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昌福

（致公党上海市委会，上海200041）

1949年，旅居美国69年的司徒美堂接受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的邀请，回国参加新政协。新中国成立，美堂老人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落叶归根，老人定居北京，依然心系海外侨胞，继续为爱侨、护侨、团结华侨支持祖国建设发挥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为新中国的侨务工作作出独特贡献。1955年老人在京逝世，享年八十有九。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谨撰此文，以为纪念。

致电祝捷 全国胜利在望

从1948年下半年开始，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战略决战拉开了序幕。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取得胜利，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难逃全面崩溃的命运。人民革命在全国胜利已成定局。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向中国共产党求和声明，宣称：“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此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 ‘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继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只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之公意是从。”

蒋介石的求和，不是在求和。因为他要求在保存伪法统、伪宪法和反动军队等条件下，才能谈和平。显然，这样的一种和平，不是和平，而是战争——准备在国民党养好伤之后发动更大规模战争之前的 “和平”攻势，企图借和谈争取喘息之机，谋卷土重来。

对于蒋介石的 “和平”阴谋持什么态度。这是对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严峻考验。针对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这样一个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尖锐问题。毛泽东在1949年新年献词中及时表明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同时宣布：“1949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

正是在此背景下，1949年司徒美堂与肖重光于1949年1月6日以中国致公党美洲总支部名义电贺解放军胜利，电文称： “料蒋独夫政权塌台不远，我真正民主新中国实现接近矣，仍希贵党在于新民主原则下，当仁不让……务使完成革命之大举……本支部同仁誓为后盾。”［1］

“摒挡公务” 回国 “参加会议”

1949年1月20日，毛泽东致信司徒美堂：“去年十月二十三日惠书，因交通阻梗，今始获悉。热情卓见，感佩至深。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力量，完全实现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实为当务之急。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民主人士共同商讨。至盼先生摒挡公务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2］

司徒美堂是在1949年1月6日致电解放军祝捷，而毛泽东回复的却是司徒美堂于1948年10月23日给他的信。这件事还得从抗战胜利前夕说起。

1945年3月，司徒美堂为了集中华侨力量，支持祖国抗战事业，曾以 “美洲洪门致公堂总干部”为基础改组成立中国美洲洪门致公党，并被选为主席。1946年4月，司徒美堂偕美洲洪门致公党代表自美回国，参加在上海召开的 “五洲洪门恳亲大会”，组织华侨政党——中国洪门民治党，参与祖国的民主政治和建设事业。但身居主席之位的司徒美堂等人很快便陷入国民党势力的重围，党内事务完全由CC系分子把持。司徒美堂发觉自己上当受骗，遂于1947年7月宣布脱离民治党，旋即返回开平老家。此时的司徒美堂苦闷至极，对国民党虽已不再存有幻想，但个人下一步走什么路？怎么走？尚在思索之中。大约半年后，司徒美堂离开开平，准备经香港返回美国，时间上是在中共中央发表 “五一口号”之后。

抵港不久，司徒美堂以美洲洪门恳亲大会将在美举行，自己需主持会务之故，于8月12日假建国酒店七楼设宴与新闻界话别。司徒美堂说他自己： “初时拟以其 ‘老青年’之雄心，得为祖国再尽余力，然游历各地，所见所闻，所感受者，则无限感叹。余已八十二矣，时日无多，死无足惜，对此悲惨时局，不能无言。余为久处海外六十余年之老华侨，且只知爱国，不问功劳，成功身退，不求闻达。谁能解决余祖国危亡者，谁能使民众安居乐业者，余即馨祷祝之。”话虽婉约，但指向明确。

在港期间，司徒美堂、李济深、陈其尤、陈演生等致公党的领导人与中共南方局的连贯同志等深入交流了对时局的看法，从而对国内形势及其走向有了比较透彻的了解。同时，严峻的现实也使美堂老人认识到中间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10月18日，在港的致公党领导人陈其尤等为司徒美堂举行饯行会。席间，老人应陈其尤之邀，发表 《司徒美堂拥护中国共产党 “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声明》（以下简称 《声明》）。《声明》完全不同于8月12日老人对媒体谈话的婉约，而是以掷地有声的语言清晰无误地表达对国事的态度：“窃思谋国之道，旨在和平。剿民内战元气大伤。今中共中央及民主党派所号召以四大家族除外之新政治协商，进行组织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余以为乃解决国内政治问题唯一良好之方法，表示热烈拥护，并愿以八十有二之高龄，为中国解放而努力。”这是老人一生追求真理和热爱祖国的集中表现。老人的爱国热情溢于言表。

《声明》中，司徒美堂还以 “洪门领袖”地位倾力支持中国致公党的 “三大”，“揭民主政治之大旗，为新政治协商、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坚决奋斗”。他表示 “当随时呼吁洪门兄弟，予以声援，俾将洪门忠诚救国之精神发扬光大……以争取中国革命之彻底成功”。

10月23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连贯以八路军、新四军驻港办事处负责人身份设宴为司徒美堂返美饯行。宴会地点设在沈钧儒的寓所，作陪的还有谭天度、饶章风、罗理实等。席上，司徒美堂亲书上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信中说： “贵党与民主党派所号召之新政治协商会议，以组织人民联合政府。美堂认为乃解决国内政治唯一之方法，衷心表示拥护，当号召海外侨胞与洪门兄弟誓为后盾。前以美洲洪门会务亟待整理，故拟先行返美，一俟堂务稍告头绪，当即赶返参加，追随诸君子之后，共为新民主主义之中国而努力。”

因为交通梗阻，隔了80多天，毛泽东于1949年初方始获悉司徒美堂的信，遂于1月20日作复，“谨电欢迎”司徒美堂 “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同时致电南洋的陈嘉庚：“谨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

排除干扰 借道回国与会

自从1949年1月20日毛泽东发出邀请函后，身在美国的司徒美堂怎么落实这一邀请呢？对于司徒美堂来说是一难题。由于资料缺失，司徒美堂回国的具体过程尚不清晰。但就目前所知：一是通过唐明照安排司徒美堂离开美国；二是司徒美堂借用中国致公党的渠道与新政协筹备会取得联系。

中共中央在由毛泽东向司徒美堂发出邀请后，随即通知在美国的唐明照再次登门邀请司徒美堂回国参加政协会议［3］161。消息传到孔祥熙的耳中，这个逃到美国的国民党四大家族头子之一，特别为此找司徒美堂吃饭，劝他不要受人利用。司徒坚决拒绝，说他是激于爱国之心，必须回去，全出自愿，未受任何人利用。饭后，他恐事久生变［4］90，于是唐明照安排并 “亲自由纽约送他 （司徒美堂）到旧金山，一直看到他上了飞机之后才返回纽约。过了两天他到了香港，就很快由组织安排北上到了解放区”［3］161。

司徒美堂在接到毛泽东的邀请后，于1949年2月4日和肖重光分别以中国致公党 “驻美总部”正副主席名义致函中国致公党中央本部陈演生秘书长，称： “昨接到一月廿五号来谕，敬悉。遵命即开会议，已公选出列名参加新政治协商大会。弟等负责除另函中共毛主席外，请公向中央党部备案。”4月3日司徒美堂又以 “中国致公党驻美洲总支部正主任”名义致函中国致公党中央总部，称： “前接到中央党部来谕，云及中共今春元月二十九日在华北召开新政治协商会。时至今日，只见华东中共对于地方上组织新人民政府，而真正统一联合政府，仍未见执行实现，令到海内外民众有失期望也。故此，本总支部召集特派肖副主任重光归国亲身与诸公共商大计，并代表驻美洲中国致公党出席参加联合政府种种工作事宜。届时请予接洽，指导一切进行。”

司徒美堂这两封信，从内容分析，主旨是想通过中国致公党的渠道，回国出席新政协，参加联合政府。这两封信的价值不仅提供了司徒美堂回国参加新政协的一些细节，更在于透过这封信证实了此时的司徒美堂与中国致公党的关系，并不是如一些论著中所说的司徒美堂是中国致公党美洲总支部的主席，他依然是与中国致公党并行的没有隶属关系的中国洪门致公党美洲总支部的主席。

第一，前后两封信落款的组织名称和个人身份不一致。前一封信落款的是 “驻美总部正主席”，而相隔两个月的后一封信则是 “中国致公党驻美洲总支部正主任”。落款人司徒美堂的身份无论是主席还是主任，都表明他是美洲致公党的负责人。然而在此前半年，司徒美堂是以 “洪门领袖”身份支持 “陈其尤同志等所继续组织之中国致公党”。而在这两封信之后，司徒美堂在其他致致公党的信函中又恢复到 “致公堂的老盟员”“老洪门”“致公党的朋友”身份。显示出这两封信中落款的组织名称和个人身份的不经意性，这不是美堂老人的一时疏忽。一种合理的推测乃是出于某种需求而临时借用。

第二，这两封信用的是同一种信笺，信笺上印刷的中文名称 “中国致公党驻美洲总支部”之下，有两行英文名称分别为 “CHEE KUNG TONG”和“THE CHINESE FREE MASON’ S HEAD-QUARTER OF U.S.A.”。上一行是用广东音拼写的致公党英文名称，而下一行英文中译为 “共济会”。这是中国洪门致公党和民治党通用的英文名称，而中国致公党的英文名称则译作 “CHINA ZHI GONG TONG”［5］， 两者的区别十分明显。

当然，利用旧信笺落款另一组织名称，表达新的内容未尝不可。但问题是自中国致公党 “二大”以来的组织建制中，并没有 “中国致公党驻美洲总支部”的设置，中国致公党驻美洲唯一的地方组织是 “驻金门地方总部”，其负责人是兼任中央干事会干事的司徒俊葱。倒是1945年3月成立的中国洪门致公党在纽约设置过 “中国洪门致公党驻美洲总部”，主席是司徒美堂①。1946年5月，司徒美堂在上海组建华侨政党时曾特意向 “一位名叫阿枋的周刊记者”指出他卡 （名）片上致公党的英文名字是THE CHINESE FREE MASON’S或者是CHEE KUNG TONG。其用意无非是提醒记者不要搞错，误以为是CHINA ZHI GONG TONG。

虽然仅仅根据这两封信的落款还难以判断司徒美堂是否有打 “擦边球”的故意，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从落款人身份释放的信息表明此时的司徒美堂似乎已经从半年前的 “洪门领袖”改奉中国致公党为正朔，归宗于中国致公党并降格为它的一个地方组织。其实司徒美堂只是借助中国致公党渠道与解放区的新政协筹备会联络沟通，落实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而已。

其一，今非昔比，自1946年4月司徒美堂回国组建华侨政党到1948年10月返回美国这两年半里，“时移势易，他的环境却发生了很大变化”。“根据地安良堂早已为国民党中委梅友卓所侵占，司徒美堂原有的势力，已被有计划地拔除干净”；“致公堂自改民治党后，CC分子逐步渗入，内部陷于四分五裂的涣散状态，一时难以收拾”；“洪门人士对‘老大哥’在沪组党备受CC派打击破坏的底细不明，埋怨他没有把事办好，上了人家的当，有不满和抵触情绪，威信有所降低”；“古巴朱家兆当了民治党美洲总部主席，要走中间道路，不同意司徒‘倒向中共一边’”［4］87-88。 此时的司徒美堂已经没有可以托根的组织。

其二，由于民治党不是新政协发起单位，而且司徒本人也早已宣布脱离民治党，想走民治党的路也绝无可能。

其三，唯一的出路，只有借助中国致公党这条渠道，与新政协筹备会取得联系。毕竟洪门致公党的前身就是洪门堂口所组成的 “中国致公堂总干部”。两党本是同根生，源出同门。而且从信函的内容看，“借道”是得到中国致公党的认可的。

如果以上的分析成立，那么1949年司徒美堂与其说是回归中国致公党，毋宁说借道回国参加新政协。

“国号之争” 反对简称 “民国”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会议，从1949年6月15日至19日在北平举行。会议分六个小组进行筹备工作。司徒美堂于8月中旬抵达香港，经由中共组织安排北上，虽然没能赶上新政协的第一次筹备会，但正好赶上9月17日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第二次筹备会。

根据 《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和周恩来 《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说明》，参加人民政协单位及其代表政治标准是十分严肃的事。中国致公党是人民政协发起单位之一，它的首席代表是陈其尤，陈其尤是响应 “五一口号”的十二位民主人士之一。6月9日中国致公党又单独以党派名义发表声明响应 “五一口号”，按规定致公党及陈其尤参加人民政协乃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即便如此，也有个别民主党派领导人对致公党参加人民政协的资格提出过质疑，幸赖周总理的协调才得以解决［6］。至于一直以 “洪门”自居的司徒美堂更不可能代表致公党出席新政协。而 “洪门” “民治党”又不在参加新政协单位之列，司徒美堂以什么身份参加人民政协成为极为复杂的问题。最后还是在周总理的平衡和协调下，从更广泛和实现联系美洲华侨考虑，司徒美堂以华侨民主人士身份出席新政协。经第二次筹备会审核通过，确定国外华侨民主人士正式代表15名，候补代表2名。南洋的陈嘉庚和美洲的司徒美堂名列正式代表榜首。两位老人享誉海外的崇高威望和爱国主义精神交相辉映，代表华侨参加政协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这是无数海外侨胞的共同心愿，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成功。

1949年9月21日—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期间，司徒美堂参与了一次 “国号之争”。

所谓 “国号之争”，在政协会期间有过两次。一次是 “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争，另一次是要不要 “中国人民共和国”简称 “中华民国”之争。司徒美堂参加的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称后面要不要附有 “中华民国”简称之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正式产生于新政协的筹备会。起初在这个名称后面还用括号附有一个简称 “中华民国”。这一简称引起党外人士的争论。

在新政协筹备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有关文件和领导人讲话中为新政权准备的名称是 “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在新政协筹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致辞时喊的口号都是 “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一名称似乎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确定的正式名称。

然而，这一称号违背了政治学的基本常识。就在负责起草文件的新政协筹备会的第4小组中产生了关于国号的争论，黄炎培和复旦大学张志让教授意识到 “民主”与 “共和”的重复。“民主”是指由人民掌握政权的政体，是政体的内涵特征，与“专制”相对应。而 “共和”的本意是 “公共的”，即是人民的，是政体形式上的特征作为国家名称，与 “君主”相对应。如果将 “民主”与 “共和”连用，就存在语义上的重复，意思是 “由人民掌握权力的人民的国家”。他们提议改为 “中华人民民主国”，简称 “中华民国”。而著名法学家张奚若认为“人民”与 “民主”也是重复，建议去掉 “民主”而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建议虽然避免了“人民”与 “民主”的重复，却陷入了 “人民”与“共和”的重复。“共和国”的本意就是属于 “人民的国家”，那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是 “人民的属于人民的国家”。最后，张奚若的建议为会议采纳。董必武曾就这一问题的讨论经过作了说明。他说： “本来过去很多人写文章或演讲，都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黄炎培、张志让两位先生……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国。在第4小组第二次会议讨论中，张奚若先生以为用中华人民民主国，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现在采用了最后这个名称，因为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在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及爱国民主人士，它有确定的解释，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把 ‘民主’二字重复一次了。”［7］应该说采用 “人民共和国”这个名称符合作为新政权理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对 “人民”有特定的解释，人民不等于国民，他们是国民中的特定群体，即：“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8］其他阶级则被排除在外。依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 “人民”特定的内涵，用 “人民”而不是用 “民主”来修饰 “共和国”，是可以说得通的。换言之，“人民共和国”意味着这个共和国不是所有国民的，而是部分国民的，尽管这部分是多数，但再多数也只是部分，不是全体。这就不难理解筹备组最后还是采纳张奚若的建议。

在确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名称之后，在这个名称后面用括号附有一个 “简称 ‘中华民国’”。这个简称引起了一些党外人士的争论，马叙伦、陈叔通、郭沫若等提议取消 “共同纲领”和 “组织法”中关于 “简称中华民国”的字样。为此，周恩来受主席团之托于9月26日专门召集委员中曾经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元老征求意见，参加会议的有黄炎培、何香凝、张元济、周致祥 （考怀）、马寅初、徐特立、吴玉章、张澜、沈钧儒、陈叔通、陈嘉庚、司徒美堂、林伯渠、郭沫若等。他们大多数人反对用 “中华民国”这个简称，表示与国民党政权划清界限。最具代表性的要数司徒美堂，他说：“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于 ‘中华民国’四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涉。二十二年更给蒋介石与C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痛心疾首。我们试问，共产党所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又臭又坏的中华民国烂招牌。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得改好……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做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9］

最后，删去国号简称的建议被采纳，在新政协的筹备会上正式通过国号中不再附带这个简称。今天，我们以理解和不苛求前人的心态来看这一问题。当年，在国名简称问题上原本正确的是中国共产党，而不是少数民主人士。国名连续背后，实质上是历史观问题。

追本溯源， “中华民国”国号最早是由孙中山率先提出的。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组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反清革命团体兴中会。他在会员的入会誓词中提出： “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这里所谓 “合众政府”，即是指美国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1903年8月，孙中山在东京建立青山军事学校，他将兴中会的誓词发展为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随后又将其列入旧金山美洲致公堂新订的章程。这一言简意赅的革命纲领，固然已经极其明白地包含了后来的 “中华”“民国”。但就严格意义而言，毕竟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确定的新国号。1904年7月孙中山在撰写 《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一文中，向世界郑重宣布 “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中国革命党人已制定了 “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 ‘中华民国’的计划”。至此，孙中山终于率先在海内外华人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新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当以 “中华民国”为国号。即表明孙中山试图通过 “民国”在中国建立一个为民而设、为民而治的新型共和国。1911年10月武昌首义，孙中山自海外回国，12月29日以绝对多数票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翌年元旦当晚，孙中山庄严宣誓就职，正式定国号为“中华民国”，以1912年1月1日为中华民国建元之肇。

辛亥革命时期， “中华民国”曾是千百万革命同志的共同纲领、共同宗旨和共同奋斗目标。在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它迸发出震摄心魄的力量，如同启明星一般升起在胜利的黎明前，照亮了革命的征程。然而，它的英名被孙中山身后的国民党政府败坏了。中国共产党 “完成了孙中山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当年中共建国目标就是创建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毛泽东在 《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 “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我们现在虽有中华民国之名，尚无中华民国之实，循名责实，这就是今天的工作。”［10］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就是 “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的实现，是新政府取代旧政府，不是新国家取代旧国家。在“中华民国”下面完全可以有不同的政权和制度。制度变了而国未变，这就是保留这个简称的价值所在。

代表华侨 当选政府委员

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风卷残云般地摧毁了国民党政府的抵抗，大陆的全部解放近在眉睫。全国人民正以迫切的心情期待新政权的诞生。9月21日—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

9月21日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式上，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庄严宣告：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这次会议上先后发言的有刘少奇、宋庆龄、何香凝、张澜、高岗、陈毅、黄炎培、李立三、赛福鼎、张治中、程潜和司徒美堂等。

司徒美堂在代表华侨民主人士致词中说： “我们华侨相信，我们的新政府是为争取广大人民利益的，我们坚决表示拥护！同时相信，我们既能把三大敌人打倒，我们就有办法把祖国搞好……侨胞在新政府切实保障华侨正当权益的号召下，一定会踊跃投资，返回祖国来。中国有无穷尽的宝藏尚未开发，协助政府把自己的祖国搞好，这是我们华侨义不容辞的责任。”［11］70年过去了，司徒美堂这番表达海外赤子心声的话，今天读来依然令人振奋，因为它表达了海外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

9月27日—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和通过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三个为新中国奠基的历史性文件，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等四个决议案。9月30日大会选举出毛泽东等180人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司徒美堂是其中之一。

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下午三时首都30万人民群众齐集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宣读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1840年以来，多少革命先烈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抛头颅、洒热血。今天，中国人民终于推倒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站起来了。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司徒美堂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并不是代表致公党参加国家政权。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不是经由党际协商产生，而是因为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选举产生。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选举产生后，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选出的全国委员会便成为国家政府以外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协议机关。陈其瑗在 《司徒美堂先生生平传略》中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先生……代表华侨出席会议，并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伍觉天在《司徒美堂与中国致公党》一文中说得更为明白：“为了更广泛地联系影响美洲华侨，司徒美堂以美洲侨领身份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工作。”［12］

身居北京 心系海外侨胞

全国政协会议结束，司徒美堂认为自己应当“功成身退”，执意要回美国。后经周总理一再挽留，便留在北京。从1949年10月至1955年5月，司徒美堂一直住在北京。他曾两次到广东乡下视察土改、号召各界人士支持土改。1950年他根据自己亲身体会和华侨意见写了 《关于土地改革中对华侨土地财产问题处理的几点意见》提交给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并在中侨会会议上提出积极的切合实际的建议，反映了他对侨乡土改的衷心支持，并为保护华侨利益而进言。他那种热爱祖国，老当益壮的精神感人至深。

司徒美堂虽然定居北京，但心中时刻挂念海外侨胞，他特地给旅美华侨和洪门兄弟提供自己在京的地址。海外华侨给他寄来许多函电，或问局势，或提意见，或陈狐疑，他都用书信、著作或广播予以详细解释，沟通海外华侨与祖国的联系，为新中国侨务工作尽心尽力。因为旅美华侨中有数以千计的科技人才和管理方面的专家，1953年司徒美堂就向政府建议，应当创造条件欢迎他们回来参加祖国建设。政府对他的建议十分重视，1955年在国务院专家局领导下，建立了归国留学生接待处。同时还批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成立 “留美学生家属联谊会”，鼓励和协助留学生家属与国外亲人通讯联系。从此有不少解放前留学欧美的学生陆续回国定居，为祖国建设事业贡献力量。

1955年5月8日，司徒美堂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有九。

“洪门元老、一生爱国。”1949年，司徒美堂以83岁高龄，不顾国民党的阻挠，排除干扰，毅然回国参加新政协，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十分可贵的爱国精神。新中国成立后，老当益壮，忠于人民，为新中国的建设和侨务工作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彪炳史册。正如廖承志在 《公祭司徒美堂先生大会的悼词》中所说： “司徒美堂先生一生所走的道路反映着国外爱国侨胞自鸦片战争以来所走过的道路。”“司徒美堂先生所走的数十年如一日的爱国的道路，也是一千二百万海外侨胞所走的历史道路，他们正在走着拥护祖国与社会主义建设，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康庄大道。”［14］司徒美堂是所有爱国者的伟大楷模，对于团结教育华侨，一直发挥着作用。

注释：

①根据旧金山致公总堂藏档：1945年11月29日，司徒美堂以“中国洪门致公党驻美洲总部”主席（印章+签名）名义致函“通告周知”，要求“驻美金山中国致公党委员会总会”更名为“中国洪门致公党驻美西支部”，因受到司徒俊葱的抵制未果。但信函说明中国致公党在美洲的地方组织是“驻美金山中国致公党委员会总会”，司徒美堂是中国洪门致公党驻美洲总部主席。此外此函信笺上的英文名字与1949年2月、4月司徒美堂致致公党中央党部信笺上一致。所不同的只是中文名字中“致”字之前少了“洪门”两字，“部”字前多了一个“支”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