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锦年 张昆

【摘要】在全球语境下的文化传播交流中，文学作品的地位、价值和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如何跨越文化差异与国际出版人合作，让中国文学作品以全新的姿态走向世界，是中国出版人应该思考的问题。在全球化格局的背景下历史地考察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多维度地分析其海外传播的困境，并探索合理有效的输出路径，这是研究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起点和难点。

【关  键  词】全球语境;中国文学;海外传播;路径

【作者单位】江锦年，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张昆，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

【基金项目】2019年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19Y124）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G239.2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9.14.002

在全球语境下，我们强调异质文明、文化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中国有深邃迷人的文化，但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能让世界更好地接受、理解并喜爱，一直是困扰着中国出版及文化“走出去”的难题。毋庸置疑，在文化传播交流中，文学作品的地位、价值和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借助文字发挥其直抵人心的力量，不仅展现了与本国文化相关的基本洞见，还能以潜藏在阅读背后的文化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互动，得以重新审视自己。如今，全球经济贸易互联互通，文明交流日渐深入，如何跨越文化差异与国际出版人合作，让中国文学作品以全新的姿态走向世界，这是中国出版人应该思考的问题。考察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兴衰起伏，多维度分析其海外传播的困境，并探索合理有效的输出路径，这是研究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起点和难点。

一、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兴衰起伏的当下意义

一部文学交流史实际上也是一部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兴衰起伏与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以及华夏文化的辐射力、影响力休戚相关。早在公元二三世纪，我国的古典文学就开始在东亚各国传播。到了唐代，中国的文学作品在日本、朝鲜等国十分受欢迎。而在民族文学全面发展的宋元明清，其传播甚至远达欧洲。德国作家歌德正是阅读了我国清代小说《好逑传》和一些诗歌作品，才于1820年提出了“世界文学”的伟大构想，并呼吁人们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的理性精神和伦理道德。进入近代，中国文学海外影响力的沦落与中国国力的衰败是同向的。其后，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我国综合国力明显提高，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随之上升，中国文学也得到更多的关注，海外传播再度绽放光彩。笔者认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兴衰起伏的历史对当下文学作品“走出去”具有以下意义。

首先，奠定了中国文学在东亚汉文化圈里傳播的良好文化基础。汉文化是指以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为基础，不断演化、发展而成的特有文化，其特征是以儒家文化为骨干而发展形成的。自古以来，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学在周边的日本、越南、朝鲜等国家流传，这无疑对东亚汉文化圈的塑造与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文学在汉文化圈的接受度是很高的，今天我们依旧能在传统东亚汉文化圈里感受到文化一体性，感受到汉文化、汉文学的生命力。这不仅体现在古典诗词以及《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古典小说的传播上，还体现在许多现当代文学作品的传播上。相比之下，中国文学作品在英美等其他国家传播却历经坎坷。

其次，中国文学在“一带一路”区域的传播历史可以帮助消除地域文化障碍。历史上，随着陆地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和延展，中国文学也传播到其他国家，在“一带一路”沿线文学作品交流史里探寻中国文学的传承与创新具有现实意义。“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贸易的合作倡议，还是文化的布局。“一带一路”沿线涉及60多个国家，各国之间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和文化习俗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当下，我们提倡国家“丝路书香工程”和“一带一路”主题出版，从历史维度上探寻策划选题，因地制宜地输出作品，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最后，中国作家近年来获得多项国际大奖，提升了中国文学的影响力，拓宽了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渠道。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一百年以来首位获得该项国际大奖的中国籍作家;2014年，阎连科凭借《四书》获得“卡夫卡文学奖”;2015年，刘慈欣凭借《三体》获得世界科幻最高奖“雨果奖”长篇小说奖;2016年，曹文轩获“国际安徒生奖”。这些获奖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作家的创作热情，印证了中国文学在全球化发展中有了一定的话语权。

二、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困境的多维分析

我们的文学作品是否在国际上被广泛接受？近年来，中国文学传播品类打破了古典文学一支独大的局面，莫言、余华、格非、阿来、贾平凹等众多中国当代作家的文学作品都取得了不错的海外销售业绩。我们必须正视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优劣势，在此，从文化和技术维度探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困境。

1.文化内因导致翻译艰辛

译介在文学作品海外传播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般情况下，在翻译中，与语言因素相比，非语言因素起着更大的作用。从文化内因分析，我国属于典型的跨文化传播中的“高语境国家”，即我国文化中信息的表达方式含蓄而隐晦，大部分信息内容需要传播者通过具体语境推测出来[1]。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典籍如果离开历代学人的阐释与解读，离开古代语言与时代语言的转换，一般人是很难看懂的。同理推知，置身于高语境文化环境内部的人觉得清晰易懂、细致入微的叙说，不同文化的同时代人却认为是不可理喻和支离破碎的。面对这种文化属性带来的障碍，要想促进文化交流，仅仅在文字表面意义上将我国输出的文学作品做简单的语言转换，外国读者很难看懂。譬如，哲学家黑格尔读了《论语》译文，认为它只是一部平常的处世格言，只是善良老练的道德教训，显然只是把《论语》作为一个简单的文本去考察，并没有结合《论语》的历史文化背景了解其出色的隐喻和巧妙的语言，所以产生了这种误读。

当下，对中国文学进行在线机器翻译与在线网络翻译，成为海外读者追踪中国当代文学热点的重要手段[2]。看这种翻译简直就是囫囵吞枣，不可能真正地感受到中国文学的叙事风貌和审美品格。即使这部作品在海外大受欢迎，作品的意义没能完全表达，通过文学的海外传播进而实现文化交流的目的也就没有达成。因此，在翻译文学作品时，不能单单以“信、达、雅”的价值标准来评价翻译水平，而是在翻译策略上要有所改进，译者必须对原语境文化和目标语文化都比较熟悉，将作品置于文化差异化的大背景下，加入文化解码的过程，这无疑加大了翻译的难度。

2.技术发展凸显传播的单一化

传播学中的使用与满足理论强调“主动的受众”，而逐渐自由化的媒介市场，让受众有了更多主動选择的权利。现在媒介自由选择度较高，使得受众分化的现象逐渐明显，一些受众有可能需要通过音乐、影视或者是游戏来对文学作品进行了解。媒体技术的发展带来文学作品传播方式的改变，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必须进行多样化开发以满足受众的不同需求。由此可见，文学作品的传播方式必须从传统的出版纸质图书的单一模式中跳脱出来，积极调动各种新科技和新媒介手段，朝着多维的方向发展，衍生多种不同的演绎形式，这也是全球文学版权开发的共同方向。从全球市场竞争相对性优势角度来看，中国的文化产业目前并未形成成熟的全媒体运营产业链。传统出版社要迎接挑战，传统的单一化传播模式亟待变革。当文学作品改编为影视作品的时候，作品需要适应电视屏幕或者电影荧幕;改编成有声读物时，作品则需要适应MP3之类的播放器，甚至需要适应车载广播。现在，媒介已经发展到运用AR和VR技术，加上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作品的改编需要考虑更高水平的技术支持，否则将无可挽回地错过新技术和传媒 “联手”带来的新机遇。

三、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路径分析

为了使中国文学“走出去”，我们需要充分利用多方面的力量和资源。政府需要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并保障文学作品海外传播的有序开展;业界必须采用域外民众能够理解的方式和途径来推动中国文学作品的海外传播;民间也要积极开展一系列的国际文化交流推广活动，打下良好的文化互动基础，为文学的传播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笔者以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比较有效的路径有以下方面。

1.依托国际书展

图书海外传播最初的形式是版权输出，各大国际书展成为版权输出的主战场。每年在全世界各地举办的大大小小国际书展，不仅版权贸易的成交量高，而且反映了行业的最新价值取向，积极辐射文化大市场。“书展将出版产业中的供应链和价值链的所有参与者都集中起来，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面对面交流的特定场合。”[3]这些年来，我国出版机构积极参加了法兰克福书展、伦敦国际书展、美国纽约书展、东京国际书展、开罗国际书展等各种国际书展，多次担任主宾国，并取得了丰硕的交易成果，为以后的进一步合作打下基础。

除了参加书展，我国还积极筹办国际书展，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搭建重要的“走出去”平台。譬如，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海国际童书展等吸引着世界各国出版界的关注，这无疑可以作为中国文学海外输出的重要突破口。此外，出版社也可以在国外举办书展。譬如，2014 年，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通过在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五个国家举办十三个系列的巡回书展，极大地拓宽了我国出版物的海外传播渠道。

2.依靠版权代理

版权代理体制的健全有利于图书出版业的产业化升级。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版权交易更加频繁，细节更加烦琐，作者出于提高工作效率和更好地与外国出版机构接洽、贸易往来的目的，更愿意将版权交易谈判等相关工作交给版权代理人。比如，专业版权代理人的介入加快了麦家作品海外传播的步伐。尽管最初是英国汉学家米欧敏对麦家的《暗算》《解密》这两部小说感兴趣，但如果没有版权代理人谭光磊的运作，这两部小说不可能被介绍给翻译家兼汉学家蓝诗玲， 进而与企鹅出版社签订翻译和出版合同。麦家事后曾对媒体说，在谭光磊联系他之前，他本人对版权输出一无所知。

目前，我国版权代理机构少，且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我国相当一部分文学作品的海外传播都是作家聘用外国的文学代理人员帮忙运作其版权业务。这些代理人员对版权代理的相关业务以及国际条例都比较了解，还拥有自己的信息情报网络，能够在审稿修改、版权营销、市场预估等方面给作家很好的建议，及时有效地协助对外版权贸易的达成。此外，我们也应该发展版权代理制度，培养版权代理人才。应该说，国家和业界已经注意到版权代理在出版“走出去”战略中的重要性。2010年开始，中国版权保护中心依据原新闻出版总署下发的培训计划，联合北京东方雍和国际版权交易中心等单位连续举办了多期“版权经纪人、代理人专业实务培训班”。此后，又有多个部门每年专门组织开展版权经纪人培训班，并将其列入出版人继续学习学时，以全面提升版权代理人队伍的整体专业素质。

3.多环节联动的合作开发

数字时代，国与国之间在文化互鉴、文化交流方面呈现日渐频繁的趋势，从而打破了文化生产把各国和各个民族文化割裂开来操作的机械做法，形成了全球化的有机整体网络。中国文学走向海外将带动和加深国内出版社与海外出版机构的合作，其模式也要具有“术业有专攻，联合推动发展”的特点，在人才、平台、渠道和传播方式上，促进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的无缝连接，建立全球性的编辑、发行和运营体系。这种媒介合力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中国文学在全球市场中出版发行的风险。

想要打开国际市场，中外合作编辑出版、双边同步销售推广的模式值得推广。我国出版机构可以征求国外专业人士的意见，挑选文本，与国外的资深翻译合作翻译。同时，作品的获取能力也是市场的核心竞争力，我国出版机构可选择性地与国外的大型出版机构、文化营销机构合作，借助它们的发行和营销渠道与平台，强化对读者的深度运营，并了解中国文学在国外市场的反馈。2001年曹文轩的《红瓦》首次走出国门，其版权输出到韩国并产生了深刻反响，被韩国《中央日报》评选为2001年度“十大好书”之一。2002年《黑瓦》在韩国出版，自此之后，他的作品《草房子》《根鸟》《青铜葵花》《天瓢》《细米》《山羊不吃天堂草》相继在韩国出版发行。曹文轩的作品能够在韩国顺利打开市场，除了文化认同，优秀的译者和韩国权威机构的推荐功不可没。《红瓦》的译者全秀贞曾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习中文，具有深厚的语言翻译功底，相继翻译了《草房子》《根鸟》《青铜葵花》几部重要作品。《红瓦》一书更是得到了韩国“全国国语教师协会”的推荐，该协会的影响力波及韩国各个地区。

今天，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日渐强大，全世界越来越多地兴起“汉语热”，中国政府也在很多国家创建了孔子学院，致力于传播中国文化，让世界更了解中国。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可以借助孔子学院等教育机构以及其他组织的窗口和平台，在出版全球化的格局下，完美展示我国文学的魅力。

|参考文献|

[1]张正航. 跨文化传播中图书版权输出的文化共性分析[D]. 北京：北京印刷学院硕士论文，2015.

[2]姚建彬，郭景红.中国文学海外发展报告（2018）[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15.

[3]布莱恩·莫兰.书展——一场价值观的竞赛[J].城市观察，2015（3）：2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