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青

(宜春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江西 宜春 336000)

清末民初是一个小说高度繁荣的时代。不过，这种繁荣更多是指数量的激增，至于质量，则长期遭人诟病。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之前《西游记》《红楼梦》等经典的光芒太甚，让此后的小说作品相形见绌；另一方面，当时的小说创作整体上有步趋前人的嫌疑，大多表现为对之前的经典作品的戏拟与改编，别出新裁的作品很少。即便偶有形式或技巧的翻新出奇，也基本上是照搬或移植西方小说的结果，因而总体感觉清末民初小说难以跳出旧小说的藩篱，模式化创作的痕迹非常明显。这里所谓的“模式化”，主要是指文本书写过程中以模仿、因袭、“原型”、衍化等手段带来的“重复感”。晚近以来《红楼梦》、《水浒传》等不断被改写、重写、续写，才子佳人小说泛滥成灾，“儒林”、“官场”系列层出不穷，其他小说主题、人物绵延不绝的“重复”图景蔚为大观。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把这类小说命名为“拟旧小说”，强调这类小说在袭用旧书名、旧人物、旧结构等方面的守旧心理；欧阳健在《晚清“翻新”小说综论》中则着眼于这类小说中的新思想、新内容、新环境等“新意”而将其命名为“翻新小说”。从当时几个主要的小说家如吴趼人、陆士谔、包天笑等的创作倾向看，的确是“旧瓶装新酒”，新旧杂糅于一体，成为当时小说界的独特风景。然而，抛开这种“拟旧”还是“翻新”的争议，我们回到当时整体的小说创作生态，仍然可以感受到，一种带有机械复制特征的模式化创作心理主导了晚近新小说的生产过程，导致当时小说创作的虚假繁荣。在这方面，作为当时通俗小说大家的陆士谔的创作具有典型意义。

一、题材类型化：拟旧与跟风

随着近代小说题材与形式的日益丰富以及小说理论水平的逐步提高、小说数量的激增，近代小说的题材分类也日渐复杂起来，作家们的创作也开始有意识的类别化，有时为了追求所谓的新颖甚至还故意标新立异，抛出各种怪异的小说名称，从而造成了近代小说分类的繁荣现象。陆士谔是清末民初最多产的小说家之一。根据田若虹先生的统计，陆士谔一生创作的小说共计百余种，作品的题材内容也相当广泛，内容涉及到科技、民俗、医学、政治、经济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描述和影射当时政治境况的作品数量尤为突出。据粗略统计，这一类作品多达56部。可以说，作为当时最流行的小说家之一，陆氏的小说创作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也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当时的题材潮流，在看似多样性的题材选择中，实际上却暗合了他对当时新兴的小说创作题材风潮的追逐，因而使其小说题材的类型化相当明显。确切地说，盛行一时的社会小说、历史小说、科幻小说、武侠小说、黑幕小说等陆氏均有涉笔，这种跟风式的写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作为当时通俗文学大家的地位。

陆士谔创作了一大批社会小说。作为一个独立的小说门类，社会小说的提法始于近代，侠人最早使用“社会小说”这一概念。他在《新小说》第十二号中评论《红楼梦》时，认为《红楼梦》“可谓之政治小说，可谓之伦理小说，可谓之社会小说，可谓之哲学小说、道德小说。”[1](P89)但他并没有科学界定社会小说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山东大学的武润婷先生对社会小说的看法具有代表性。她认为，社会小说不同于世情小说，它应该“能够涵盖如《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新中国未来记》等近代大量涌现的、专门揭示社会问题的小说。也就是说，社会小说是指除神怪、公案、侠义、侦探、言情小说之外的，以反映某种社会问题为创作主旨的小说。”[2](P301-302)这也就意味着近代先后出现的谴责小说、黑幕小说、维新小说、政治小说、爱国小说等等，都可以统一到近代社会小说的旗帜下来，而那些仅仅是以当时的社会情状为创作背景，或者其创作意图明显不在揭示社会问题，而只是对社会有所反映的作品，均不在此列。社会小说是当时最流行的小说类型，陆士谔的社会小说大部分旨在揭露官界、商界的各种不容于社会道德的现状。他的代表作品有《官场怪现状》、《官场艳史》、《官场真面目》、《商界现形记》等，单从小说题目就可以明显看出是对当时流行的“官场”系列或“现形记”一类小说的跟风之作；另一部分则是对一些理想社会的构想，代表作品包括《新三国》、《新野叟曝言》以及《新中国》等，其中既有对当时混乱的社会现实的揭露和讽刺，也有对理想社会的构建与期许。这种“新+”模式也成为当时翻新小说的“标识”，陆士谔的系列翻新之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历史小说也是陆士谔小说创作的主要着力点。中国有非常发达的史传传统，而历史小说正是在丰富的历史积淀中孕育而生，《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就是最杰出的古典历史小说。不过，作为类型学上的历史小说概念同样始于近代，《新民丛报》1902年第14号刊载的新小说报社的广告中列有“历史小说”条：“历史小说者，专以历史上事实为材料，而用演义体叙述之。”[3](P382)此类小说多以史实为依据，效仿《三国演义》之“七实三虚”，正史野史均入，以史为鉴，借以启发民众或批评时政，书名多冠以“演义”，如《中东大战演义》《洪秀全演义》《两晋演义》等，迄至后来出现了蔡东藩的《历朝通俗演义》长篇大作，影响深远。陆士谔深受这一创作风气的影响，对历史小说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先后创作了《清史演义》《顺治太后外纪》《孝钦后外传》《孽海花续编》以及《精禽填海记》等历史小说，内容主要是关于一些历史重大事件的演绎，表达陆士谔对一些历史的感慨和评述，其中也多少夹杂了一些通行的“演义救国”的理想观念，这其实也是当时普遍流行的“小说救国论”思想的表现。从陆氏历史小说时间段落的选择可以看出，他更偏爱叙述有清一代的故事，显示出作者以当前事警示当下人的迫切愿望，因而创作历史小说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跟风”，而是跟上了整个时代的“借历史以演当下”的救国论的风潮。

社会小说直指现实，历史小说则往往“借古讽今”，二者均带有较为明显的启蒙救国意图，而武侠小说作为更纯粹意义上的通俗小说在这方面似乎要隐晦得多。但若细究起来，中国武侠传统表达的更多的也是乱世英雄救国的侠义理念，“以武犯禁”、挽狂澜于既倒的个人英雄主义的侠客想象能够很好地激发乱世中人的救国梦，这与清末民初的整体社会风潮也是合拍的，因而也就不难解释武侠小说在当时的异军突起了。与民国武侠奠基人平江不肖生、北派大家还珠楼主等人相比，陆士谔虽然算不上纯粹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家，但他的武侠系列在当时也是风行一时。他总共创作了20余部武侠小说，单从数量上来看，在当时也足称大家；从内容上来看，陆氏武侠多以清初的社会现实为背景，以传统游侠精神为支撑，承袭了《三侠五义》《小五义》等早期侠义小说的书写套路，融入了自己对医道与武术的理解，也是别具一家。特别是他的“血滴子”系列尤为走红，以至于后人往往以此来臆断雍正朝的历史。从他特别热衷于书写有清一代的剑侠传奇且多以朝廷为中心的叙事策略上看，这多少也隐含了陆士谔借武侠以干预现实政治的小说家理想。

此外，陆士谔小说创作的题材类型化特征还可以从其科幻小说、黑幕小说等“跟风”类作品考察。作为一种从西方引入的全新小说题材，科幻小说在表现手法上具有极大的创新，在当时蔚然成风。陆氏的科幻类作品不多，但他的《新野叟曝言》堪称经典，小说对未来社会形态和发展方向的构想，折射了当时的科幻想象水平和时人普遍的社会理想。更能体现陆氏小说题材“跟风”的是所谓的黑幕小说。黑幕小说在1915年上海《时事新报》征求《中国黑幕》后风气大开，作家往往以创作“摘奸发覆”之黑幕小说为荣，甚至有“自称黑幕”的“冒牌”黑幕小说，陆士谔的《政界之黑幕》即属此类。正如周作人所言：“有几种书虽然自称黑幕，其实却系《官场现形记》一流的小说，不过因黑幕的声名大了，便赶紧冒牌，希望多买。”[4](P114)可见，作为当时通俗小说大家的陆士谔，在题材的选择上有较为自觉的“跟风”和类型化趋势。

二、主题同质化：翻新与趋同

翻新小说是清末民初流行一时的小说类型，创作时间主要集中在1903年至1926年间，特别是1903-1909年数年之间几乎所有的古典章回体小说都被反复“翻新”，总数达数十种。欧阳健在《晚清“翻新”小说综论》中指出翻新小说的共同特征为“人物是旧的，环境则是新的”。[5]基于小说人物与环境的关系，他将翻新小说分为三种类型，实际上无论是时空穿越还是历史背景的“进化”，抑或是介乎二者之间的新环境处理，其落脚点并不在“环境”，而在于所谓的环境置换之后的人物思想的新变。从这个意义上看，翻新小说实质上都是赋予“旧人物”以“新思想”，让一群原本活在旧小说叙述时代的人物“咸与维新”或亲历时代变革，这是典型的“旧瓶装新酒”。“旧瓶”作为旧有的小说叙事体例的延续，其模式化特征自不必言。“新酒”在这里主要是指新时代的社会思想内容以及基于此而形成的小说主题，然而这种“新酒”在当时的翻新小说创作中并没有太多新意。在层见叠出的翻新小说作品中，所谓的新酒，即新故事新内容，最后的创作主题几乎都集中到两个方面：对变法图强的积极探索和对假维新假立宪等做法的批判。从目前所见的数十种翻新小说来看，这种创作主题的同质化导致当时的小说几乎都可以当成政治小说来读，从而也使得清末民初社会小说、政治小说、爱国小说、维新小说一度成为最盛行的小说题材类型，“社会+言情”成为最通行的小说叙事模式。陆士谔是身处甚或引领这一风潮的几个通俗小说大家之一，他的“翻新”之作在模式化方面也概莫能外。仅在1909年这一年，陆士谔所作的翻新小说就有四种：《新水浒》、《新三国》、《新孽海花》、《新野叟曝言》。从篇名来看，全部都是“新+”模式，显示出作者破旧出新的主观意图。然而如前所述，这些翻新小说的主体人物和故事架构大体与之前的古典作品一致，只是人物的思想和情感被置换为时兴的维新思想或其它变革图强的政治诉求，四部作品无一例外地聚焦于维新以图强这一政治主题。尽管有的是反说，有的是正论，有的结合爱情，有的关联科技，题材内容有异，但主题思想趋同。下文拟以陆氏四部翻新小说为例，来探究其翻新带来的思想意蕴的同质化倾向。

(一)《新水浒》：批乱象反说维新

《新水浒》的主题直奔维新，但并非直接肯定，而是通过批判维新乱象以示警醒。小说描写了那些打着国家变法的幌子，大摇大摆的拢敛私财的社会乱象，揭露了那些“名为变法实为敛财”的不义之行，希望国家能够采取正确的方式实现真正的维新变法。从故事的基本脉络来看，陆士谔在《新水浒》中把主要的人物“错置”在晚清那样的时代背景下，以卢俊义的一场梦作为全篇的开始，一百单八将各展其才，分别在不同的领域“维新变法”成就各自的事业。通过各自不同的维新体验，得出的结论颇具讽刺意味：政府推动维新变法初衷甚好，但政界、商界和学界普遍借维新之名行“贪腐”之实，使得真正想做事的人毫无出路，变法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效果，反倒是滋生了一批“文明面目，强盗心肠”的社会蛀虫。

先说政界之腐。《新水浒》中，陆士谔抨击政界腐败主要体现在选举一事上。选举是宪政改革的重要内容，由选举足以管窥当时维新之乱象。根据小说对选举相关制度的描述，选举活动对选举人是有资格要求的，比如按要求吃鸦片烟的人是不具有选举权的。但是在《新水浒》中可以发现，一些满面烟容的人可以不受任何干涉的进出选举投票的场所，甚至有人在投票的时间段里也熬不住还要去过两把烟瘾；更有甚者，一些瘾君子公然大闹选举会场，对不选其指定候选人者公开叫骂；另有一些奸诈小人则可以“替人办事”，把别人的选票写上自己想选的人的名号，美其名曰“顺势而为”。林冲见此情形，不由得感叹道：“选举如此，宪政扫地了。”[6](P20)

再看商界之黑。小说主要通过讲述蒋敬开办银行、吴用开报馆等一系列事件来展示商界的投机倒把。书中对蒋敬办银行这个事件有非常详尽的叙述。第九回的回目“倒银行蒋敬施辣手”中的“倒”字和“辣”字都用得很妙，一定程度上能够窥探出蒋敬开银行赚钱的门道。蒋敬开办的银行名义上叫“忠义银行”，实际上钱的来路和去路都不正。“好在蒋敬有的是钱，那京内外大小各衙门，都是无钱不行的，钱一到手，无论什么事都可以”。[6](P50)这句话是说蒋敬如何通过用钱开道来马虎经过审批的，类似的讽刺性话语书中随处可见。蒋敬和时迁这两个主理忠义银行的人平日都是装得老老实实的，实际上却非常的不厚道。在面对同行之间的竞争时，两个人就在一起商量，说吴用哥哥叮嘱做人要“文明面目，强盗心肠”。事实上他们二人不仅对同行这样，对待他们的储户也是如此。小说在第十一回中蒋敬对郑天寿发表淘金高论，赤裸裸地宣称银行办储蓄“总要权装着老实，方可博社会上信用”，最后顺利“倒闭”卷了几十万两银子走人。银行的倒闭对储户造成直接的伤害，而宣称要讲“信用”的蒋敬并没有受到任何惩罚，银行业的市场准入把控在会使钱的神算子蒋敬面前形同虚设。一言以蔽之，所谓的“维新”，无非就是强盗以文明的面目来抢钱，讽刺可谓绝妙。

最后是学界之乱。维新改革带来的社会风潮影响最著的莫过于男女平权、婚姻自由。晚清民初的女性解放与平等意识的确有明显进步，但也引发了少数人借自由之名行淫乱之实的社会问题。《新水浒》对此问题的批判主要通过周通、郑天寿等人办女校来体现。设立女校的目的原是有效地向社会展示女权意识的觉醒，全方位实现男女双方的社会平等待遇，同时也可以满足女性在学习知识方面的愿望，让她们接触新思想、新知识。而在《新水浒》中周通、郑天寿等人建立女校则几乎纯粹是为了给自己泄欲，完全偏离了建校的初衷。在陆士谔的笔下，郑天寿打着女权的幌子，肆无忌惮地骗取女学生的恋爱“自由”，他甚至露骨地宣称：“我郑天寿生的一副好皮囊，是我在学界厮混的绝佳倚仗，我索性就开一个女校得了，那些打着念书的幌子进入女校的学生，怕是难以逃脱我的手掌心！”[6](P44)为强化讽刺效果，陆士谔以戏谑的口吻为郑天寿开设的女校取了一个“尚德女学堂”的名号，其中深意不言自明。

(二)《新三国》：尊立宪正论变法

《新水浒》无情揭穿了那些打着变法的幌子满足私欲的社会乱象，提醒世人警惕那些不义之行。而对于维新究竟该如何进行，陆士谔则在其另一部翻新小说《新三国》中勾画了蓝图。《新三国》仍然保留三国鼎立的格局，只是结局大变。小说前半部分主要是写吴国和魏国的变法行动及其效果，后半部分主要是写蜀国如何立宪并取得成功，国富民强，歼吴灭魏，重兴汉室。《新三国》中三国纷纷变法改革，但为何魏国吴国相继失败，只有蜀国一统山河？小说给出的结论是：“错来错去，只因不曾立宪。士谔编撰这部《新三国》，就不过要表明这重意思。”[7](P308)陆士谔把对立宪的全新构想全放置到了蜀国的变法进程中，而成功立宪有赖于三个方向的努力：一是在政治上要绝对开明，要广泛引入普通民众的治国意见；二是要在思想改造方面下苦功夫，摒弃国民迷信守旧的封建思想；三是积极引入西方科学技术，通过科学发明推动国家创新。

作为“立宪模范国”的蜀国，原本也是得民心的一方，因而广泛引入普通民众的治国意见让人民参与国家治理，似也在情理之中。陆士谔在《新三国》中借助孔明的言论传达了自己关于人民参政的思考：“数千年来民众无权干涉政治，致使国家凋敝政治混乱，而今之际必当效仿他国，设立民众参政的议院，国家的所有政治、经济、文化治理事宜均应当通过议院讨论实行。”[7](P260)蜀国正是集全国之智慧来治理国家，民众为国家政治治理提供更多的创新思想，从而使国家社会政治生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实现了强国理想。

当然，立宪要成功有赖于民众思想观念的根本转变，因而必须在思想教育方面下一番苦功夫，改造国民落后的思想。《新三国》中，蜀国变法的第一项重大举措就是大力发展国家教育，正因为此，蜀国后来的各种社会改革才有了坚实的人才基础和社会群众基础。陆士谔再次借诸葛亮的身份提出，发展教育是从根本上行解决社会思想和科技问题的方法，实现良好的教育效果是其他一切社会改革的重要基础，没有教育，其他的改革变法都将根基不稳。[7](P243)此外，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从而发明飞艇、电舰等器物层面的改革也是蜀国成功的关键。造出坚船利炮以应对危局，这在晚清早期几乎形成共识。但过于依赖外来技术，完全依靠外人的帮助，无法实现真正的强大。《新三国》中把聘请相关的技术人员来改造器物以提升国力这一情状放在吴魏两国的改革进程里，就是为了说明这一点，实际上也较为隐晦地传达出晚清实业救国真正的败因所在。反之，蜀国的技术改造则更多的是诸葛亮等人的自主发明，充分表达了作者希望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能够有自主创新能力来实现强国愿望的理想。而只有国家具备了这种强大的器物改造和创新能力，立宪才有经济的保障，社会政治的变革才能真正有效开展。

(三)《新孽海花》：抛私情以救家国

《新三国》与《新水浒》更多强调的是英雄人物在乱世中的维新之举，而《新孽海花》更多的是在写市井小儿女之间的私情，主题似乎要离维新变法这一宏大叙事远一些。然而正是在这种儿女私情与家国情感之间，《新孽海花》找到了一种恰如其分的叙事的平衡感：社会维新变法的根本目的是救国，而救国不单单是清政府或者是官员士绅阶层的任务，而是全社会每一位民众的共同任务。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那个时代就是一个风雨飘摇、生死存亡的年代。陆士谔在这部翻新作品中，叙述了两个有志青年之间的感情经历，表达了晚清时期一般知识分子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阐明了自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全民救国的立场。

《新孽海花》这部作品我们可以当做是一部完美的世态人情小说来读，也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家国同构”小说，即小家庭情感的微观叙事与大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有机统一的小说文本。故事的主角是朱其昌和苏慧儿这一对小儿女，从两人最初相遇到最终走到一起，爱国主义的热情与她们之间的儿女私情始终是相伴而生的。苏慧儿身为一名柔弱的女子，却能够在国家大义面前，毅然决然的抛弃儿女间的私情，劝说男主人公要以国家大义为重，能够做到这一点实在是非常的难得。当然，除了自身觉悟，外在的引导也很重要。在她们交往期间，朱其昌的好友孔生对她们爱情的成长以及爱国主义思想的成熟起了重要作用。作为真正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面对国势危弱，孔生多次向朱其昌表达救国热情与理想。他曾对朱其昌说：“你我虽未必要做什么官，但目下中国国势弱，你我若再不出去，恐怕就要支持不住”。[8](P239)表明了一个有志青年对国事的关切，“做官”并非前途，救国方为正途。正如孔生所言：无论爱色、爱财，第一总要从爱国着手，方能爱得实在呢！[8](P241)看起来略有点说教的意味，但赤诚之心可见。类似的言论及情节在书中并不鲜见，这充分表明，作者就是想借此传达一种信念：家国之爱是高于男女之爱的爱国思想，国家利益任何时候都高于个人私欲；“救国”并非仅是肉食者谋之，而是每个社会个体的共同责任。

(四)《新野叟曝言》：倡科技以图富强

陆士谔的《新野叟曝言》约成书于1909 年底，共2卷20回，今存资料有限，上海书店《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未见收录，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中存有回目，但在自著小说内容介绍表中没有提及。资料的匮乏导致研究的缺失，知网检索可知目前尚未有专门研究《新野史曝言》的单篇论文。

此书标为“理想小说”，正如第一回中所言：“因《野史曝言》上只讲教民之道，不谈富民之方，把政治的根本先弄差了，哪里还会兴呢？”于是陆士谔编此“政治书”以抒强国富民理想。陆士谔在《新野叟曝言》中提出了一系列改良政治的举措，如为了强国御敌，则需要建造试验场、制作炸药和纸炮、飞行舰艇、帆船等；为了兴业富民，则需要研究棉花药、兴建公共居所、改良医学、成立拯救庶民协会；为了宣扬国威，则需要远征欧洲和探访外星，进而更新科技和展现国家实力。小说在向读者介绍种种惊人的科学发明的同时，也向读者详细解释了各项发明的原理、构造以及功用。[9](P112)实际上，这种科幻想象并非仅是陆氏作为通俗小说家为吸引读者而采取的写作策略或趣味，而是有着作者对于社会改良的超越性思考，其最终的写作主旨还是指向变法图强的政治诉求。

借器物的创新与发明来谈强国理想在《新三国》中也是一个重要主题，小说中多次提到“电”的作用，几乎所有的发明创新都跟“电”有关，如电汽车、电枪、电炮、电舰等。不过，《新三国》叙事的侧重点不在“赛先生”而在“德先生”，昌明科技是为立宪服务的；《新野史曝言》则略有不同，“谈科学”似乎是国家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科技创新既是富民之方，也是强国之道，二者是统一在一个层面的：唯有科技进步，国家才会富强，政治自然清明。

三、作为现象的“模式化”

毋庸讳言，“模式化”是清末民初小说创作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怪现象”。单从小说结构而论，胡适就曾指出，《儒林外史》“这种一段一段没有总结构的小说体就成了近代讽刺小说的普遍法式”，并认为“《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老残游记》、《孽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诸书，皆为《儒林外史》之产儿”。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当时讽刺社会的小说按水平高下分为三个层级：讽刺小说、谴责小说、黑幕小说，并称谴责小说“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这一判断多少也是基于当时小说创作的模式化状况而做出的。而晚近时期以 “现形记”及“怪现状”命名的系列小说不厌其烦地涌现以及“聊斋风”、“报章体”等文类的盛行，更是确凿无疑地证明了这一点。这其中，陆士谔的小说创作只是这一风潮影响下的一朵小小浪花，但他的这种“模式化”创作倾向无疑也是“现象”级的。尽管本文并没有着力于对清末民初小说创作的“模式化”的整体分析，而是选取陆士谔作为个案来观察这一现象，难免有以偏概全的嫌疑，但如前所述，陆氏小说在题材选择上的拟旧与跟风、翻新小说主题上的同质化倾向，在当时并非偶见，吴趼人、李宝嘉等多产作家大多如此，他们既是模仿者，也是被模仿者。至于这种“模式化”现象何以会在清末民初小说创作领域发生？个人认为，与近代以来小说观念的同一化、创作队伍的职业化、作品生产的大众化(商业化)等有密切关系，个中缘由非数语能解，须专文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