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婷/北方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王国维先生称：“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唐朝三百年间，诗歌和小说的成就最大。然而，就目前学界的研究历史和研究现状来看，对于唐代小说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不及唐诗。对爱情的憧憬、对死亡的恐惧、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对人生自我价值的重构与思考、对太平盛世的渴盼……如此种种的社会百态，皆被敏于时势的文人加以编织汇入唐代小说之中。中唐以来，婚恋小说空前繁荣。而将“后代文学艺术和读者影响之深广，在唐人小说罕有其匹”的《莺莺传》作为“仕宦婚恋”心态的研究对象，笔者认为其具有多元的文学、文化价值。

一、追求两情相悦——平等的爱情观

艺术本身就是通过共同感受创造出来的。作家不是冷漠地观察人们的活动，他不是旁观者，而是社会生活的直接参加者。”唐代社会开放，文化包容，文人士子们在婚恋观念上更加推崇两情相悦有感情基础的平等爱情模式。外貌、性格以及才学的相匹，渐渐成为文人心中最为理想的婚恋模式。

（一）容貌相匹——外表的和谐

张生与崔莺莺能相爱，首先他们在容貌和性格上就十分般配。张生“性温茂，美风容，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或朋从游宴，扰杂其间，他人皆汹汹拳拳，若将不及；张生容顺而已，终不能乱。”因此到了二十三岁，未近女色。对此他解释道“余真好色者，而适不我值”，一个“适”字就表达了他不愿将就渴望容貌、性情皆匹配的婚恋观。直到他在郑氏的答谢宴上看到了“常服睟容，不加新饰。垂鬟接黛，双脸销红而已，颜色艳异，光辉动人”的莺莺后，一个性温貌美又坐怀不乱的谦谦公子竟直接吐露了对莺莺的爱恋：“几不自持。数日来，行忘止，食忘饱，恐不能逾旦暮。”莺莺迫于母亲再三催促后的威严才出来与搭救身家性命的张生相见，显然她是个不乐于参加这样的社交活动的，这与张生“余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时纨绮间居，曾莫流盼。”与朋友游宴之时“容顺而已”是同一心理，只是二人的行为有有别而已。

（二）才学相兼——内秀的统一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在崔、张爱情途中，大家都注意到红娘作为外在力量的强大辅助，加速了二人的爱情进程。但却忽略了一个爱情衍生的基础，那便是基于爱情双方间的共通性。张生通过红娘，探知莺莺“然而善属文，往往沈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后才找对了路子，通过写诗传情搭建二人的交流桥梁。在他主动追求之下，终于得到了莺莺的回应：“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正是因为张生书信传情，才打动了“贞慎自保”的莺莺，二人的爱情才从对彼此思念中落到了实处。

写诗这样的方式既贴合当世男女相恋的礼数规约，又能在传情达意、炫技搏才的同时保持隐秘，就不会造成当初托红娘传情时吓跑红娘那样吓跑莺莺。这一方式，首先在形式上就使得莺莺放下了心中的芥蒂，其次，张生的才情着实打动了莺莺。设想一下，如果莺莺是一个不懂诗词的人，她又怎会看得懂字里行间的浓情蜜意。两个人只有才学相兼、脾性相仿才懂得惺惺相惜。在张生进京两次文战的期间里，二人也是靠着书信维系感情。

二、为了仕宦牺牲爱情

晋南北朝时的门第观念；安史之乱后入仕途径的转变；儒家思想对士子言行的规约以及社会风气等皆对唐人婚恋、仕宦造成很大的影响。现实生活中士子们十分迫切地与高门子弟结交，与权贵之门联姻，以期许通过这种捷径“好风凭借力，送我至青云”，可以说中唐士子在婚姻、交友、冶游、狎妓亦或是隐逸等行为都直接或间接地为仕途通达做准备，士子们希望通过如此种种实现人生价值与理想，献身于唐王朝的再次崛起与中兴。

（一）历史遗留——“门第观念”对唐人婚恋观的影响

在现存反映仕宦、婚恋题材的唐代小说中，“仕宦”“婚恋”依旧作为品评人物贵贱的标准。“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这一婚恋观一直影钳制着人们的思想。“弃寒门而别婚高门，当时社会所公认之正当行为也”，张生抛弃“财产甚厚，多奴仆”的莺莺能被时人所理解，是因为莺莺的家庭不能满足为张生扫除入仕阻碍，这一历史文化背景便注定了二人爱情不能开花结果。在中唐小说作品中，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现象，那就是作者有意安排作品中人物的姓氏，如：韦、王、李、柳、崔、张等等，而这些姓氏都是唐代的名门望族。由此可见，中唐士子在择偶观上的转变，表现出他们把婚姻当做是跻身仕途的跳板，儿女情长或者是国色天香对他们来说都是政治抱负的附属，如果有一天这些会影响他们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政治诉求，他们会毫不犹豫的弃之而去。莺莺早已预料到二人不能善终，道出了“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这一番话，这就表明莺莺早已洞察出在门第观念之下，二人的分别只是时间的问题。

（二）安史之乱后士人入仕之路变窄

安史之乱使唐王朝由盛转衰，统治者们吸取安史之乱的惨痛教训，在人才选拔和任用上十分严苛。这意味着士子入仕之路“道阻且艰”，跻身仕途变得困难。士子们为了实现自身的价值也为了实现报国理想，不得不找寻更多的途径。考生能否考取功名跻身仕途，第一决定因素是自身的才学。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三重困境：一是六朝的“门第制度”；二是以“仕宦”、“婚恋”作为品评人物才学及地位的标准；三是科举制度发展至唐仍有待完善。士人入仕首先要要通过“举荐”和“通榜”之后才有入资格为官，但是入朝为官还需通过吏部选试，或是直接通过当朝权僚的举荐，至此，方能获得正式任命。张生二入文海，显然他的科举制路走得并不顺畅。治唐者都明白在当时而言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是不相匹配的。在《莺莺传》中，张生从他“大胆热烈地追求”到“西入长安以书信维情”都能看出他对莺莺的感情。尽管莺莺也出自名门，家庭条件优渥，但其父早逝，在朝局之中早已断了资源。如此一来，便不能为张生提供援助，最终他只能牺牲掉自己的爱情成全自己的事业。

除此之外，安史之乱激发了受“修身养性、平治天下、入仕报国”等儒家思想影响的士子们的爱国情怀，在这一时期，跻身仕途、投身国家建设的进取精神比起唐朝其他时间段的士人们而言就变得更急迫、更贴近实际、也更艰难。振兴战乱后的唐王朝，重回大唐盛世是士子们自觉肩负在身上的责任与使命。

三、结语

汉魏六朝以来，士人们无论在婚恋还是在仕宦时都自觉或是不自觉地将门第作为联通二者利益的重要因素。唐代其独特的社会政治风气虽促成了“容貌相匹、才学相兼”这一平等自由的婚恋心态的形成，但仍未摆脱魏晋时“婚、仕”陋习的影响。深入分析张生由热恋依赖崔莺莺，到抛弃并污蔑其为“尤物”称自己“德行不足以御”这一巨大转变，便能明白张生的仕宦婚恋心态皆受这二者心态的影响，这也是中唐小说中“仕宦婚恋”题材所带有的共性。

注释：

①周先慎.古典小说鉴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77.

②［保］基·瓦西列夫.情爱论［M］.赵水穆，范国恩，陈行慧，译.北京：三联书店 ，1982：281.

③李时人，编校，何满子，审定，詹绪左，复校.全唐五代小说［M］.北京：中华书局，2014：807～808

④李时人，编校，何满子，审定，詹绪左，复校.全唐五代小说［M］.北京：中华书局 ，2014：809.

⑤(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M］.北京 ：中华书局 ，1961：4013.

⑥(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M］.北京 ：中华书局 ，1961：4013.

⑦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112.

⑧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