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金龙(沧州师范学院 历史学院，河北 沧州 061001)

司马温公身范教子

张金龙
(沧州师范学院 历史学院，河北 沧州 061001)

司马温公光明磊落，曾说“我平生所为，没有不可对人讲的”；他崇尚俭素，并撰文论证“俭约是大贤的深谋远虑”“奢侈是最大的险恶”；他勤于读书，而且自幼至老坚持不懈；他居官尽责，临终在昏迷之中口里还不停地说着朝廷天下事。他以言传身范教子，成为中华文化的优秀遗产。

崇德；尚俭；勤学；敬业；教子

家风是由家庭成员逐渐形成、世代传袭的行为习惯。延续家风的根本途径是家庭教育。家庭教育最早的教材，是西晋杜预的《家诫》，其后流传下来的是南北朝时颜之推的《颜氏家训》，而北宋司马光的《传家集》保存了大量教子资料，内容包括：崇德，尚俭，勤学，敬业；形式：既言传，更身范。

一、崇德

二、尚俭

司马光之父司马池“不饰厨传”[1](P9905)，“为群牧判官，客至未尝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过七行。酒酤于市，果止于梨栗枣柿之类；肴止于脯醢菜羹，器用瓮漆。”[2](P691)司马光更是“性不喜华靡”[1](P10757)，“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常衣帛”[2](P659)。他说：“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在《训俭示康》一文中，列举李文靖公(名沆)、张文节(名知白)当宰相不事豪华，厉行俭约的事迹，得出此乃“大贤之深谋远虑”的结论。然后阐述说：“御孙曰：‘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俭来也。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故曰：‘俭，德之共也。’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枉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曰：‘侈，恶之大也’。”接着，又引证“何曾日食万钱，至孙以骄溢倾家；石崇以奢靡夸人，卒以此死东市”为戒。最后告诉其子司马康，“以俭立名，以侈自败者多矣，不可遍数，聊举数人以训汝，汝非徒身当服行，当以训汝子孙，使知前辈之风俗云。”[2](P691-692)司马光说：“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亲之暴露，故敛而藏之。赍送不必厚，厚者有损无益。”他在六十六岁时，针对当时为择时、择地，“丧亲者，往往久而不葬”，“至有终身累世而不葬，遂弃失尸柩不知所处”的风气，作《葬论》一篇，指出：“人之贵贱贫富寿夭系于天，贤愚系于人，固无关预于葬。”“昔者吾祖之葬也，家甚贫不能具棺椁，自太尉公而下始有棺椁，然金银珠玉之物，未尝以锱铢入于圹中。”故“著兹论，庶俾后之子孙葬必以时，欲知葬之不必厚，视吾祖。”[2](P684-685)司马光去世后，司马康“治丧皆用《礼经》家法，不为世俗事”，[1](P10770)传承了家风。

三、勤学

司马池“少丧父，家资数十万，悉推诸父，而自力读书”[1](P9903)。司马光说：“士之读书者，岂专为禄位而已哉，求得位而行其道，以利斯民也。”[2](P655)他非常敬仰汉代大儒董仲舒，赋诗说：“吾爱董仲舒，穷经守幽独，所居虽有园，三年不游目，邪说远去耳，圣言饱充腹，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伏。”[2](P493)刻苦勤读，“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1](P10757)。为避免贪睡，自制“警枕”，稍睡，身动枕转即醒，起而再读。他总结自己的学习说：“余生六龄而父兄教之书，虽诵之不能知其义。又七年，始得稍闻圣人之道，朝诵之，夕思之，至于今二十有七年矣，虽其性之昏愚而不能进，然勤亦至矣。”[2](P707)而且，“自幼至老，嗜之不厌”[2](P545)。

司马光有一个良好的读书习惯，据北宋费衮《梁溪漫志·记司马温公读书法》说：读书前“必先视几案洁净，借以茵褥，然后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即承以方版，未尝敢空手捧之，非惟手汗渍及，亦虑触动其脑。每至看竟一版，即侧右手大指面衬其沿而覆以次指面捻而挟过，故得不至揉熟其纸”。他家读书堂之书万余卷，虽“晨夕所常阅”，几十年来“皆新若手未触者”。并教育司马康说：“贾竖藏货贝，儒家惟此耳。”[3]鼓励他宝惜图书，学有所成，以其道利国利民。

四、敬业

司马光居其官，谋其事，尽其责，无不鞠躬尽瘁，兢兢业业。夏竦“材术过人，急于进取，喜交结，任数术，倾侧反覆，世以为奸邪。”[1](P9572)知数州府，官至枢密使，“积家财累钜万，自奉尤侈，畜声伎甚众。”[1](P9577)《宋史》论曰：“(夏)竦阴谋猜阻，钩致成事，一居政府，排斥相踵，何其患得患失也！”[1](P9578)死后，宋仁宗念其是东宫旧臣，未经朝议奏闻，赐谥文正，诸臣不服。同知礼院司马光“不避诛戮之辜，怨仇之祸”，上《论夏竦谥状》说：“谥者，行之迹也。行出于己，名生于人，所以劝善沮恶，不可私也。”“文正至美，无以复加”，“夏竦之为如是，而谥文正，非以谥为公器也，盖出于天子之恩耳。”此状未果，又上《论夏竦谥第二状》说：“《谥法》本意，所谓‘道德博闻曰文’者，非闻见杂博之谓也，盖以所学所行不离于道德也。‘靖共其位曰正’者，非柔懦苟偷之谓也，盖以诗云‘靖共尔位好’，是正直也。”“谥者，先王所以劝善沮恶，非恩泽之具也。”“谥法所以信于后人者，为其善善恶恶无私也。今以一臣之故而败之，使忠良隽杰之蒙美谥者后人皆疑之，则谥法将安用哉！”[2](P549-550)仁宗无奈，改谥文庄。

司马光说：“言事官当以三事为先：第一不爱富贵，次则重惜名节，次则晓知治本。”[2](P613)他在任谏官期间，针对时弊上《言御臣上殿札子》，指出：“人之材性各有所宜，而官之职业各有所守”，选人授官必须各因其才，扬长避短，“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学者待顾问，有政术者为守长，有勇略者为将帅，明于礼者典礼，明于法者主法，下至医卜百工皆度材而授任，量能而施职。有功则增秩加赏而勿徒其官，无功则降黜废弃而更求能者，有罪则流窜刑诛而勿加宽贷。如是而朝廷不尊，万事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伏，臣请伏面欺之诛！”[2](P554)上《进五规状》，“五规”是对皇帝的五条规劝：第一是保业，申明“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艰，守之至艰”，希望皇帝“思祖宗之勤劳，致王业之不易，援古以鉴今，知太平之事难得而易失”。第二是惜时，指出：“民者，国之堂基也；礼、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栋梁也；百吏者，茨盖也；将帅者，垣墉也；甲兵者，关键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今不为，已乃顿足扼而恨之，将何益矣。”第三是远谋，指出：“今为天下国家者，岂可不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乎！”第四是重微，指出：“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漂木石，没丘陵；火之微也，勺水可灭，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故治之于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治之于盛，则用力多而功寡。故圣帝贤王皆销恶于未萌，弭祸于未形。”第五是务实，指出：“安国家利百姓，仁之实也；保基绪传子孙，孝之实也；辨贵贱立纲纪，礼之实也；和上下亲远迩，乐之实也；决是非明善恶，政之实也；诘奸邪禁暴乱，刑之实也；察言行试政事，求贤之实也；量材能课功状，审官之实也；询安危访治乱，纳谏之实也；选果勇习战斗，治兵之实也。实之不存，虽文之美盛无益也。”[2](P556-558)上《初除中丞上殿札子》论述人君修心治国三要。他说：修心三要为仁、明、武。“修政治，兴教化，育万物，养百姓，此人君之仁也”；“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治国三要为官人、信赏、必罚。“人主诚能收采天下之英俊，随其所长而用之，有功者劝之以重赏，有罪者威之以严刑，譬如乘轻车驾骏马，总其六辔，奋其鞭策，何往而不可至哉。”并表明“臣平生力学，所得至精至要尽在于是。”[2](P602)

司马光“少好史学”，有大志，“常欲芟去芜杂，发挥精隽，穷探治乱之迹”[2](P543)。于是“专取关国家兴衰，系民生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编成《通志》八卷，记录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至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史事。宋英宗大喜，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命其自组书局续写，改称历代君臣事迹，神宗即位又赐名“资治通鉴”。司马光甘当六任冗官，在洛阳十五年，“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2](P545)。所采除正史以外，杂史凡322种，“合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荀(悦)袁(宏)”，[4]全书294卷，“网罗宏富，体大思精”[5](P420)。同时，司马光还作《资治通鉴考异》30卷，《四库全书总目》称赞说:“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书，明所以去取之故者。有之，实自(司马)光始。”[5](P421-422)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资治通鉴》书成，司马光已是“筋骸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上表说：“臣之精力尽于此书。伏望陛下……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则臣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2](P545)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神宗病故，哲宗继位，司马光官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上《乞开言路札子》，要求“明下诏书，广开言路”。上《进修心治国三要札子》，强调：“为政之要莫若得人，百官称职则万物咸治。”提出设十科取士，朝臣岁举三人，言明行能，具状作保，任用后“不如所举及犯正入己赃”，“甘伏朝典”，并存档中书省，登记于簿，永久负责。“若因受贿循私而举之，罪名重者自从重法，期在必行，不可宽宥”，使“人人重慎，所举皆得人”[2](P646)。此札获准，“欲以身徇社稷，躬亲庶务，宾客见其体羸，举诸葛亮食少事烦以为戒，(司马)光曰：‘死生，命也’，为之益力。病革不复自觉，谆谆如梦中语，然皆朝廷天下事”。元元年(公元1086年)九月司马光去世，享年六十八岁。“太皇太后闻之恸，与帝即临其丧”，“赠太师、温国公”，“谥曰文正，赐碑曰‘忠清粹德’。京师人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及葬，哭者如哭其私亲。”[1](P10768-10769)

[1] (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 文津阁《四库全书》(365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3] 文津阁《四库全书》(286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4]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M].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

局，1965.

SIMAGuangSettingaModelforHisOffspring

ZHANG Jin-long
(School of History, C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Cangzhou, Hebei 060001, China)

Sima Guang, an open-minded and straightforward scholar, once said, “Among all I do in my life, nothing is unspeakable in public.” He upholds frugality, and writes articles to argue that “frugality is the foresight of great sages and extravagance is the most dangerous evilness.” He is diligent in reading and keeps a habit of reading all his life. He is totally devoted to his official business and even ceaselessly hums about the issues of the imperial court on his deathbed. He sets an excellent model for his offspring, which also becomes precious herita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morals-orientation; frugality-upholding; dilligent learning; dedication to profession; children-education

K244

A

2095-2910(2017)03-0053-03

[责任编辑尤书才]

2017-03-18

张金龙(1941-)，男，河北沧县人，沧州师范学院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