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月霞(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图书馆，河北 沧州 061001)

关于明嘉靖《河间府志》的几点说明

刘月霞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图书馆，河北 沧州 061001)

《河间府志》是沧州地区现存最详尽的明代府志，其在许多地方可以补正史、古籍之不足，或完善方志的纂修体例，提升方志编纂的理论水平，应引起重视。

明代；嘉靖；河间府志；说明

《河间府志》始修于明嘉靖庚子(1540年)仲秋，是明代北直隶河间府(管辖范围大体相当于今河北省沧州地区，另外还包括今天津市南部、山东省北部和衡水地区的小部分)的志书，目前以“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流传最广，是沧州地区现存最详尽的明代府志。嘉靖《河间府志》卷前有郡人张璧及郜相、樊深三序，对该志都是褒奖有加，其中“张璧序”认为：该志“时有所异发”，“仰观俯察、鉴古昭今、易俗更化，孜孜以求民瘼者，又足征矣”。笔者同时发现其在许多地方可以补正史、古籍之不足，或完善方志的纂修体例，提升方志编纂的理论水平，应该引起重视。

一、有关作者籍贯的记载可以正《明史》之误

明嘉靖《河间府志》，樊深撰，序言中说，樊深自幼好学，有才干。在任户科给事中期间，丁艰在籍，知府郜相“敷政境内，百度聿新，慨郡志之废缺，乃讠乇诸司百谏樊君深爰修次焉”[1](序言)。“丁艰”即“丁忧”，亦称“丁家艰”，指遭逢父母丧事，后多专指官员居丧。河间知府利用樊深在家守丧的间隙，聘请其修志，樊深不负众望，完成明嘉靖《河间府志》二十八卷。

樊深利用“丁艰在籍”的时间修《河间府志》，当然就是河间府人。可笔者翻检史籍，发现对于樊深的籍贯却有不同的记载，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在介绍嘉靖《河间府志》时，记载纂修者樊深：“深，号西田，河间府大同中屯卫人，嘉靖十一年进士”[2]。而《明史·樊深传》则记载：“深，大同人”[3](卷二百七·樊深传)，其以樊深为大同人。在这里“大同卫人”与“大同人”究竟有什么不同，这个“大同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原来，明初国家实行“寓兵于农”的政策，“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3](卷八九，兵志)，尤其明成祖朱棣即位，北平是其实力所在，而河间府是京津的南大门，其必然要加强这一带的军事保障，在这里大范围设立卫所。据嘉靖《河间府志》记载：明代河间府内卫所为“河间三卫”，即河间卫、大同中屯卫(寄治)、沈阳中屯卫(寄治)[1](卷四，宫室志；卷十一，武备志)。所以，根据这条记载明初“大同中屯卫”是寄治在河间府。樊深是“大同中屯卫”人，并非在大同，而是在河间府，确切地说樊深是明代河间府大同中屯卫人，并以军籍登第。《登科录》即记载“樊深，贯直隶大同中屯卫军籍”[4]。可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中的记载确切，方志与科举材料可信度也较高，而《明史》将“大同”等同于“大同卫”，故形成了樊深为“大同人”的错误说法。

二、有关“九河”记载可以正《汉书》、《水经注》之误

《汉书·沟洫志》有“九河沦于海”之说。而明嘉靖《河间府志·河道志》中却告知了我们“九河”的确切位置，“《程氏九河考》曰：‘钩盘在献县东南二百八十里，余八河在沧州南皮、东光、庆云之境’。深曰：‘河间古冀州之地，禹之九河皆在其间’”[1](卷六，河道志)。又曰：“郦道元及宋儒程氏皆谓九河之地已沦于海，是虽河海之水不无变迁，而兖、冀之地则未尝变也，今由大陆又北之言而考其处，由济河惟兖之论而视其迹，则九河之在河间也，昭昭矣”。即据樊深考证，九河并未“沦于海”，而且就在河间府境内。查郦道元《水经注》记载：“自堰以北，馆陶、疒婴陶、贝丘、鬲般、广川、信都、东光、河间、乐成以东，城地并存，川渎多亡。汉世河决，金堤南北离其害，议者常欲求九河故迹而穿之，未知其所”[7]，即郦道元已经找不到九河之地的确切位置。郦道元的《水经注》是一部不朽的历史地理名著，作为古代“三大名注”之一，以资料丰富见称，尤其对北方河道考证为详，对后世具有重大贡献。而由以上记载可见，郦道元关于北方河流的记载也有考察未尽之处，明嘉靖《河间府志》中的记载正好补其不足。

三、“典志设目”与新方志的首创

明嘉靖《河间府志》模仿古代“典志体”史书及历朝会要等政书体例设置篇目，全书分天文志、地理志、建置志、宫室志、河道志、风土志、财赋志、典礼志、恤政志、武备志、世系志、寓贤志、宦迹志，人物志、选举志、艺文志等十六志，共二十八卷，内容丰富，体大思精，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方面面，史料价值较高。如“财赋志”中“徭役”目分县记述“各色力差”，每类均详录名称、人数、雇银，是研究明代吏制的珍贵资料。另外该志以“人物志”、“宦迹志”所占篇目最多，“宦迹志”记载地方名宦，“人物志”包括先贤、仕籍、儒林、孝友、隐逸、高义、贞烈、艺术、方技等九大类，体现了该地为人文荟萃之乡。这样的修志方法，广采文献，保存了大量地方史料。此类志体在宋元时期尚不多见，明中期以后盛行起来。如天一阁收藏的数十种明代方志，均采用“书典体”设目。

对于这部《河间府志》的体例与内容，樊深也是寄予很高的期待。据本志“樊深序”云：以前河间府“虽有程式旧刊，亦仅成未备，邝氏家集，欲备而未成，废缺相循，卒为坠典。故此志实为首创焉。”明嘉靖《河间府志》不但因“河间府有志自此始”而得到当地人的珍藏，更因其独具的史料价值而成为浙江宁波天一阁的珍藏。

四、“史志异同”辨与方志理论水平的提高

明清时期是方志学的“造极之世”，樊深在嘉靖《河间府志·序》中就说：“志者，郡邑之史也，古以来恒有之而于今为重。盖周礼有小史以掌邦国之志，有外史以掌四方之志。而又有职方氏以掌天下之图，是以此焉不得犹求之他无足虑也，矧今史乏日记，漫无足征，而纂实录，采民风犹于郡邑，是稽此其为志也，讵可缓乎？”足见当时当世对方志的重视，并且在传统的“史志异同”问题上，樊深开篇就给出了“志即史”的论断。同时，他不仅将志书与史书列为同类著作，还多方面、多角度地辨析史志关系。《河间府志·书志后》中就有樊深关于“史志异同”的阐述:“方今国有史，郡邑有志，然而作史者亦难矣，迁固以来，咸有可议，至唐韩愈，所论其弊极矣。而作志之法尤难于史，盖史以言天下，志以言一方，史或数世乃出，志则朝作而暮闻于人矣。其时事往迹，昭然易见，稍有未当，则群指而议之。”[1](书志后)只有亲身经历过修志之难的人才会发出如此感慨，可见樊深对于史书与方志的深刻认识来自于他的修志实践，代表了明代方志高超的理论水平。后世直到章学诚时，才明确了“志即史体”的方志性质。

[1] (明)樊深.河间府志[M].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

[2]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M].济南：齐鲁书社，1996.

[3] (清)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 登科录——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M].宁波：宁波出版社，2006.

[5] 尔雅[M].清雍正十年(1732)刻本.

[6] (清)杜甲.河间府新志[M].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刻本.

[7]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A].张元济.四部丛刊初编[C].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

ElucidationontheHejianChorographyduringJiajingReignofMingDynasty

LIU Yue-xia
(Library, Cangzhou Medical College, Cangzhou, Hebei 061001, China)

Hejian Chorography is the most detailed existing Ming-dynasty chorography in Cangzhou. It should be seriously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for supplement to the official history, ancient books, perfecting chronicles compilation style, and promoting the level of chorography theory.

the Ming Dynasty; Jiajing; Hejian Chorography; elucidation

K248

A

2095-2910(2017)03-0038-03

[责任编辑尤书才]

2017-03-20

刘月霞(1961-)，女，河北中捷人，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副馆长，研究馆员，研究方向：图书文献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