更好地发挥金融配置资源的功能和提升效率，金融歧视现象依然严重，或许没有政府干预金融产品和服务也会顺利运作，因此其对政府干预持否定态度。但是当前我国的金融结构体制还不完善，没法完全发挥其功能作用，而政府这双“扶持”之手可以通过制定合理的金融政策、缓解金融歧视等途径弥补市场失灵，扩大金融服务覆盖范围（徐建波、夏海勇， 2014）。张杰、谢晓雪（2008）同样认为政府干预是一种弥补市场失灵的方法，是经济健康发展的一种内生需要。

三、作用机制与研究假设

在党和国家的政策支持下，金融服务行业与科学技术的有机融合促进了金融科技的发展。但同时也应该注意，道德风险已经影响了金融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客观上需要政府出面矫正其外部性。研究结果表明，在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预下，金融科技的发展水平能够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但过度的政府干预则不利于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整体效率的提高，进而不利于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进程（邹伟、凌江怀，2018）。由此可见，只有适度的政府干预才能促进金融科技的发展，以此达到经济的高质量增长目的。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11：在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预下，金融科技的发展水平能够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金融科技的普惠性存在可以提供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金融服务，更好地利用长尾效应。这意味着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提高会促进金融服务和产品的个性化发展，因此本文选择以金融科技部门产品和服务的种类衡量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此节将运用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垄断竞争模型（Dixit-Stigilitz，1977）分析金融科技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提出以下假设。

H21：市场经济符合规模经济，产品具有垄断竞争性。

H22：金融产品和服务具有对称性，产品的种类和生产商的数量相等。

H23：金融科技水平的高低会促使产品多样化发展，两者存在线性关系。

H24：金融科技水平的发展会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假定存在N个厂商，表明金融科技部门中存在N种金融产品，金融市场上消费者对任意一种产品fp的消费量为cfp。CES效用函数代表的消费者的效用如公式（1）：

U=∑Nfp=1cδfp1δ，δ<1，ε=11-δ>1（1）

由于δ<1，11-δ>1，因此ε>1 ，其中，ε为各个产品之间不变的替代弹性。根据标准的垄断竞争模型，垄断竞争的企业可以根据边际成本定价使得成本与收益相等，即利润M为0。因此在达到均衡时可以得到p=MC+MCε-1，其中，MC为生产者的边际成本。假设生产每单位产品的服務效率为a，固定成本为f，那么生产c单位的产品需要消耗的投入为ac+f单位。假定每单位劳动报酬为r，MC=ar。那么，M=pc-rc

设定生产满足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

其中，L为劳动投入，F为金融科技产品投入，K为资本投入。为简便公式，不考察资本投入的变动，假定K为外生。因此简化公式为：

最终只考察完成产品生产的劳动投入和金融科技部门生产者投入，设定金融科技部门生产者成本为A，总的价格指数为：

为达到成本最小化，需满足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式如公式（7）：

同理对于产出最大化而言有：

公式（10）中，因为φ<1，ε>1，所以1-φφ1-ε<0，而φε1-φ1-ε1-φNε-φ1-εa1-φ>0，所以αCr，pαN<0。外生给定a、φ和ε，1-ε<0，ε-φ>0，所以ε-φ1-ε<0，表明Nε-φ1-ε是单调递减的，即随着金融科技部门产品种类的增加，αCr，pαN是递减的。可以看出，金融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会相应地带动金融科技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以此降低金融科技部门生产产品的成本，提高产出个性化、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有效促进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金融科技的发展水平会对金融科技部门生产产品的成本产生影响，不同的发展水平下，金融科技部门的生产成本不同。公式（11）中，明显可以得出αfL，FαN>0的结论，即金融科技部门的产出对产品种类的边际产出是递增的，也就表明金融科技水平的提高会带动金融科技部门产出水平的增加。根据ε的大小，还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当ε=2-φ时，2-ε-φ=2-φ-ε=0，N2-ε-φε-1=1，表明边际产出和种类无关;

当ε>2-φ时，2-ε-φ=2-φ-ε<0，由公式（1）可知，ε>1，因此ε-1>0，所以N2-ε-φε-1是单调递减的，也就表明随着金融科技水平的提高，金融科技部门的边际产出是递减的;当ε<2-φ时，2-ε-φ=2-φ-ε>0，由公式（1）可知，ε>1，因此ε-1>0，所以N2-ε-φε-1是单调递增的，也就表明随着金融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金融科技部门的边际产出是递增的。

综上所述，政府干预对经济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适度的政府干预有利于金融科技水平的提升;并且，金融科技水平的提升可以促进金融科技部门推出更多个性化、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更好地扩大普惠金融的普及面，进而提高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四、变量定义、数据来源与统计特征

（一）变量定义与描述

1被解释变量：经济高质量增长（HQ）

经济高质量发展属于量与质多方面影响协同作用的结果（颜廷峰、袁安妮等，2019），需要多个经济指标来进行衡量，根据本文研究内容需要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进行判断，借助雷汉云和王旭霞（2020）与何兴邦（2018）的做法，从经济增长效率、可持续性以及稳定增长性维度衡量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体系构成如表1所示。

2解释变量

第一，政府干预（gov）。借助雷汉云和王旭霞（2020）的做法，采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量衡量政府的干预能力。第二，金融科技发展水平（fintech）。数据来自北京大学数据研究中心。第三，金融科技发展水平与政府干预交叉项（gov*fintech）。研究在政府干预的作用下金融科技的发展水平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

3控制变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城镇化程度（urban），用城镇人口和总人口数量的比值表示。固定资产投资比重（invest），用各省市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GDP的比值表示。开放程度（open），用各省市进出口总额表示。人力资本（human），用各省市高等学校招生人数表示。消费增长率（cgr），用各省市的消费额表示。

（二）数据来源与统计特征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北京大学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各省市数字金融指数，因为数字金融指数是从2011年开始发布，为了使数据来源真实可靠，本文的数据均选自2011—2017年。考虑各种因素，本文最终选取了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除香港、澳门和台湾）的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缺失值用插值法补充完整，结果如表2所示。

五、实证设计与结果分析

（一）相关性分析

从表3可以看出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其中被解释变量经济高质量增长（HQ）与解释变量政府干预（gov）、人力资本（human）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7266、05517，其中解释变量gov与human之间的相关系数最大，为08017。HQ与控制变量固定资产投资比重（invest ）、消费增长率（cgr）是负相关的，而HQ与其他控制变量，即政府干预（gov）、金融科技发展水平（fintech）、城镇化程度（urban）、開放程度（open）、人力资本（human）是正相关。

（二）构建经济计量模型

根据前文的分析构建如下的经济计量模型：

其中c为截距项，εi，t为随机扰动项，引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测度变量govi，t和fintechi，t。若进一步引入控制变量urban、invest、open、human、cgr，之后的经济计量模型如下：

为了更好地评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综合测度变量govi，t和fintechi，t之间的关系，引入交互项a3govi，t×fintechi，t之后的经济计量模型如下：

同时引入控制变量和交互项之后的经济计量模型如下：

（三）基本模型的回归结果与分析

通过式（12）至式（15），进行基本动态面板模型回归分析得到实证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由表4中的方程（1）和方程（2）可以看出在没有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政府干预和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分别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是正向且显著的，表明这两个解释变量显著提升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政府干预增加1个单位就会带来00577个单位的经济增长，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每提升1个单位就会带来00112个单位的经济高质量增长，这与H24符合。方程（5）和方程（6）中政府干预与金融科技发展水平交互项的系数（00000791和0000146）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在政府干预作用下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与H11相符。除此以外，在引入开放程度、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和消费增长率等控制变量之后，结果也有显著性，进一步说明政府干预和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能够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四）分地区实证分析

表5是把31个省、市、自治区分为东部、中部、西部、边疆4个地区进行的回归结果分析，可以看出回归结果都是显著的，且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都是正向的关系。其中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政府干预与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促进作用均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相比之下中部地区的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和边疆地区的政府干预的作用不显著，可能是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较合适的财政投入促进金融科技的发展从而使得经济质量发展水平较高，边疆地区地处偏远，经济金融技术落后，经济情况较为复杂，所以促进作用没有那么明显。但是总体来看4个地区的显著性水平较高，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积极影响。

引入政府干预和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交互项之后，不管是东部、中部、西部，还是边疆地区，在政府干预和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共同作用下显著性水平均有所变化。但是也发现加入交互项之后，中部地区和边疆地区对经济高质量增长有抑制作用，可能是中部地区和边疆地区本身地域的劣势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压力，抑制了中部地区和边疆地区更好地发展。

六、动态差分GMM稳健性检验

为了更进一步验证结果的稳健性，更好地解决各估计量之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动态差分GMM估计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从而使各地区的回归检验结果更为可靠（见表6）。

整体来看，政府干预程度、金融科技发展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增长之间是正向的关系，表明政府干预、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对经济高质量增长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相比之下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积极作用没有政府干预这一变量强，可能是因为我国目前的金融科技发展水平依然处于发展阶段，在各地区的发展均存在不平衡特征，尤其是中部地区与边疆地区，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反而出现了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抑制作用，可能是因为金融科技水平的发展给中部、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压力，进而抑制了其经济高质量发展。可见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各地区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象。

七、结论与政策启示

金融科技的提出与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大新动力，在恰当的政府干预程度上可发挥极大作用。本文通过理论模型分析了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和政府干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和其中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和政府干预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促进作用，但是在不同地区的促进程度不同，在东部和西部积极作用较为明显，中部、边疆地区会出现一定的抑制作用。这表明经济的发展需要因地制宜，才能使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潜力发挥到最大，并可最大限度地平衡各地区的发展。本文获得的政策启示如下。

（1）金融科技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需动力。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离不开金融科技创新的保驾护航。目前我国的金融科技发展水平依然处于发展阶段，不平衡的特点日渐显现，增强科技创新和金融行业的服务相融合是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提升不可缺少的动力源泉。首先是全速推进金融科技关键技术研发。积极深入研发区块链的去中心化，人工智能的产业化，大数据的采集、预处理、存储、分析以及5G核心网等新型技术，提升金融科技发展的基础技术的支撑能力。中、西、边疆地区的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较低，应积极争取国家级金融科技重大项目和平台在本地落户。其次是全面提升金融科技的应用水平，金融科技的产生就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实现全民享受更加专业化、个性化的金融服务。不断推广金融市场科技应用，优化各类支付结算体系，推动智慧银行建设，利用科技创新进一步推出专业化、个性化的金融产品。积极探索金融科技监管创新，全力推进金融科技监管创新试点，并相应地建立健全适应金融科技发展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最重要的是全方位营造金融科技发展环境，现在中国缺少的就是具有国际化的品牌，各地区应积极响应号召打响本土的金融科技品牌。国家层面加大财政税收政策支持力度，符合条件的金融科技企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加大人才培养投资力度，鼓励各大高校培养金融科技创新型人才。营造公平的金融市场环境，为新兴金融科技产业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

（2）加大政府干预力度，改善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状态。东部地区的地理优势使得其各方面的发展远超其他地区，而边疆地区地域偏僻，经济水平本身较弱。针对这种情况，政府可以适当“放手”让东部地区经济自由发展，相应地把财政资金更多地转移到中、西、边疆地区。一方面，可以加大政府购买力度。例如，在偏远地区兴办学校、增加教育投入等，既培养人才，为社会谋福利，又增加购买支出。另一方面，通过转移支付实现平衡。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更多地需要国内间转移支付，加大政府对家庭的养老金和住房的补贴，对企业的各种补贴，以及政府間的财政转移支付，加大地方政府的预算收入。现阶段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仍然不规范，需要及时完善相关制度，明确划分各级政府的职责和事权，确定标准的收支概念，财政转移支付的划分与财政支出事权分开进行。税收也是国家实施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手段，政府可以通过一次性减税来达到刺激社会总需求的目的，也可以借助变动税率改变社会总需求。经过改革，我国的税制已经形成了以增值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的复税制体系，较好地弥补了之前税收制度不完善部分，基于结构性减税政策，继续向高收入群体、高污染企业多征税，向中低收入群体、小微企业减税，推进更多税种进入税改计划。

（3）增强金融科技的普惠性。资本主义社会中，金融是造成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但是我国走的是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走的金融路线必须具有普惠性。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一些国家之间差距越来越大，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金融市场没有有效服务于实体经济。数据显示，我国的基本金融服务已经覆盖99%的人口，放眼世界这的确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这样仍然不够，我国的金融服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与金融需求多样化的矛盾依旧突出，利用金融科技的创新提高金融普惠性还需做大量工作。必须坚定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型金融企业是主力军，也欢迎中小型企业进入金融市场，不同规模、类型的金融机构取长补短，在竞争中谋求合作，抓住互联网金融数字化基于转型升级，增强金融服务行业的惠民服务能力，提供更多符合大众的产品，推出个性化、多样化、专业化的金融产品，利用好长尾效应拉动经济增长。与此同时，深化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改革，正视金融行业已经暴露的风险和违法违规问题，严惩贪污腐败分子。无论是城商行、信托公司、租赁公司还是农信行，都要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严格选择廉洁、务实的高管人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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