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建霞，陈华楠，时松和，时展，李桑桑，郭冰心

（郑州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1 背景

移民是一种重大的社会变迁，涉及到生活习惯、宗教信仰、文化氛围、医疗教育水平等因素的改变，而这些因素都有可能成为移民心理问题的应激源，使得移民的社会适应障碍和相对被剥夺感增加，导致移民的心理负担加重，产生心理问题的几率增加[1-2]。相关研究表明，相较于安置地居民，移民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包括高应激水平和低社会支持等[3-4]。南水北调是一个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项目，其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仅丹江口库区淅川县就涉及16.2万人的移民，其中后靠移民（后靠移民指的是就地后靠的移民，本研究中指的是淅川县内搬迁的移民）高达1.94万人，占总移民人数的12%左右，因此后靠移民的心理问题不容忽视。然而，关于南水北调工程的外迁移民的心理研究较多[5-6]，而关于南水北调工程中后靠移民多是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7]，许春晖等人对后靠移民的心理问题的研究则缺乏数据支持[8]，目前尚无有可靠数据支持的有关后靠移民心理应激的研究。本研究拟利用搬迁至淅川县内其他地方的移民与邻近安置地居民的比较，了解后靠移民的心理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相关部门对后靠移民进行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依据和参考。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利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随机抽取了九重镇作为一级抽样单位，再从该镇中随机抽取了张冲村和陈庄村作为次级抽样单位，以两村的所有15岁以上的后靠移民作为研究对象，并采取就近原则选取与淅川县相邻的居住超过5年的的邓州市安置地居民作为对照，排除了聋哑、智障、心脑等严重器质性疾病及严重精神疾病患者。研究应用自编基本情况调查表、团体用心理社会应激量表（PSSG）、症状自评量表（SCL-90）和社会支持量表（SSRS）等调查移民的基本情况、应激状况和心理问题、社会支持情况等，并探索影响后靠移民的应激水平的因素。本研究共调查共发放384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379份，有效率98.70%，其中，后靠移民147份，对照232份。

3 统计学分析

使用Epidata 3.1进行数据双录入并建立数据库，进行一致性核查以保证数据录入的准确性。对服从正态分布的定量资料采用t检验，分类资料采用检验对后靠移民和安置地居民的基本情况和PSSG各指标得分、SCL-90得分进行比较，应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的方法对影响后靠移民应激总分的因素进行分析，显著性检验水准=0.05。所有统计描述和分析均通过SPSS 21.0实现。

4 结果

4.1 后靠移民与安置地居民的基本人口特征

对147名后靠移民和232位安置地居民进行分析发现，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及职业在两组中分布无差异，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后靠移民的人均年收入（1092.25±1561.18）则远低于安置地居民（2309.25±2980.92），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内容见表1。

4.2 后靠移民和安置地居民PSSG各指标得分比较

表2 后靠移民与安置地居民PSSG各指标得分比较

由表2可知，出积极应对方式在两组中得分无差异外（P＞0.05），后靠移民在生活事件、消极情绪体验、消极应对方式、积极情绪体验、应激总分得分均高于安置地居民，且差异有显著性统计学意义（P＜0.05）。

表1 后靠移民和安置地居民的基本情况描述

4.3 后靠移民和安置地居民SCL-90各指标得分比较

后靠移民的躯体化、强迫症状、焦虑、恐怖、敌对、恐怖、精神病性、附加项目及SCL总分均高于安置地居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人际关系敏感、抑郁和偏执外在两组中无差异，具体结果见表3。

表3 后靠移民和安置地居民SCL-90各指标得分比较

4.4 后靠移民的应激总分影响因素的分析

表4 研究变量名称及赋值情况

表4为拟研究变量及其赋值情况，以应激总分为因变量，以性别、婚姻状况、职业、文化程度、人均年收入、年龄、SSRS得分、宗教信仰、意愿及迁移方式等13个因素为自变量，对后靠移民的心理心理应激状况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应用逐步回归法筛选变量，α入=0.05，α出=0.10。

经分析发现，返迁意愿、人均年收入、客观支持、婚姻状况及社会支持利用度对后靠移民的心理应激状况有影响。其中，不想返迁及有配偶者的应激总分低于想返迁及无配偶者，随着人均年收入和社会支持利用度的增加，应激总分降低，而随着客观支持得分的增加，应激总分也随之增加。由标准回归系数可知，上述因素中，返迁意愿对应激总分影响最大，其次是人均年收入，社会支持利用度对应激总分影响最小，见表5。

5 讨论

后靠移民指的是就地后靠的移民，本研究中指的是淅川县内搬迁的移民，后靠移民虽不必象外迁移民那样搬离故土，但同样面临着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社交网络的破坏等负性应激源。本研究结果显示，除积极应对方式外，后靠移民的生活事件、消极情绪体验、消极应对方式和应激总分均高于安置地居民，反映了后靠移民的总体心理状况较差，与三峡库区移民的有关研究结果一致[9]。这可能是因为相比于安置地居民，移民面对的负性应激源更多，加上未能及时给予心理疏导，而出现了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使得后靠移民的应激总分、生活事件、消极情绪等的得分较高。在本研究中，后靠移民的积极情绪体验得分高于安置地居民，该工程中脆弱期移民和待迁移民也呈现相似的心理应激状况[10-11]，可能是因通过各种途径的宣传和各级政府的支持，使得后靠移民对移民生活有了一定的期待和向往，使得他们能够以乐观的心态和积极参与的态度去面对移民这一重大生活事件。而传统的有关性别和年龄等因素未纳入到研究，可能是因为面对移民这一重大生活事件时，所有年龄段和不同性别的人群都有较强的心理应激和明显的心理负担。 SCL-90结果显示，除人际关系敏感、抑郁和偏执外，后靠移民的SCL-90总分及其其他因子得分均高于安置地居民，说明后靠移民较安置地居民更易出现焦虑、人际关系敏感等不良情绪体验，这与一些研究一致[12-13]。另外，有研究表明，移民大都对国家产生了极大的依赖心理，对生产和发展了等待和观望的消极心态，对自身发展缺乏主动性，而当政府没有满足其要求后，会使得他们心理落差加大，从而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14]。

表5 后靠移民应激总分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对应激总分进行多因素分析发现，返迁意愿、人均年收入、客观支持、社会支持利用度及婚姻状况对应激总分有影响，其中，返迁意愿对应激总分的影响最大，而对应激总分影响最小的为社会支持利用度。想返迁者的应激总分也较高，这与陈景红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15]，这可能是想返迁者的心理调节能力较差，面对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等负性刺激源，态度消极，产生心理应激的几率更大，而不想返迁者对安置地有更强的归属感和对未来的长远发展有较高的信心，因而心理状况较好。而收入越高，应激总分越低，张书敏等人的研究也发现低收入人群的心理应激水平更高[11]，这可能是因为低收入人群的经济来源比较单一，面对移民这一重大生活事件的改变，所面临的经济压力更大，更容易产生消极悲观的情绪。本研究还发现后靠移民的人均年收入明显低于安置地居民，这种落差也会使得低收入人群的心理应激更强烈。社会支持的利用度是个体对社会支持的利用情况，是对负性生活事件的一种自我保护意识[16]，本研究发现，利用度越高，应激总分越低，提示积极主动向外界寻求帮助、充分的利用外界支持能够明显减少心理问题的发生，因此可以鼓励后靠移民建立新的社交网络，扩大社交面来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有关研究表明，良好的社会支持能够缓解心理应激给心理健康带来的影响，从而维持良好的情绪体验[17]。而在本研究中应激总分随着客观支持得分的增加而增加，这可能是因为后靠移民不仅需要物质的帮助，更希望得尊重和认同感等主观支持，另外，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较低，不能充分利用客观支持也可能会导致客观支持高而应激总分也高的现象。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与有配偶者相比，无配偶者（包括未婚、离婚或丧偶等情况）的应激总分更高。这可能是因为在面对新的环境时，良好的婚姻与和睦的家庭对于减轻心理压力和负担及减少负性应激有着积极的作用，有研究表明在婚者得到的来自家人和配偶的关心和支持较多[18]。

后靠移民虽不像外迁移民搬离故土，但同样面临着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社会关系的破坏，存在着与外迁移民面临着相似的心理问题。因此，应加强对后靠移民心理问题的重视程度，对后靠移民存在的心理问题及时疏导的同时，还应对他们所遇到实际问题及时解决，加大政府对移民的扶持力度，如增加就业途径，扩大经济来源，鼓励他们积极参与社交活动，建立新的社交网络，从而提高社会支持利用度等。本研究就后靠移民的心理现状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是对南水北调外迁移民心理问题的补充，有助于移民的顺利进行，从而实现“迁得走、稳得住、能致富”的终极目标。

[1] Griffin J, Soskolne V.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mong Thai migrant workers in Israel[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1982),2003,57(5):769-774.

[2] Yang T, Xu X, Li M, et al. Mental Health Status and Relate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Male Rural-Urban Migrant Workers[J].COMMUNITY MENTAL HEALTH JOURNAL,2012,48(3):342-351.

[3] 庄立辉,郭继志,汪洋,等.三峡库区移民心理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公共卫生,2007,23(5):535-536.

[4] 王清亮.重庆三峡库区移民心理社会应激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重庆医科大学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2009.

[5] 邢丹,朱国琴,孙彩红,等.丹江口库区过渡期移民心理社会应激状况及影响因素[J].中国公共卫生,2017,33(5):834-837.

[6] 徐飞,连祎晓,曹云源,等.丹江口首批移民心理健康干预的效果评价[J].现代预防医学,2016,43(1):95-98.

[7] 孙海兵.南水北调丹江口库区后靠移民可持续发展研究[J].人民长江,2015(11):52-55.

[8] 许春晖.南水北调后靠移民搬迁心理适应影响因素分析[J].现代商贸工业,2014,26(5):39-40.

[9] 杨辉,胡华,蒙华庆,等.三峡库区就地后靠移民心理健康及社会支持、应付方式研究[J].重庆医科大学学报,2010,35(2):289-292.

[10] 蔡青,时松和,张书敏,等.丹江口库区待迁移民心理健康与心理应激的相关性研究[J].现代预防医学,2014,41(8):1436-1438+1441.

[11] 张书敏,谭琳琳,郭朝阳,等.丹江口库区脆弱期移民心理社会应激状况调查[J].郑州大学学报(医学版),2014(05):693-697.

[12] 刘琴,汪洋,王宏,等.三峡库区后靠移民心理健康状况及其相关因素[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9,23(1):48-51.

[13] 杨辉,胡华,蒙华庆,等.三峡库区就地后靠移民心理健康与生活事件及人格特征研究[J].重庆医学,2009,38(7):766-768.

[14] 唐毅红,宋烨,李友泉.移民心理对安置区可持续发展的影响[J].人民黄河,2005,27(4):43-44.

[15] 陈景红,冯春琴,郭朝阳,等.南水北调过渡期移民心理健康现状及返迁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J].现代预防医学,2015,42(8):1456-1459+1464.

[16] 张卫东,林喜红.城市老年人社会支持利用度研究[J].心理科学,1997(05):414-417.

[17] 时松和,田庆丰,宋振宇,等.丹江口库区待迁移民社会支持状况及影响因素[J].中国公共卫生,2014,30(11):1414-1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