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善梅

（1.南京师范大学，南京211815；2.南京审计大学，南京211815）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由概念到思想体系的逐步发展升华的过程。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的演讲中。他指出，生活在地球村中的人类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随后在各种国际场合，这一概念被他多次提及，并于2013年10月首次将理念落实到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上①，“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外交工作的指导方针。2015年9月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习近平用五点主张描绘了中国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线图②；在博鳌亚洲论坛、巴黎气候大会、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更多领域得到延伸与应用。2017年1月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的开幕式上以及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上，习近平进一步系统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③。2017年2月，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随后相继载入安理会决议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十九大报告中， “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之一，中国将为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维护国际秩序贡献自己的智慧与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不仅仅是中国的外交战略，已经成为中国贡献给国际社会用来解决当前面临的社会难题的价值理念和思想体系。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频频出现困境，资本主导的无限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逻辑造成实体经济不振，政府调节无力，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大国之间博弈日益激烈，争夺引领世界的领导权与话语权。一方面是科技的进步和物质财富的增长，一方面是地区冲突、恐怖主义、难民潮不断出现，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在这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人类该何去何从，各个国家民族都应贡献出自己的智慧。响应时代的召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思想由当代的中国领导人提出自然有其相应的文化心理基础，当然在推广过程中也会面临各种文化心理阻碍，所以才会产生 “中国威胁论” “新殖民主义”等说法，最终将这一思想体系变成各国均认可的解决国际问题的现实方案离不开中国一步一个脚印的实践探索。

一、文化心理基础

（一）人类类本性心理

人类进化的过程不分种族、民族、东方和西方，具有某些共性，其中的一点就是人类的群居性。古希腊哲学家将其概括为人类本性中的社会属性。马克思也认为人类具有 “类本性”。“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原始社会时期的部落、氏族是建立在求生本能的基础上的，单个人无法对抗来自自然界的各种危险，获得足以维持生命的食物，群居是必然的选择。虽然群体的生存需要淹没了个人的个体需求，但是个人必须依附于群体。人类的共同体由血缘、地缘关系逐渐发展为宗教、民族、权力团体。血缘关系是人类最天然的情感，与动物性最为贴近，因血缘关系而成为群体是最早最自然的。地缘关系来自于后天长期相处与心理认同，至于宗教、民族则是更大范围的价值观和文化认同，以国家形式存在的权力共同体在现代社会是个人为了寻求安全保障让渡部分个人权利组成的联盟，在马克思看来是 “虚幻的共同体”。在马克思眼里，资本主义国家并不能代表每个人的利益，仅仅代表了少数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他才会号召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用革命运动争取自身的解放，摆脱异化，追求人之为人应有的幸福。“自由人联合体”成为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国家和人民追求的理想目标。有学者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前者是针对当前面临的现实国际问题而提出的解决方案，与建立在生产力极度发达基础之上的理想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还有相当遥远的距离。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谁最先实现了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公民素质极高，能够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谁就更加接近马克思提出的人类理想共同体即自由人联合体。所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就要抛开种族、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等各种偏见，以世界公民的心态追求群居，这符合人类类本性的需要。

（二）中华和文化心理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充分体现联合国宪章精神的理念之所以会由当代中国领导人首先提出，除了发展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之外，很重要的文化心理来源则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 “和”文化。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心理在国家层面是追求统一，害怕分裂，每次王朝实现国家统一后都会带来经济的繁荣和国家的昌盛，如秦汉、隋唐均是如此。小到家庭则是 “家和万事兴”，人与人之间也是 “万事和为贵”。人与自然之间崇尚 “天人合一”。5000年的文明孕育了源远流长、内涵丰富的 “和”文化，包括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向善的道德观。追求和平、和谐、和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观念深深根植于深受中华文化浸染的中国人心里，代代相传。中国在处理周边国家的关系时一直秉承睦邻、安邻、富邻的亲、诚、惠、容的理念，坚持以邻为伴、与邻为善，这些都是 “和”文化与当今世界主流文化的相容相承的体现。中华文化血脉里没有穷兵黩武、称王称霸的基因。历史上汉民族政权在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斗争的过程中，都是用短期的战争追求长久的和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核心思想中的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和谐发展与儒家思想中的天下大同、人人各得其所、永久和平的思想都是一脉相承的。这种思想底色与包含对抗基因的西方 “炮火文明”截然不同，中国不会借助武力强行推广自己的价值观，更不会用军事霸权、金融霸权等各种霸权的方式统治世界，中华和文化具有更大的包容性。中华文明愿意与世界各个文明平等交流、互学互鉴、取长补短。

（三）弱者求正义心理

自从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引起了很多发达国家和周边国家的不安甚至恐慌，产生了“中国威胁论”的说法。事实上，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真正将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到每个人头上，就知道中国并不是发达国家，只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已。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饱受帝国主义国家的欺压和屈辱。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虽然拒绝在合约上签字，顾维钧那句 “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语惊四座但依然不能唤起正义，阻止不了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弱国无外交的耻辱感让中国人刻骨铭心。新中国成立后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各种封锁，是非洲这一同样经受过殖民苦难的穷朋友将弱小的新中国抬进了联合国大家庭。如今的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面对当今世界面临的各种传统及非传统安全问题，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尤其强调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彼此互相尊重各自的历史、文化、制度选择，共同参与国际事务。这种反对强权政治、反对恃强凌弱的正义观正好反映了弱小国家的心理，维护了他们的权益。因为中国这只觉醒了的狮子曾经积贫积弱，不愿意这种伤痛在其他国家身上重演。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特别强调文明没有优劣之分，只是各具特色，各种文明应该互相交流借鉴。强者一般倾向于赢家通吃，弱者更加希望追求正义。中国开辟的和平崛起道路为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样板，也会赢得更多不发达国家的信赖。根据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下属的联合国发展计划委员会制定的最不发达国家4条现行标准④，截至2015年，全世界经联合国批准的最不发达国家已经有44个，中国所在的亚洲有9个，非洲最多达到31个。长期以来中国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对于著名的坦赞铁路，肯尼亚美国国际大学 （USIU）马恰瑞·穆耐尼教授说，尽管这条铁路现在几乎陷于停运，但它与当年殖民者所修的铁路有根本不同。今天非洲人之所以会对中国尊重有加，就是因为这个国家能够在非洲人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非洲国家之所以更愿意接受中国投资，一是价格低，二是按时交付，三是尊重当地人。中国人不像欧洲人那样，不把非洲人放在眼里，以上司的身份发号施令。中国人能认真听取非洲人的意见，遇到问题也会与非洲人一起协商解决。所以由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最容易获得弱小国家的认同。

二、文化心理阻碍

（一）国强必霸的历史阴影

为什么当代的人们会有 “国强必霸”的心理？那是因为 “航海大时代”以来的世界近代史展示的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相继 “兴起—称霸—衰落”的历史，而且这一个个霸主都不同程度给其他国家的人民带来了苦难。最早完成民族国家统一而相继崛起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在教皇的主持下就将整个世界瓜分了，航海史上无比辉煌的发现新大陆带来的是美洲土地上原住民被屠杀和金银被掠夺。16世纪上半叶，西班牙每年从美洲运回本土的黄金2 900公斤，白银3万多公斤。在占领拉美的三百年期间，西班牙从那里掠夺黄金数百万公斤，白银上亿公斤。靠造船技术和金融制度创新崛起的 “海上马车夫”荷兰人也成立了西印度公司，1621-1734年西印度公司总共贩卖黑奴46万人。18世纪初，荷兰贩卖奴隶总额占到世界奴隶贸易额的一半左右。靠着海盗起家和工业革命崛起的英国成为殖民地遍布全球的日不落帝国，仅1757-1815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印度攫取的财富达10亿英镑，英国总共攫取了多少殖民地人民的劳动成果可想而知。德国经历过分裂的痛苦，几十个邦国各自为政严重制约了区域经济发展，铁血宰相俾斯麦完成了统一大业后，这个盛产哲学家的国度竟然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由拷问世界变成了拷打世界。尤其是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对犹太人进行的种族屠杀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痛的记忆。亚洲的日本被佩里将军的黑船打开门户后也经历过一段弱国无外交的屈辱史，经过明治维新的奋发图强成为了强者中的一员，但是强大后的日本对邻国却失去了道义，妄图通过侵略战争将自己的幸福建立在邻国的痛苦之上，当然最终是自食恶果。历史的烟尘虽然已经消散，但是资本主义国家争霸的历史以及给殖民地人民带来的伤痛记忆却没有那么容易遗忘。所以人们对新生的强国天生具有了恐惧感。这种历史阴影心理对中国的崛起造成了文化心理上的阻碍。中国必须千方百计想办法证明自己不称霸的立场，获得其他国家人民的信任，否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设想只能是中国自说自话的口号，无法获得其他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的响应和支持。

（二）万国来贡的天朝心态

文化心理的阻碍不仅仅有来自他国的怀疑和不信任，也有来自本国的封建残余。古代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当时，唐朝的GDP约为348亿美元，约占世界GDP比重的58%，唐朝的首都长安就有十万留学生，他们怀着对中华文化的崇拜和向往来到中国学习，很多人就长期定居在中国。当时的中国靠的是自己国力的强盛和文化的先进对周边国家形成了向心力。宋朝经济的富庶和文化的繁荣使得当时的中国人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人相比生活水平较高。北宋咸平三年 （1000年）中国GDP总量约为265.5亿美元，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2.7%。一部 《马可波罗游记》道尽了元朝大都的繁华景象，勾起了西方人对东方神秘古国的无限向往。文明的早熟也使中国人形成了天朝上国的心态，对西方世界的变化毫无知情，还以为人家都是蛮夷之地。明清时期西方开始了工业革命，中国仍旧闭关锁国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落后却不自知。满清统治阶级对外面世界的无知以及对自身文化传统的盲目自大造成了近代中国被动挨打的局面。这种曾经误国误民的天朝心态随着中国经济力量的强大开始有死灰复燃的迹象，网络上时常出现的非理性言辞就是这种心理的反映。不能够把自己当做世界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以平等的心理与其他国家交往，这种心理非常不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不靠国力强盛和文化认同形成真正的向心力，仅仅靠金钱收买的朋友不是真朋友。历史上是这样，今天仍是如此。

（三）错综复杂的历史恩怨

自从1500年后人类历史真正变成了世界历史之后，人类各个文明结束了过去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状态，开始普遍的交往与交流。中国，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被西方国家用枪炮敲开了大门，开始了所谓的自由贸易时代。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也有各种国际法和国际公约，但是弱肉强食、丛林规则曾经是某些阶段人类历史的主旋律。西方国家经过了1000年中世纪的宗教信仰洗礼、启蒙运动的觉醒、两次世界大战血的教训，才达到了今天所具有的文明程度。作为曾经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一员，中国人民是靠自己的浴血奋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成为国际社会中有尊严的一份子。所有弱小民族的独立与尊严都不是靠殖民者赏赐的，而是靠自己的血水和汗水赢得的，包括从英国殖民地独立出来的美利坚合众国，所争取的也不过是不受压迫和奴役的人的自由。中国北方的城市天津历史上曾经有九个国家的租界，这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来说是何等的屈辱。当今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大多和中国签订过不平等条约。邻国的俄罗斯不少领土曾经是中国的土地。日本的侵华战争更是给中国人民带来难以抚平的创伤。这些历史并不遥远，一个反省的民族也不应该轻易忘记自己的伤痛。这些国家之间的历史恩怨在民众文化心理上造成了很深的裂痕。中日之间最为明显，两国关系稍微有些风吹草动，就会引起民怨沸腾。这种由历史积怨造成的文化心理裂痕也是当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阻碍。

面对重重阻碍，中国人不能空喊口号，只有靠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赢得世界上其他国家人民的信任与支持，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念变成现实。

三、实践探索

（一）中国特色的强国之路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以及后来抗美援朝的胜利和 “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仅仅是解决了中华民族作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不再随意被打的局面，真正让中国在世界上有地位，中国人在国际上有尊严还是靠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的腾飞。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解决了13亿人的温饱问题，使7亿人脱贫，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总数70%以上，这是人类历史上了不起的成就，是中国对当今世界最大的贡献。无论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都是人类为了追求自身幸福进行的制度设计和制度选择。不同国家有自己的历史发展背景，有各自的理由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就像美国从建国伊始就站立在英国文明的肩膀上，其思想基础就是对绝对权力的制约和个人自由的保障，没有陈旧的历史包袱；再加上偶然的因素，建国精英的思想超前，二次工业革命抓住了机遇，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有对本土造成破坏等等，美国顺理成章成为当今世界的第一强国。中国人已经无法追悔逝去的100多年，只能是迎头赶上，追求民族的复兴。有了符合世界潮流方向的顶层设计以及中国人惯有的勤劳肯干，尤其是中国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在世界各个国家中名列前茅⑤，中国人的干劲和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曾经作为经济全球化的跟跑者，现在变成了领跑者，中国开始追求自己在国际经济新秩序制定中的话语权。中国在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中开始发挥应有的作用，承担应有的责任。中国的发展为世界上其他渴望经济发展又想保持自己民族独立性的国家提供了参考的样板。这也促使 《历史的终结》的作者福山开始新的思考，人类的社会制度探索之路是否已经终结，还是有新的可能。

（二）“一带一路”的勇于探索

“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提出是中国高举和平的旗帜，借用古丝绸之路的文化旗号，与周边国家发展经济合作关系，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命运共同体。中国以大国姿态，欢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便车。“一带一路”经济区开放后，承包工程项目突破3 000个。2015年，中国国有企业共对 “一带一路”相关的49个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投资额同比增长18.2%。2016年6月底，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881列，其中回程502列，实现进出口贸易总额170亿美元。在高层的引领推动下，各地方举办了一系列以 “一带一路”为主题的国际峰会、论坛、主题研讨会等，对增进理解、达成共识发挥了重要作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丝绸之路大学联盟、“一带一路”城市旅游联盟等组织和平台的相继成立，为各成员国开展交流提供了政策和资金支持以及发展平台。蒙内铁路、中匈协议、卡拉奇—拉合尔高速公路、巴基斯坦卡洛特水电站、中亚天然气管线项目、印尼雅万高铁、老挝铁路等都是实实在在让相关国家受益的项目。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最终会实现民心相通。中国将自身的产能优势、技术与资金优势、经验与模式优势转化为市场与合作优势，通过 “一带一路”建设与其他国家共同分享中国改革发展红利、中国发展的经验和教训。

（三）大国责任的实力担当

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就决定了中国需较多分摊联合国会费和维和摊款。按照目前水平，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的第三大会费国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维和经费贡献国。同时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军事人员最多的国家。根据联合国大会2015年12月23日通过的各国2016—2018年联合国会费与维和摊款的分摊比额，在这三年里，中国承担7.921%的联合国会费和10.2%的维和摊款。除了维持和平，抵抗病毒也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2014年非洲爆发埃博拉病毒之际，中国在当地支持并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中国医务人员累计近600名，并向13个非洲国家提供了4轮价值约7.5亿元人民币的紧急援助。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卫生领域最大的一次援外行动，富裕起来的中国没有忘记履行人道主义责任。最能展示一个国家的国际影响力的事件即是其对公民海外利益的保护。2011年利比亚撤侨事件得到了海外媒体的认可。美国 《华尔街日报》网站24日发表题为 《中国发誓将保护在利比亚的中国人》的文章认为，中国坚决表示要保护居住在利比亚的中国公民，这凸显了中国全球影响力的增长。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网站24日发表了中东问题专家阿伯拉姆斯的文章，认为中国坚决保护本国侨民，并派出军舰为撤侨船只护航的行为，比美国的 “含蓄及谨慎”更像一个 “超级大国”。法国《欧洲时报》25日发表评论称，此次撤侨行动体现了中国对其在海外人员保护能力的提升，体现了中国政府处置突发事件能力增强以及应急机制的日益完善，也体现了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中国人正在用自己的实力和真诚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解决当今世界难题的中国方案。

注释：

①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提出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5个举措，即坚持讲信修睦、合作共赢、守望相助、心心相印、开放包容。

②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③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共同担当、同舟共济，共促全球发展，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④第一、低收入标准：三年人均GDP小于900美元准入LDC，大于1035美元毕业）。第二、人文资源的匮乏标准：主要指标为（a）营养；（b）健康；（c）教育；（d）成人扫盲率。第三、经济脆弱性标准：包括（a）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b）货物和服务出口的不稳定性；（c）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d）货物出口的综合评价指数；（e）经济规模。满足以上三点标准，且人口不超过7 500万方可成为LDC。

⑤由励媖中国与德勤中国共同发起的《2017女性、职业与幸福感：数字数代女性职场影响力报告》显示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约为63.3%，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57%）和亚太国家（62%）的平均水平。相比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女性，中国女性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最大，为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