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政文

（中共台州市委党校，台州31800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1］建构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权，必须探源其文化基础。在后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是一个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文明交织、交锋、交融下通过不断试错而在实践中生长出来的制度形态。这种政党制度既是传统文化转型的产物，又是现代政治文明输入的结果，这决定了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建构于复杂的政治文化基础之上。“政党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必须以相适应的政治文化的转换、创新和发展作为基础和保障”［2］，但我们既不能简单地把它视为中国传统朋党政治的历史性延伸，也不能简单地将之看成是西方竞争性政党政治的渐现代性畸变，更不能简单地视之为中国民主革命进程的权益性策略，而应该对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的复杂文化基础进行多维考察分析。

一、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的文化基础探源

“政治文化是重要的政治现象，也是在寻找政治因果关系时必须考虑的重要解释变量”［3］，文化是制度建构及其运行的基本场域，制度不能离开文化场域而在真空状态里建构并运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直接从文化上界定制度 “关于博弈进行方式的共有理念 （Subjective game models） ”［4］。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言其特色及其新意全在于中国独特的文化场域条件——基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滋养和孕育。

（一）以人民民主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是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之源

在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商工文明转型的背景下，近现代中国围绕救亡图存开启了后发现代化追赶之路。这种追赶带有以西为鉴、以俄为师的学习性质，作为学习就要能学得来、还要能用得上。具体考察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发生学，其文化源头比较清楚：既不是中国传统朋党政治的现代转型，也不是西方竞争多党制的简单移易，而是以人民民主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新型政党文化。“历史逻辑决定民主逻辑，历史空间决定民主空间”［5］，不论是西方竞争多党制、还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制都是中国现代化政治发展的制度他者，在进入中国历史场域之后，其核心议题是制度的本土适应性问题。伴随西方政党政治理论在近现代中国的社会传播，民国初年党禁开放后，这一制度的适应性议题便提上议事日程。历史地看，这个适应性既在理论层面也在实践之中。一方面，就理论嬗变看，从改良派的议会政党制思想，到全盘西化的竞争多党制，再到以俄为师、以党建国，最后到独立自主探索提出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民主协商建国方略，可以看到政党制度理论的梯度演进之轨迹：中国政党制度在思想制度层面，经历了一个从引入制度要素到学习制度结构再到学习制度方法最后到把握制度逻辑的自觉过程。这个政党制度思想发展史，可谓是一个不断盲人摸象不断触及这个源自中国之外的现代性政党制度本质的历时性过程。经历了这个思想演变轨迹，我们才得以把握这个现代性他者的 “全貌”及其文化本质。作为后发学习型国家，现代性政党制度之建构以文化价值为根基、以制度体系为支撑、以组织机制为表征，使这一制度的再生产循序渐进形成体系。另一方面，在实践之中，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政治逻辑的必然产物。改良派的短命证明引入制度之要素的碎片化改造策略 “换汤不换药”；全盘西化的竞争民主多党政治实践之乱象表明缺乏宪政框架支撑的民主只会把中国引入歧途：要么是权威不在、乱作一团，要么是军人当政、割据称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则用实践证明以政党为中心的国家组织逻辑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具有革命性意义。孙中山先生以俄为师提出的以党建国思想及其探索初步实践了这一新逻辑，但由于国民党自身组成、阶级基础及群众基础等方面问题，最终难以跳出原初政党制度形态路径依赖。在这一背景下，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新型政党制度应运而生，这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创造性应用现代政党文化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新政党政治逻辑：基于多元民主实质上的博弈性质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带来的民主化乱象，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理论提出并实践了人民民主。以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整合其他政治力量和人民群众从而夺权政权并开展现代化国家构建。这种以秩序为核心的新型政党政治文化更加符合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需求。

（二）以和合文化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之基

政治文化是一种观念学问，这门学问的价值意义在于它是一种鲜活的存在，存在于人们的观念形态之中，代际传承、源远流长。中国在步入现代化历史进程之时，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孕育出现代性政党政治观念、组织形态及其行动方略。但为了解决中国现代化组织危机的政党制度引进，的确经历了一个经由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从而走进中国人的内心世界的过程。源自于西方的政党政治，是代议制民主的产物：“社会”中的人民要创造一个外在于自我的超我力量 “国家”来进行公共管理，但鉴于国家有异化的倾向，因而人民创造了第三种机制“政党”来控制国家、联系社会。“代议制民主孕育了政党，政党成了民主制度中连接 ‘人民’和政府的桥梁”［6］，而西方国家基于社会多元化进而建构的多党政党制度是对这种联系的进一步结构化。这种结构化的本质是宪政框架下的内部多元及其博弈性政治，宪政框架使得这种博弈性政治具有秩序前提，博弈否决性政治避免将社会根本撕裂。而对于救亡图存的近现代中国而言，整合创造秩序的需求先与民主激发活力的需要，前者是 “雪中送炭”、后者是 “锦上添花”。随着 “五一口号”发布，中国各民主党派逐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以整合创造秩序成为中国现代化政党制度的战略性选择。这种战略性选择基于以和合文化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什么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能够建立？究其原因，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崇尚 “和合”，“它承认社会是由性格、文化、种族、出身等不同的人群组成的，要允许别人与自己不同，并能够合作共事，共同生活，这样就能实现社会和谐”［7］。这种和合文化传统使得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对中国社会的整合是通过“一主多元”的政党制度架构来实现的。正因为如此，基于和合文化基础上的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亦具有和合文化鲜明特质：贵在和合，以共识政治为价值追求，这与西方政党制度以选票竞争获胜为价值追求相区别；和而不同，以民主协商为行动策略，这与西方政党制度的多党壁垒分明的分疏行动策略相区别；以和为贵，以党的领导为根本政治前提，这区别于西方政党制度的多党轮流坐庄政治原则。“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对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独特性及其新颖性的认识，需要从以和合文化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去把握和理解。

（三）以理想信念为核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是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之本

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的构建主要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完成的，新民主主义时期多党合作的光辉历史及其优良传统是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的文化本体。作为一种新型政党制度，能够在中国成功地确立下来，在根本上 “要归功于各革命阶级和阶层在救亡和复兴道路上的政治大联合”［8］，这种政治大联合的政治文化基础是以理想信念为核心的中国革命文化。在反思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基础上，马克思创立了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和理论，“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 （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他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9］，这种自觉的政党改变了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政治逻辑，强调塑造一个使命型政党。这种使命型政党较之其他政党和政治团体具有根本先进性和纯洁性。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构建，是这种使命型政党政治逻辑的中国版本。其一，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彻底性使得中国共产党获得了革命领导权。无产阶级政党不仅代表无产阶级运动的整体利益，而且还代表运动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其二，中国共产党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较之民主党派的政治纲领更具现实性。“针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民主党派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建立独立、富强、民主、自由、幸福的中国的口号并为之奋斗；针对国民党实施独裁统治、压制民主的做法，民主党派提出并坚持反帝爱国、争取民主的斗争纲领”［10］。民主党派的政治纲领在分别动员各自代表的社会阶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革命的出路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11］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深入田间地头调查研究找到了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此外，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的严密性使得中国共产党获得力量的比较优势。中国共产党通过群众路线实现了对基层社会组织体系的全面覆盖，其他民主党派多为干部型政党。同时，统一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 “三大法宝”之一，这就决定了担负中国革命领导任务的核心力量非中国共产党莫属，各民主党派也逐渐在历史发展中认识到这一点并作出了正确选择。推动社会发展的领导集团，必然是具有远见卓识、战略纲领、组织体系和行动能力的政治组织。换言之，推动社会发展的领导集团较之于其他一般政治团体在改革社会的理想信念上具有根本的先进性及其理论的纯洁性，而其他政治团体则囿于阶级生活经验及其理论指导的原因，政治主张及其实现形式具有某种不彻底性。“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推动，民主党派就不可能获得进步与发展”［12］，在充分肯定民主党派历史贡献的基础上，就制度建构的文化支撑看，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的建构是中国共产党理想信念政治战略化和政治分层化的历史结果。

（四）以国家构建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之题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建基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基础之上，其问题取向转变为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国家构建问题得益于新型政党制度的建立及其运行。“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制定代宪法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国号、国都、纪年、国歌、国旗、国徽；组织中央人民政府，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授权中央人民政府筹备并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3］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开始由革命文化发展阶段进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阶段，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的文化从此建基于社会主义先进建设文化之上，这种文化要求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有效整合各方力量进入国家建设之中。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经历了建国初期的蓬勃发展和 “文革”期间的曲折探索，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得以拨乱反正转入国家构建的正轨：以国家构建为核心实现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身份建构。在政治发展层面，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有两大核心议题：创造发展的政治秩序和激发发展的政治活力。顺应这一历史使命的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身份建构具有两层政治文化含义：一方面，基于超大型国家建设的秩序要求，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必须始终维护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权，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的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使得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拥有中国共产党这一权威领导核心；另一方面，基于超大型国家建设的活力需求，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必须始终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在有序政治参与中的建设性作用，以各民主党派的独特代表性和价值包容性促进其身份建构，为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畅通有序政治参与渠道。这是和平建设时期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使命之所在。

二、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文化基础建构路径探讨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14］，探究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的学术旨趣，并不在于发现和强调其文化宿命论和文化决定论，而在于在文化的视野下管窥制度型构的价值初心、实践使命及其发展皈依。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提供文化视野下的发展趋向建议，使得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具有坚实的文化基础支撑。

（一）坚定文化自信，建构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权

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源头、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为本体、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要义的新型政党制度文化形态。由于其理论彻底、底蕴深厚、经验丰富、大有可为，因而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完全有理由坚定其文化自信、厚培其文化基础、建构其话语权力。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对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缺乏基于马克思主义总体方法论的话语体系建构，使得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存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不够的现实问题。一方面，就国内情况而言，由于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效能与基层社会民众生活相距较远，再加上对其制度效能典型案例的大众化宣传不够，使得一些人误认为在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中各民主党派实际作用有限，甚至被认为是“花瓶”和 “摆设”，这都要求我们对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加强研究和进一步做好宣传工作。不仅宣传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与理论，而且要宣传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与案例，更要宣传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及其空间，切实增强中国普通民众对于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的知晓率、亲近度和参与度。另一方面，就国际社会而言，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业已超出了西方宪政民主的政党政治原初形态，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构建政党制度提供了新型政党制度的中国方案。但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的实际效能与国际社会对其的主观认识之间仍然存在较大落差和认识张力。究其原因，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于西方宪政民主来说是政治文化上的他者，带着西方宪政文化意识形态霸权“有色眼镜”的国际社会自然无法全面理性认识这一全新政党制度类型。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要赢得国际社会广泛政治认同，就必须立足人类文明发展高度、自建话语体系，从而建构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权。通过加大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力度等鼓励引导学术界深入开展对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的基础性理论研究和应对对策研究。在充分尊重政党制度建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从中国自身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等方面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

（二）开发文化资源，提升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效能

在制度与文化之间，摒弃文化决定论和文化宿命论的根本出路是把文化视为一种政治制度的文化发展资源，把这种文化发展资源用以提升制度运行的实践政治效能。具体到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与其文化基础构建之间的关系，应基于增强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效能之需要开发文化资源。其一，对于以人民民主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应正本清源以阐释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的学理基础。不宜再照抄照搬西方宪政民主的政党政治学理论，造成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思想混乱。“人们今天终于明白，按照推广西方自由民主的 ‘自由之家’的指数去转型，国家只能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15］，西方宪政民主是西方历史进程的实践结果。中国有中国的实践历程，当然也有中国的制度成果。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具有坚实的理论根基。其二，对于以和合文化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固本培元应以发展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效能。制度优劣取决于制度绩效，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必须解决中国现代化政治发展问题。和合文化中蕴含的中国式协商治理智慧及其合作主义治理方式，对于中国发展起来之后面临的复杂政治参与问题无疑具有重要参鉴价值。增强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在中国的政治效能感，其智慧在传统之中而不在传统之外。其三，对于以理想信念为核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本体，应资政育人以作为培育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的德性基础。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的良性运行有赖于同心同向良性互动党际关系之构建。最为直接有效的方式仍然是学习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光辉历史和优良传统。这种学习对于党派干部和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干部都具有文化规制作用，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都不断重温多党合作的历史才能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其四，对于以国家构建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应功能互补增强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能力。在健全国家制度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背景下，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既要进一步完善制度细则和完善制度体系，又要进一步按照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功能互补要求提升治理能力。

（三）创新文化理念，拓宽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空间

在马恩 “纲领建党”、列宁 “组织建党”、毛泽东 “思想建党”、邓小平 “制度建党”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新时代党建提出了 “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和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两大命题。就政党制度的政治文化基础而言，新时代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同样存在一个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政治建设为统领的问题。以政治建设统领新时代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创新文化理念，拓宽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空间。其一，以政治共识教育助推理想信念教育。在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结构中，中国共产党讲政治的核心要求中国共产党的党员领导干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对于民主党派而言，也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只不过其政治教育最主要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识教育，在当前要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加强对党派干部的政治共识教育；政治共识教育与理想信念教育之间是渐次推进、差序共容、协同发展的良性互动关系。其二，以协商民主提高政治生活质量。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要进一步发展党际协商民主，通过党际协商民主解决中国民意政治的全面性、系统性和差异性问题，为优化政治生态提供政党制度保障。其三，以党际监督体现政治能力。在中国特色权力监督体系的构建中，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本身的监督功能有待于进一步开发，需要在“社会——政党——国家”和“政党——群众”两个框架下进一步研究监督制衡的原理、机制及其载体问题。其四，以智库成果优化政治生态。在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框架下，民主党派的参政要参到点子上，为此，必须进一步增强调查研究的专题质量，使得民主党派不断提出参政议政成果，优化政治生态。其五，以开放心态发展政治文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正处于 “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决定了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必须以开放心态发展政治文化：“古为今用”，推动中国和合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不忘初心”，弘扬中国优秀革命文化传统及其进取精神；“角色担当”，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文明互鉴”，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