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艳艳，刘　丽，陈艳伊

（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广州市 510275）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效应研究

欧阳艳艳，刘丽，陈艳伊

（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广州市 510275）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实力的增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数量不断增长。根据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带动一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本文通过构造产业结构高度化、产业技术高度化和产业价值高度化三个描述产业结构变化指标，对我国30个省区市数据进行空间动态面板检验。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变化具有时间滞后性，其中产业技术高度化指标具有显著正空间依赖性。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通过转移边际产业来促进经济“服务化”，并且对外直接投资所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也能显著促进产业技术水平，但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价值高度化没有显著影响，说明无法提升整体产业的附加价值。据此，本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Moran's I指数；空间动态面板模型

刘丽（1992.12-），女，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区域经济分析；

陈艳伊（1992.12-），女，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区域经济分析。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为了弥补工业化过程中巨大的资金缺口，成功地利用了大量的国际资金，从而为加快中国的后工业化进程奠定了良好的资金基础。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相反，在一段非常长的时间内，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都处于一种极其不起眼的地位。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与外国跨国公司的合作与竞争中，中国企业逐步具备对外投资能力和国际化经营经验。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积极地制定一些鼓励的政策和措施来激励企业“走出去”，从而打开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合理利用两种资源，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政策的鼓励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有了巨大飞跃。2014年我国OFDI流量达到1 231.2亿美元，较上年增长约14％；OFDI存量达到8 826.4亿美元，首次进入全球排名前十位。截至2014年底，中国1.85万家投资者在国（境）外设立直接投资企业近3万家，覆盖全球186个国家（地区）。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仅相差53.8亿美元，双向投资接近平衡。从投资行业来看，第三产业的投资流量、存量均超过七成，主要集中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等；对外交易的方式以并购为主，2014年中国企业共实施对外投资并购项目595起，实际交易总额达到569亿美元；地方企业投资比例首次超过中央企业对外投资规模，已占总投资的超半数。

加快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不仅仅是国际经济大环境的需要，也是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和企业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首先，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壁垒需要中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世界经济融合的趋势使商品和服务进入了全球性循环，按照各自的比较优势，生产要素流向一些具有区位优势的地区，并与当地的资源结合起来，以达到抢占市场份额和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直接投资相比国际贸易更能将世界联系成一个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整体，因此要求中国资本必须由以往单向的“引进来”，转向“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此外，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仍然存在，拥有巨额贸易顺差的中国在这种格局中首当其冲，甚至往往处于各国贸易壁垒针对的焦点。其次，外汇储备过剩、能源资源短缺是中国积极实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经济原因。长期出口导向战略等因素使我国拥有巨额的外汇储备，过多的外汇储备、人民币的有序升值与微薄的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呈现出一种不均衡的局面，但同时也为OFDI快速增长创造了客观条件。此外，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受到资源瓶颈的严重制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为了保障石油等战略资源的长期安全，确保能源、资源免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危害，就必须通过OFDI建立起境外能源、资源战略基地。从企业层面来说，我国企业实施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使一些在国内产能过剩的行业和企业转移，在其他发展中国家重新获取收益，同时促进相关原材料或产品的出口。企业还可以通过OFDI在国外建立研发中心，缔结研发联盟，可以利用国外关键零部件、先进技术、新产品的设计、信息网络、研发人员等关键资源，以此来实现对本国企业的逆向技术溢出（Reverse Technology Spillovers）。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我们关注到OFDI给投资母国产业结构带来的新机遇。产业结构升级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其内涵可以分解为两个层面：首先，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特征，需要不同的产业来主导并促进国家发展，而主导产业的更替更是直接地影响到一国的消费和生产的各个方面，这对一国产业结构在根本上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其次，由于各个产业的技术进步速度的巨大差异，并且在技术吸收能力和技术要求上的不同，造成了各产业增长速度的明显差异，从而引起国家的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干春晖，2011）。因此，产业结构演进实际上是一个主导经济部门的顺序升级以及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罗斯托，1962）。本文通过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以产业结构高度化、产业技术高度化、产业价值高度化三个视角衡量我国产业结构变化和调整，并对省区市产业结构变动的时间滞后性和空间互动性进行了初步的探讨，系统识别OFDI对省区市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程度，揭示了通过外部渠道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新思路，有助于地区产业升级与经济协调发展。

二、文献综述

（一）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产业结构调整

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以发达国家大型跨国企业作为分析对象的。通过总结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小岛清（Kojima，1975）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论”。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OFDI应该从本国的边际产业开始，把一些在国内已经丧失竞争力的行业转移到国外。这样一来，一方面可以促进本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集中资源发展优势产业，使国内的产业结构更加合理化和高级化；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东道国的产业调整，推动东道国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对两国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在此基础上，弗农（Vernon，1966）进一步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说明产品同样具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即新产品、成熟产品和标准化产品三个阶段。发达国家进行OFDI的时机往往选择产品处于成熟阶段或标准化阶段，这不仅是为了通过扩张产品的国外销售市场来延长产品生命周期和提升剩余利润空间，同时也是为母公司进行新产品的开发让出更多的资源，推动母公司技术进步和生产结构优化。

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新兴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做出了较为合理的阐释。最具代表性的是坎特韦尔和托兰惕诺（Cantwell & Tolentino，1990）共同提出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他们从技术累积论出发，将发展中国家获取技术的过程加以动态化和阶段化，从而解释了发展中国家OFDI的技术寻求动因，揭示了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与产业结构相互促进并不断升级的动态过程。通过“学习型”OFDI，发展中国家可以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技术能力的提升。小泽辉智（Ozawa）于1979年提出了“一体化国际投资发展理论”，把经济发展、比较优势与OFDI这三种因素结合起来。他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层级性和比较优势的互补性为欠发达国家实现经济赶超创造了机会。通过OFDI的模式选择，欠发达国家逐步从劳动力导向的OFDI转向技术导向的OFDI，进而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进程（周升起，2011）。

（二）对外直接投资与投资国产业结构变化的实证研究

以日本为案例的研究中，Ogawa 和Lee（1995）以及Blomstrom等（2000）都发现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的重大影响。日本失去相对优势的产业都会选择在境外开展投资，其资本回报率将得到提升，从而提升国内产业结构的整体水平。Tuan和Ng（2004）对中国香港制造业、Barry等（2000）对爱尔兰的研究，均发现OFDI对投资国产业结构的正向作用。王英、刘思峰（2008）运用灰色关联方法，指出我国OFDI的行业结构与国内产业结构之间密切相关，OFDI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其中采矿业、制造业O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

尽管大多数的研究支持OFDI的积极作用，也有些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认为OFDI不一定会优化母国的产业结构，相反，OFDI甚至会有不利的影响。Ng（1995）在对中国香港产业的研究中指出，OFDI从总体上看似乎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但实际上可能会抑制产业层面以下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而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消极的影响。Cowling和Tomlinson （2000）通过研究发现，在1981年到1985年期间，日本跨国公司进行大量的对外投资，但是这种状况只对规模大的跨国公司有积极影响，却限制了日本工业部门发展，导致产业空心化现象，这可能是造成长期经济不景气的原因之一。范欢欢、王相宁（2006）利用自回归滞后模型，发现OFDI与我国第二产业结构正相关，但不能带来第三产业结构升级，因此我国OFDI不可以提升我国的产业结构。潘颖、刘辉煌（2010）研究显示，我国O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即在短期内，OFDI对国内产业结构没有显著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则有较为明显的促进作用。

综观OFDI与产业转型升级的现有研究，至少可以在三个方面进行完善：一是大多研究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测度主要是按照三次产业划分法，这种测度方法比较笼统，没有全面考虑产业结构升级变化的各个方面，从而也就难以解释OFDI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机制。二是相应的实证研究还不够细致，现有文献主要对全国层面的研究，而对省区层面进行的检验分析很少。三是较少文献意识到省区间产业结构变动的时间滞后和空间互动问题。高远东、陈迅（2010）在假设产业结构间存在空间依赖性的基础上，对中国31个省区市产业结构变化进行了空间计量回归，从而证明了省区产业结构间确实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但他们的研究还停留在静态分析，未涉及产业结构的时间滞后性。这些问题随着空间计量经济方法的兴起和中国OFDI数据的完善，将逐步得以解决。

三、 实证模型构建和变量选取

（一）模型设定

为了考虑中国省区间产业结构变动的时间滞后效应和空间滞后效应，本文建立包含产业结构滞后项的空间动态面板模型，其基本形式为：

动态面板数据由于将滞后被解释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检验，因此，滞后被解释变量与随机误差项存在一定相关性，只有使用工具变量法或在GMM框架下才能得到一致性估计，这使得Hansen（1982）提出的GMM方法在计量经济学中广泛应用。近几年来，学者们对该方法进行了改进：Arrelano和Bond（1991）将一阶差分广义矩估计方法引入到动态面板数据的估计中；Blundell和Bond（1998）提出的系统广义矩估计，使该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此外，空间动态面板模型还需要解决空间滞后项带来的内生性和非球形扰动带来的问题，从而得到模型参数的有效估计。因此，本文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的空间动态面板模型建立回归方程：

（3）式中，i 为省区市，t 为年份。IN表示当期产业结构变化，INt-1为产业结构变化的滞后一期，∑ωIN为产业结构变化的空间滞后，OFDI为当期对外直接投资流量，OFDIt-1为其滞后一期，INV 为物质资本存量，EMP 为就业人数。

（二）变量选取与说明

1.产业结构指标的选取

根据罗斯托（1962）的定义，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实质上是主导产业由第一产业为主到第二产业，再逐步过渡到第三产业的过程，也是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产业技术含量不断提升的过程。通过这两层含义，可以构造产业结构高度化和产业技术高度化来描述产业结构的动态变化过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新形势下，一国的产业高度还表现为国内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所处的地位，而这一点可以通过产业价值高度化加以衡量。因此，本文产业结构变化（IN ）将通过产业结构高度化（IS ）、产业技术高度化（IT ）和产业价值高度化（IV ）三个指标进行表示。

产业结构高度化是对经济主导产业的一种衡量，一般文献采用非农业产值比重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度量，这种传统的度量方法已无法反映产业结构的新动向。20世纪70年代以来，第三产业崛起已成为新的产业发展趋势，它的增长率不仅快于第二产业的增长率，而且扩大了就业渠道，促进了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步伐，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一种新方式。因此，整体经济“服务化”的程度，体现了一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趋势。在这种条件下，本文采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作为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衡量指标。

产业技术高度化是指产业中的技术含量和技术水平，反映了科学技术扩散和传播的速度，以及生产自动化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产业技术高度化的衡量方法就是看高新技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该比重越高说明产业中研发的投入越高，研究开发人员数越多。本文采用规模以上高技术产业产值占GDP比重作为产业技术高度化的代理变量，比重越大，产业技术高度化程度越高。

产业价值高度化是指一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具有的劳动生产率和价值盈利能力，它决定着一国产业在世界分工中所处的地位和竞争实力。也就是说，产业价值高度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更突出地表现为一国产业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升级，逐步占据国际生产分工的有利地位，从而参与世界经济利益分配的过程。通过提升一国或地区产业价值高度，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和产业发展水平，从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速度、质量和效益的优化（卢福财、罗瑞荣，2010）。本文采用高技术产业出口交货值与地区出口总额比值对该指标加以衡量，其比值越高，产业附加价值越高。

2.其他解释变量简介

对外直接投资（OFDI）：根据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一国OFDI可以通过转移“边际产业”，转移过剩产能，将生产要素禀赋转移到新兴的产业中，来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也可以通过与技术领先国的交流、学习，有效促进投资国的技术创新水平，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本文以各省区市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自然对数表示。

物质资本存量（FIX）：通过购置和建造固定资产的活动，采用先进的技术装备并建立新兴部门，达到调整经济结构和生产力的地区分布、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积极作用。因此，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量和存量都会影响到产业结构的调整。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折旧率为5％）和各省区市固定资产投资额计算得到各省份的物质资本投资额，并以自然对数表示。

就业人数（EMP）： 人力资源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也是实现产业升级的关键因素。只有具备高素质的丰富的人力资源才能实现对技术和信息要素吸收。本文以各省区市年末从业人数的自然对数加以表示。

（三）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采用2000～2011年中国30个省区市（西藏除外）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各省区市的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额、就业人数来自中国经济信息网经济统计数据库（简称“中经网”）；各省区市出口额采用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出口总额，也是来源于中经网；2000～2003年OFDI流量来源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对外投资的中方投资额；2003年以后来自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规模以上高技术产业产值、高技术产业出口交货值数据源于历年《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分析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分析产业结构变动的时间滞后性和空间互动性，以及对外直接投资对省区市产业结构变动（以产业结构高度化、产业技术高度化和产业价值高度化表示）的影响。因此，检验过程分为三个步骤：首先，确定省区市之间的权重矩阵；其次，根据设定的权重矩阵对相应变量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以确定其是否存在空间依赖性和溢出性；最后，采用空间面板模型估算OFDI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程度。

（一）权重矩阵的选取

1.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Tobler（1970）提出了地理学第一定律，该定律指出：任何事物与其周围的事物之间均存在广泛的联系，但是距离越近的事物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空间权重矩阵是基于地理距离来设定的，其设定方法是假定地区间的中心距离决定了空间相互作用的强度。因此，不同的权重指标随距离dij定义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其取值取决于选定的函数形式，而该种空间权重矩阵设定方式也更适用于研究经济学。比如，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区域的辐射力并不仅限于相邻省份。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在区域间的经纬度基础上，采用以下方式构建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2.经济空间权重矩阵

由于经济水平在不同的省份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相关性，许多学者和专家通过建立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来描述这种关系，其中典型代表是林光平等（2006）的研究：假设相邻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程度越小，其经济上的相互联系强度就越大，从而基于地区差异建立了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矩阵形式为W∗=W∗E。然而，该矩阵体现出两个地区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同质的，即ωij=ωji，现实情况却往往不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通常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能够产生更强的空间影响与辐射作用。陈晓玲和李国平（2006）对该方法进行修改，重新设定了经济空间权重矩阵，具体表达方式为：

其中Wd为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为考察期内第i省实际GDP平均值。为使指标解释性更加合理，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Wd采用标准化的二分权重。

（二）空间相关性检验

在权重选取和设置的基础上，还必须进行产业结构的自相关检验。如果产业结构变动存在自相关性，那么省区市的产业结构变动就可能存在空间上的相关和溢出。接下来我们分别运用地理空间权重矩阵和经济空间权重矩阵对我国30个省区市的产业结构变化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

空间自相关由Moran于1948年提出，反映的是研究区域内空间邻接或邻近的区域单元属性值的相似程度，即各观测单位相似属性的平均聚集程度：

式中，n 为截面样本个数，xi和xj表示单元i 和j 的观测值表示观测值的平均值，ωij为=ω空ji间加权矩阵，表示空间单元i和j之间的影响程度。Moran's I的取值范围在［-1，1］之间，该指数若不显著异于0，则表示单元之间不存在空间自相关关系，若显著异于0，则表示单元之间存在空间自相关关系。其中，当指数为正时，表示单元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越接近1则代表单元间的关系越密切，性质越相似（高值聚集或低值聚集）；当指数为负时，表示单元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越接近-1则代表单元之间的差异性越大或分布越分散。

表2　空间自相关Moran's I指数（2000～2011年）

（续表）

表2、表3结果显示：产业技术高度化（IT）表明我国省份之间的产业技术波动存在正向溢出作用，地理相邻或距离相近的省份之间容易产生技术传递，某一省份技术提高能够带动相邻省份的技术进步。产业价值高度化（IV）在多数年份也表现出空间正相关性，表明产业价值链存在省份间的互动。而产业结构高度化（IS）在个别年份（地理权重下2006～2008年）存在负向空间自相关，但在其他年份不存在空间相关性。因此，理解产业结构变动和OFDI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不单单要考虑到两个变量间的相互关系，还要考虑到省份之间的空间互动关系以及时间上的滞后作用。

（三）空间动态面板结果与分析

空间自相关动态面板数据模型采用OLS估计会产生内生性问题，从而造成估计结果出现偏差，而在空间误差面板数据模型中，将干扰项的空间相关看成截面弱相关，这样又可能存在设定误差（陈浪南、王鹤，2012），因此，本文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空间动态面板模型进行测算。构建了3组回归模型，分别考虑产业结构高度化（IS ）、产业技术高度化（IT）和产业价值高度化（IV）在地理权重和经济权重下的估计结果（见表3）。

表3　 空间动态面板数据估计结果

（续表）

模型1中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变动具有时间滞后性，且都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在研究我国产业结构变动时，考虑其时间滞后效应是必要的。在空间互动方面，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标（IS）在地理权重下具有反向空间互动，省份经济“服务化”水平每提高10％，则相邻省份间的“服务化”水平会下降3.16％，说明地理相邻省份之间的第三产业发展程度并不存在空间上的带动作用，相反，甚至是替代作用。当期OFDI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具有显著的微弱正向影响，但OFDI的滞后作用不显著。这与小岛清所指出的“边际产业”转移说不谋而合。我国通过发展OFDI，将国内已处于生存边缘的劳动密集型工业行业转移到海外生产、经营和销售，一方面可以使“边际产业”焕发新活力，获得比国内更高的收益，另一方面还可以使生产资源从“边际产业”中释放出来，转移到新兴产业中去，推动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第三产业发展。另外，物质资本投资与产业“服务化”有负向作用，说明现阶段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仍然对第二产业的促进较大，从而抑制了其在第三产业的相对影响力。就业人数特别是服务业从业规模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服务业的壮大，进一步加强了经济“服务化”趋势。

模型2中无论是在地理权重还是经济权重下，产业技术高度化（IT）均具有显著正向的时间滞后和空间互动，表明省份之间技术水平具有空间上的溢出性，一些省份的技术升级和发展，将带动相邻省份以及经济联系紧密省份的技术进步，这种技术溢出效果在经济联系紧密的省份之间表现得更为明显（影响系数为1.336）。OFDI及一阶滞后对产业技术高度化具有显著正向作用，逆向技术溢出效果明显。欧阳艳艳（2012）测算了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境外地区分布差异，发现中国的平均全要素生产率与来自新兴国家（地区）、发达国家的逆向技术溢出关联度较强，与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地区）的逆向技术溢出关联度较弱。因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对研发密度较高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地区）的技术寻求型直接投资是促进母国产业技术高度化的有效途径。与此同时，目前我国的制造业、建筑业以及技术含量不高的服务业是OFDI逆向技术溢出主要来源（欧阳艳艳、喻美辞，2011），在我国产业自主研发能力不足的情况下，需要调整和改善投资的行业结构，加大对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投资力度，利用后发优势和国外研发资源，高效地推动产业技术进步，取得量变到质变的发展。

在模型3中，产业价值高度化（IV）仍具有时间滞后和空间滞后，但以经济权重方式设定的空间滞后不显著。这表明一些省区的生产附加价值提高，能对相邻省份起到一定的正向溢出效应。OFDI及其滞后对产业价值高度化没有显著促进作用，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初级阶段，输出到国外的主要是要素密集型产品，在国际价值链中处于中低端地位，不能有效地提高我国在国际生产中的附加值，难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

五、小结

本文在构建产业结构三维指标以及考虑产业结构变化时空滞后性的基础上，对OFDI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结果发现：产业结构变动具有时间滞后性，其中产业技术高度化指标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边际产业”转移，对产业结构高度化起到正向作用；同时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产生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促进了我国省份间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而在产业价值高度化层面上，还没有证据说明OFDI能够带来显著的产品附加值。

因此，我国应重视OFDI的境外区位选择和产业选择，制定长远的发展战略。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我国应该根据各产业所具有的不同的比较优势，一方面继续对发展中国家转移如纺织、服装等产能过剩的产业，另一方面，要向高技术产业和具有较强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发达国家转移，获取其在技术密集型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先进技术；另外，还要注重舍弃低附加值产业和产品，同时引入高附加值产业链，重视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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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巍巍〕

Can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mprove Industrial Structure?

OUYANG Yanyan，LIU Li，CHEN Yanyi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Business and Finance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dong Guangzhou，510275，China）

Abstract:Follow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OFDI，we make three indicator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s which are “Industrial Structure Sophistication“，“Industrial Technology Sophistication“ and “Industrial Value Sophistication“ in order to test 30 provinc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data in China by spatial dynamic model.The results exhibit that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s have time lag and the industrial technology sophistication index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spatial dependence.OFDI mainly promotes service rate of economic through transferring marginal industries as well as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level of industrial technology through reverse technology spillover in this stage.But OFDI doesn’t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industry value sophistication，indicating OFDI cannot enhance the added value of the industry as a whole.

Key Words: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e，Moran’s I Index，Spatial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

［作者简介］欧阳艳艳（1982.9-），女，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国际贸易与投资、宏观经济波动；

［收稿日期］2015-11-07

［中图分类号］F27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572（2016）01-00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