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学翻译本质上是“有限生产场域”，追求符号资本的积累，实现主导与被主导文化之间的互动。从《文心雕龙》译介个案来看，译者、赞助者、出版商、评论者和学习者等共同组成生产场域。处于译入语文化内部的译者有更强的号召力;具有国际声誉的赞助者和出版商更能推动作品的传播;具有学术影响力的评论家对文本符号化价值的确立有着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学习者的真实阅读行为，使文本的价值得到历时性的延续。

【关  键  词】《文心雕龙》;译介模式;生产场域;符号化价值

【作者单位】刘颖，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基金项目】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古代文论英译核心问题研究”（14BYY013）。

【中图分类号】G23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9.14.005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中国古典文学思想的最高成就之一，其海外译介与传播问题一直备受关注。不少学者对《文心雕龙》英译主体、翻译策略、译本对比、读者影响、传播模式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但对于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机制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本文从布尔迪厄“文化场域理论”入手，分析《文心雕龙》英译的生产场域，探究其译介模式的运作和特点。

布尔迪厄认为，文化生产场域与经济场域不同，是基于“大规模生产场域”与“有限生产场域”的对立。有限生产场域的目的不是追逐经济利益，而是积累“符号资本”。艺术作品只有被了解和认可之后，才能作为符号对象而存在。因此，文学艺术作品的社会学研究不仅应当关注物质生产过程，还应当考虑产品的符号化生产过程（symbolic production），也即作品价值被信赖和认可的过程[1]。《文心雕龙》的英译本质上是“有限生产场域”，最看重的并非市场价值，而是作品得到传播、认可的符号化价值（symbolic value）。因此，除了作品的直接生产者（作者），作品意义和价值的生产者也值得深入研究，故应充分考虑译者、出版者、评论者、学习者等所有影响作品声誉和认可度的因素。

一、译者：海外场域中符号化价值的建构者

《文心雕龙》英译最早大概可追溯到20世纪中叶，但直到1959年，施友忠翻译的第一个全译本才问世，紧接着又在台北（1970）和香港（1983）分别再版。1983年，黄兆杰选译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Early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一书出版，其中包括《神思》《序志》二篇。1999年，他与另两位学者合作出版了《文心雕龙》英文全译本The Book of Literary Design。2003年，杨国斌的全译本Dragon-Carving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除了这三个全译本，陆续有名家翻译《文心雕龙》篇章，其中，哈佛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在其《中国文学思想读本》（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1992）中，选译了《文心雕龙》十八篇重要内容，颇有影响[2]。

施友忠生于1902年，曾就读于福建协和大学哲学系，受叶绍钧、郭绍虞等名师教诲。1926年，入北平燕京大学哲学系研究院，师从冯友兰、黄子通。福建协和大学与燕京大学当时名师云集，均与美国学术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施友忠中英文造诣可见一斑。后来施友忠赴美学习并获哲学博士学位，最后就职于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施先生在美期间，曾教授中国文学及相关课程，深感中国文学的英文资料十分稀缺。《文心雕龙》作为重要的中国文学理论，虽然有各种点校，此前竟然从未出过任何语言的全译本。施友忠感到，《文心雕龙》的成就与世界上其他文藝理论相比毫不逊色，但是“一本如此优美而重要的作品此前在西方鲜有耳闻，与此相比逊色得多的作品却塞满了西方图书馆的书架，这未免有些奇怪”[3]。经过数年努力，他翻译的《文心雕龙》首个全译本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终于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成为后来《文心雕龙》研究者受益的参考资料。同时，施友忠在其译本的前言中，梳理了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和刘勰的文学观，也是最早撰文专门介绍刘勰思想的学者。施友忠的译文和介绍，让更多海外学者逐渐接触到《文心雕龙》，并认识到《文心雕龙》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黄兆杰是香港中文大学名誉教授，早年在香港接受教育，以《文选》研究取得硕士学位，后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香港和内地一样，20世纪初才有真正的大学，早期聚集了一大批深有才学的知识分子，如饶宗颐、牟宗三、潘重规、徐复观、左舜生等名家。他们在香港讲学、传习，培养了一批香港本土学者。60年代初，香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一些民办书院并入公共体系，如新亚书院、崇基学院、联合书院合并为“香港中文大学”，人文学科得到极大发展。大师逐渐淡出学术舞台后，香港本土培养的中国古典文学学者逐渐崭露头角，其中就有专攻古代文论的黄兆杰。他着力于清代文论研究，并翻译了大量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及文论，包括80年代翻译的《文心雕龙》。尽管这一译本影响不是很大，但毕竟为《文心雕龙》英译研究提供了可对比的参照。

杨国斌师从王佐良教授，曾获北京外国语大学英美文学翻译方向博士学位，后赴美改习社会学，现任教于宾夕法尼亚大学。他当年主修文学翻译，在导师的影响下，打算以汉籍翻译实践为题。王佐良对古今文学史有深入研究，深知刘勰为中国古代文学史写作的前驱人物，便建议杨国斌翻译《文心雕龙》[4]。1992年，杨国斌完成博士论文《〈文心雕龙〉英文新译（30篇）与理论探讨》。此后断续经过若干年，终于完成全稿并出版。翻译前后，他发表了数篇与《文心雕龙》及其英译相关的论文，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宇文所安虽然只译了《文心雕龙》部分章节，但在中西学术界颇有影响。他自幼喜爱诗歌，少时便与中国诗歌结缘，26岁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随后执教于该校，38岁礼聘于哈佛，成就突出。宇文所安的主要学术兴趣虽在唐诗，但他也对中国古代文学思想深有见解。他编写《中国文学思想读本》，最初目的是供比较文学系研究生学习中国文学理论，而他更宏大的目标，是把中国文论介绍到西方，让西方了解中国文学、文化传统，甚至试图把中国传统文化变成美国多元文化的一部分[5]。宇文所安在《文心雕龙》译文前详细介绍了刘勰的创作背景及《文心雕龙》的论述模式，并指出“包括《文心雕龙》在内的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其历史的纵深和文海的浩瀚，在西方文学思想传统里，只有《诗学》可以相提并论……《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一部反常之作，在5、6世纪之交，被视为系统的文学论著”[6]。宇文所安在北美汉学界深有学术影响，他的选本及论述再次巩固了《文心雕龙》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的地位。

从以上几例来看，译者或以弘扬中国文化为己任，或有师门学术血脉相承。不论是治学于中西两地的华裔学者，还是功底深厚的海外汉学家，均身处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位置，对中国古代文学有着赤忱的热爱，并且具有在两种语言与文化间自由转换的能力。对原文作者的理解与共情，以及面对语言差异迎难而上的勇气，使译者倾心传播中国古典文学，于海外学术场域中确定了《文心雕龙》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正是通过他们的翻译、研究、讨论等过程，《文心雕龙》逐渐被海外读者所了解、认可和关注。

二、赞助者及出版商：符号化价值的背书者

文本翻译之后，只有通过出版才能真正进入公众读者的视野。正如斯蒂文·托托西所言：“经典化产生在一个累积形成的模式里，包括了文本、它的阅读、读者、文学史、批评、出版手段。”[7]出版和赞助渠道往往会影响图书的销量与使用，从而形成一定的阅读场域，使译本成为确定事实。

《文心雕龙》施友忠译本历经三个出版社，得到多方资助，于1959年首先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当时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得到纽约卡耐基基金赞助，出版了一系列东方历史文献译文，名为《文明史：资料与研究》（Records of Civilization： Sources and Studies），施譯有幸收录在此系列中。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向来是中国文化海外传播与研究的高地，拥有全美最早的汉学系。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虽独立于哥伦比亚大学运作，却一直关注人文社科研究，出版了许多很有影响力的人文专著，出版汉学经典译作有源可溯。任教于华盛顿大学的施友忠得到校研究生院研究基金及艾格尼斯·安德森基金资助，着手翻译《文心雕龙》。该校汉语研究历史悠久，早在1909年就开设了有关中国的课程[8]。《文心雕龙》第一个英译本的诞生与这两所大学的渊源，可以说毫不意外。此后，施译中英对照本于1970年在台北中华书局出版，且多次再版;1983年，香港中文大学又出版了中英修订本。中华书局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都是中文人文社科领域的权威出版机构，又处于中外学术交流非常活跃的港台地区，进一步推动了译本的传播和经典化。施译本的出版由外及内，在国际上产生影响之后，再逐渐修订，返回故土;从英译本转化为双语本，在语言上也实现了扩展。

与此类似，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思想读本》也使《文心雕龙》英译首先在墙外开花，然后再回返影响。这本书涉及《文心雕龙》多个章节的英译，于1992年由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理事会（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出版，哈佛大学出版社发行。该书还得到古根海姆基金会（Guggenheim Foundation）及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支持，作为《哈佛—燕京学社专著系列》丛书之一，很快成为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及东亚研究专业学生的重要教材，在学术界引起不少热评，逐渐在国内也产生了反响，并被一些学者用在研究生课程中，通过教学，深入影响到中国古代文论及比较文学研究领域。著名比较文学学者乐黛云就是最早使用这本教材的学者之一。王柏华与陶庆梅共同翻译了这本教材，并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进一步在中国本土学术领域产生影响。

杨国斌译本是唯一一个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的全英译本，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是《大中华文库》系列丛书之一。《大中华文库》是1994年新闻出版署启动的一项出版工程，总编为时任新闻出版署图书司司长的杨牧之。该项目是我国历史上首次系统全面地向世界推出外文版中国经典古籍的国家重大出版工程，于2011年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选取历代典籍，翻译成英文及其他外文，其规模之宏大，遴选之谨慎，前所未有，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精品工程。该系列由专家对选题和版本仔细审核、整理、校勘，权威性毋庸置疑。作为该系列之一的杨译《文心雕龙》在国内传播甚广，可以说是国内读者普遍接受的经典。但是，杨译在海外虽然也得到一些评价，与其他译本相比还有一些距离。

总体而言，《文心雕龙》英译都获得了学术或出版基金的支持，并通过权威出版社的出版发行赢得读者的认可。《文心雕龙》这样的专业性学术书籍需要“识货”的出版者——既能理解本书的重要意义，又能考察译者的资质和译文质量。与此同时，具有学术信誉的权威出版社能为译本提供最有利的背书，成为指引读者的明灯。此外，无论是《文明史：资料与研究》系列、《哈佛—燕京学社专著系列》，还是《大中华文库》，这些丛书本身的品牌效应对《文心雕龙》英译本的传播及经典化均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策划成功、定位准确的丛书系列，更能在读者中得到有效的传播，并由此及彼产生广泛的影响。

三、评论家：文化资本的深化者

译本的价值，并非仅由原文价值及译文质量决定。译者作为原文最初的读者，通过目的语重新解读并呈现原文。翻译过程结束之后，译本的读者再次解读、阐释，最终实现译本的生成，并进一步确定原作在译入语境中的符号化价值。和任何一种文本相似，译本的生成不在于它的起源，而在于它的终点。只有被传播、阅读之后，译文才被真正书写于读者空间场域，获得现实的意义。尽管《文心雕龙》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经过了被评注、运用的经典化过程，但是它在世界文学之林的位置和价值，却不得不依赖译本的影响。对《文心雕龙》这样的文学思想著作来说，学术界专家的评论是提升作品符号价值的重要手段，也最能体现译本的影响力。

评论家作为特殊的读者，往往是译本最早的反馈者。从《文心雕龙》英译的反馈与评论来看，它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还非常缺乏。在几个译本中，施译受关注最多，甫一问世，即引起知名汉学家的关注。汉学家海陶玮（James R. Hightower）首先在《哈佛亚洲研究学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上发表书评[9]，称赞此举十分重要，同时对译文提出了批评，认为施氏在翻译时忽略了目标读者的定位。海氏探讨了前言中的理论问题，并以《序志》篇为例，对翻译细节提出一些质疑。不久，英国汉学家、翻译家霍克斯（David Hawks）于1960年在《亚洲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0]上发表书评，认为中国文论研究在海外的繁荣得益于比较文学研究者的关注，而《文心雕龙》的英译本无疑填补了海外中国文论研究的一个空白。霍克斯探讨了关键词翻译问题，还从读者的角度对前言及人名英译给出了一些建议。很显然，海陶玮以汉学家的标准来要求作者，因此重视的是作者对原著的了解和译作的学术水准;霍克斯作为翻译家，则更侧重于翻译技术层面的问题，关心读者的接受问题。

同一时期，汉学家侯思孟（Donald Holzman）在《亚洲艺术》（Artibus Asiae）上发表书评[11]，商榷《文心雕龙》书名的英译，探讨刘勰本人的文学思想，并提出可以通过核实原文内容、参考历史文献和校注资料等方式来提高典籍翻译的准确性。此外，耶鲁大学的华人汉学家柳无忌（Liu， Wu-chi）盛赞《文心雕龙》英译本的出版对中国文学研究史有着重大的意义。他指出了翻译中的一些错误，建议译者在以后的修订本中统一人名，增添附录，注明各人字号、职务等，并列出关键术语中英文对照表。后来施友忠在修订本中确实采纳了这些意见[12]。此外，一些学者从文学翻译的角度专门介绍和分析施译，如姜台芬和邱锦荣从文学用语、关键词、比喻、典故、句法、助词等多个角度对施友忠译本的特点、得失等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研究[13]。

与此相比，黄译本在英语学术界反响不大，但其选译本《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是由汉学家、翻译家霍克斯作序。作为最早的读者，霍克斯肯定了该书的出版。杨国斌译本在大陆出版发行，在海外的接受情况并不乐观，仅有一篇来自美籍华裔学者欧阳桢的英文书评[14]。宇文所安译文相关评论较多，但并非专门针对《文心雕龙》研究。由此可见，施译作为《文心雕龙》首个英译本，在欧美学界引起较大震动。

综上，评论家的书评一般集中发表于译文出版后一二年，形成集中研究时期。这些专家的研究及评论均肯定了英译的重大价值，指出一些翻译问题。更重要的是，他们或多或少都对刘勰文学思想及《文心雕龙》的艺术、理论价值展开讨论，形成以刘勰及《文心雕龙》为中心的学术话题。自此，有关《文心雕龙》的专门研究在国际学术界日渐增多，在各种讨论中国古代文学的英文学术著作中，《文心雕龙》逐渐成为常引文献。

四、学习者：文化价值的延续者

《文心雕龙》几个重要英译者翻译目的明确，对目标读者有一定预设。施友忠虽然没有明确指出自己的目标读者，但其译文借鉴了历代评注者的大量注解，在介绍中梳理了中国传统文学思想的脉络和刘勰的文学思想体系，并在双语版的序言中暗示阅读《文心雕龙》是有门槛的，需要一定的語言和文化积累。黄兆杰全译本前并无交代，但在其收录《文心雕龙》章节英译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一书前言中却特别指出，译文首先是为那些对中国古代文学思想感兴趣，但可能不懂中文的比较文学学者提供参考;其次可以帮助那些学习中文并有意深入了解中国文学文化的非中国籍学生。此外，宇文所安的翻译缘起于教学，杨国斌译本重在对外传播，二者也都指向潜在的学习者。

英译本出现后，学习者是直接受益于译本的群体。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一定数量关于《文心雕龙》的学位论文在英译本出版之后陆续出现。如惠特克（Hope Whitaker）1967年的硕士论文、吉布斯（Donald Arthur Gibbs）1970年的论文、费维廉（Craig Fisk）1976年的博士论文、邵耀成（Paul Youg-shing，音译）1981年的论文、彼德·怀1990年的论文，等等[15]。此外，宇文所安的译文因为选入教材，也影响了一批新时代的汉学家。

可以看出，集中于《文心雕龙》的英语学位论文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才开始。在这些论文中，《文心雕龙》英译本都是重要参考文献。施译作为开山译作，对早期的学位论文有很大影响。吉布斯提到，当时尚处于（英语世界）当代《文心雕龙》研究的起步阶段，所以理论问题首当其冲[16]。可见在1970年前，关于《文心雕龙》的英语研究寥寥无几。据查，仅有的几篇几乎都出自华裔学者之手，包括施友忠在内。此外，吉布斯特别指出，论文写作困难重重，一是文论观的异质性，一是语言障碍，但幸运的是，此前已经出版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和施友忠英译本。施译是《文心雕龙》的第一个外文全译本，指引读者结合原文阅读，既是富有启发的术语汇编，又是与原文互参的主题索引，不论从哪种功用来看，都具有开拓意义，是不可或缺的工具（an indispensable pioneering tool） [16]。

学习者通过教育渠道了解中国古代文学，从而对《文心雕龙》所体现的文学思想产生兴趣。他们通过学位论文等形式，集中反映《文心雕龙》的符号化价值，不断积累符号资本。此外，这些学习者日后有的成长为汉学家，有的成为教育者，其他或多或少都可能在生活、工作中继续发挥影响。一旦形成一定的场域，更多读者便会在符号化价值的吸引下，进一步阅读文本，甚至从译文追溯到原作，最终更好地了解和追认原作的真正价值。

五、结语

文学场域中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学资本”，源语和目的语总是处于一种“主导与被主导”的关系中[17]。在当今世界格局中，中国古代文学仍处于被主导的位置，只有通过翻译输出到主导文化中，才能实现符号化语言和文学资本的积累，形成读者关于原作价值的信赖与认可。

从《文心雕龙》译介模式分析可以看出，海外《文心雕龙》研究成果不多，英译缺乏。施译和宇文所安译文得到了更多的学术关注与应用，而黄兆杰及杨国斌译本影响力相比略弱。可见，中国文学典籍要走向世界，不仅需要翻译过程的国际化，还必须在出版、发行、学术互动等方面有更多的国际合作。译者首先在他者文化语境中重新发现和建构《文心雕龙》的符号化价值，处于译入语文化内部的译者有更强的号召力;具有国际声誉的赞助者和出版商更能推动作品的传播;具有学术影响力的评论家对文本符号化价值的确立有着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学习者的真实阅读行为，使文本的价值得到历时性的延续。

近几年来，哈佛大学达姆若什、鲁汶大学西奥·德汉等国际学者重新发出“世界文学”的呼声，提出重构世界文学史，引进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其他民族文化的世界文学经典。在这样的多元文化浪潮中，我们更应该重新审视包括《文心雕龙》等传统文论在内的经典，全面展开译介研究与实践，综合考虑多种因素，以更开放、更国际化的模式生产译本，推动译介传播进程，建立起有效的翻译、出版、传播、互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