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晖

周行涛，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上海市五官科医院）副院长。中华医学会激光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华眼科学会视光学组委员、上海激光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兼眼科组组长。主要在屈光发育与近视矫正、高度近视与遗传等视觉科学领域开展临床科研，擅长近视全飞秒SMILE、ICL/TICLV4C、优化表层切削LASEK、老视手术、圆锥与快速交联CXL手术及复杂性屈光手术并发症处理等。曾获得“教育部新世纪人才”“上海领军人才” “上海银蛇奖” “中国好医生”等荣誉称号。

“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某某”这句常被挂在嘴边的话，形象地道出了眼睛的重要和娇贵。然而随着生活方式和环境的变化，越来越多“年轻的眼睛”受到了严峻的威胁。近年来，中国的近视患病率已高达40%，中国儿童青少年近视率不断攀升且呈现低龄化、发展快、程度深的趋势，近视防控形势不容乐观，也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2018年8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我国学生近视呈现高发、低龄化趋势，严重影响孩子们的身心健康，这是一个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大问题，必须高度重视，不能任其发展。习近平指示有关方面，要结合深化教育改革，拿出有效的综合防治方案，并督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抓好落实。习近平强调，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看到了总书记的重要批示，一直奋战在近视防控工作第一线的周行涛教授激动不已。这位全国第一例全飞秒激光、第一例高度近视眼内镜手术者，他带领的视光团队在近视手术方面取得了世界领先地位，同时他还热衷于眼健康宣传的各种公益活动，被国际防盲大会授予“国际防盲英雄”称号。30年的眼科医生经历，已经让他越来越深刻体会到近视防控的重要性。

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近视手术种类较多，适应证常有交叉，PRK、LASEK、LASIK 、RK 、PTK、FLEX 、SMLIE、ICL、EVO……这些手术的发明者或首创者大多是国外的专家，英文对他们来说畅通无阻也不必标注中文名称。但这些缩写，普通患者，听了看了不免如坠云雾。

周行涛告诉记者，本来他也一样习惯用英文缩略语，20多年前接触到“准分子激光屈光性角膜切削术”（PRK）时，他觉得PRK的中文名固然严谨，包涵激光工具、手术靶组织和近视矫正目标，但太过于学究气息，一般医生和患者都叫不出。多年以后，作为近视激光的第一个术式，简明的PRK三个字母已被医务人员记住，非眼科同行也知道这是近视手术，时至今日还有医院在沿用“近视PRK中心”。

“为什么叫全飞秒手术？”经常有病人這样咨询周行涛。飞秒是10-15秒，飞秒激光是具有无限潜力的超短波。随着全飞秒FLEX/SMILE手术时代的到来，它们的中文名字更显冗长。FLEX直译为“飞秒激光角膜基质透镜切除术”，而小切口术式“飞秒激光角膜基质透镜取出术”，德国医生取首字母合成缩写SMILE。因边切口是弧形，如同微微上扬的微笑，用“微笑”命名术式如同天赐。

2010年5月29日，周行涛开展了中国第一例近视全飞秒手术，当时还没有专用边切软件的支持。巨大压力之下，他小心谨慎，诚惶诚恐，第一年全年手术量还不到100例。然而不久之后，这项技术便迅速得到推广，目前全国手术量已达到120万台。这一数字已大大超出了手术机器研发者的最初预期。当初设计时，囿于芯片及当时对于手术数量的考虑，研发者把1台机器的手术序列码峰值定义为65 536（即216），没想到周行涛带领团队仅用了8年的时间就达到了这个峰值，机器计数不得不归零重设。

连续数年，周行涛的团队保持着全飞秒手术量的世界纪录，2018年初便成为全球第一家超过5万台全飞秒手术的单体医院。周行涛认为，数量不是目标，从来没有最好，且任何手术均有不足，因此他围绕手术的远期安全性以及视觉质量持续进行不断深入的研究，尽心尽力去做到更好。面对任何一个患者，他仍常感惶恐，害怕辜负患者的信赖，害怕任何一个微小的误差，不论来自术前、术中或是术后，不论来自机器、医生或是患者，哪怕是一丁点儿瑕疵，都可能影响到患者，因此惟有精益求精。

除了近视治疗，用激光手术治疗老视（俗称“老花眼”）也是周行涛在努力研究的一个方向。目前，通过保留度数的设计，针对一部分老视患者，全飞秒可以与准分子激光一样有显著治疗效果。相信不远的未来，也会有更多的矫正方式出现，给广大老年患者带来福音。

热心公益的“国际防盲英雄”

周行涛一直相信，中国近视手术蓬勃发展特别是全飞秒手术的飞跃，与中国近视患病率高居世界第一有关，近视患者的需求是最大的驱动力。受中国近视防控的前驱者、也是周行涛的导师褚仁远教授的影响，他逐渐意识到，病人只会越治越多，仅靠医生治疗近视还远远不够。要从根本上解决近视的问题，还要加强预防。于是他开始热心于各种公益项目，牵手国际防盲组织“奥比斯”深入学校，开展近视防、筛、助活动，惠及40万沪上中小学生，2014年他带领的奥比斯项目获得“亚洲模范”。2016年第10届国际防盲大会上，周行涛被国际防盲大会授予“国际防盲英雄”称号（全球共24名），大会对其一贯热衷防盲事业给予了最高的评价。2016年，他获得全国近视眼防控社会公益年度人物。他带领医务志愿者，通过通俗易懂、寓教于乐、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式对大众进行眼保健操和近视眼防治的科普宣教，并主办“近视小飞侠”眼健康之约公益项目，获得了2017年度上海市卫生计生行业“十大青年公益项目”。

“奥比斯”（ORBIS） 在拉丁文中含有“地球、眼”的意思（另一说法是“眼睛地球仪”）。这个组织的国际奥比斯眼科飞行医院是世界第一所飞机眼科医院。该院于1982年3月在美国休斯敦正式建立，它是由一架飞机改装而成。内部设有预检室、检查室、微型手术室、护理室等手术设备，既可施行手术又可从事示范教学、并通过双向通讯设备，直接与示范医生进行问答。自成立以来，来自29个国家的600多位世界一流的眼科专家，先后访问了四大洲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2万名眼疾患者在专机上进行手术治疗，使他们重见光明，并有3万多名各国眼科医生、护士参与了它的训练计划，使其成为推行防盲、治盲的骨干。作为一个不以牟利为目的的非政治性独立组织，它逐渐得到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眼科同行的支持。

1996年，周行涛有幸参与了奥比斯项目的专业翻译工作，也很偶然地与奥比斯结缘。2012年奥比斯在上海市妇联、上海市教委、上海市卫生局和上海市儿童基金会的支持下，由上海市五官科医院牵头开展“Seeing is believing”上海儿童防盲救盲慈善行动，周行涛教授帶领团队与沪上包括儿科医院在内的十多家医院组成奥比斯协作组，共同开展行动。在项目实施期间，周行涛积极组织联系沪上的学校开展防盲工作，尤其针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师生进行筛查、科普推广以及培训等，他常常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奔跑于各学校和活动场馆。他还带领医生团队深入到福利院、特殊学校为那里的孤儿和残障儿童进行筛查和救助。

“以前做慈善公益项目，我们经常会关注那些贫困或欠发达的地区，但实际上大城市里也有需要我们关注的对象，比如农民工子弟、福利院、特殊学校等”，这些人都成了周行涛关注的对象，这些项目也成为“都市精准扶贫”的新范式。

有一次在福利院义诊时，周行涛发现一个3岁孩子是Godlenhar综合征，由于半边脸混元未开，故只有一个眼睛。强烈的爱心和医者的使命让他感到应该为这些残障的孩子做些什么，他说：世间每个生命都是珍贵的，对于这些无辜的孩子，也许他们的父母看到的仅仅是表面的残缺，而忘了人内心的残缺。在周教授的帮助下，福利院建起了爱眼小诊室，配备了裂隙灯显微镜和检影镜，并且配置了低视力的注视器和视觉训练设施。周行涛也带领团队每年定期去福利院义诊。

周行涛还率团队连续3年为来沪学习的新疆班学生提供视力防护服务。他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感染着团队的每一位成员，他们热诚、细致的服务得到师生的广泛赞誉。

几年来，周行涛教授带领团队参与完成了：40万学生视力筛查、10万名家长防盲知识推广、5 500人次配镜补助、800人次手术补助、700名教师与校医培训……

2017年，周行涛团队与上海市闵行区合作，开启了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闵行模式”。在闵行区卫健委、教委等领导下，由医院、学校、社区共同合作，医院专家负责培训学校卫生老师、社区骨干医生以及相关医疗机构的医生，通过幼儿园、学校和家庭“三管齐下”，对青少年进行预防近视的宣教，并定期通过筛查、治疗和救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干预。

2020 年1 月，“近视小飞侠”科普公益行动——“光之爱”近视眼热线正式上线，每周二、周三中午11 点至12 点半，周行涛团队的医生们会准时守在热线电话旁边，利用午休时间为大家答疑。如果您有任何关于近视眼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电话（021）34232555 或（021）64642121 向他们进行咨询。

风雨飘摇 我自行舟

说到医学的核心价值，周行涛认为就是简单二字“助人”：人在疾病面前本身是无助的，通过医学获得帮助，才是医学真正的价值。“我们现在做的手术，只不过是帮人渡河——你要过一条河流，我正好做了个艄公，把你安全捎过去。”话里有些禅味，这也是周行涛生活的哲学，做好本分，谦卑感恩。“其实任何时候都是这样，在河流的两岸，人们的相遇常是在一条船上，不知是你在渡我，还是我在渡你。”

在工作之外，他喜欢利用碎片时间写作，记录下生活中的细节与感悟。虽是对他的采访，但以他行云般的文字结尾似乎更为合适：

“总有一些患者需要医学以外的帮助，对患者，‘希望是厄运的忠实姐妹是时光箴言。耳聪目明、拥有健康的五官是人生幸运，但眼花耳背、生老病死，是生活的常态。纵然，一切如梦幻泡影，也需要决意和勇气。医患是平等的，患者不能忘记医生是抗击疾病的同盟，医生也并非强于患者，医生也会有病痛挫折之时。在人生途中，最该放下的是对疾病的消极执念，时时主动拾起乐观向上的心情。我的劝慰大多数是徒然，即使看不到患者立刻的转变，我还是会尽我所能，当然也不止一句话。医生尽力帮助患者，患者善待自己和医生，对医生有信心也对自己有信心，医患牵手才能战胜病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