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敏/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沈从文的作品毫无疑问是迥然不同的。他的作品对湘西的描写，为文学史贡献了一个独立于现代文明的“湘西世界”，这个世界所体现出来的有如“异域”的新奇与众多令普通人不可思议处，也为他在文坛赢得了独树一帜的地位，无论他在其他方面怎样为人诟病。

一、充满牧歌情调的“湘西世界”

在沈从文的笔下，湘西世界似乎是未经现代文明侵染的，人们以一种极为自然的方式生存，自然的生活状态所体现出的，是生命最本真的存在方式。神话时代常常被认为是人类文明的童年期，因为这时候人们的情感与欲求是不受任何拘束的，想哭便哭，想笑便笑，爱与恨都都顺从自己的内心。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人民，正与神话时代的人们相似，蒙昧、原始是难免的，但是生命的力量、野性同样是神圣的。

沈从文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集中体现了一种崇尚生命的活力、原始的强力的审美意识。他笔下的男性角色，多为充满力量、散发阳刚之气，甚至于有些野蛮、粗犷一类的人物。如《边城》中的傩送，“结实如小公牛”，眉眼秀拔出群，在寒暑雨雪中磨砺得刚强而勇武。在《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中，这位朋友尽管年轻时爱“撒野”，“当他二十五岁左右，大约就有过一百个女人的胸膛被他亲近过”， 爱说野话，他说话“即使全是浑话野话，也莫不各有出处，言之成章，而且妙趣百出，庄谐杂陈”，“五岁起就欢喜同别人打架”，沈从文的笔端却流露出对这位朋友的赞赏、认可。其他如《长河》中结实强壮、嫉恶如仇的三黑子，《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中技艺高超的师傅和英武矫健的七个徒弟等，无不体现出生命的活力。

沈从文塑造的湘西少女，也大多是灵秀活泼、朴素自然的，较之城市女性更体现出一种生命的鲜活、热情，在对爱情与生活的虔诚中彰显人性之美。沈从文故意把翠翠描述成源于自然的灵物，“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翠翠生长的环境也是在纯净优美的大自然中。这让人联想到印度古典戏剧《沙恭达罗》的女主人公同样是长养于大自然，因而极大程度地保留了最自然的生命形态，敢于反抗、敢于热烈的追求爱情。翠翠的生活快乐无杂质，待人接物也显出一种朴素和单纯，虽然不像沙恭达罗般热烈，但在遇到二老后，无论是爱情的萌动、滋生、追求，都是极为自然的按照内心最真实的感觉发展的。对“走马路”的选择，也是对内心的遵循。《长河》中略带野性，如湘西的山水般灵动的夭夭，《三三》中顽皮灵巧的杨家三三，无不迸发出健康自然的人性之美。凌宇认为人需要“生活”，但人之为人的根本特征在“生命”，生命的原始形态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契合”，沈从文笔下的人物，实现了生活与生命的统一。

除了对主人公性格的塑造，沈从文还描写了强烈的爱欲。这爱欲，是与城市中一些文明人的压抑情欲而形成对照的。沈从文看到城市文明带来进步的同时，也看到了道德、秩序对人性的摧残，在小说《八骏图》中，主人公达士先生受邀去青岛任教，与他同住的还有七位教授。小说通过达士先生的口，指出这些人都有一些“病”，这病就是尽管内心情欲涌动，却一直压抑、堵塞，“不曾享受过什么人生”。然而后来，主人公却发现他自己患了这种病，内心因那位美丽女子而波涛不平了。与之相反，生活在湘西山水中的人们，尽管身份不高贵，爱情与欲望却从不曾被压抑。

《月下小景》，讲述了小寨主和一个女孩子的爱情不被允许，他们便在一个极为柔美静谧的环境，一种极为欢乐甜蜜的气氛中结合了，最终双双饮毒殉情的故事。这爱情虽与通行的礼法不合，但对爱的执着与强烈自有它的庄严与神圣，能够触动人的内心深处。《柏子》中讲了一个年轻水手与妓女的故事，沈从文许多作品中都描写了水手与妓女的故事，这篇是一个典型。沈从文将柏子与妓女的一夜相聚，写的缠绵而热烈，甚至于露骨的描写性爱，极大的张扬了情欲。《雨后》中女人对四狗的爱意，深重而浓烈，与四狗在自然中的相合也充满了热烈的情欲气息。其他如《连长》中的妇人对连长的爱，《巧秀和冬生》中巧秀妈的爱，都体现了对人性、人欲的释放。

使沈从文的作品最富于牧歌情调的，是湘西美丽的风景，动人的风俗、淳朴的人情。这个湘西世界，是原始质朴的，是富有浪漫情调的。秀丽灵动的湘西山水，美丽的像世外桃源，《边城》中茶峒小城的安闲平和，一切人生活的那份自在舒适，人与人相处的和谐善良让许多读者动容。最打动人的还是他们对待厄运的从容，“一切总永远那么静寂，所有人民每个日子皆在这种不可形容的单纯寂寞里过去。一份安静增加了对于对于‘人事’的思索力，增加了梦”，“那里充满浓酽的人情味，极其世俗的人生快乐”。这种生活状态，对于今天过着快节奏都市生活的人们来说，是他们无限向往的妙境。沈从文的部分作品，如《菜园》，玉家人过着一种恬淡怡然、雅致悠闲的生活，玉家少爷心地洁白，在他身上体现出了劳动与知识、知识阶级与平民百姓的和谐，玉太太在遭受儿子死去的意外后，仍然坚强的活下来。这种生活状态，近于自古以来士子们追求的道家风味了。

二、民族观照中的隐痛

沈从文自称“乡下人”，他的几乎所有以都市为题材的作品都表现出对城市文明的怀疑与厌恶。如《如蕤》中如蕤对城市男子的厌弃，《八骏图》中流露出的对上流知识阶级的嘲弄。沈从文塑造的湘西世界，可以说是作为都市的对照而存在的。那么，作为丑恶、虚伪的都市生活的对照，沈从文塑造的湘西世界真的是美好、和谐的吗？

在我看来，沈从文作品中不仅仅是提供了美丽的湘西图画，在对湘西人事的描写中，更隐含着对湘西民族生存现状和未来之路的的担忧与思索。在小说《柏子》中，虽然也表现出对水手柏子的健康巨大的生命能量的赞赏，但是对于这群水手辛苦一月储蓄的金钱与精力，只够一夜的消费的命运，他也忍不住叹息道，“他们却不曾预备要人怜悯，也不知道可怜自己”，这群水手对待生活确有一股强大的热情与深厚的韧劲，但是也缺少对自己悲剧命运的关心，这其实是缺少一种人性的关怀。虽然柏子在这一夜之后得了“前前后后的希望”，但是他将永远不会去关心自身命运的悲凉，这也正是无数个柏子的命运。

在《萧萧》中，萧萧起初是一个胆子大、爱玩乐的小姑娘，在经过了花狗的引诱之后，作了妇人。这是一件为情理难容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既经说明白，倒又像不什么要紧，大家反而释然了”，萧萧因此得到了原谅，生下牛儿之后，到一定年龄又同丈夫圆房了。萧萧是有过理性意识的觉醒的，对女学生的强烈好奇心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她对自己人生走向的追求。但小说结尾，“萧萧抱了自己新生的月毛毛，却在榆蜡树篱笆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她的命运并没有得到任何改变，新的一代又将重复自己的悲剧命运。在电影《湘女萧萧》的结尾，丈夫在远处看着家中为牛儿娶童养媳，最终选择离去。导演谢飞显然也领会到了沈从文对这种生存状态的批判意识，因而较之原著展现了小小希望。《丈夫》描写了一种“人妻为妓”的习俗，做丈夫的能够忍受妻子在前舱陪客，而自己仍然能“很和平的睡觉”，这种对丈夫身份的漠然与基本道德意识的缺失体现出人性的不健全，沈从文对此是不无悲凉的。

在《长河》的题记中，沈从文写到，“‘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抽象的东西，竟只有流行政治中的公文八股和交际世故”，湘西世界的和谐、素朴已经被现代文明的杂质所侵染，这让他感到痛心。“《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了，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年轻人的血里或梦里，相宜环境中，即可重新燃起年轻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我还将继续《边城》，在另外一个作品中，把最近二十年来当地农民性格灵魂被时代大力压扁扭曲失去了原有的素朴所表现的式样，加以解剖和描绘”，这可以很明显的见出沈从文的写作目的了，即是找寻湘西人民原有的灵魂，唤起他们的自尊心与自信心。在小说中，作家描述了不少“新生活”对湘西人民的影响，也描写了一些不好的“新变”，地方特权者对当地人民的压迫，终于引起了老水手满满，夭夭，三黑子的反抗。尽管，湘西的“常”与“变”已经失衡，但他在这些人身上寄寓了对湘西民族未来的希望。

在沈从文的散文《湘行散记·箱子岩》中，他动情的描写了乡下人划龙船的习俗，感受到了蕴藏在乡下人身上的巨大生命潜能。但是这些与“自然妥协的人，活在这无人知道的地方”，而一些“与自然毫不妥协的人，却在改变历史，创造历史”，沈从文为此感到了深深的忧虑，“用什么方法，就可以使这些人……且放下对自然和平的态度，重新来一股劲儿，用划龙船的精神活下去”，对于沈从文来说，这是个“费思索的问题”。沈从文看到了城市文明对乡下人生存空间的挤压，看到了乡下人的过度的耽于自然，看到了不知主动去“变”的湘西民族的前途渺茫，内心陷于民族难以向前发展的隐痛之中。可以说，他是第一个极力抒写民族的强大生命力但又能反思民族的劣根性的作家。卓雅在《从文自传》的后记中写到2003年再去湘西，“沿途景致已荡然无存，梦牵魂绕的吊脚楼只剩几根木桩，白墙黛瓦的村居空留断壁残垣……”，足可以见处沈从文这种民族忧虑的远瞻性与重要性了。

综上，湘西世界的美是沈从文作品中的重要内容，但是，对民族的观照，对民族未来的思索，也体现出了他的作品中的深层次思想内涵，这也是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