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海军 童兵

【摘要】全球化语境下，文学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在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以及“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塑造好中国形象”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虽然“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对外译介工程”等八大工程的设立和实施为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开辟了新的天地，但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仍然有一定的上升空间。本研究运用传播学大师拉斯韦尔的5W 传播模式分析中国文学海外传播面临的挑战并给出建议，以期为业界提供借鉴。

【关  键  词】全球化;中国文学;海外传播

【作者单位】蒋海军，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贵州日报《媒体融合新观察》杂志社;童兵，復旦大学新闻学院。

【中图分类号】G239.2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9.14.003

一、全球语境下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不断开创新格局

当今时代，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媒介技术快速发展，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力日益提升。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在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以及“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塑造好中国形象”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政府到民间、从作家到翻译家再到读者，各层面都对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因此合理有效地利用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建构积极、正面的中国国际形象，意义重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文学的海外传播，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有意识、有规模、有组织地向世界各国译介中国文学作品。比如1951年创办的《中国文学》英文版期刊在较长一段时间里是中国向国外推介中国文学的主要渠道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文学的海外传播方面有过很多引人注目的举动，比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推出的“熊猫丛书”，其翻译出版的文学作品达到195部;21世纪翻译出版的《大中华文库》，选题达到200种，几乎囊括我国所有的古典文学名著和传统文化典籍[1]。

1982年，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将发展“同各国文化交流”正式选入宪法，为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提供了法律保障。1997年，十五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2000 年，全国人大九届三次会议初步提出“走出去”战略。2002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提出要大力发展涉外文化产业，积极参与国际文化竞争。2004 年，中国外文局设立对外传播研究中心。2006 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抓好文化“走出去”重大工程[2]。此外，“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对外译介工程”“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等八大工程的先后设立和逐步实施，为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开辟了新的天地，并逐渐形成了中外文学交流互动的良好格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学的对外传播。2014年9月17日，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度期间，两国领导人谈到了中印两国互相翻译出版对方25部经典作品的协议，中国当代作家陈忠实的《白鹿原》、余华的《活着》、阿来的《尘埃落定》等作品入选。在2014年10月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工作者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从“为我所用”到“兼收并蓄”，从“单向度”到“多向度”，中国文学海外传播话语方式不断改进，尊重读者，尊重市场，体现了我国的文化自信、对外传播认识的不断深化和相关体制机制的日臻完善。首先，如今“请进来、走出去”，作家互访、交流文学创作、开展文学领域的合作逐渐成为中外文学交流的常态，涵盖全流程、全领域的文学“走出去”格局逐步形成，打开了全球出版市场;中外作家之间、作家与翻译家之间、作家与文学经纪人之间，逐渐呈现中外文学交流的良性互动格局。其次，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成为展现中国当代社会发展面貌的一个重要窗口。据《中国图书世界馆藏影响力（2018 版）》介绍，全年有130 家出版机构的 871 种英文书被海外图书馆收藏。再次，中国网络文学发展迅猛，畅销多个国家和地区，堪与美国好莱坞大片、日本动漫、韩剧三大产业相媲美。由此可见，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渠道和层次日趋多样化，不断开创文学海外传播的新格局。

二、全球语境下中国文学海外传播面临的挑战

自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我国文学海外传播迎来新的发展，但效果还不是很理想，整体而言，传播呈逆差状态，文学译作输入多，输出少，中国文学在海外传播上面临巨大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笔者认为，以一种科学的模式来分析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现状很有必要。美国传播学奠基人拉斯韦尔提出的5W传播模式，对人类社会的传播活动进行了模式分析，主要包括谁（Who）、说什么（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To whom）、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s）五要素（见图1）[3]。笔者拟运用拉斯韦尔的5W 传播模式，分析全球语境下中国文学海外传播面临的挑战。

1.传播者

文化差异导致的隔阂必须借助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才可以消除，要实现这个目标，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过程中，作家作品的翻译尤为重要。中国优秀文学作品在国外的传播效果与作者、译者关系很大。文学作品面对的读者不仅包括本民族的读者，还包括大量的海外读者，因此在文学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翻译起到关键作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姚建彬认为，翻译的困难不在于选择哪些作家、哪些作品，而在于怎样把我们选定的作家作品翻译出去，用英语世界的人认可的语言传递中国文学的真实面貌。莫言作品能得到世界很多国家读者的喜爱与译者的翻译水平分不开，其是由“中国现当代文学首席翻译家” 葛浩文翻译的。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融合了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情趣，同时对作品所处的历史背景、社会文化把握到位。为了达到这个效果，葛浩文在翻译时会及时和莫言沟通交流。又如科幻小说《三体》，其第一部《三体》的译者为刘宇昆（Ken Liu），第二部《黑暗森林》的译者为乔尔·马丁森（Joel Martinsen）。刘宇昆是美籍华裔科幻作家，有着丰富的翻译经验，是《三体》最终获奖并打开世界市场的功臣。

德国汉学家顾彬认为，中国很多好作家知名度不高，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多在国内发行，没有被专业的译者翻译成英文[4]，可见翻译好坏直接影响文学作品海外传播的质量。作为“把关人”的译者可以在读者和作者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因此其责任重大。译者不仅要在语言层面将译作与原作较好地对接和匹配，还要在翻译过程中以国际视野对作品进行再创作，要考虑跨文化传播的因素。目前，我国的文学翻译人才断层，以文学翻译为主要翻译方向的人才培养力度不够。相关资料显示，我国具有中译外定稿水平、学贯中西、学养深厚的专家仅有一二百人，人才的匮乏对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产生了一定的影響 。

2.传播内容

在文学作品的传播过程中，文学内容传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中西文化差异导致西方读者对我国的文学作品产生一定误读。正如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所说：“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还将不断碰到由文化的不对等带来的冲击。”[5]近些年，莫言的作品被西方出版机构以及外国读者认可，主要原因之一是译者坚持国际视野，用西方能接受的叙述方法讲述中国农村故事，展示中国农民的原始生命力。西方文化重视个人英雄主义，侧重于直线型的逻辑思维模式，而中国文化讲究的是意境，西方读者很难在短时间内理解中国文学中所表达的意境和哲理[6]。总的来说，文化的差异性和文化交流的不平等性增加了文学作品海外传播的难度。

3.传播渠道

在传播过程中，媒介是一个重要环节。中西媒介传播力悬殊，是中国文学海外传播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可以说，全球语境下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成功与否，译介、出版和对外推广都不容忽视。目前，在中国文学的国际传播渠道开拓过程中，我们遇到一些困难：1951年创办的英文版、法文版杂志《中国文学》在市场经济冲击下被迫停刊;《中国日报》海外版以及《环球时报》英文版虽然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报道和推荐，但其影响力仍局限在国内;国外主流媒体几乎没有及时地评论报道中国文学;随着互联网视频等新兴媒介的迅速发展，人们对视频媒介的关注远远超过了文字，比如2012年诺贝尔文学获得者莫言，最初是以电影《红高粱》的原小说作者身份为世人所知的……整体来看，要改变现状，着实不易。

目前我国文学海外传播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国内出版机构主动翻译出版文学作品，二是海外译者和出版机构自主翻译出版文学作品，三是国内外出版机构合作进行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和销售[6]。整体来看，通过版权代理机构促成的合作较少。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版权代理机构对国内出版商实力了解不够，其牵头签署版权合作协议后，违约情况时有发生。此外，一方面，主流出版机构偏少、出版周期长、发行渠道不畅等问题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国外主流机构较少参与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国外中小机构实力有限，无法实施大的系统翻译计划，也无力开拓市场，导致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推进困难。可以说，出版发行渠道不畅是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最大阻碍之一，因此在美国等国家的主流图书市场和连锁书店中很少有中国文学译本出现。

目前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版权代理人制度不健全，现行制度未能与国际文学创作体系、出版体系接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主要依靠出版机构之间的合作，对受众的需求不够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文学在国际文化舞台上知名度不高。

4.受众的选择性认知

受众的选择性认知即“刻板印象”是受众在处理信息之时的一种选择性倾向，这也是制约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重要因素之一。全球语境下中国文学要实现海外传播势必要培养中国文学的国际受众，努力让西方读者平等地理解中国文学[7]。西方读者通过中国影视的“拟态环境”或“象征现实”来建构他们头脑中的中国形象和理解中国文化。经济文化的差异、长时间的“媒介培养”以及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使得西方读者在接触中国文学作品之前心中就已经有了固定的成见。

在中国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往往容易忽略读者群体。不同读者群体的阅读动机差异很大，普通读者多数有猎奇心理，爱好中国文学中的黑暗和神秘元素，而精英读者更多关注作品的文学性和人性[8]。我国很多优秀文学作品比如王安忆的《长恨歌》、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等译本在国外被归于边缘化的小众作品行列，只能通过学术出版机构出版发行，海外传播遇到很多障碍。

5.传播效果

全球语境下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效果取决于外国读者对所传播作品的接受程度。受制于西方出版市场的特殊性，中国文学的传播范围和途径仍然有限。很长时间以来，中国文学的海外读者局限在国外的汉学家群体内，虽然经过多年努力目前已经扩展至国外的中小学生和中国文学爱好者等群体，但读者接受范围总体而言还是非常小。同时，受到翻译和传播渠道等原因的影响，反映当代中国现状的作品还不能及时在国外发行。文学海外传播的效果与我国经济总量的增长，综合国力的提升及我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所占据的位置很不相称[9]。

需要注意的是，莫言、苏童和余华等作家的作品虽然在海外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传播，然而国外的读者因对我国历史文化背景缺乏了解，很难理解这些作品的深厚意蕴， 他们仅仅依照文字来解读，误差和扭曲作品的内涵也就在所难免。可见，文学作品如果仅仅靠简单的输出并不能完成其传播使命，形成良好的传播效果更为重要。

三、全球语境下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提升策略

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学对外输出比较薄弱，没有完全向世界呈现出立体的、崭新的形象。为了提升中国文学的国际影响力，我们必须努力扩大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影响力。

1.坚定理想信念，加强文化自信

全球语境下的文学海外传播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途径，是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一项长期而充满挑战的事业。文化自觉是文学海外传播的前提，全球视野是“走出去”的学术基础。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与发展是全方位、全球范围内的，要胸怀天下，建构面向全球传播的中国文学总体版图的文化自信新态，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不能局限于少数发达国家[9]。

2.培养讲好中国故事的人才队伍，加强中外交流

鲁迅先生说：“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全球语境下中国文学要以主动的姿态走向世界，不能庸俗化，要避免陷入猎奇逐异或者批量生产的平庸之中， 要努力创造出历史内涵和人性深度相统一的作品，要在作品中传递最真实的中国声音，只有这样，才能展现中国文学的独特魅力，进而掌握传播的主动权。充满人类普遍情感的文学能征服最广大范围的读者，而具有国际视野的作家和译者是文学对外传播的基础，因此培养优秀的文学创作人才和翻译人才势在必行。培养人才队伍需要从以下方面着手：建立和完善人才培养机制，切实提高稿酬标准，保障译者和作者权益;加强中外译者的交流互动，奖励优秀作品，鼓励中外合译;通过海外研修、人员互派、联合培养等多种方式打造一批具有跨文化思维的翻译人才，培养一批高水平、专业化的文学海外传播队伍。

3.更新文化传播理念，革新文化传播体制

首先，要更新文化传播理念。要有意识地采用外国读者能够理解的方式和手段来推动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变“宣传本位”为“传播本位”，变“文化宣传”为“文化传播”，变“政治话语”为“民间话语”和“学术话语”等，要让国外的读者以他们熟悉的方式在平等、尊重、自由、灵活的氛围中逐渐走入中国文学的天地。要以一种国外读者愿意接受的话语模式让他们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接受中国文学，增强中华文化的世界认同[10]。

其次，要革新文化传播体制。政府部门要强化管理职能，建立市场化机制，发挥文化企业的市场主体作用，积极推进版权代理人制度，依托孔子学院等打造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在地化平台，建构政府投资、市场运作、中外联合的出版发行模式，进而革新文化传播体制。同时，要加强文化传播的法治建设，有效整合各种传播平台，建立作家、译者、经纪人或者出版机构之间的稳定关系;要加强沟通交流，重视作品选择，实现准确定位，建构和谐的文学输出体系，打造一个流畅的传播链和协同作用的传播场，踏踏实实做好传播链上的每一个环节，全面引领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健康发展。

4.与时俱进，积极利用新兴科技和全媒体传播中国优秀文学作品

随着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的发展，人们的阅读习惯和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人类社会进入读图、读屏时代，因此，我们要积极利用和调动各种媒介，因地制宜地服务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彻底改变以往文学传播渠道单一的局面，使得传播手段更为多样化、丰富化和时尚化[9]。

大众传播时代，西方名著《简·爱》《飘》《红与黑》等被搬上电影银幕和电视荧屏，对外国文学在世界上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笔者认为，其一，可以将更多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搬上银幕和荧屏，借助影视传播，减少理解障碍，加快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步伐;其二，可创建中国文学国际传播体系和融媒体传播中心，用多国语言传播中国文学作品，加强与国外主流媒体的合作报道;其三，可通过形态多样的融媒体形式传播，让用户体验文学作品中所描述的环境和背景;其四，可通过深入挖掘IP价值，开发影视、文学互动游戏等多类型的文创产品，提高与受众的互动频率，以多渠道、多平台、多手段共同推进中国文学“走出去”;其五，可营造多样化的文化接受环境，使移动端成为国外读者了解中国文学的重要途径。

综上所述，全球语境下我国向海外传播中国文学要直面现状，保持开放包容意识，在平等对话中不忘民族本我，实现平等的双向交流，拥抱新的媒介手段和技术，全方位推动形成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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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民网. 作家和翻译谁成就谁？葛浩文译本被赞胜原著[EB/OL]. （2012-11-02）[2019-06-19]. http：//culture.people.com.cn/n/2012/1102/c172318-19477547-1.html.

[5]吴越. 《长恨歌》在美差点改名“上海小姐”[N]. 文汇报，2009-11-09.

[6]付洁萍，何继军. 传播学视角下的中国文学对外传播问题研究[J]. 东南传播，2017（11）：15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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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胡安江，梁燕. 多元文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学“走出去”研究——以市场机制和翻译选材为视角[J]. 山东外语教学，2015（6）：67-76.

[9]姚建彬. 中国文学海外发展报告（2018）[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10]付洁萍，何继军. 传播学视角下的中国文学对外传播问题研究[J]. 东南传播，2017（11）：153-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