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从20世纪90年代起，国内学术界开始普遍关注协调发展问题并取得丰硕成果。自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协调发展理念以来，学术界在先前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协调发展的内涵、依据、问题、路径等方面的研究和探索不断加深。文章指出，完善协调发展研究，应进一步强化学科交叉与融合、实证研究、微观运用研究、国别比较的借鉴和历史维度的总结。

关键词： 协调发展；发展观；城乡协调；区域协调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77/j.cnki.cn65-1285/c.2017.06.04

欢迎按以下方式引用：马井彪.国内协调发展若干问题研究述评[J].克拉玛依学刊，2017（6）23-29.

2015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指出为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建议》将“协调”发展理念放在五大发展理念的第二位，并對协调发展的内涵作了进一步阐释，即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1]。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开始普遍关注协调发展问题。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协调发展之路：协调区域发展、协调城乡发展、协调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显著特征[2]19-23。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把协调发展作为未来发展的指导理念之一，凸显了协调发展的重要性，提升了学术界深入研究的热情。本文尝试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探析研究中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不足，并对协调发展的研究提出展望，希望以此促进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一、何为协调发展？

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协调发展理念的前后一段时期，学术界对协调发展的探讨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但是，学术界对“何为协调发展”并未达成共识。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协调发展内涵进行探讨，代表性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1.“四个协调说”。部分学者结合《建议》解读“协调发展”。吴小妮、王炳林认为，坚持协调发展主要是坚持“四个协调”： 一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二是推动城乡协调发展；三是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四是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3]82-85。雷梅琼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4]15-16。不过，也有学者重点强调了某一协调，如辛向阳就强调，没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就没有整体上的协调发展，更没有科学发展[5]27-31。王淑芹则进一步指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坚持协调发展不仅是经济领域中某些重大利益关系的调节问题，更是整个社会结构中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共同创造的两个文明一起抓的和谐发展问题[6]75-78。

2.“系统效应说”。“协调”从实质上来说是与“关系”相伴而生的，而“关系”往往是复杂整体的一种素描。对于复杂整体，认识视野的升华是我们绕不开系统论的方法；同理，对于协调发展的探究，系统论也是绕不开的。不少学者就着重从系统论的角度解读“协调发展”。比如向春玲认为，协调发展是指社会各系统之间相互适应、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社会整体运行状态，是社会良性运行和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7]15-19。侯淑芳进一步阐述，协调发展反映了客体系统发展的诸要素及诸方面之间相互适应、比例合理、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过程和状态[8]124-128。刘国建通过总结概括，认为协调发展内涵应是各发展要素围绕着中心目标，在一定范围内，以组织系统的方式相互组合、相互适应、相互配合，并以适量、适当的准则规范各发展要素的行为，实现系统整体功能合理优化[9]60-62。

3.“以人为本说”。部分学者侧重从以人为本的角度解读“协调发展”。在肖金成看来，所谓协调发展，就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总目标，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建立有效的运行机制，使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协作、相互配合、相互促进，不断朝着理想状态演进的过程[10]7-9。侯淑芳则从人类文明系统的角度出发，明确提出协调发展反映了发展过程中主体对客体系统的价值规定，是客体系统向着与主体的价值目标相一致、相符合的方向变化的过程，最终是为了不断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8]124-128。

以上观点的差异建立在学者们对“协调发展”内涵不同的理解基础之上，虽然学者们侧重点与角度各不相同，但实际上也都反映到我们理解“协调发展”内涵的具体特征中。笔者认为，对“协调发展”内涵的理解，为了兼顾全面与深刻，以特征概括的形式表现出来最为合适。这些相关特征应该包括：其一，动态性。比如王维国提出，协调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11]。其二，时代性。比如谷亚光、谷木青指出，协调发展由我国所面临的发展困境倒逼而来，它是我党在遵循经济发展客观规律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所作出的明智抉择[12]1-6。其三，系统性。比如梁春梅认为，协调发展具有价值上发展的理性、内容上发展的全面性、空间上发展的均衡性、时间上发展的连续性、方法上发展的统筹性[13]79-82。其四，平衡性。在陈金龙看来，协调发展应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14]4-8。

二、为何协调发展 ？

为何要推进协调发展，协调为何要作为我们发展的新理念之一？这显然是实践指向，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协调发展理念是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不协调”问题。“不协调”的问题涉及范围较广、危害较大，严重阻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前进的步伐，这需要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推进协调发展的重大实践意义。协调发展理念不仅是实践指向，更是包含重大理论创新。因而，了解把握协调发展更加需要深入理解协调发展的理论依据。对于协调发展的理论依据，学者们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endprint

1.发展理念的新突破。协调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理念的突破和提升的成果之一。回顾历史，我们党在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协调发展规律的认识——从1949年形成的“统筹兼顾”“弹钢琴”的工作方法，到改革开放后陆续提出的“两手抓”战略方针，再到“处理好十二个带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重大关系”“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及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实践和认识的不断深入不仅促使中国共产党人的发展理念逐步升华，更昭示了唯物辩证法在解决我国发展问题上的方法论意义。新形势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面临一系列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下好“十三五”时期发展的全国一盘棋，协调发展是制胜要诀[15]。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我国发展理念的又一次重大提升，预示着我国发展将再次取得突破性成就[16]。协调发展理念位居五大发展理念第二位，凸显其重要性，也是我们党发展理念新突破、飞跃的重要体现。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形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协调发展新理念，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新成果。顾海良认为“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全过程的重大课题，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论题[17]1-7。新的发展理念——协调发展正是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的新回答。李君如认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发展理念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同时也展示了今天中国发展的大趋势[18]1-6。

3.经济新常态的战略要求。在唐任伍看来，协调发展体现了强烈的问题意识，顺应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是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深刻表现[19]14-17。丁国强也认为，协调发展体现了对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的深化，是新常态下着眼经济社会长远发展作出的理性战略选择，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方法论价值，对于解决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拓展发展空间、增强发展后劲、打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基础具有重要意义[20]。

4.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思路。韩强从协调理念与党的建设出发，提出党的建设面临许多协调的任务，既有党的建设目标任务在不同时期的协调，也有在同一时期不同层次的协调；既有党的建设与党的领导工作的协调，也有内部的相互协调；既有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之间的协调，也有各自内部不同任务的协调；既有党的上下级组织的协调，也有同级不同党组织的协调等。正是由于有着广泛的协调需要，因此协调发展理念才凸显其重要性，“结合”才成为党的经常性工作要求。要协调好党的各项工作，必须树立协调理念[21]79-81。

三、协调发展存在的问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核心在于“全面”，重、难点也在于“全面”。它意味着，我们要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领域都有长足的发展，也要使人人都能公平地享受到发展的成果[22]。何为实现“全面”的最大助力？那就是協调发展。换言之，“协调发展”与“全面”互为表里。然而，我国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不协调问题依旧严重，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拦路虎”“绊脚石”。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促进各领域协调发展，依旧面临很多问题。

1.区域协调发展问题。对于区域协调发展问题，学者们主要探讨了区域发展的差异。樊杰指出，城市化的盲目性和区域开发的无序性影响区域协调发展[23]。杜鹰认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概括而言：一是地区发展差距依然较大；二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比较脆弱；三是面临“赶”与“转”的双重压力；四是东部地区转型升级压力进一步加大[24]36-38。

2.城乡协调发展问题。对于城乡协调发展的问题，学者们普遍认为城乡协调发展的最大问题是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差距较大。郑钢、董文杰认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已影响城乡协调发展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健康运行[25]90-95。陆乙萍、刘洋进一步指出，我国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已经走过一段艰辛的历程，但现阶段城乡差距依然较大，二元化格局没有根本性改变[26]80-86。现存的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它曾为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工业化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化，这种二元结构成为中国经济社会良性发展的一个巨大障碍。在城乡二元结构之下，农村居民在就业、子女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收入等诸多领域享有的基本公共资源和服务明显落后于城镇居民[27]。

3.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对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学者们着重研究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任理轩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相形之下，社会建设比较滞后，出现“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28]。潘建成也认为，长期以来，我们把较多的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上，虽然经济取得了卓越成就，但是也累积了许多矛盾。这些社会矛盾不解决好，就会制约和影响经济发展。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要更多关注社会的发展，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不断增强发展的整体性[29]。

4.“新四化”协调发展问题。对于“新四化”协调发展问题，学者们剖析了“新四化”相关问题的不匹配。熊若愚认为，多年来，我国信息化发展迅猛，一些领域已居于世界前列；工业化发展迅速，显著快于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由此导致了城镇常住人口比城镇户籍人口多出2.6亿，在城镇内部出现新的“二元结构”，城乡之间、工农业之间出现一系列不协调、不平衡问题[30]。韩俊进一步指出实现“新四化”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概括如下：一个突出问题是企业创新能力不强；一个突出矛盾是城镇化相对滞后、质量不高；“新四化”同步面临的最突出矛盾是农业现代化滞后[31]。endprint

四、协调发展的实现路径

如何实现协调发展？协调发展涉及内容多、覆盖面广、影响程度深。为此，学者们以问题为导向、抓住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对于协调发展的实现路径重点从政府、市场、社会三个宏观角度进行分析与探讨。

1.政府的视角

当前，学界对“政府在实现协调发展中的作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协调关系及政府职能的转变等领域。

第一，推进顶层设计协调发展。吕景春认为，政府在协调的过程中，不应直接运用行政手段进行干预，而是要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发挥作用。比如通过税制结构的改革，制定货币、金融、财税等相关政策等手段实现协调发展[32]。除了通过市场监管弥补各种市场失灵，政府最主要的职责是主导社会公平。各级政府要紧紧围绕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管理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33]。政府通过推进顶层设计协调发展，为协调发展的实现提供重要的制度、政策支持。

第二，推进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协调发展。“协调”理念的提出，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战略指导作用。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依靠多元治理主体的共同介入。而多元治理主体的共同介入，必然要求正确协调好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社会多元治理主体分为政府主体、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确定政府主体的责任边界，是促进政府、市场、社会之间关系协调发展的关键。

要明晰政府虽是社会治理的领导者和指导性力量，但绝非社会治理的唯一主体，其他主体亦须承担应尽的社会治理责任，如此才能实现包括政府在内的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协同治理[34]。通过推进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协调发展，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协调发展的实现提供体系保障。

2.市场的视角

当前，学界主要是从市场机制的角度阐释市场与协调发展的实现，主要观点如下：

吕景春指出，“协调”就是要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要通过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是基础。在协调的过程当中，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价格杠杆、通过供求关系协调配置。[32]周毅仁进一步指出，近年来，我国区域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缺乏相关体制机制的配套，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仍没有较好地解决。应该看到，因地制宜、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可以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35]。洪银兴对如何完善市场机制作了进一步说明，完善市场机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规范市场秩序；二是完善市场体系；三是培育市场主体[36]5-13。

3.社会的视角

当前，学界对社会与协调发展的实现的探索大多集中于社会主体参与国家治理这一领域。在李恒全看来，社会主体包括社会组织、公众和公民各种形式的自组织，它既是社会治理的对象，也是社会治理的主要参与者。社会主体是社会治理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强社会主体参与国家治理的热情，从而增强社会治理主体的协调性。实现协调发展应从以下三方面入手：一是要积极培育社会大众的主体意识，营造良好的社会治理参与氛围；二是要大力发展社会组织，构建吸纳社会力量的有益载体；三是要不断丰富社会服务，使社会主体在社会治理中具有更大的运作空间[34]。马庆钰对社会主体进一步细化，社会组织作为与政府公共组织和市场企业组织鼎足而立的第三部门，具有通过“以志愿求公益”彌补政府缺陷和市场不足的一般功能，这已经为国内外非营利组织发展史证明。除此之外，走入全面深化改革新阶段的中国社会组织还要承担特殊的时代使命，他们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角色，是市场经济改革深化的延伸地带，是国家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增长点，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合作者，是通往社会和谐秩序的重要机制[37]58-64。

五、协调发展的研究评价与展望

国内学界对协调发展的研究是在我国全面推进建成小康社会和改革发展不断深入的时代背景下不断发展的，同时也是在党对协调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入基础上的创新发展。学者们从自己所熟识、感兴趣、专业的领域出发，对协调发展的内涵、依据、问题、路径等进行了深刻分析与研究，取得丰硕的理论成果。同时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理论支持。

学界对于协调发展的研究成果在有利于不断丰富完善协调发展理论成果的同时为促进社会的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但是对于协调发展的研究而言，还有一些不足。今后学界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大对协调发展的研究。

1.强化学科交叉与融合。对于协调发展的研究，当前学者们大多从自己所熟知、感兴趣和专业的领域出发，一是就本具统合性的问题难能达成一致看法，二是没能营造学科交叉与融合带来的创新力环境。较明显的就比如学界对“协调发展”内涵的界定始终未能统一。协调发展涉及的内容及范围较广，而学者们虽擅长某一领域但毕竟精力有限，研究过程中不能兼顾协调发展的各个方面，为此，也造成了对协调发展研究视野相对狭窄并呈碎片化研究趋势。因此，学者们在以后的研究中针对协调发展所涉及的内容应主动进行学科融合与交叉的综合研究，拓展协调发展的研究视野。

2.强化实证研究。协调发展的理论是为我国协调发展的现实服务的，因此必须要有时效性、可操作性与实用性等实证化研究。对于如何促进协调发展，现有成果一般仅从抽象的政策建议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一些对策、措施可操作性不强。今后学界应加强协调发展实证化研究，思考怎样将协调发展的理论成果更好地应用于我国现实及未来的协调发展建设。

3.强化微观运用研究。总体上看，我国学者们对协调发展的宏观研究较多，微观研究仍较少。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与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发展中面临的不协调问题也进一步细化，比如放开二孩生育后的人口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协调、男女比例的协调、农村人口市民化与城市接收能力的协调等问题。促进这些微观问题的协调发展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其重要性不容忽视。学者在今后的研究中要“两手抓”，既要注重宏观问题的协调发展研究，也要加强对微观问题的协调发展研究。对宏观问题与微观问题协调发展研究的比重能控制在协调的范围之内，这也是对协调发展的一种运用。endprint

4.强化国别比较的借鉴。当前，学界对协调发展的认识大都是基于我国协调发展遇到的问题展开的研究，对国外协调发展的研究相对较少。国外协调发展的理论也是根据协调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总结得出的，一些理论观点具有代表性与前瞻性，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借鉴意义。虽然各自的国情不同，但是一些协调发展的理论是通用的。因此，学界在以后的研究中，应加强国际交流，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有选择地借鉴适应我国协调发展的国外协调发展理论。

5.强化历史维度总结。从党对协调发展认识的历史维度来看，今天的协调发展理论与党在不同时期所提出的协调发展思想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总结党对协调发展的认知历程及经验教训，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无疑具有重要的警示功能与时代价值。当今学界对党的协调发展认知的历史轨迹探寻较少、历史总结较少，因此今后应加大党对协调发展认识的研究力度，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协调发展的理论支撑与经验借鉴，增强协调发展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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