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少雄(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墨子》中的大禹形象

白少雄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历代学者对《墨子》的研究多集中于其思想方面，对《墨子》中的文学形象讨论较少。《墨子》中的大禹形象是墨子的独创，他是选贤任能、兼爱百姓的圣王，是亲身劳作、生活简朴的勤劳者，是尊天事鬼、否定命运的哲人。而在其他史料的记载中，大禹则具有让位于贤者、重视彰显君主美德、尊重情感等特点。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墨子个人身份的影响以及传播学说的需要和兼爱思想的主导等因素。

《墨子》；大禹形象；特点；成因

关于墨子研究的著作，多如牛毛。但历来学者的关注点，往往集中于墨子的哲学思想、军事思想、几何学、物理学等方面，对于《墨子》书中的文学性因素研究较少。过去，学者一直认为“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1]刘勰称：“墨翟随巢，意显而语质。”[2]鲁迅先生也称：“墨家尚质。”“其文辞皆略无华饰，取足达意而已。”[3]因此，《墨子》的文学性因素往往受到学者的忽略。随着研究的展开，《墨子》的文学因素逐渐受到重视，一些学者的研究，充分肯定了《墨子》的文学价值和文学特点，但对《墨子》书中的文学形象的研究还不够充分，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挖掘。对《墨子》中大禹形象的分析，有助于讨论《墨子》中的文学性因素，有助于对《墨子》展开进一步研究。

一、《墨子》中大禹形象的特点

大禹形象是《墨子》书中文学性因素的重要体现。大禹作为墨子心中的理想君王，承载着墨子的学说主张。《墨子》中大禹形象的特点是多方面的。

(一)选贤任能、兼爱百姓的圣王

《墨子》一书中，大禹是一个统治者的形象，也是一个圣王的形象。他爱护百姓，以天下为己任，具有高尚的品格。“三代之圣王禹汤文武，百里之诸侯也，说忠行义，取天下。”[4](P465)治理天下，最重要的就是任人唯贤，使有才能的人发挥自己的才干，从而达到天下大治，“故古圣王以审以尚贤使能为政，而取法於天。虽天亦不辨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4](P50)大禹躬行此道，他深知“尚贤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4](P72)。故而“禹有皋陶”，又“举益於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4](P47)。治理好国家，只选贤任能，还远远不够，还需要从善如流。能够认真听取臣下的正确建议，才能真正治理好天下，故而“禹染於皋陶、伯益”[4](P12)，有了能臣的辅佐，又有善言的进谏，于是“天下和，庶民阜，是以近者安之，远者归之”[4](P72)，从而达到了物阜民丰、海晏河清的效果。

《墨子》书中的大禹是一个圣王的形象，他具有选贤任能、兼爱百姓的品格。在其他的史料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如大禹闻过则喜，察纳善言，《孟子》云：“禹闻善言则拜。”[5](P75)《说苑》载：“禹立诽谤之木，欲以知过也。”[6](P517)又如大禹的选贤任能、知人善任，《史记》则云：“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7](P102)在其他史料的记载中，大禹依然是一个勤劳的圣王形象，他勤于政务，从善如流，为天下表率。可以发现，在传统的史料中，大禹一直是为天下百姓谋福利的圣王形象，这是毋庸置疑的。

(二)亲身劳作、生活简朴的勤劳者

在《墨子》中，大禹不仅仅是圣王，还是辛勤的劳动者。他为天下百姓服务，并辛勤劳动。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治水”，“古者禹治天下，西为西河渔窦，以泄渠孙皇之水；北为防原氵瓜，注后之邸，呼池之窦，洒为底柱，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东方漏之陆防孟诸之泽，洒为九浍，以楗东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为江、汉、淮、汝，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4](P106)通过亲身劳作，疏导河道，治理水患，便利天下百姓。他“劳形尽虑，为民兴利除害而不懈”。[8](P632)为了天下苍生，他辛勤劳作。

(三)尊天事鬼、否定命运的哲人

不仅“天”主宰着人类，鬼神的存在，对人类也有绝对的支配作用。想要有所作为就必须敬事鬼神，故而“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实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若鬼神之有也，将不可不尊明也”。[4](P249)不仅是一般统治者如此，即使圣王治理天下，也要尊事鬼神，“古圣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而后人。”[4](P135)尊敬鬼神之后，便会得到鬼神赏赐，所以大禹“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以为从其所爱而爱之，从其所利而利之，于是加其赏焉，使之处上位，立为天子以法也，名之曰‘圣人’”。[4](P209)因为尊敬上天和鬼神，从而得到了赏赐，这使得人类自身完全丧失了进取的动力，成为了上天和鬼神的附属。

如此看来，大禹似乎认为上天和鬼神是人类的主宰，人类没有任何的主观性可以发挥。但大禹恰恰是一个矛盾体，其思想并不统一。他虽然尊天事鬼，却又主张人类相信自己的能力，否认命运对人类自身的支配。“故昔者禹汤文武方为政乎天下之时，曰‘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遂得光誉令问於天下。夫岂可以为命哉？故以为其力也！”[4](P278)这就完全否认命运的决定作用，力主人类应当自食其力，进行积极抗争。这样看来，书中的大禹的思想，似乎是辩证的矛盾体，而大禹更像是一个思想深邃的哲人，进行着鬼神、上天与人类发展之关系的思索。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墨子》中的大禹形象具有鲜明的特点，他是有文治武功的圣王，是辛勤的劳动者，是思想深邃的哲人。

二、其他典籍中大禹形象的特点

除了《墨子》，在其他的史料中，也有大禹形象的记载。这些史料的记载，与《墨子》中的大禹形象不同，其主要特点，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让位于贤者，彰显君主的美德

大禹勤于政事，却并不贪恋权势，反而是让位于天下。《史记》云：“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7](P102)舜已然传位于大禹，大禹却谦让远避，最后天下归心，诸侯朝拜，不得已而为君王，并非积极谋求王位。《孟子》中的记载与此类似：“昔者舜荐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於阳城。天下之民从之。”[5](P204)不仅是他避让帝舜的推举，而且也不传位于启，反而是传位于益。《韩非子》载：“古者禹死，将传天下於益。”[9](P775)《孟子》亦载：“禹荐益於天。”[5](P204)不但自己谦让王位，同时，自己也让位于贤者。这样来看，禹不仅是勤于政事的圣王，更是一位道德高尚的君子。

舜为君王的时候，禹尽到了一个臣子的责任。最主要的便是彰显君主的美德，将罪责归于自己。“当舜之时，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波，右彭泽之水，由此险也。以其不服，禹请伐之，而舜不许，曰：‘吾喻教犹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民请服。天下闻之，皆薄禹之义，而美舜之德。”[10](P108)表面看来，禹穷兵黩武，霸道横行，其实“禹之所以请伐者，欲彰舜之德也。故善则称君，过则称己，臣下之义也。”[10](P109)可以说，“禹可谓达乎为人臣之大体也。”[10](P109)用自己的“过错”来彰显君主的盛德，禹实在是一位贤臣，他处处维护君主的德行。总之，大禹为臣，是一位能彰显君主美德的贤臣；为君，是位能让贤的君主。明君和贤臣的集合体是大禹的一个特征。

(二)尊重情感，重视音乐的作用

大禹亲身劳作，自苦至极。但他并没有忽视人类正常的情感，反而给予充分肯定，这主要体现在大禹对男女婚姻的肯定。在他看来，人到了结婚的年龄，就一定要结婚。这是有关人伦的大事，不能违背。关于大禹的婚姻情况，《史记》载：“夏后帝启，禹之子，其母涂山氏之女也。”[7](P103)这表明大禹已经结婚生子，而大禹结婚的原因，便是到了结婚的年龄不能不结婚，否则，会违反婚姻制度。《吴越春秋》载：“禹三十未娶，行到涂山，恐时之暮，失其制度，乃辞云：‘吾娶也，必有应矣。’乃有九尾白狐，造於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证也……明矣哉！’禹因娶涂山，谓之女娇。”[11](P82)通过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大禹对婚姻制度的赞同和贯彻，而其实质便是他对男女情感的肯定。同时，他还对自己的妻子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借此表现出对男女情感的肯定。他说：“予辛壬娶涂山，癸甲生启，以故能成水土功。辅成五服，至于五千里，州十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各道有功。”[7](P100)大禹对妻子热情赞扬，将治理水患的功劳全部归于妻子，这体现了他对男女情感的尊重，表明他承认女性的重要作用。

大禹不仅充分肯定男女情感，还重视音乐的作用，肯定音乐具有宣泄人类情感的作用。“禹之时，以五音听治，悬钟鼓磬铎，置革召，以待四方之士，为号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谕寡人以义者击钟，告寡人以事者振铎，语寡人以忧者击磬，有狱讼者摇革召。’当此之时，一馈而十起，一沐而三捉发，以劳天下之民，此而不能达善效忠者，则才不足也。”[8](P437)通过不同的乐器来说明不同的问题，进而达到政治上的清明。治理完水患，用音乐来纪念功德，表达自己的情感，“于是禹乃兴九韶之乐，致异物，凤凰来翔，天下明德也。”[6](P490)他肯定了音乐在国家政事方面的作用，并不认为音乐是耽误生产、影响生活的奢侈品。因为大禹的模范作用，于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数声乐，为山川神主”。[7](P101)总之，肯定男女的正常情感、尊重恋爱和婚姻、重视音乐的作用是大禹的又一特征。

(三)征伐无道，重视法令的作用

大禹是古代的圣王，他注重道德的教化，注重道德的自我修养，主张不战而屈人之兵。“昔禹与有扈氏战，三陈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请服。”[6](P147)大禹道德高尚，他不但爱护自己的百姓，也兼爱天下的百姓。其主张道德教化，但并不反对武力征伐。对于其他部落的暴君，因为他们为政不善，虐待百姓，故而，大禹要兴正义之师，解民倒悬。“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而禹灭之。”[6](P97)这处记载是大禹对三苗的征讨，征讨原因就是统治者不修道德、为政不善。

出兵征讨必须有严明的法令，才能保证军队的纪律，才能获得胜利。因此，大禹是一个注重法令的君主。对于违反法令的人，大禹对其进行严厉的惩罚。《韩非子》载：“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後至而禹斩之。以此观之，先令者杀，後令者斩，则古者先贵如令矣。”[9](P310)《说苑》中亦有与此类似的记载：“禹致群臣会稽山，防风氏後至，禹杀而戮之。”[6](P462)这说明大禹是一个注重法令的君主，他纪律严明。征伐无道，重视法令，是大禹的又一特征。

三、《墨子》中大禹独特形象的成因

在不同史料中，相同的历史人物，记载的区别却如此之大。《墨子》中之所以形成如此独特的大禹形象，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原因。探讨产生差别的原因之前，应当先确定墨子是否知道禹在其他史料中的记载。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4](P445)，致使“旋唐子见而怪之”[4](P445)，墨子自述：“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夕见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于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吾安敢废此？”[4](P455)庄子也称其“好学而博”[12](P1067)。这说明，墨子博览群书，应该是清楚其他史料中关于大禹的记载，但墨子却不采用。可见，《墨子》中的大禹形象，是墨子在有关历史记载的基础上的独创。

(一)墨子个人身份的影响

墨子出身于下层社会，致使其思想是利人思想，他践行“摩顶放踵利天下”[5](P289)的准则。他心怀天下，主张“兼爱”“非攻”。兼爱就是爱天下的百姓，“非攻”是“从保护私有财产、保护小生产者，维护弱小国家的立场出发的”[13]。墨子深知下层社会人民生活的不容易，因此，要对他们进行帮助。故而，“其学务不侈於後世，不靡於万物，不晖於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12](P1067)墨子完全地站在弱势群体的立场上进行社会活动。而大禹的风格和行为，恰恰符合墨子心中的准则。大禹是帝王，亦是一个劳动者，大禹的出身亦非帝王之后，这点与墨子的出身极其相似，这就使得墨子在大禹身上找到了相似性。墨子“以为儒者礼烦扰而不亻兑，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8](P709)。而大禹就是夏政的代表，其行为方式与墨子的思想准则几乎一致。故而，根据自己的理想蓝图，墨子将大禹形象进行塑造，于是大禹成为节葬、节用、非乐、非攻的代表。这一形象的形成，与墨子出身下层社会的背景，能够体会人民的疾苦，有着密切的联系。墨子将自己的思想和主张投射在大禹身上，借大禹的形象，将自己的思想表现出来。

(二)传播学说的需要和兼爱思想的主导

大禹作为墨子学说的承载者，他体现着墨子学说的主要精神。大禹兼爱百姓、选贤任能的特征与墨子身上的兼爱思想很接近。墨子的兼爱思想是其思想体系的核心，也是墨子十论的核心。墨子认为：“若国之与国之相攻，家之与家之相篡，人与人之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此则天下之害也。”[4](P100)而产生这种大害的原因，便是“以不相爱生”[4](P101)，墨子的兼爱，超出了国别和阶级，不局限于某一特殊部落的百姓，全天下百姓都在兼爱的范围之内。墨子主张通过兼爱来消弭争端，而“昔之圣王禹汤文武，兼爱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为天子，天下诸侯皆宾事之”。[4](P23)这些圣王为兼爱思想作了诠释，他们是兼爱思想的实践者。在思想方面，这些圣王与墨子保持一致性，而且在“立为天子”的诱惑下，兼爱思想也可以比较容易地为诸侯所接受。那么，大禹作为古代圣贤的代表、兼爱思想实践者，成为墨子学说的代表也是理所当然的。正是在传播学说和兼爱思想的共同作用下，大禹形象承载着墨子学说，成为墨子学说的代言人。

(三)晚年思想的转变

墨子坚守自己的信仰，奋斗不息，而早期所受的文化熏染，就必然会对他产生很大的影响。据杨义先生考证，墨子的里籍在“鲁之南鄙”[14](P8)，而鲁国南鄙的东夷文化对墨子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其中文化因素之一便是“天鬼观念”[14](P10)，“东夷地区的社会文化理性程度较中原地区偏低，尤其是民间，对天的崇拜和对鬼的恐惧渗透于世俗生活之中。”[14](P10)正因为如此，所以大禹总是以尊天事鬼为主导，不敢对神鬼不敬，“凡言凡动，利于天鬼百姓者为之；凡言凡动，害于天鬼百姓者舍之。”[4](P442)但到了晚年，经历了岁月的洗刷，青年时候的激情慢慢衰减，理性思维逐渐成熟，他开始对神鬼天命的问题进行思考，不禁产生了怀疑，特别是在“宋信子罕之计而囚墨翟”[7](P2989)之后，他的思想发生了颠覆，最初他认为，“鬼神之明智于圣人也，犹聪耳明目之与聋瞽也。”[4](P426)但现实却告诉他并非如此，他一生尊天事鬼，不敢有所违背鬼神的旨意，但晚年却被抓进监狱，鬼神的明智，并没有帮助他摆脱困境，由此，他对天命鬼神产生了怀疑，进而否定。于是他说：“执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4](P272)完全否认命运的决定作用，力主人类应当自食其力，进行积极抗争。因此，大禹作为墨子的代言人，身上就必然会存在着尊天事鬼和否定天命的矛盾思想，这是墨子思想在其身上的投射。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大禹的独特形象及其形成原因，这是《墨子》中文学性因素的重要方面，值得我们深入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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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谭家健.墨子研究[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5.

[14] 杨义.墨子还原[M].北京：中华书局，2011.

TheImageofYutheGreatinMo-tse

BAI Shao-xio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24, China)

Researches of generations of scholars on Mo-tse are most concentrated on its thoughts, while its literary images have scarcely been touched upon. The image of Yu the Great in the book is Mo-tse’s complete creation. Yu is a sage ruler of universal love, who appoints people according to their merits; a hard-working man who lives a simple life, a philosopher who reverences God and ghost but denies human fate. In other historical records, Yu makes place for sages, highlights sovereign virtue, and respects emotion. The root of such a difference lies in the impact of Mo-tse’s personal identity, his need to spread his ideas, and his orientation of universal love.

Mo-tse; the image of Yu the Great; characteristics; causes

I206.2

A

2095-2910(2017)03-0020-05

[责任编辑张胜广]

2017-06-28

白少雄(1989-)，男，河北石家庄人，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4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