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成文 洪宇

摘要：文章以十九大报告精神为指导，依据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科学内涵，构建了我国区域居民美好生活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包括人民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生态环境五个方面，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我国区域居民美好生活水平进行测度分析。结论认为：我国区域居民美好生活水平呈现逐步提高趋势，但不平衡的状况也较为明显，党和政府应加强美好生活水平弱势地区帮扶力度，带动弱势地区发展，形成长效机制，减轻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影响。

关键词：居民美好生活;空间溢出效应;空间面板模型

中图分类号：C8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9）03-0148-005

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提高人民福祉，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是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由于各区域交通区位条件不同、自然和人力资源条件存在差异、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不平衡，在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过程中区域间必然呈现一定的不均衡性。为反映区域人民美好生活水平、揭示区域间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的平衡、充分程度，分析其存在问题和所面临的障碍，以便为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优化工作方案提供依据，必须通过构建合理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对加强区域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状况进行监测分析。

十九大以前，国内外学者和机构关于区域居民生活的定量比较研究，主要从生活质量、幸福指数等视角进行的。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和首都经贸大学自2011年起每年都联合发布《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报告》，并运用居民收入、生活成本、生活环境、人均财富、通货膨胀率、绿地面积等主客指标对我国主要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衡量和分析;范柏乃从收入、消费、教育、居住、健康等10个方面筛选了64个指标构建了反映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层次分析法对31个省会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进行测度分析[1];康君从富裕感、愉悦感、认知感等9个方面构建的居民幸福感测度指标[2];英国“新经济基金”和日本“地球之友”2006年联合发布了《幸福星球指数报告》，并从生活满意度、人均预期寿命、生态足迹等三个维度构建指标，对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幸福指数进行测度分析。[3]十九大以后，何星亮认为人民美好生活可以从物质性需要、社会性需要、心里性需要三个方面进行认识和把握[4]，史云贵等从绿色治理视角探讨了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基本路径[5]，马成文和崔嘉琪从不同侧面构建了人民美好生活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并进行实证分析。[6-7]在国际上，对人民美好生活进行研究和实际统计的仅有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从住房、收入、工作、社区、教育、环境、公民参与、健康、生活满意度、安全感、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等方面设立了11项一级指标、22项二级指标反映各国居民美好生活水平。

综观现有研究成果发现：人民美好生活比生活质量、幸福感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因而已有的生活质量、幸福指数评价指标难以对人民美好生活水平作出全面、科学的反映;现有关于人民美好生活的研究，定性研究方面的较多，定量研究视角的较少，定性研究主要侧重于对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涵特征、实现路径等进行探讨，而无法对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水平、阶段特征和区域差异进行定量反映，定量方面的研究成果在評价指标的科学性、可操作性以及分析评价方法方面尚有待进一步改进。

一、评价指标体系建立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含要义主要包括五大方面构成：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生态环境，其中，提高物质生活水平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基础;丰富精神生活是人民在满足温饱以后提出的新要求;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直接体现，是实现社会和谐与安定的主要手段;实现公平正义是衡量社会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新期待;维护生态环境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新追求，是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构建人民美好生活水平评价指标，必须遵守如下原则：一是科学性，评价指标必须正确反映人民美好生活的科学内涵;二是层次性，评价指标必须从不同侧面、层次体现人民美好生活的要义特征;三是可操作性，评价指标数据要具有可得性、可靠性;四是可比性，评价指标要便于进行纵向、横向比较，以便反映区域人民美好生活水平的动态变化和空间差异。经过隶属度、相关程度分析遴选，我们构建的区域人民美好生活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二、空间溢出效应检验

结合相关文献，我国居民美好生活是具有空间溢出效应的：省域之间的产业发展关联度很大，并且各省政府制定政策、基层建设具有共性，美好生活水平高的地区可带动水平低的地区协调发展。宏观上看，我国区域居民美好生活是具有区域性的，而非局部于某单一省域。基于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居民美好生活的时空变化特征的根本目标，本文运用空间面板模型对我国区域居民美好生活的质量进行测度。相较于时间序列自相关，空间序列自相关更为复杂，为了检验我国区域居民美好生活是否存在空间依赖性，需要对其进行空间溢出效应检验。目前，空间自相关检验应用最广泛的是“莫兰指数”（Morans I），其表示为：

三、结果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是党的十八大期间，我国31个省份2012—2016年居民美好生活综合水平的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法律年鉴》以及各地区统计年鉴。在此基础上，运用熵值法计算得到5年全国各省域美好生活指数作为研究对象。

（二）模型设定

（三）拟合结果

由于我国区域居民美好生活存在空间依赖性，空间自相关程度较大，若仍采用面板数据估计将会有较大的空间偏误，一般情况下，需对样本进行广义矩估计（ML）或极大似然估计（x）。而在空间计量模型中，变量对本地区的反馈效应被称作直接效应，由模型中的系数决定;对本地区以外地区的溢出效应被称为间接效应，由模型中的系数决定。本文在运用极大似然估计的基础上，对广义空间权重在和的情况下分别拟合，结果见表3。由表中结果可知：（1）模型的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可反映模型的空间随机性，即模型会有不同的解释。对于广义空间权重矩阵取不同的λ值，模型是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的性质会随之改变：当λ=-1时，豪斯曼检验结果为13.89，模型更适合固定效应模型，说明模型参数固定，不需要额外假设解释变量之间的联系，此时的研究对象是我国各省人民美好生活水平，不需要扩散到各省之间美好生活水平的联系;当λ=2时，豪斯曼检验结果为-6.24，模型更适合随机效应，说明模型参数固定，但需假设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此时的研究对象是我国各省美好生活水平之间的差异。因此，可以根据模型解释的需要，选取合适的λ=值;同时，选取合适的值将能够提高模型的拟合程度。（2）对比两种权重矩阵拟合结果可知：λ=-1的空间权重矩阵直接效应更显著，λ=2的空间权重矩阵间接效应更显著，说明地区经济水平直接影响居民美好生活水平，而居民美好生活水平受空间地理位置的间接影响。（3）在显著水平0.1的条件下，两种模型的空间滞后水平和相关水平均通过了检验，说明我国居民美好生活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加强优势地区间对较弱势地区的帮扶力度能够有效带动我国区域居民美好生活的发展水平。（4）通过模型拟合的系数可知，两种模型lnmlit的系数β1、ρ1在0.001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影响我国区域居民美好生活水平的最关键因素还是物质生活质量，但其余四种人民生活水平同样系数较大，不可忽视。因此，为提高居民美好生活水平，各地区政府还应将经济建设放在首位，同时也要兼顾人民精神生活、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生态环境发展，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思路。（5）相较于空间对我国居民美好生活水平的影响，时间对其影响更大。说明地区帮扶有限度，各地区应结合地方优势产业健康发展，形成区域特色，进一步提升居民生活获得感。

（四）时空分布

基于上述分析，对我国2012—2016年省域居民美好生活水平进行测度，并根据居民美好生活平均指数及其时空分布特征制作矢量图，结果发现：（1）我国居民美好生活程度较高的省份大多集中在我国的东部地区，其中一部分原因是该地区气候条件、生态环境水平良好，适宜居民居住生活;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国东部地区是全国的经济重心，具有雄厚地理优势和经济高速发展的基本条件，人民物质生活水平高，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形成以向内地辐射的方式带动全国经济建设发展。（2）我国居民美好生活较差的地区集中在我国的西部地区，主要省份有西藏、青海和甘肃，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工业不发达，地区资源使用不充分，地理优势利用较弱，人民美好生活的水平相应较低。（3）我国2012—2016年居民美好生活指数呈指数上升趋势，这说明近年来我国党和政府注重民生水平发展，地区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生态环境建设卓有成效，居民美好生活水平不断提升，让人民真正过上了好日子。

四、总结评述及政策建议

经上述研究发现：（1）我国居民美好生活水平受空间分布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说明我国省域之间的产业发展关联度很大，并且各省政府制定政策、基层建设具有共性。（2）相较于空间效应，时间效应对我国区域居民美好生活的影响更大，说明地区帮扶有限度，发展水平较弱的地区不能完全依靠党中央的帮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居民美好生活指数呈指数上升趋势，说明我国区域居民美好生活水平具有滚雪球效应，从这种上升趋势来看，近年来我国党和政府注重民生水平发展，地区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生态环境建设卓有成效，地区居民美好生活水平良性发展。（3）不管站在时间角度还是空间角度，经济发展都是人民美好生活最主要的表现方面;不论对于基础建设还是上层建筑，经济发展都是国家综合水平发展的重中之重，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象征。上述总结评述对提升我国区域居民美好生活水平具有重要的政策性启示。

首先，把握好美好生活区域分布特征是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状的第一步。美好生活归根结底是人民对生活的美好體验，站在国家层面，美好生活是对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生态环境建设的检验。为此，一方面，党和政府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是人民群众，一切以人为本，民生水平长治久安，坚持基层建设和民生建设不可松懈。另一方面，党中央应加大对基础建设较薄弱地区的帮扶力度，把脱贫攻坚工作做到实处，实现共同富裕，共同美好生活不落下一个地区、一个村、一个人;但是地区帮扶有限度，帮扶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发展水平较弱的地区不能完全依靠党中央的帮扶，而是要结合并利用自身优势，开发地区优势产业，形成区域特色，经济良性发展，从而提升居民的获得感，让人民真正过上好日子。

其次，全面认识美好生活的时间变化特征是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基础。近年来，我国居民美好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中西部发展基础较薄弱地区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改善，说明我国民生方针政策实行办法切实有效，居民生活改善工作落实到位。因此，一方面，我国政府应继续坚持民生建设工作的实施，加强地区人民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生态环境建设水平，进一步提升我国居民美好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党中央应增强对脱贫地区的监管，预防贫困地区返贫的可能性，这是提升我国居民美好生活水平的前提条件;进一步把握好居民美好生活区域分布特征，根据地区居民生活现状，加强地区优势资源充分利用，加速地区特色产业平衡发展。

再次，我国应坚持社会经济发展作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第一要义，同时要兼顾思想文化、民主法治、生态文明的发展程度。党和政府应加强居民对思想文化的认同感、对民主法治的参与感、对生态文明的责任感，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思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国梦的目的、动力和检验标准，它是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让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而矢志奋斗。

参考文献：

[1]范柏乃.我国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实际测度[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4）：122-131.

[2]康君.基于政策效应的民众幸福感测量研究[J].统计研究，2009，（9）：82-86.

[3]傅红春，张群.幸福的资源效率指数[J].中国人口.资源环境，2009，（3）：129-134.

[4]何星亮.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N].人民日报，2017-11-14（07）.

[5]史云贵，刘晓燕.实现人民美好生活与绿色治理路径找寻[J].改革，2018，（2）：45-52.

[6]马成文. 我国区域人民美好生活水平评价分析[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10）：70-73.

[7]崔嘉琪.我国人民美好生活区域发展水平评价研究[J].中国国际财经（中英文），2018，（4）：31.

（责任编辑 焦德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