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南宋高宗朝“江西诗派”雕琢文风大行其道的情形下，其时的贬谪诗人们，均不同程度地与之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关联。与此同时，这些贬谪诗人能够保持较为清醒独立的头脑，辩证地汲取“江西诗派”的诗学思想和创作手法，显示出批判性继承的特点。“江西诗派”对南宋高宗朝贬谪诗人所产生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对“点铁成金、夺胎换骨”诗学理念的认同和对章法炼字的辩证体认上。

关键词： “江西诗派”；南宋高宗朝；贬谪诗坛；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77/j.cnki.cn65-1285/c.2017.06.13

欢迎按以下方式引用：蔡龙威.论“江西诗派”对南宋高宗朝贬谪诗人的影响[J].克拉玛依学刊，2017（6）71-74.

“江西诗派”一词源于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吕居仁近时以诗得名，自言传衣江西，尝作《宗派图》，自豫章以降，列陈师道、潘大临……合二十五人以为法嗣，谓其源流皆出豫章也。”[1]327南宋高宗朝是“江西诗派”如日中天之际，当时很多诗人的创作均不同程度地受其影响。正所谓“豫章稍后出，荟粹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搜讨古书，穿穴异闻，作为古律，自成一家，虽只字半句不轻出，遂为本朝诗家宗祖。其后学之者众，衍为江西诗派，南渡诗人，多受沾溉，虽以陆游之杰出，仍与江西诗派有相当之渊源”。[2]35总的来看，南宋高宗朝贬谪诗人与“江西诗派”的关系密切。“江西诗派”对当时贬谪诗人产生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对“点铁成金、夺胎换骨”诗学理念的认同和对章法炼字的辩证体认。

一、与“江西诗派”的密切关联

南宋高宗朝“江西诗派”对此期贬谪诗人在诗歌创作上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这种影响具体到某个诗人身上，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其中，既有虔诚如张九成“谪岭下，居无与游忧，过之不闻，学之不进也，乃于书室中，置夫子、颜子像。……黄鲁直、秦少游、晁无咎、张文潜，诸画像，乃环列于夫子左右，晨朝瞻敬，心志肃然，其所得多矣。”[3]卷18222亦有如程俱般间接关联的诗人，可以《以夜宿匠舍诗示晁以道说之，乃以古句为谢，次韵酬之一首》等诗歌为证。总之，此期贬谪诗人与“江西诗派”之关联实为确证。更直白的如：李光与“江西诗派”的关系，其诗《与善借示<鲁直集>，雕刻虽精，而非老眼所便，戏成小诗还之》为证，诗中“知君欲嗣江西派，净几明窗付后生”[4]47句，可确认二者的关联。而其与“江西诗派”之吕本中交往的“谪居古藤病起，禁鸡猪不食，与儿子攻苦食淡久之，颇觉安健。吕居仁书来，传道家胎息之术，因作食粥诗示孟博，并寄德应侍郎”一诗，更能表明他与“江西诗派”交与往还的关联。

赵鼎与“江西诗派”的关系既体现为生活阅历上的交集，如绍兴八年“上欲罢本中用勾龙如渊，因赵鼎力荐，乃有是命。”[5]1945-1946又表现为诗歌酬唱上的交往，如其《次韵子苍诸公韵》就是与韩驹的诗歌酬唱。综上所述，可推知其诗歌创作所受“江西诗派”的影响。

贬谪诗人吕本中，本为“江西诗派”之人，“老杜之后有黄、陈，又有简斋，又其次则吕居仁之活法，曾吉甫之清峭，凡五人焉。”[6]1091其在当时诗坛“少陵衣钵在涪翁，传述东莱得正宗”[7]760的地位使之成为“江西诗派”的领袖。在诗歌实践中，吕亦能遵循“江西诗派”标举“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主旨。一方面，吕本中主张遍取百家，并言：“学诗须熟看老杜、苏、黄，亦先见体式，然后遍考他诗，自然工夫度越过人。”[8]603另一方面，又强调：“‘诗清立意新，最是作诗用力处，盖不可循习陈言，只规摹旧作也。鲁直云：‘随人作诗终后人，又云‘文章切忌随人后，此自鲁直见处也。”[8]596此种创作主张正是对“江西诗派”的继承。

张元干与“江西诗派”过从甚密，“芦川老隐之为文也，盖得江西诗友之传……近作殊有老成之风，无复少年书生之气。”[9]218-219在其《苏养直诗帖跋尾六篇》中体现了与“江西诗派”诸人的唱和：“往在豫章问句法于东湖先生徐师川，是时洪刍驹父、弟炎玉父、苏坚伯固、子庠养直、潘淳子真、吕本中居仁、汪藻彦章、向子諲伯恭，为同社诗酒之乐。”[9]173正所谓：“少监张公，早岁问道于了斋先生，学诗于东湖居士，凡所游从，皆名公胜流。”[9]220

二、对“点铁成金、夺胎换骨”诗学理念的认同和改造

“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是黄庭坚诗歌理论的核心，为“江西诗派”遵循的创作准则。黄庭坚云：“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10]186對“夺胎换骨”，惠洪言：“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11]242

此种理论，后人既有肯定也有讥评，如王若虚：“鲁直论诗，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喻，世以为名言。以予观之，特剽窃之黠者耳。鲁直好胜而耻其出于前人，故为此强辞，而私立名字。”[12]86实际上，该理论为当时诗人提供了可资效法的手段，对快速提高诗人创作技能有积极的作用。其对当时贬谪诗人的影响，主要为对句式仿写和使事用典的运用。

先看句式仿写：诗人们为表达自身情感的需求而对前人诗句做改写，如赵鼎对苏轼诗之改造：

沙漠回看清禁月，湖山应梦武林春。（苏轼《送子由使契丹》）

琴发清弹庐阜月，诗探妙意武林春。（赵鼎《用元长韵赠空老》）

苏轼诗中“清禁月”被赵鼎换成“庐阜月”。在看似机械仿写中，实则表达了赵鼎本人的心绪。苏轼诗在告诫子由要心系朝廷和杭州。而赵鼎诗中则在庐山月下清幽弹唱的情景中，表达优雅闲致的情怀。赵鼎对黄庭坚诗句的改写，如：endprint

淘沙邂逅得黄金，莫便沙中著意寻。指月向人人不会，清霄印在碧潭心。（黄庭坚《观化十五首其四》）

宦学平生着意深，要从黄卷古人寻。功名富贵非吾事，只有渊明会此心。（赵鼎《役所书事用山谷观化韵其十》）

赵诗直抒胸臆，情感真挚，但缺少黄诗流转婉致的韵味，质朴有余而意境不足。

汪藻对前人诗句的仿写重于表达字面相近、含义相仿或更进一层的意义。如：

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杨广《野望》）

近村应渐寒，已有鸦数点。（汪藻《庚午岁屏居零陵七月二十日以门掩候虫秋为韵赋五首其二》）

该诗为贬永州所作。汪藻活用隋炀帝诗句，描写乡村萧索景象，烘托孤寂心情。作者不是一味模仿，而是对诗歌情境的再造。

再看效使事用典。林语堂说：“用著名的词语与典故而不明言其来源出处。饱学之士读来，便有高雅不凡之乐。这是一种癖好相投者之共同语言。读者对作者之能写此等文章，心怀敬佩；自己读之而能了解，亦因此沾沾自喜。作者与读者所获得的快乐，是由观念暗示与观念的联想而来。此种暗示比明白真说更为有力动人。因为一语道破，暗示的魅力便渺不可得矣。”[13]27用典是宋人以才學为诗之表现。黄庭坚“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就是要用前人典，达到“以故为新”的效果，如其《和答钱穆父咏猩猩毛笔》等。

李纲《伏读三月六日内禅诏》诗，学黄而多用典。尾联“累臣独荷三朝眷，瘴海徒将血涕挥”表达绝望和愤慨。整诗用典一唱三叹。赵鼎诗典频密，陶潜挂冠南山之典为其青睐，如：

不如多置葫芦酒，直使渊明醉后归。《次韵止老见赠》

乞得残生对儿女，不愁无粟贮陶瓶。《丙子夏病卧汗后》

可见“江西诗派”对其诗歌的影响。同样地，胡铨诗歌中也大量用典。如《次雷州和朱彧秀才韵时欲渡海》：

何人著眼觑征骖，赖有新诗作指南。螺髻层层明晚照，蜃楼隐隐倚晴岚。仲连蹈海齐虚语，鲁叟乘槎亦谩谈。争似澹庵乘兴往，银山千叠酒微酣。

诗作于往吉阳途中，是时“铨徒步赴贬，人皆怜之。至雷州，守臣王趯捕游崇私茗械治，厚饷铨”[14]1099。铨用鲁仲连典，表达忠君报国之豪气。

三、对章法炼字的辩证体认

宋诗的困境，黄庭坚总结以往，提出鲜明的作诗理论和可操作的手法，使宋诗有了别于唐诗的独特面貌，逐渐发展成“江西诗派”。在此，黄庭坚等人注重形式技巧的探寻，喜拗句、奇句和用典。南宋高宗朝贬谪诗人受其影响，在诗歌形式与技巧等方面承“江西诗派”之风，但又主张“活法”，既不失格律之严，又以淡然语言抒情，为此期贬谪诗人诗歌语言艺术的创新之处。

张九成常参与“江西诗派”的炼句论诗，“诗每句中须有一两字响，响字乃妙指，如子美‘身轻一鸟过，‘飞燕受风斜，‘过字、‘受字，皆一句响字也。”[15]208赵鼎诗中亦有炼字，但雕琢生硬。如《南泉》：

雨液沦山巅，天匠凿其腹。喷薄涌飞泉，散落珠百斛。

喷薄的泉水难与“凿其腹”的生硬动作浑融，用有力度的词来描绘自然景色，使景致显得突兀和生硬，而全无美感。

与赵鼎等人生硬学“江西诗派”不同，张元干诗在锤炼字句时，更重用字的精练与整体诗风的交融。如：

凉生白苹，落日照紫翠。《送舒希古》

青山浑在眼，白发暗添头。《寄钱申伯》

花飞伤宿雨，山润照清晨。《喜钱申伯病起》

上述诗句在对仗上较为匀称和工切，用字上也较为凝练，且每句诗均有点睛之笔，清新爽朗的格调中不失严谨的格式法度，艺术水准较高。同样，张元干在学习“江西诗派”注重炼字的同时，亦注重汲取苏轼等元祐诗人自然诗情。这种辩证地对待“江西诗派”锤炼字句的态度，在同期张九成的诗中亦有体现。张九成为“文不贵雕虫，诗尤恶钩擿”，主张作诗要行云流水、自然成文。其诗借多娇之江山抒自然真率之诗情。如《双秀峰》，“乱山明灭外，古刹有无中。笑指双峰翠，回看落日红”。将主观之情与客观之景互融一体，诗风平缓圆融。同时，诗人善于将日常之草木如竹、菊、海棠等容纳于诗中，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再如《菖蒲》一诗，“劲节凌孤竹，虬根蟠老龙。傲霜滋正气，泣露泫春容。座有江湖趣，眼无尘土踪。终朝澹相对，浇我磊磈胸”。诗人在描绘自然之景物的同时，也颇为注重将自我的真实情感融入其中，使得其诗叙议结合，内涵丰富。在此诗中，作者借物言志，将菖蒲的物性特质与自我的内心操守结合起来，表明了自己处忧患之境而不甘沉沦的心态。

高宗朝贬谪诗人深谙“江西诗派”章法谋篇之道。莫砺锋将其归纳为：“在诗中谈禅说理，吞吐腾挪，有峰回路转之妙。刻厉思深，即使是写景抒情的小诗，也往往显得气象森严。在语言上追求瘦硬生新，在章法上讲究急转陡折。使人读后如见危峰古松，筋骨嶙峋。”[16]17这种章法谋篇上的影响，可从李纲和李光诗中窥见。如：

在李纲所处的时代，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已深入人心并成为诗人们创造的不二法门。因此，他的诗歌创作，亦常见散文的铺叙笔法，从而使他的诗歌在叙述的章法上显得摇曳多姿。“我诗昧格律，枯耳类蛙尾”是李光学“江西诗派”重视韵律章的生动概括，也使得其诗歌具有抑扬顿挫之美。同时，其在《与胡邦衡书八》中“佳篇乃未尝得见苏、李句，此句法则工，而拟非其伦，则不敢当”之论中亦可见他对章法格律之重视。如受“江西诗派”之影响，李光惯于在句首运用对比式的描写。如“衣巾翠湿阴阴竹，屐齿寒生步步云”（《山居次韵止老》）等。

综上所述，在南宋高宗朝“江西诗派”雕琢文风大行其道的情况下，其时的贬谪诗人们，均不同程度地受其影响。同时，他们能保持较为清醒独立的头脑，辩证汲取“江西诗派”的诗学思想和创作手法，显示出批判性继承的特点。在“点铁成金、夺胎换骨”诗学理念的认同和对章法炼字的辩证体认上受到“江西诗派”的影响，成就了当时具有独特风貌的贬谪诗歌创作。

参考文献：

[1]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八）[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2]缪钺.诗词散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3]解缙.永乐大典残卷[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9.

[4]傅璇琮.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8.

[5]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二十）[M].北京：中华书局，1998.

[6]方回选评，李庆甲校点.瀛奎律髓汇评（卷之二十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7]傅璇琮.黄庭坚和江西诗派研究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8.

[8]郭绍虞.宋诗话辑佚[M].北京：中华书局，1980.

[9]张元干.芦川归来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0]黄庭坚.山谷集（卷十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1]惠洪.冷斋夜话（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2]郭绍虞.六一诗话 白石诗说 滹南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13]林语堂.苏东坡传[M].张振玉，译.长春：时代文

艺出版社，1988.

[14]厉鹗.宋诗纪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5]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6]莫砺锋.江西诗派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1986.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