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春花/北方民族大学

一、前言

陈铨（1903——1969），四川富顺人，1921年8月入北京清华大学留美预备班。1928年出国，先后留学于美国和德国，学习哲学、文学和外语，1933年在德国克尔大学获博士学位，博士学位论文探讨中国文学在德国的翻译和传播，是中国文学研究中较早出现的重要比较文学论文。1934年初回国，此后9年间先后在武汉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教英文或德文。1940至1942与林同济等人创办《战国策》、《战国》等刊物，形成了战国策派。1946年8月到上海，执教于同济大学，兼复旦大学教授，1952年至病逝一直在南京大学外文系任德语教授， 1969年病逝。《中德文学关系研究》是陈铨1934年在德国克尔大学所写的博士论文，此论文系统地梳理研究了中国纯文学对德国文学的影响，回国之后这篇博士论文翻译成了中文，题目为《中国纯文学对德国文学的影响》，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时改书名为《中德文学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于1997年再版。论文在开篇绪论部分对中国纯文学概念进行了界定，指出戏剧是属于中国纯文学之列，论文第二章写中国戏剧对德国文学的影响。本篇综述主要对这篇论文的戏剧研究部分进行梳理，分析出中国戏剧对德国文学影响的特点，进一步得出在当今时代传播中国文学文化，有何借鉴意义。

二、内容梳理

这篇论文的戏剧部分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介绍了中国戏剧对德国文学的影响：

（一）改编中国戏剧的困难

中国戏剧改编有两大困难，一是改编，改编的中国戏剧是否适合在德国剧台上表演，能否保持原来中国固有的精神；二是表演，如何能把书架上的剧本变成剧台上的动作。这涉及到另外两个问题，一是翻译问题，二是表演问题，困难的原因是中国戏剧表达的世界观和欧洲近代戏剧不同，演员的艺术训练不同，欧洲戏剧演员受导演支配，欧洲戏剧演员按照剧本来表演，中国戏剧的成功取决于演员，演员表演的是戏台真本事，不是剧本价值和精神内核。

（二）歌德与中国戏剧

由法文转译的《赵氏孤儿》，在德国成了歌德《额尔彭罗》的原料。歌德所写的这部戏剧虽然含有中国元素，但这是一部经过改编符合西方人思想观念的戏剧。中国戏剧《赵氏孤儿》很多内容无法用欧洲戏剧舞台表演，原因在于中国戏剧和欧洲戏剧表演形式不同，欧洲戏剧是自然主义，讲究写实逼真，中国戏剧是象征式的，是一种有距离的表演，符合中国民众的世界观，所以能在中国剧台上表演的未必就适合欧洲舞台。欧洲人看戏剧时距离近，所以像《赵氏孤儿》里面有些残暴的行为和故事情节在欧洲舞台上表演，会引起观众的反感。中国戏本的文学价值在于辞藻，经过翻译会失去原文特色。歌德会对流传到德国的中国戏剧感兴趣，是因为能从这里了解中国人的思想观念。

（三）席勒改编的《图兰朵——中国的公主》

这部戏剧只是名字与中国有关，来源与中国无关，席勒因为读了一点关于中国的书，尽力按照中国元素改编，才使这部戏剧中国元素多一点。

（四）龚彭柏《神笔》与江淹故事

龚彭柏在这戏剧里根据欧洲人的生活和思想行为模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变，添加了一些人物和故事情节。通过梳理可知，歌德席勒龚彭柏改变的剧本，是属于欧洲的戏剧，不符合中国戏剧精神形式。

（五）一位改编中国戏剧比较成功的德国诗人是克拉朋

他改编的作品叫《灰阑记》，他初次实现了歌德理想中想用中国精神写德国戏的想法。这部戏的独特之处在于有许多欧洲成分同中国成分混在一起，这位诗人是第一位最能够把中国人的感情生活，中国戏剧的特点，介绍给德国的人。克拉朋在某些方面也如席勒那样，对原剧本有许多改编，但全书重要的故事情节没有失去，因此经过改编的《灰阑记》有不少德国成分，同时也保存了许多中国成分。作者指出克拉朋的《灰阑记》是改编得至今比较好的中国戏剧。作者肯定克拉朋诗人特质对原作品进行的改编，这传达了比较多的中国元素。在形式方面，克拉朋改编中国戏剧，打破了中国剧台与欧洲剧台的界限。这些技巧对中国戏剧到欧洲的传播，通过戏剧让欧洲人了解真实的中国，戏剧了解中国人的思想文化、生活习惯和思维模式，有一定的作用。

（六）洪德生的《西厢记》和《琵琶记》

之前翻译和改编的中国戏剧，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占据重要位置，不能真正代表中国文化。作者表示，如果要借文学作品去了解一种不同的文化，一定要去研究这种文化里的第一流作品，而且内容与形式不可分离。了解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只有在中国第一流文学作品里面去发现，所以当德国人接近了中国第一流文学作品时，才是了解中国文化的开始。《西厢记》和《琵琶记》是中国最重要的两本戏剧，洪德生是第一个介绍这两本戏剧的人，这位翻译者在中国多年，在翻译时又得到中国学者的帮助，所以他对于中国文化的鉴别能力比其他德国翻译者强。中国戏剧的根本是抒情，中国戏台在于用完美的语言来表现人类内心感情的变迁，《西厢记》最大的成功是抒情，它契合了中国戏剧存在的根本需要，所以《西厢记》也成了中国的好戏。中国戏剧和德国戏剧的不同，体现了中国人和德国人不同的人生态度。德国戏剧出发点是世界现象的二元论，是一种战争的态度，中国戏剧是一种静观的态度，世界是和谐融洽的，因此抒情是中国戏剧的主要成分。王实甫在《西厢记》所表达的便是这种道理。这种基本精神在中国文学里很常见，《西厢记》的抒情诗是这种精神的最高表现。洪德生改编的第二本戏是《琵琶记》，这本书的价值在文化上，它不仅表现了人物的情感，还表现了中国人共同的情感，描写出了中国文化里表示出来的人生态度，尤其是孔子哲学里的人生态度。媳妇对公婆的孝顺符合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观念，《琵琶记》体现了这种孝行，在西方媳妇把公婆当作亲生父母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这体现了中西方不同的思想文化观念。《琵琶记》这部戏的长处和《西厢记》一样，不在情节而在抒情诗的美。从《西厢记》和《琵琶记》这两部戏和欧洲戏剧作比较，可以发现中国和欧洲的不同，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世界观和思想方式。

（七）卫礼贤的翻译是两本关于庄子的戏剧：《蝴蝶梦》和《劈棺》

这两本戏讲的都是庄子的故事，作者却不可知，是卫礼贤在1926年翻译后发表的。《蝴蝶梦》这个故事有一种象征意义，它象征着人类应当追求绝对的真理，寻求永久的意义。《劈棺》这部戏的风格是写实。

（八）德国学者对中国灯影戏的研究

中国灯影戏的研究，德国学者比中国学者更加留心。按照时间顺序回顾了灯影戏在德国不同时期的研究情况，对德国学者关于灯影戏的研究进行总结，从文学艺术的眼光看，中国灯影戏在中国占据了很小的位置，但作者同时指出，这些灯影戏剧本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们描写出了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代表了中国的人生观，对那些想了解中国文化的德国学者，能有很大的帮助。因为灯影戏的表演直接体现了中国人的人生观，直观表现了中国人的社会生活。

（九）结论

作者总结改编中国戏剧适合德国舞台的困难，改编成功的也失去了很多中国元素，西方和德国的因素多一些。作者指出精确到位的翻译是中国戏剧在德国发展的基础，因为在作者写论文那个时期，能很好翻译中国戏剧的人不多，导致阅读的中国戏剧作品不是中国第一流的作品。所以，翻译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了中国戏剧在西方的传播、影响和研究。

三、结语

中国戏剧有很多，传播到西方的戏剧不是中国有名的代表作，无法代表中国真正的文化和精神，影响中国戏剧传播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首先是语言的差异，这涉及到翻译的问题，翻译不准确、不恰当，让中国戏剧失去了中国元素。其次是西方和中国文化、思维方式的差异，很难从翻译的中国戏剧作品里认识真实的中国，无法了解到真正的中国精神，即使像歌德这样有名的诗人文学家，从人性共通的角度认识和改编中国戏剧，含有的中国文化、中国精神不够多，这是属于西方、欧洲和德国人的戏剧，不属于中国戏剧，通过这样的戏剧不能了解到中国文化，也不能感受到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自然无法了解到真实的中国。第三个层面的问题，因为语言和思想的差异，传播过去的中国戏剧，只能从西方、欧洲和德国人的思想出发，改编出符合西方、欧洲和德国人思维方式的戏剧，这本质上是属于西方、欧洲和德国人的戏剧。诗人克拉朋改编的中国戏剧，融合了中国和德国的元素，将他们融合在了一起，对于传播中国戏剧、中国文化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通过中国戏剧来传播中国文化，让西方、欧洲和德国人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最好的方式是让很了解同时又很熟悉西方语言、文化、思想和思维模式，同时又具有深厚中国文化底蕴的中国学者，翻译和介绍中国文学作品，这样才能让西方、欧洲和德国人有机会了解中国的文化，了解中国的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