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玉明，肖 迪

1980年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湖北省委的决定，对李达同志予以平反昭雪、恢复党籍、消除影响；后将其骨灰迁至八宝山革命公墓安葬。1990年，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代表党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出席李达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会议评价他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教育家、理论家和著作家*胡乔木：《深切地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同志》，《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0年第6期。。笔者认为，虽然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和法学等研究领域中大放异彩，并涉猎史学、教育学、妇女和民族解放理论等诸多领域，但其一生的革命实践和理论研究，最终都服务和落脚于将中国改造和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

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观点看，欧洲先进分子和工人阶级是在经历了空想社会主义的不成熟阶段，后又在资本主义矛盾充分暴露、阶级斗争日趋尖锐、无产阶级独立登上政治舞台的历史前提下逐步认识和选择了社会主义。与之相异，李达作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是在十月革命胜利后首先接受和明确了社会主义的目标，进而间接地“逆推”着求索如何在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基于此，李达非常注重准确地翻译、出版和宣传经典作家的原著，注意汲取以苏联为主导的各社会主义国家革命、改造和建设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李达作为实践型的学者，也十分注意克服僵化思维，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统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警惕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倾向和巨大危害。

一、在批判中建构对科学社会主义完整的认知体系

在西学东渐的鼎盛时期，各种社会思潮纷至沓来，哪一种思潮能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难题，哪一种思潮便能站稳脚跟。宏观上看，李达在论战中将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性、科学性和可行性，同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左”倾共产主义等进行比较论证，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主流阵地，使之为青年所接受、为群众所掌握，并为中国革命提供理论指导。值得一提的是，李达在论战中对各种社会思潮进行了辨伪存真的分析，进一步澄清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来踪去迹，在与中国国情和个人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系统化的中国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思想。

(一)与非科学社会主义的论战

20世纪初，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下的民族危机与半封建下的社会危机空前加剧的历史关头，当时的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放眼西方；同时，五四运动前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重重矛盾又让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质疑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的可行性。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运动蓬勃发展，各种“社会思潮”取道西欧和日本涌入中国，一时间鱼龙混杂。以陈独秀为核心，李达、蔡和森、瞿秋白和李大钊为主将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论战，逐步否定了无政府主义和研究系假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廓清了与第二国际和第四国际的界限。在与非科学社会主义的论战中，李达不仅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开辟了道路，更摆脱了各种流派思想对先进分子和人民的渗透和误导。

1.扬弃无政府主义，坚定唯物史观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声，无政府主义糅杂了“儒家大同、道家出世、墨家兼爱、农民均平”等思想。黄凌霜、刘师复、区声白和易家钺等代表人物大肆地“鼓吹绝对自由、废除任何政府、主张消灭阶级、禁绝私有财产”，通过暴力暗杀等恐怖主义手段直接实行共产主义。这种错误思想扰乱了许多进步青年、革命分子甚至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信仰。李达旋即在《共产党》第1—5期“短言”、《社会革命底商榷》(1920)和《无政府主义之解剖》(1921)中指出斯体奈(Max Stirner)“所创的无政府主义是极端的无政府主义，又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弥补了陈独秀等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在论战中的不足。李达还针对斯体奈和蒲鲁东式、巴枯宁式、克鲁泡特金式无政府主义展开分类讨论，对各流派的唯心论断进行各个击破。李达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未来国家应“把生产和消费都归中央管理”*李达：《李达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81页、90页。，并采用有限制的货币形式参与分配。他认为劳动者一定会拥护这种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和法律，所以资产阶级国家与劳动阶级国家具有本质的不同。不过，李达与蔡和森等人对无政府主义的激进的、一概抵制的态度不同，他在抨击的同时又肯定了无政府主义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曾起到的积极作用。

2.揭露改良主义，支持革命斗争

1920年，罗素来华讲学让充满“温情主义”色彩的基尔特社会主义逐渐升温，并受到梁启超、张东荪、费觉天等阶级调和论者的追捧，他们竭力主张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发展实业、增长财富、制造劳动机会，鼓吹“劳动阶级不存在，欲社会主义之存在，其道无由”*梁启超：《梁启超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53页。。李达针锋相对地在《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1921)中嘲讽这种为了实行社会主义，通过奖励资本主义的方式人为地制造出劳动阶级的想法很荒谬。他指出“中国工业的发达虽不如欧美日本，而在此产业革命的时期内，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悲惨，比欧美日本的无产阶级所受的更甚”*李达：《李达文集》第1卷，第62页。，因此，在中国进行革命斗争完全具备阶级基础。阶级调和论分子否定阶级斗争，妄图在现有工会基础上成立专门的生产联合会，实行工团主义的渐进改良。李达在《社会革命底商榷》(1920)和《张东荪现原形》(1920)中全面分析了开展阶级斗争、进行直接暴力行动的必要性，澄清了社会主义不等于均贫富，而是要铲除财产私有的剥削制度和自由竞争的社会危机等关键问题。

江亢虎所创中国社会党是第二国际的变种，身披“社会民主主义”外衣，依托政党力量反对民族革命和政治斗争。为使初次接触社会主义的共产党员不为之所俘虏，李达当即撰写《社会主义与江亢虎》(1923)，痛斥其献媚于反动当局、蒙蔽社会主义本质、恶意抹黑列宁新经济政策等思想行为，并逐条批驳了其标榜的三个改良政纲。随着论战中缺陷的暴露，改良主义思潮日渐式微。

3.批判第二国际，主张劳农专政

伯恩斯坦和考茨基作为修正主义的样板，与列宁对国际共运的指导思想存有分歧，一定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李达在《第三国际大会的缘起》(1920)中指摘第二国际的主张是妥协堕落的议会主义和专谋改善劳农生活的改良主义，科学地预见了劳动阶级和下等农民的共和制度将成为劳动专政的最佳表现形式。随后，他又在《马克思还原》(1920)和《马克思主义派》(1921)中论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五大基本原则，厘清了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七个本质区别，阐明了第三国际的进步性。虽然当今学界对论战时期批判第二国际的某些观点尚存争议，但在当时李达的批驳有效地捍卫了无产阶级的专政理论并促进了它的传播。

4.反驳第四国际，重视统一战线

1922年，李达撰写《评第四国际》，纠正了盲目推行“世界革命论”和“不断革命论”的“左”倾谬误主张。李达认为我们不仅要团结和训练无产阶级力量，还要善于利用资产阶级议会的合法手段宣传马克思主义，更要重视农村动员，促成劳农联盟，联合第三国际以期最终联合成国际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如果退出旧式劳动组合、抵制黄色工会便是犯“关门主义”错误。此外，李达说“阶级争斗，就是战争，一切作战计划，全靠参谋部筹划出来，方可以操胜算。这参谋部就是共产党”*李达：《李达文集》第1卷，第133页。，以此驳斥了第四国际反对无产阶级成立独立政党、否定共产党指导地位的错误观点。李达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对革命的领导权，为早期建党理论的酝酿和完善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初步阐明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

李达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理解大多沿袭了经典作家的主要观点。但与此同时，他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并结合革命实践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进行了新的探索，使批评者不流于谩骂，进而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和发展扫清障碍，更使信仰者不陷于盲从，进而有助于无产阶级在实践中科学地认识中国式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道路。

关于社会主义目标，《共产党宣言》和《反杜林论》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在早期，李达认为：“社会主义有两面最鲜明的旗帜，一面是救济经济上的不平均，一面是恢复人类真正平等的状态。”*李达：《李达文集》第1卷，第5页。但笔者发现，随着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经济发展现状相结合，李达摒弃了原有价值尺度上的抽象性和理想性，认为社会主义的目标其实是“建立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并向共产主义社会前进”*李达：《李达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03～604页。。由此可见，李达对社会主义目的之理解，正是围绕“生产合作与财产公有相统一、摆脱剥削与谋求幸福相统一”的目标而日渐成熟的。

经济制度作为区分社会形态的重要标准，是李达着墨较多的领域。李达先是强调社会主义就要“施强迫手段夺取资本阶级一切资本，将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劳动者的国家手里”*李达：《李达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1页。，显然是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3页。的观点。但是，在坚持公有制为基础的同时，李达纵观苏俄新经济政策下各种所有制要素的斗争后，指出在过渡时期内允许和支持小资产阶级资本有限制地发展本身就是“资本主义要素的减少与社会主义要素的作用增大”并“逐渐驱逐其他一切制度的过程”*李达：《社会学大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71页。，科学地预见了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非公有制经济存在的合理性。李达的计划经济视维并非死板的教条主义，其在强调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也注意到价值规律在指导生产中具有“工具性”作用。虽然该观点不可避免地带有斯大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思想的历史局限性，但他认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不但不会取消，而且要继续发展”*李达：《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阶段》，《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9年第1期。，这一点具有理论的先进性和灵活性。

学术界多关注李达推崇在生产力水平尚未充分发达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遵守“一切人都成为社会的劳动者而劳动，各人都是按照他提供于社会的劳动而从社会领受一定的报酬”*李达：《社会学大纲》，第375页。的基本原则，即是以劳动为统一尺度参与剩余消费品分配的相对公平的分配制度。但鲜有关注他亦主张用货币的形式代替生产品的直接交换，肯定了在社会主义阶段货币“是商品经济的矛盾之必然的运动形态”*李达：《李达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45页。，让人们摆脱了思想的枷锁。

李达认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核心内涵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的统一。从正面讲，李达受列宁的影响，提出在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革命过渡时期要确立“劳动阶级和下等农民永久专政的典型的劳农会共和”*李达：《李达文集》第1卷，第103页。即劳农专政制度，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上勤劳的多数者的民主主义，是对于少数者的专政，是对于旧剥削者的专政”。他早在《社会学大纲》中就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形式、主要任务、根本标志和党的地位等问题进行了集中论述，为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借鉴。他还从反面论证了资产阶级议会“所揭举的自由和平等，是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之上成立的东西……实质是资产阶级一阶级的自由和平等”*李达：《社会学大纲》，第446页、433页。，是一种彻底地伪善；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才是实质性民主。

针对社会主义文化，与同时代的理论家陈独秀、瞿秋白、艾思奇和杨献珍等人相比，李达对其本质特性给予了可贵的关注。已有研究总结了李达对社会主义文化具有阶级性、大众性和民族性的论断，即站在意识形态的角度分析“新文化是在精神劳动与肉体劳动的差别之克服的基础之上成长起来的”，与资本主义把精神劳动视作剥削者特权相区分，故有鲜明的阶级性；从创造主体的角度认为劳动大众在社会主义文化的提高和创新中占据决定性作用，故有大众性；李达曾指出社会主义文化“在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民族中，采取了各种不同的形式和表现方法”*李达：《社会学大纲》，第499页、500页。，即具有民族性。笔者发现，李达还认为社会主义文化是在对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批判地占有的基础上，在无产阶级探索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形成的，故作为一般人类文化的基础具有普适性；且他在新文化运动中以妇女解放问题为切入点，主张新的社会主义文化要反对迷信盲从和封建礼教，故有反封建的进步性。

二、李达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一般规律的理论研究

目前，国内外对李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领域，而较少有专门的文献研究李达如何在理论层面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规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摸索阶段，李达依据经典作家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结合苏联及东欧主要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经验，提出各国要创造性地运用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规律，为调整体制中不符合民族特点和发展需要的环节以及制定科学的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一)论证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领导核心问题

《共产党宣言》中阐述共产党具有彻底的革命精神，拥有最先进最科学的理论，并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且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认识到唯有“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人的党，也就是教育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使它能够夺取政权并引导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列宁：《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8 页。。在走向社会主义之后，李达坚持只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李达：《李达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60页。政党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核心，对于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方可拟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李达的这一认识从规律性的角度发展了列宁的观点。他对上述经验的进一步发展实际暗含了评判一个政党的性质，不仅要看其党员的阶级成分，更要关注其指导思想和政治纲领的理论内核，这恰与后来的四项基本原则不谋而合。

(二)分析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这一规律的可能性、必要性和灵活性

李达解释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由于社会生产者结合成紧密的、直接的社会联系，因此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具有现实的“可能性”。恩格斯在研究各历史时期的经济时得出，现代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要“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6页。。李达在归纳苏联的经济建设后提出“各国的经济建设应该结合本国有利的自然资源和经济条件，例如在缺乏重工业资源的国家，就无须优先发展重工业，而可以依靠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互通有无”*李达：《李达文集》第4卷，第562页。的观点，且因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离不开各经济部门的密切配合，因此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具有客观“必要性”。李达又认为，由于经济规律的应用需剔除非理性因素，政治任务不宜凌驾于经济规律之上，使经济建设“必须根据国内外政治经济情况的变化而有所变化”*李达：《历史唯物主义讲座——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江汉论坛》1959年第8期。，从而具备实践的“灵活性”。

李达深刻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要素亦会同时混合存在，且二者一定会发生激烈斗争。早在20世纪30年代，“李达也认为社会主义过渡期仍然存在着商品和货币，并且是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本质之中派生出来的”*颜鹏飞、刘会闯：《李达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4年第3期。，但此时其仅仅将货币视为新政府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工具。直至20世纪50年代，他才抛弃货币的“工具”论而上升到“规律”论层面。然而，受“以苏为鉴”的影响，李达始终未摆脱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观，缺乏结合我国实际的开创性分析。

(三)提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六大手段和价值追求

李达从中国产业革命的趋向入手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各要素展开研究，分析出一方面中国经济受外国资本的影响而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勾结本国封建军阀进行疯狂攫取阻碍了新式产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进步。他强调“生产力是生产发展的动力，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李达：《李达文集》第4卷，第587页。，在帝国主义侵略、民族资本萎缩和小农经济瓦解的现实条件下，必须以培养技术工人、发展科学技术、改进劳动组织管理、开辟新的劳动对象、高效可持续开发自然资源、严格经济核算等多种手段共同作用于生产力诸要素，才能实现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李达在涉及生产力发展的价值追求时提出，由于资产阶级单纯地追求利润致使其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对立，从而会导致经济危机、环境破坏甚至生产力的毁灭，因此对自然的改造利用要尊重自然规律，既不能“战天斗地”，也不能滥耗资源，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概括为提高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与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刚好吻合。

(四)对多民族国家实现民族间的自由平等施加了启发性的影响

李达出版的《民族问题》一书分析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和受压迫民族的解放问题，敏锐地预见了民族问题是现代社会的两大根本问题之一，指出解决民族问题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一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严厉批驳帝国主义者反动的民族观，认为近代民族的产生是“历史的、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时代的”必然产物，故各民族间是平等的、无优劣的，对党在建党初期就坚持民族平等团结的原则施加了启发性的影响，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学说。建国后，李达又将“消灭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消灭民族压迫和实现民族平等，帮助各落后民族提高政治、经济和文化水平，建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李达：《李达文集》第4卷，第562～563页。升华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规律。

(五)时刻警惕思想文化领域的主观主义

三大改造完成后，由于苏联实施了盲目赶超战略，加之人们急迫希望改变贫穷落后的社会面貌，执政党又缺乏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相继发动了一系列以高指标为主要标志的运动。李达作为实践型的理论家，运用科学的实践观和能动的反映论敏锐地察觉到整个思想领域受到极“左”思潮的威胁和反右扩大化的影响。李达公开拒绝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否定康生的“辩证法仅一条规律”说，抵制林彪的“顶峰论”*刘绪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所认识的李达同志》，《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2期。。他就大跃进中各种高产口号和违背客观规律的错误做法据理力争，尖锐地指出当时的“冒进”和“跃进”政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犯了激进主义唯意志论的错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完成了思想文化领域的拨乱反正，李达的抗争为党在反思错误中总结新经验做出了贡献。

三、李达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探索

李达对社会主义的思考不仅展现在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建设领域，他在多角度地探索过渡时期三大改造道路、推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开展无产阶级外交和统战、兴办新式大学教育等方面也都作出了杰出贡献。

(一)坚持走符合我国实际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道路

1953—1956年的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经历两个阶段，最终实现了中国社会的根本性变迁。李达在《学习社会发展史》中提出了“辩证唯物的观点、劳动的观点、阶级的观点、群众的观点和组织的观点”作为社会主义改造中需遵循的科学的方法论。

在农业改造中，李达认为国家需动员一切社会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而结成广泛的阶级联盟。他认为小农经济“一方面不能使广大的农民最后脱离穷困的境地，另一方面又会引起阶层分化，产生出资本主义”*李达：《李达文集》第4卷，第328页。，所以为克服小农经济分散的弊端，支持用工农联盟的形式引导农民走农业集体化、合作化道路，并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向集体化、合作化方向发展补充了原因。

他在《〈矛盾论〉解说》中提到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不须经过爆发的阶段就会被克服”*李达：《李达文集》第4卷，第286页。，即是将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间的矛盾视为人民内部矛盾，把资本主义企业和个人的改造结合起来，通过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实现向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用“赎买”建构起统一的国家工业体系，而不将内部矛盾扩大化。他将我国社会主义工商业的“赎买”政策，丰富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主义改造经验。

李达推崇“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结合的路线方针，在工业化生产中倡导扶土化洋、土洋结合和由土生洋；在破除封建迷信中鼓励尊重科学、实事求是的新风尚。颇具前瞻性的是，他既认识到在农村进行政治动员和统一调度的重要性，也意识到必须警惕妨碍生产、鼓励懒汉的平均主义倾向，注意科学调动人民参与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性。

总之，上述理论的前瞻性、深刻性和全面性对三大改造沿着“与历史和国际既连接又独特”的道路完成一系列重大变革具有现实的启示意义。遗憾的是，李达在思想文化界的改造中，曾经对胡适的思想、梁漱溟的政见、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等进行过错误的批判。但后来，他很快意识到思想文化领域改造的“左”倾苗头，再未人云亦云地参与批斗。

(二)以首部宪法为主线推动新中国的法制建设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李达所著《法理学大纲》通过系统辩证地批判古希腊哲学、中世纪神学、自然法学、历史法学、玄学法学、分析法学、比较法学和社会法学的世界观和社会观，试图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指导的法学研究范式。他对法学内部的研究涉及“一切成文法、判例法、习惯法以及立法政策、司法政策、执行政策等”，还包含“一切法制史、法学史、法理学史、以及法律思想史等”*李达：《法理学大纲》，北京：法律出版社，1983年，第14页、15页。。他以“法律存在依托于经济基础”为原理，指出中国的现行法律并非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因此需要认真地探索和改造。

李达在参与首部宪法的草案讨论和提案收集时，在其《谈宪法》和《宪法及宪法之史的考察》两文中分析了法律的本质和首部宪法的来踪去迹，指出社会主义宪法同既往一切剥削阶级制定的宪法具有根本上的不同。虽然当时尚未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但李达从法理学的角度认为，首部宪法本质上“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总任务为出发点的”*李达：《李达文集》第4卷，第432页。，从基本内容看，无论是工农联盟的阶级基础问题或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基础问题，还是公有制主导的经济基础问题或公民的权利义务问题，都证明该宪法是以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思想贯穿始终的。他相继分析了首部宪法的历史渊源和内在根据，提出我国宪法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英勇斗争史、近代中国宪法问题、宪政运动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总结。李达还通过撰写《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文章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职能、工作原则展开了翔实通俗的论述，对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权利与义务进行了准确易懂的说明，推动了宪法在人民群众中的宣传普及。

(三)对无产阶级阵营外交格局和统一战线的总体构想

李达对无产阶级阵营外交格局的构想大致与当时的主流思想相契合，倾向于同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一边倒”的外交关系。这一认识的理论基础在于资产阶级“总是联合起来并且建立兄弟联盟以反对本国的无产者”*《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94页。，因而马克思将无产阶级国际联盟作为无产者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而其实践基础则是苏联的援助加快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程。李达深刻地认识到奉行国际主义原则不仅是“巩固着各国工人阶级之间的团结，并且还加强全世界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的团结，加强全世界爱好和平与民主的一切力量的团结”*李达：《李达文集》第4卷，第563页。。在国内，为凝聚人民群众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合力，他非常重视做好党与我国其他进步社会力量和政党的统战工作。

随着无产阶级国际联盟逐渐显露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倾向，且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更加剧了苏联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对立，李达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认识也难免带有历史的局限性，为当下的外交工作留下了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反思。

(四)以三重身份探索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改革

李达早年萌生教育救国和科学救国的理想，建国后历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湖南大学和武汉大学校长，为其一展高等教育改革之夙愿提供了实践平台。时至今日，他对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改革的探索仍有许多符合时代精神的内容，对实现教育现代化具有十分积极的启示意义。

李达认为社会主义大学的教育目标不仅是让自然科学从资本主义掺入的歪曲捏造中解放出来，同时也在于批判地改造社会科学领域中反动的、唯心主义的非科学理论。因此，其教育思想的灵魂即以马列主义世界观为基础，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在大学里筹建政治课委员会和马列教研室，消灭科学领域的落后状态，并逐步实现我国的工业化、机械化、电气化。他要求学生要系统学习政治理论课，学会分析时事政策，参与社会工作，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用科学的方法论解决问题，抵制资产阶级世界观，并将“信仰坚定、专业精通、体魄强健”三位一体作为优秀人才的培养目标。

作为学校的管理者，李达主张教授治学。为了保障教学的顺利开展，他支持“教员间的集体教学和师生间的共同讨论”*李达:《在现有的学习基础上胜利前进》，《人民湖大》1951年第1期。，坚决反对官僚主义作风，彰显了高校当以教学科研为中心的根本宗旨。他将充实师资力量作为提升高校学术水平的生命线，引进了一批享誉海内外的知名学者，不拘一格地培养中青年骨干教师，形成合理的人才梯队。李达认为知名教授和青年骨干要分类培养，要求系主任“拿出六分之四的时间带个头，向学术方面进军”，针对青年骨干则要求结合本专业，结合教学，“不要离开本专业去搞别的科研”*李达：《李达文集》第4卷，第725页、727页。。此外，李达深谙因材施教的重要性，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作了层次上的区分，指出综合性大学和专科性高校的培养任务是各不相同的。专科性高校重点培养技术方面从事实际工作的专门人才，而综合性大学侧重培养理论或基础科学从事研究或教学工作的专门人才*李达：《李达在武汉大学国庆典礼暨科学典礼上的讲话》(1953 年)。转引自丁晓强、李立志《李达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208页。。不仅如此，他彻底否定有愚民色彩的封建教育观，站在妇女解放和社会主义民主的高度提出要对妇女和平民进行全面的教育普及。

作为教学的实践者，李达率先提出要尊重学生的思想状况和现实需要，在传统知识教学中引入新的思想和观点，增强学生对新鲜事物的接受和应变能力。李达重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以此激发学生的创造性和自觉性，倡导采用自学为主、师生研讨的学习模式。他希望学生“一步一步地向科学的峰顶前进，决不要好高骛远，决不要自满自足”*李达：《李达文集》第4卷，第531页。，既要循序渐进，更要锲而不舍，研究掌握学习的规律。在课程设置方面，他根据“少而精”的原则推行课程精简，取消了《三民主义》和《旧伦理学》等当时不适应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教学的课程，增设了一些融合科学研究最新成果的理论课程。

作为科学的研究者，李达还非常重视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科研等软硬件设备的配套，在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相继扩建了武汉大学图书馆和实验室，为学术研究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李达崇尚学术自由，他用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强调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和规准，指出在学术领域要反对不求甚解和人云亦云之风，要独立思考、勤于实验，用辩证法的批判思想推动认识向前发展。他曾说道：“我们在政治上绝对服从毛主席的领导，但在学术上，我们同样可以和毛主席争论”*李锐：《无限感佩话李达》，《纪念李达诞辰一百周年论文集》，湖南：湖南出版社，1991年，第19页。，因为物质世界中无数的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决定了其极为深刻的本质，而“争论的过程，就是正确意见得到提高和丰富、错误意见得到批判和修正的过程，也就是向客观真理接近的过程”。因此，学术领域只有百家争鸣，没有特权偶像。此外，李达还十分重视科学发展和技术应用，指出要“按照国民经济计划进行科学研究工作，使科学与生产密切地结合起来”*李达：《李达文集》第4卷，第520页、592页。，使科学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动力，以生产力的进步掀起技术革新的高潮。

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李达作为党内最具理论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能始终警惕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并结合中国实际，沿着学理的路径，不断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宝库。虽然受历史与现实、主观与客观等因素的影响，他对中国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理解未必完全准确，但他能在逆境中始终坚守真理和马克思主义信仰，这对我们具有更普遍、更深远、更现实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