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磊+任红+叶思雨

内容提要：基于交易费用理论，本文使用面板数据、系统广义矩估计和门限回归的方法，实证分析以第三产业不同部门增加值所度量的不同类型交易费用对我国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交易费用对OFDI有显著促进作用，交易费用中的制度费用对OFDI有促进作用，且存在降低单笔交换费用的节约效应；节约效应在不同时间段的大小不同，当前制度费用对OFDI促进作用在减弱，交换费用对OFDI呈抑制作用；制度费用和交换费用存在门限效应，在规模较小时能够促进OFDI，而到达特定规模后会抑制OFDI；现阶段制度费用上升对OFDI的促进作用大于交换费用上升带来的抑制作用。以上结论对于我国明确发展技术知识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调整和升级服务业产业结构提供了理论依据，对规范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和提升对外直接投资绩效具有政策意义。

关键词：面板门限；对外直接投资； 交易费用

中图分类号：F7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8X（2017）12-0082-08

随着全球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升级，工业化与服务经济、尤其是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融合发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生产的国际化带动了服务贸易的全球化，并催生了前所未有的对外直接投资浪潮。研究企业OFDI的学术探索从不同角度和不同方向展开，其中基于制度经济学理论研究OFDI是较为前沿的尝试。交易费用主要有制度费用和交换费用，制度费用（Institutional Costs）是建立、使用、维系和更新各类制度所需要的成本和费用，交换费用（Interchange Costs）是指交易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和成本。根据交易费用理论，服务业的发展是交换费用和制度费用不断扩张的结果，各类交易费用的产生形成了各类服务行业。从交换费用角度看，企业OFDI是一系列投融资行为的集合，必然受到交换费用大小的影响。从制度费用角度看，OFDI行为离不开母国与东道国制度的规范和制约，制度费用对OFDI必然施加重要影响。

一、交易费用的估测及其对OFDI的影响

交易的基本维度包括交易频率、不确定性和资产的专用性，通过对美国制度成本占据资源耗费的比重进行测量，沃利斯和诺斯（1986）给我們提供了估测制度成本的参考方法，他们认为估测交易费用需结合服务业的发展实际。

（一）交换费用和制度费用的估测

现代服务业大体可划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流通部门，包括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商业饮食业、物资供销和仓储业；第二个层次是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部门，包括金融业、保险业、公用事业、居民服务业、旅游业、咨询信息服务业和各类技术服务业等；第三个层次是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服务的部门，包括教育、文化、广播电视事业，科研事业，生活福利事业等；第四个层次是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部门，包括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军队和警察等。现代服务业的很多部门属于公共服务与基础建设部门，它们既有属于赚取交换费用的服务业部门，也有属于制定制度法规体系、维持制度法规体系运转的公共服务部门，这些部门通过获得必要的制度费用以维持运转。因此，服务业的发展和规模扩张伴随着经济体系的分工细化和交易机制的发育健全，而代价是全社会的交换费用和制度费用不断攀升。其中，第一、二层次可用来估测交换费用，第三、四层次可用来估测制度费用。考虑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用各个省市地区其他服务业（包括批发零售业、交通仓储邮政业、住宿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增加值来估测交换费用。第三层次可理解为研究和设计制度的费用，第四层次可理解为支撑制度和制度机构运行的费用，本文使用省市地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估测制度费用。

（二）交换费用和制度费用对OFDI的影响

1.交换费用对OFDI的影响机制。交换费用对OFDI存在促进机制和抑制机制。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化，交换费用比重在逐步上升，如各行业的企业获取信息的途径虽然更为简便，但所需支付的代价却只增不减，运作成本随之上升。具体交易行为产生的费用总规模不断扩张致使OFDI交易费用不断提高，这会打击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的积极性，不利于整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即对OFDI有抑制作用，这是其一。其二，如果国内交换费用过高，甚至已经影响到企业的投资行为和投资绩效，就可能促使企业想办法进行OFDI，以寻求较低交换费用的投资环境，并将较高的交易环节设置在国外以此节约交易费用，这被称为逃离式OFDI（escaping response OFDI）。

2.制度费用对OFDI的影响。（1）制度的更迭不仅需要改革者的远见卓识和奋发有为，还需要筹集支撑制度革新和进化的费用投入，投入的持续和稳定性是有效推进制度质量改善的基本保障。因此，制度费用的提高往往能够改善对外开放环境，为企业提供更好的对外投资渠道，在外汇管制、资本流出限制、程序审批等环节如能放松僵化管制、提升办事效率且更具监管效能，无疑会促进OFDI。（2）若制度费用的提高没有带来制度质量的明显改善、甚至导致制度环境恶化，那么很可能是因为腐败和权力无效率的使用而如此。这种情况下的制度费用会加大企业OFDI的难度，并将是抑制OFDI。如果制度费用确实促进了制度质量改善，那么在费用增加的过程中会形成两种可能：一是带来对外投资开放方面的制度质量提升，二是带来国内整体营商环境的提升。根据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对外开放先于对内改革，通过开放倒逼机制体制改革，进而改善制度质量，可见制度质量的改善往往从涉及对外开放方面的局部制度开始。因此，可认为两种可能性中第一种将先于第二种，即在制度费用提升可有效改善制度质量的前提下，制度费用将首先有利于开放制度的改善，从而有利于企业OFDI。但是，随着制度质量的改善，从开放制度体系的局部开始迅速传递到制度体系整体时，OFDI可能会因为国内不断改善的营商制度而出现“回流”，这又形成了对OFDI的抑制作用。

（三）实证假设

为了研究交易费用对OFDI产生的影响，本文提出以下假设：endprint

H0：交易费用规模扩大对OFDI有促进效应。

H1：制度费用上升对OFDI呈现促进效应。

H2：交换费用上升对OFDI呈现抑制效应。

H3：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企业科技研发支出、政府制度因素、居民消费水平及物价水平上升，对OFDI有促进效应。

二、面板数据系统GMM分析

（一）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1.被解释变量的选取。本文以对外直接投资作为被解释变量，在计量模型中选取2007-2015年中国31个省市（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额，用OFDI表示。

2.解释变量的选取。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是整个服务业增加值，用SEV表示；选取各个省市地方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作为衡量制度费用的解释变量，用GSEV表示；采用各个省市地方其他服务业（包括批发零售业、交通仓储邮政业、住宿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增加值来衡量交换费用，用OSEV表示。

3.其他控制变量与稳健性检验变量的选取。PGDP（人均GDP）代表了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采用各省市每年的R&D经费支出作为地区技术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记为TEC；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记为CON）是指售给机关、社会团体、部队、学校、企事业单位、居委会或村委会等，以公款购买的用作非生产、非经营使用与公共消费的商品金额；地方财政支出（记为GEXP）用作一般公共服务支出（GSEV）的替代变量，作稳健性检验使用；地方税收收入（记为GTAX）用作其他服务业增加值（OSEV）的替代变量，也作稳健性检验使用。另外，投资、出口和消费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三大主力，我们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纳入控制变量，以反映社会消费需求情况和宏观经济发展态势。

其中t表示样本数据的时间跨度，i表示样本数据的截面跨度。εit是随机误差项，代表模型遗漏的所有其他变量，并假设E（εit）=0。为了避免数据的波动性，以便各个回归系数均表示对应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弹性系数的大小，该模型对于不是以百分比为单位的变量，采取对数形式进入模型。

（二）变量数据的统计性描述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和统计年鉴，由于部分数据官方记录时间较晚，本文最终确定了我国31个省市2007-2015年的面板数据，共计279个样本，部分以外币表示的数据经过当年的汇率水平全部转换成了人民币，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三）系统GMM实证回归结果

本文的样本包括从2007-2015年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而且在模型（I）和（II）中均采用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作为解释变量，需要进行动态面板数据方法进行回归，具体使用系统广义矩来进行面板数据回归，我们采用STATA14.0软件进行相关的计量操作。首先，在选择工具变量时选用了OFDI的滞后一期，同时采用Sargan检验来验证所选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其次，在检验回归的残差是否存在自相关时采用Arellano-Bond统计量来判断，以确保模型估计的有效性。最后，为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回归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采用以各省市作为聚类变量的cluster稳健标准差来判断回归系数的显著性，并考虑同一个省市的时序中可能存在的残差序列等相关问题。

另外，在确定模型结构的过程中选择了逐步回归的方法，主要围绕交换费用和制度费用两个变量重新进行了多因素回归。具体地，方程①为基准回归模型，方程②-⑤采用逐步回归思想分别加入PGDP、TEC、CON作为控制变量，最后方程⑥将GSEV和OSEV作为解释变量，与其他控制变量一起进行多因素回归。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在以上回归方程的有效性检验中：首先，方程①-⑥中的Sargan检验值表明本文应接受Sargan检验的原假设，即选取的OFDIit-1这一工具变量是有效的，且与残差不相关。其次，方程 ①-⑥ 的AR（1）和AR（2）的p值表明本文的回归残差差分存在一阶自相关，但不存在二阶自相关，回归结果满足残差无自相关的要求，保证了回归结果的一致性，本文的回归模型结果是有效的。在方程①-⑤的逐步回归过程中拟合优度逐渐增大，说明选取的控制变量有效，回归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SEV 的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四）系统GMM面板实证结果分析

1.OFDI的自回归效应

从方程①-⑥来看，OFDIit-1的回归系数为正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OFDI投入会产生后续促进效应，前期投资积累的经验、贸易关系、市场知识以及固定投资等会为后期投资节约很大成本，促进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此外，随着控制变量的逐步引入，对比方程①-⑤不难发现OFDIit-1回归系数有逐步减小的趋势，表明前期对外直接投资对本期的促进作用逐步减弱。

2.各个解释变量对OFDI的影響

首先，SEV的回归系数始终为正，表明交易费用规模扩大能够促进各省市对外直接投资，也说明服务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实现提供了灵活高效的手段和媒介，更表明我国服务业产值逐年增加与在国民经济中比重的稳步提升是一个良性的发展趋势。因此，H0假设经实证检验证明成立。

其次，具体到交换费用和制度费用，代理制度费用变量GSEV的回归系数为0.7585，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代理交换费用变量OSEV的回归系数为-0.6368，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从数值上来看，前者绝对值大于后者，表明制度费用对OFDI的促进作用大于交换费用的抑制作用。因此，服务业发展对OFDI总体呈现促进作用，经实证检验证明H1和H2成立。

制度费用上升带来的促进作用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各省市在合理范围内逐步增加地方财政一般性公共服务支出，能为企业“走出去”提供资金保障、技术引导和政策优惠等支持，降低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难度，促进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第二，政府以公共资源建立“走出去”风险预警体系和风险处置体系，从投资前对东道国的经济环境提供咨询，对投资企业的环境风险评估提供帮助，到投资中对于一般性风险的协同管控，提供紧急状况下的抢险、救急等风险应急处理预案及行动支持，再到风险产生后进行资产处置、保险赔付等投资行为的金融、保险支持，风险预警体系和处置体系的建立帮助企业更好地规避和管控风险，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安全保障。第三，制度费用的提升加大了经济体制的开放度，促使外汇管理制度、资本账户以及对外投资制度面临新一轮的改革。在有效抑制资本外逃的基础上，越来越多的OFDI通过更有效率的管理体系进入国际市场，这与新制度体系的建立和运行是分不开的，需要国家进行必要的制度投入。endprint

从交换费用来看，虽然单笔交易费用有所降低，但交易总量大幅上升，导致交换费用的总规模增加，这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对外直接投资。为了具体说明，假设企业发起OFDI过程中需要非常多的中间服务，每项服务需要接触不同服务商、签订契约约束交易行为，诸多交易活动的叠加将极大地增强投资活动的不确定性，交易的任何一环出现问题将导致整个投资活动面临风险。因此，过多的中间交易将抑制对外投资行为。回归结果也显示交换费用的扩张不利于对外直接投资，对此可能存在两个原因：第一，部分交易费用大小可以进一步节约，部分交易环节可进一步缩减，与此相对应的部分服务行业可能存在结构不合理、发展不协调、效率低下等问题。第二，信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及管理技术创新等降低了单笔交易费用，使得国内交易更容易开展，越来越多的企业更愿意留在国内而不是“走出去”，从而在数据层面上抑制了对外直接投资。

3.控制变量对OFDI的影响

PGDP在方程③-⑤中回归系数为正，表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TEC在方程④-⑤中回归系数为正，表明地区的R&D支出经费在一般情况下能够对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积极影响；CON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方程⑤中回归系数为正，表明一个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随着该地区消费水平上升而上升，这会鼓励企业选择在国外投资设厂经营，以追求更高的利润。所以，物价上升对我国各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起到了促进作用。因此，证明假设H3成立。

4.稳健性检验

地方财政支出（记为GEXP）用作一般公共服务支出（GSEV）的替代变量，用其代理制度费用作稳健性检验。地方税收收入（记为GTAX）用作其他服务业增加值（OSEV）的替代变量，用其代理交换费用进行稳健性检验。进行系统GMM面板数据回归，回归结果在系数符号上并没有发生偏转，结果依然表明服务业的发展对OFDI有促进作用，制度费用对OFDI有促进作用，交换费用对OFDI有抑制作用，控制变量（包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企业科技研发支出、居民消费水平及物价水平上升）对OFDI有促进作用。限于篇幅这里不给出回归结果。

三、面板数据门限回归分析

前面已经就交换费用和制度费用对OFDI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做出了分析，可以预见两种交易费用在不同阶段对OFDI正反面影响的强弱对比不同，较低的交易费用与较高的交易费用对OFDI的影响系数也很可能会不同。为了甄别两种交易费用在不同水平时对OFDI影响系数的可能差异，现在使用面板门限回归寻找制度费用和交换费用对于OFDI影响系数的门限值，并回答制度费用和交换费用在何数值区间时对OFDI产生的影响较大。

为了尽可能消除模型的内生性，所有解释变量滞后一期。模型（IV）旨在寻找制度费用的门限值及其他解释变量对OFDI的影响系数，模型（V）旨在寻找交换费用的门限值及其他解释变量对OFDI的影响系数。这里用SEV作门限被解释变量（Regime Dependent Variable），目的是分析交易费用对OFDI的影响，通过门限回归将得到两种类型及不同交易费用区间下交易费用对OFDI影响的具体效应值。

（一）确定门限数量、门限值和回归系数

使用门限效应检验（Threshold Effect Test），具体使用计量软件Stata14.0进行操作，结果如表3。

（二）面板门限回归结果分析

首先，模型IV中Ln（GSEV）的门限值为1.9820，如图1所示。模型IV和V通过整体显著性检验，各个解释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在门限值之前，Ln（SEV）的系数为0.3846，表明交易费用增加1%会促进0.3846%的OFDI；超过门限值，Ln（SEV）的系数为-0.0199，但并不显著，这表明制度费用超过门限值之后交易费用规模继续扩大将不利于OFDI。虽然这种抑制效应对我国而言并不显著，但已经开始显现，这就验证了制度费用的提升将有利于开放制度的改善，交易费用规模扩大有利于企业OFDI。但是，随着制度投入的加大和制度质量的改善，OFDI可能会因为国内不断优化的营商制度而出现“回流”，进而表现出交易费用的扩张对OFDI呈反作用或抑制作用。如美国推行“再工业化”战略，不仅成功吸引了本国OFDI的“回流”，与此同时还吸引了大量的外资。

其次，模型V中Ln（OSEV）的门限值为2.7916，如图2所示。在该门限值之前，Ln（SEV）的系数为0.3238，表明交易费用增加1%，OFDI将增加0.3238%；超过门限值之后，Ln（SEV）的系数为-0.0641，该系数同样不显著。这表明超过门限值之后交易费用的扩张不利于OFDI，即呈现抑制作用。交换费用不同于制度费用，交换费用的不断提高促使服务业不断内部分化和外部扩张，这既是经济不断发展的表现，也是人们在收入提高后消费不断升级的必然。交易費用转化为服务部门的产值，投资的冲动和需求就会减弱，对OFDI的抑制作用将逐渐显现且越来越明显。但就目前来看，我国的交易费用整体上对OFDI是呈现积极的促进作用。

最后，Ln（SEV）、Ln（PGDP）、Ln（TEC）和Ln（CON）系数为正，均对OFDI有促进作用，这与系统GMM面板实证的结果形成了相互印证，再次表明了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交易费用理论，本文利用我国31个省市2007-2015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和面板门限回归的方法，实证分析了交易费用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交易费用扩张对OFDI有提升效应，制度费用的扩张对OFDI总体上存在促进作用，同时存在节约交换费用的效应。制度费用和交换费用都存在门限效应，在规模较小时能够促进OFDI，而到达特定规模后将抑制OFDI。现阶段，我国的制度费用上升对OFDI的促进作用大于交换费用上升带来的抑制作用：第一，目前交易费用扩张对我国OFDI有促进作用，这验证了我们在理论分析中提出的H0。从交易费用内部结构来看，以公共服务衡量的制度费用对OFDI有促进效应，以其他服务行业（包括批发零售业、交通仓储邮政业、住宿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衡量的交换费用对OFDI有抑制效应，这验证了我们所提出的H1和H2。第二，制度费用上升带来的OFDI促进效应大于交换费用上升带来的抑制效应，这与整体服务业发展对OFDI的促进作用是一致的，即再次验证了H0。第三，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企业科技研发支出、政府制度因素、居民消费水平及物价水平上升对OFDI有促进效应，验证了H3。第四，使用面板门限回归验证了制度费用和交换费用关于服务业对OFDI影响的门限效应，同时检验了实证结果的稳健性。endprint

以上结论对于我国明确发展技术知识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调整和升级服务业产业结构提供了理论依据，对规范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和提升对外直接投资绩效具有重大政策意义：

首先，协调我国三大产业结构，继续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让服务业更好地为高端制造业及现代化农业服务。既要正视服务业背后的交易费用扩张问题，要允许促进效率和加强经济体系协同性的交易费用扩张，抑制无效、仅参与收入分配的交易费用扩张；同时，要让服务业更好地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紧跟技术前沿、移植先进管理等“走出去”行为提供服务和支撑。推动服务业发展要以改善制度质量，提高信息交互的效率，提高服务实体经济水平，降低市场交易平均交换成本等作为根本目标。

其次，进一步提升我国服务业产业结构，提高服务业发展的质量，更好促进经济质效提升，促进对外直接投资。要降低无效率、高交换成本的服务部门，要鼓励节约交换成本的新制度、新体系的建立。要发展完善物流体系，建立信息体系，进一步节约交换成本。要鼓励制度创新、体制机制创新、流程创新和程序创新，将制度创新和技术工艺创新结合起来，激发全社会的创新积极性，释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活力。

再次，政府应继续加大公共服务和制度维持的财政支持，使市场运行更加顺畅，秩序更加井然，提升制度环境质量能够让企业在安全稳定和可以预期的状态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加强市场经济体系的制度建设，确保有效制度稳定有序运行；同时，调整和控制部分投机行业，让社会资金流向对经济发展更有实际作用的行业，引导投资进入高技术、高知识密集型服务行业，用技术和创新引导现存低端服务业朝着更节省资源和时间的方向改变经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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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the paper uses panel data， generalized moment estimation and threshold regression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transaction costs measured by the added value of different sectors of the tertiary industry on China OFDI. Results show that transaction costs have significant promoting roles in the OFDI system， and institutional costs has the saving effect which reduces the single exchange cost， so it can promote OFDI； the saving effect has different scales in different time， currently， the power of promoting OFDI by institutional costs is on the wane， as a contrast， the type of exchange costs shows inhibitory effect on the OFDI； there is a threshold effect hidden in transaction cost， when the scale of transaction cost is small， the transaction cost can promote OFDI， while when the scale of transaction cost reaches the certain value， OFDI will be depressed. At present stage， the promoting effect on OFDI is greater than the inhibitory effect. The above conclusions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our country to clearly develop the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with technology and intensive knowledge， adjust and upgrade the service industry structure. The conclusions also have policy significance for standardizing the OFDI behavior of enterprises and improving the performance of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Key words：panel threshold；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transaction cost

（責任编辑：厉新）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