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性反思：后现代学者对社会学的贡献

2019-11-15毕文章西南民族大学社会学与心理学学院

长江丛刊 2019年22期

■毕文章/西南民族大学社会学与心理学学院

后现代学者具有几个较为典型的代表：利奥塔；罗蒂；布朗。我们归纳他们的主要观点并进行反思。

一、利奥塔：反对宏大叙事

这需要从叙事的载体语言开始讲起，利奥塔引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语言是一种游戏”，语言如同游戏，自然生成，不需要什么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只是遵从自身的规则。语言不是词组和句法，而是提供人类表达的东西。

利奥塔借用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比较了知识的叙述形式和科学形式。叙事贴近于真实世界的一种表达，类似于家庭内的聊天，谁有发言权，谁有听的责任，这种叙事校验出自身对话的内在规则。知识的科学形式只是表现物理世界的存在，摒弃了知识的叙事形式，科学要揭示的是宇宙真理。但科学也有知识的叙事，那就是宏大叙事。这种宏大叙事基于启蒙运动对人类的解放，基于黑格尔的人类进步远景。

利奥塔对这种宏大叙事表示怀疑，认为科学叙事只是一种语言游戏。任何叙事应该强调的是论争而不是共识，一种知识不能压过其他知识的声音，科学叙事没有权力管理其他方面的叙事。

所以后现代强调的是反宏大叙事，去中心化，消解同一性，放逐元话语。元话语已经过时，元叙述的社会语境如英雄圣贤、拯救解放、伟大胜利等已散入了后现代知识的杂乱的星空中，人们不再相信伟大“推动者”、伟大“主体”，人们只运用“小型叙事”，只相信后现代世界是一个“凡人”的世界。

以利奥塔为代表的反宏大叙事在当今的社会已经表现的相当明显。拿中国来说，以往那种王侯将相，才子佳人的主流叙述已经让位于多元叙事形式，刻画小人物的文学影视作品屡见不鲜，口述史作为一种叙述的形式已经不可或缺。

社会学者研究民族问题的时候，其实可以不必过多考虑相关的民族政策，国家大政方针。可以仅仅就某个现象做细致入微的研究，找各个方面的相关人物，看他们怎么说，特别是重视老百姓的口述和记录，仔细比较他们的观点，自己进行分析和理解，不必刻意地需要解决问题，也许仅仅是这种理解和分析就够了。在这种分析中，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也可以支持某种观点，但需要同等的对待每一种观点。

二、罗蒂：解构

传统上认为，科学家宣称存在外在的现实，可以用语言客观地描述，而且某些语言比其他语言更具有客观性。而罗蒂认为语言的使用总是被导向实用主义的目的，每一种语言对某现象的解释都有其用意。所以，语言不会有更多的或更少的客观性，语言的描述关乎实用主义和价值关联。社会科学家在讲述一些故事的时候，总是反映某种归属感或者不团结的价值观，但这些故事反映的是作为个体的感受，而不是外在的真实的世界。

问题是，后现代反对存在真实的世界吗？当然，在后现代者的眼里，真实世界是存在的，知识不存在客观描述这种真实世界的语言，因为任何语言描述都带有某种目的性和价值相关。

这样一来，任何语言因为具有了实际目的性和价值倾向性，从而形成了去结构的文本。这种去结构就是解构，指的是将某一文本的元素拆散开来的过程。他可以是批判性的，揭示情景中的利益或意识形态；或者是肯定性的，能揭示文本，起到启蒙和通告作用。

罗蒂的解构让我们可以看到官方的话语中包含的意识形态因素，也可以看到御用文人的话语或文本中的意识形态倾向性。利奥塔和罗蒂强调语言和文本，这是传统社会学的不同路径。也就是说，传统社会学所谓的科学解释只不过是某一种文本而已。很明显，这是一种典型的对社会学的批判和反思。但是，科学解释也是接近现实，也是极力摒弃了价值观的影响。韦伯的价值无涉依然是强有力的指南，虽然韦伯也不反对价值观的表达，但他认为在选取材料及分析的过程中尽量做到价/值无涉，只是在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可以有自我价值观。从这里可看到后现代的批评在某些方面是绝对化了，可能因为现实中的诸多描述和表达有太多的目的和价值相关，真正的现实可能都被蒙蔽了。社会学的任务就是解构，将遮蔽的现实剥离出来，让人们看到现实是如何被蒙蔽的，相关利益者是如何欺骗和蛊惑大众的。从这一点来说，这是解构的最伟大的地方。

三、布朗：符号现实主义

将后现代主义哲学应用到社会科学中，指出社会现实、文化现实以及社会科学自身都是语言建构的，此所谓符号现实主义。简单来说，社会现实是语言的建构。

基于这种理念，人类的每一次交往都是事先建构的交往；人类历史上的现实也是建构出来的，通过政治的、审美的、道德的等方式。符号现实主义揭示各种意识形态，也就是在各种知识、自我感觉、对现实的描述背后发现其得以建构的意识形态。可以说，历史本身就是一种建构，纯粹的基于客观现实的历史是不存在的，任何历史都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符号现实主义用马克思的分类就是典型的唯心主义。

所以，布朗认为社会学理论不完全是陈述外在的现实，也是通过实践使各种事物获得意义。社会学理论阐述的文本不是对社会本质的真实的建构，而是修辞学上的建构，也就是社会或者文本的一部分。社会学理论应当具有批判性和反身性。

我们认为，社会学理论最具有意义的方面就是其批判性，这一点在当今的中国尤为可贵。

四、莱默特的观点：社会学理论是说着玩

社会理论对经验世界的所谓科学解释是文本的建构，也带着无序和杂乱的特征，并且可能这种杂乱的文本是建立在“其他文本之上的文本”（text on top of another text）。所以，科学的复杂解释可能还不如日常的松散的文本充分。我们理解，大众的智慧可能是正确的，虽然很多人没有经过严格的科学论证和推理。历史也多次证明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坊间的很多传言到后来变成了事实。

物理现实需要语言和文本的陈述才能为人类了解，不同的陈述会有不同的现实。虽然语言具有确定性，语言意义可知有效，可重复，但这种陈述的确定性只能存在于语言而不是物理现实中。所以，社会学家也只能具有讽刺性的立场，理论陈述只是“说着玩儿”。

我们理解，说着玩儿虽然存在调侃的语气，但是事实上却是如此，众多社会学理论能够多大程度上反应社会现实值得怀疑，更多的也许是自娱自乐的游戏。

五、格特迪勒和塞德曼：反对基础主义

塞德曼对任何基础主义的社会理论提出质疑：即日积月累的知识会导致某一层级的知识成为更多知识得以建立的基础。但这种基础主义只是理性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努力展示特权声音的宏大叙事，是那些有名望的理论家维持他们优先发言的政治图谋。社会学理论就是理论家们的语言和权力的游戏。

没有将批判和揭示成为社会学理论的任务，社会理论家解放人类的希望就会弱化，只是“保卫当下的小范围的快乐、为正义而斗争的温和的多的激情”。因为传统对词汇的运用形成和维系着学者群体圈子，这个圈子里有高高在上的道义特权，因此理论的批判性就不会那么丰富多彩了。所以，应该倡导不断的、批判性的、反身性的评论，评论知识和权力的关系，即宏大叙事及自我合法化的传统。

在我们的反思看来，基础主义的社会理论是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这种结构主义强调对现有秩序的维护和自我调节。本应保持价值中立，具有思辨和批判使命的知识分子，受益于这种结构，依附于这种结构，他们又能够在何种程度上为这种结构的存在代言或辩护？抑或反思和批判？

后现代无所不在的怀疑和批判精神让我们时刻保持警醒，提醒我们不要被那些宏大的、基础的、权威的主义或者理论所迷惑，要善于发现这些理论背后的理论是什么。早年卢卡奇就有了这样的发现。他认为，那些掌握权力的统治阶层最善于以意识形态保持其权力，他们作为社会的主要阶级，将其意识形态赋予社会所有成员，使的统治阶级的利益显得像是所有人的利益。卢卡奇称之为统治阶级的阶级意识的投影，而葛兰西则称之为文化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