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然（北京大学人口所，北京100871）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养老金危机——基于四维的视角

汪然
（北京大学人口所，北京100871）

摘要：进入21世纪，人口老龄化作为一种全球性趋势正在给世界各国带来巨大的负担和成本，尤其是老龄化带来养老金的收支不平衡以及养老金模式的不可持续，给养老保险体系带来巨大挑战。而深层次的养老金危机深刻地影响着每个国家的财政收支、经济发展，甚至造成对政府的信任危机。以往的研究一般把养老金收支不平衡作为衡量养老金危机的一个重要标准。这种仅仅注重财务、而忽视其安全、公平和信任等因素的分析不利于我们把握养老金改革的重点，也不利于我们对于我国现行人口政策的反思。本文从养老金的财务、安全、公平和信任四个角度去分析我国的养老金危机，并进一步提出了对未来养老金改革应该要注意的一些原则性问题。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养老金危机；财务；安全；公平；信任

一、引言

尽管各国的人口转变的起点、时间先后有区别，但生育率下降、平均寿命延长导致的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一种全球性的趋势。联合国数据显示，全球60岁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例在1950年是8%，在2000年是10%，到2010年上升到11%，预计到2050年将会达到21%①数据来源：World Population Ageing：1950-2050，Population Division，DESA，United Nations。。我国正处于快速老龄化时期，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有9697万人，占总人口比重是8．58%，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这一数量上升到1．3亿人，比重上升到10．3%，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这一数量进一步上升到1．78亿人，比重高达13．3%。相关预测[1]显示，到2025年和2050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将分别上升到2．9亿和4．3亿。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总抚养比上升会使得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或第一次人口红利）最终消失。同时，一个老化的人口结构如果具备相关的制度条件，同样可以发挥优势提供第二次人口红利[2]。不过，人口老龄化也有相应的财务成本，养老金支出成本是其中之一。郑秉文认为老龄化财务成本包括公共养老金支出、医疗费用支出、长期照护支出、教育支出和失业保险支出等[3]。

一旦提到养老金支出成本，就不能忽视养老金的平衡问题。养老金平衡问题是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每一个国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也日益成为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

一些学者通过一定的条件假定对养老金缺口进行测算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曾毅测算了退休年龄不变与退休年龄逐步提高两种不同方案下的退休金缺口率，如果保持现有的低退休年龄不变，我国未来的退休金缺口问题将日趋严重，如果退休年龄逐步增加、缴费率适当上升并且替代率适当下降，我国未来的退休金缺口问题将可以得到解决[4]。王晓军和米海杰在不同口径和方法下，对我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基金的支付缺口进行了测算，结论表明在人口老龄化的总体趋势下，我国的养老金支付缺口将呈现不断增大的趋势[5]。封铁英和牛晶晶通过构建老龄化高峰期农村养老金缺口精算模型并分析了这一时段缺口变动趋势，研究表明未来几十年陕西农村养老金收支将会由当期盈余向当期缺口以及累积缺口转变，且会出现农村人口结构和养老金收支双重失衡的局面[6]。

另外一些研究则从缺口的原因、对策方面出发。大多数观点认为由于社会统筹账户资金不足而占用了个人账户资金，逐渐形成了个人账户的空账；对于社会统筹账户缺口则突出养老金转轨成本带来的隐形债务问题。梅琼和迟文铁认为长寿风险对养老金账户平衡有直接影响[7]。穆光宗认为中国的养老金收支失衡危机实质上是人口少子化危机，所以最根本的上策是放开生育政策以弥补人口亏损[8]。有的研究基于国际比较的视角分析一些发达国家应对养老金缺口的实践并对我国的养老金缺口问题提出建议[9]。对于是否应做实个人账户而言也存在许多争论。杨燕绥认为在坚持“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同时应区分这两种账户，做实个人账户以强化个人养老的责任[10]。张健认为是否应该做实个人账户取决于个人账户的收益率是否大于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率，而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达不到这个要求，因而需暂缓做实个人账户[11]。郑秉文则认为“名义账户”对中国而言有很多的好处，是一个理性的选择，间接反对做实个人账户[12]。有的研究并没有直接表明态度，而是提出了做实个人账户的原则和思路[13]。

综合而言，之前对于养老金缺口的研究鲜有上升到危机的高度，更没有将多种维度综合起来考虑的先例。本文将会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思考老龄化对养老金、养老金模式的影响，并且提出理解养老金危机的四个维度及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进一步加深对养老金危机以及养老金改革的看法。

二、人口老龄化对养老金、养老金模式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影响养老金缴费额和支付额的平衡发展，造成社会统筹账户的养老金缺口，也给养老保险体系带来巨大挑战。

（一）人口老龄化对养老金的影响

从供需的角度看，一方面，老龄化使得养老金需求增加。老年人口平均余命的延长使得老年人领取养老金的年限延长，老年人口数量的绝对增加意味着领取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老龄化造成养老金供给不足。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或15-64岁）中的经济活动人口是养老金供给的主要来源，在少子老龄化趋势的影响下，劳动年龄人口将会呈现下降的趋势，最终导致养老金供给减少。2011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在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则减少了345万人，而60岁以上老年人口在2014年末达到2．1亿人，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5．5%①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4）。。

在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下，在职职工缴纳养老金，离退休职工领取养老金，从某种意义上看，前者对后者是一种赡养关系。我们用制度赡养率来定义这种关系，即年度离退休人数与年度城镇职工人数的比值（见图1-图3）。1989年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为5710．3万人，到2013年底已经上升到3．22亿人，年均增长率达7．7%。其中，参保城镇职工人数年均增长率为7．17%，参保离退休人数年均增长率9．92%，高于前者。这导致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赡养率的持续上升，1989年制度赡养率是18．55%，到2013年上升为33．26%。赡养率上升意味着养老金供需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变化，供方力量下降，需方力量上升。

图1 1989—2013年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参保人数

图2 1990—2013年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参保人数年增长率

图3 1990—2013年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赡养率

从收支角度看（图4），从1995年到2014年，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收入和支出发展迅速。其中基金收入（含财政补贴）从1995年的950．05亿增加到2014年的25310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9%。基金支出则从1995年的847．6亿增加到2014年的21755亿元，年均增长率19%。当期结余（含财政补贴）在1995年是102．44亿，在2014年是3555亿，其中只有1998年处于亏损状态（-52．65亿），年增长率19%。累计结余（含财政补贴）从1995年的429．83亿增加到2014年的31800亿元，年均增长26%。总体看来，在有财政补贴的情况下，养老金收大于支，有结余。

图4 1995—2014年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金收支和结余

在扣除财政补贴的情况下（图5），城镇职工养老金征缴收入在2002年是2551．40亿元，到2014年这一数额变为20434亿元，年增长率变为19%。当期结余在2002、2003年连续处于亏损状态（分别是291．51亿和78．10亿）。这意味着在没有财政补贴的情况下，养老金收支暴露出一定程度的失衡。尤其要注意的是在2014年养老金征缴收入和基金支出缺口达到1321亿元，在这种情况下，必然要加大财政补贴。

（二）人口老龄化对养老金模式的影响

目前世界范围内的养老金模式有三种：现收现付制、基金积累制以及部分积累制。现收现付制是同一时期工作的人缴纳养老金，以此来支付退休一代领取的养老金；基金积累制是个人在就业期间通过个人账户进行养老金的积累，在退休时领取养老金的一种模式安排；部分积累制就是前面两种制度的结合。

图5 2002—2014年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实际收支结余和财政补贴情况

那么人口老龄化和养老保险制度安排的关系怎样呢？一种观点[14][15]认为基金积累制比现收现付制更适合应对人口老龄化。另一种观点[16]认为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仅仅是两种在养老金缴纳者和养老金领取者之间分配产品的办法，当人口老龄化引起劳动者数量减少并带来总产出下降时，尽管在两种情况下老龄人领取的养老金数量存在差异，但他们实际获得的实物数量都会减少，所以这两种制度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并没有本质区别。还有一种观点[17]认为两种制度孰好孰坏取决于理性预期的假设和信息的完全性，一旦我们接受不确定性的存在，那么占优势的反而是现收现付制。

其实，不管养老金采取怎样的具体安排模式，都会受到老龄化人口的冲击，区别只是影响程度不同。

三、养老金危机的四个维度

养老金收支不平衡只是养老金危机的一个维度，其他的诸如公平、安全和信任也是养老金危机不容忽视的层面。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仅仅从经济理性的角度去看养老金问题将会误导我国养老金改革的走向，也不利于对我国人口政策的反思。

因此，本部分将会从四个维度去阐释养老金危机：第一个维度是养老金财务危机；第二个维度是养老金公平性危机；第三个维度是养老金安全性危机；第四个维度是养老金信任危机。

（一）养老金财务危机

1．养老金缺口危机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发达国家正面临严重的养老金缺口危机。研究显示[18]，由于财政不佳、养老金管理不善以及金融危机造成美国公共养老金缺口逐渐增大。2010年美国各州养老金缺口达1．38万亿美元（加上医保支出缺口为2万亿美元），使得许多州和地方政府陷入财务困境。报道显示，2010年欧洲养老金缺口达1．9万亿欧元，相当于欧盟所有国家一年经济总产值的五分之一①欧洲养老金缺口接近两万亿欧元，《大洋网—广州日报》。。日本也面临着巨额的养老金缺口，2002—2009年日本公共养老保险一直处于“收不抵支”的状态，亏空高达70918亿日元[19]。

至于中国，前文已经提到在剔除财政补贴的情况下我国的养老金收支在某些年份的缺口，并在2014年出现1300多亿的缺口。随着我国老龄化的进程加速，未来将不可避免地出现经常性的养老金缺口危机，给国家财政带来不小的影响。

养老金缺口还可以用隐形债务来度量。养老金隐形债务（IPD）指一个养老金计划向职工和退休人员提供养老保险金的承诺，包括所有必须给付给当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的现值加上在职职工已累积、并必须予以偿付的养老金权利的现值[20]。报告显示，2012年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账户隐形债务高达86．2万亿元，占GDP的比为166%[21]。

缺口危机表面上是养老金转轨造成的，实际上是人口老龄化加速上升带来的。越来越多的“中人”①《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7]26号），在全国范围按照统账结合的方式统一了养老保险制度，通常将统账结合之前已经办理退休的人称为“老人”，将统账结合之前参加工作，之后到龄办理退休的人称为“中人”，将统账结合之后参加工作的人称为“新人”。退休对养老金需求的增加本身就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带来的对现存养老金体制的冲击。

2．替代率危机

养老金替代率，是指劳动者退休时的养老金待遇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它反映了劳动者退休后的生活保障水平，替代率越高表示保障程度越高，反之越低。

一方面我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逐年提高。数据显示，我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在2005年是人均每月713．25元，到2011年这一数字上升到1516．68元，年均增长达13．40%，高于同期CPI增幅②《全国社会保障资金审计结果》（审计署审计结果公告2012年第34号）。。

另一方面，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替代率却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笔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计算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替代率（图六所示），从1995年到2013年这一数字呈下降趋势：1995年我国城镇职工养老金替代率是68．76%，到2011年下降到44．05%，2014年为43．85%③计算方法：城镇职工养老金替代率=城镇离退休职工人均年度养老金收入/城镇在岗职工年度平均工资，城镇离退休职工人均年度养老金收入=城镇养老金年度支出总额/城镇参保职工年度离退休人数。，这一数值低于国际警戒线④中国企业养老金替代率下降——低于国际警戒线，《新京报》。。

图6 1995—2013年城镇职工养老金替代率

养老金待遇水平和养老金替代率之间相互矛盾的表象反映的是退休职工生活水平严重下降的不争事实。替代率危机的实质是把老龄化的成本转移到了微观层面的个人和家庭。

3．区域性危机

养老金区域性危机主要表现在低水平统筹层次下的区域性养老金财务危机。报告显示，如果剔除财政补贴，2010年全国半数省份企业部门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不抵支，缺口达到679亿元[22]。这种区域间养老保险制度潜伏着财务失衡的巨大风险。郑秉文[23]认为养老金区域性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各省之间不同的历史债务、制度赡养率、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力流动空间分布等。不过，地区间的差异性还应当包括老龄化水平的差距。上海是我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其老龄化程度接近世界最高水平。截止2014年12月31日，上海全市户籍人口1438．69万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413．98万人，占总人口的28．8%，也就是说每3人中就有1个60岁及以上老人⑤上海老龄科学研究中心．2014年上海市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监测统计信息。。

随着更多的省份进入人口快速老龄化的阶段，大规模的省级养老金缺口必然会出现。

（二）养老金公平性危机

在世界范围内来看，现代国家要追求的是整个社会群体的福利最大化，那么就不能逃避养老金公平问题。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最卓越功能[24]，在于它是建立在互助互济的基础之上，为人生不确定的风险提供稳定的安全预期，如果偏离了这个根本，它就是一种异化。

因此，为了确保全体社会成员的最基本的养老需要，公共养老金应该保持适当的公平性，包括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机会公平在养老金制度上的体现是缴费公平，即所有的社会就业成员在是否缴费、缴费比例等方面的一致性；结果公平体现为待遇公平，即每个退休的个体在退休金的获得上面要公平。养老保险是一种准公共产品[25]，政府应该负责任保证其待遇水平在每个群体之间的一致性，不一定要追求绝对相等，但至少不能差别太大。

我国的养老金制度体现为高度的碎片化，即“政策碎片化”和“制度碎片化”[26]。前者主要表现在费率不一致、统筹层次及其模式的不同；后者体现为针对不同主体实行的小制度。制度碎片化在中国的体现是：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这种分城乡、分制度、分地区的养老保险制度造就了不公平的缴费方式和待遇方式。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①公式为：养老金待遇=养老金年度支出/年度离退休职工人数。，2014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西藏除外）的企业职工平均养老金为每月1914元，其中最高的是北京平均每月2783元，最低的是江西平均每月1417元，约为北京的一半。这种碎片化制度下每个地区的养老金待遇存在明显的差异，差异因素一方面是经济发展程度不一样，但同时也反映了一定程度的不公平。郑功成认为，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区域碎片化使得各地在保险费率上的负担轻重存在差异，突破了养老金成本的公平底线[27]。

根据新近出台的相关政策，机关事业单位今后在养老金的缴费方式和比例上将会向企业靠齐，实行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缴费方式上的公平。另一方面，改革后两部门的养老金待遇差距还会继续存在，因为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中有一个能保证的“职业年金”作为“损失”弥补[28]。而且，相关主体会对改革做出反应，比如公务员变相地涨工资，实现“损失”转移。

（三）养老金安全性危机

1．养老金管理风险

养老金制度体现了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关系，具体表现为政府、企业和公民的关系[29]。委托人是缴纳养老金的个人，代理人则是管理养老金的政府机构。由于委托代理关系反映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导致相关的道德风险，最终给委托人带来巨大损失。具体而言，养老金的管理风险主要是指养老金管理机构或相关人员的道德风险问题，主要表现为养老金的挪用、侵占等违规、违法操作行为。几乎每年都会发生或大或小的社保挪用的事件，2006年上海社保基金案和2007年广州社保案涉及金额之大，牵涉官员之多，暴露出养老金管理的巨大风险。养老金管理风险严重威胁着广大民众的“保命钱”，给养老安全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

2．养老金入市风险

由于政策规定所致，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结余资金只能够买国债或者存入银行，处于贬值的状态，直接引发了关于养老金要不要入市的争论。入市的理由除了养老金尴尬的贬值状态外，还有一点就是全国社保基金的运营借鉴。数据显示：该基金2005年之前的年收益率低于4%（2003年收益最高为3．56%），2005年达到4．16%，随后2006和2007两年的收益率分别飙升至29．1%和43．19%，然后2008年下降到-6．79%[22]。尽管该基金年均收益率达8%以上，但这掩盖了年度收益率的波动性风险。基金的收益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股票市场大盘总体情况，而中国股票市场存在的积弊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股票市场是国民财富掠夺的试验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发生股市崩盘，将会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

养老金入市在即，随之而来的养老金投资风险问题也会浮出水面。总之，养老金入市后不可避免地要面临的是其贬值风险②2015年6月29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四）养老金信任危机

未来对于养老金公平性的争论会集中在待遇公平上，如果待遇公平不解决，可能会引发公众对整个社保制度的信任危机。从个人账户空账、局部地区养老保险基金出现收支缺口、以房养老、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等引发的不安与焦虑，已经表明公众对于社会保障制度出现了信任危机，社会生态陷入异常复杂的状态③全国人大常委郑功成：我国社会保障公平性不足，《经济参考报》。。

私营企业养老保险参保率低是养老金信任危机的体现。尽管政策规定企业必须要为其员工缴纳养老保险，但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私营企业和员工通常有某种默契：私企把养老金的数额通过现金或银行存款的方式转移到工资上面，或者按照最低工资标准缴纳养老保险并附加上相应的工资转移，或者干脆不缴纳养老保险。一项对某地私企的调查显示[30]，该地私企职工社保毛覆盖率为66%。私企参保率之低一方面与私企所面临的环境、私企员工个人特质有关；但另一方面也显示出私企员工对社保制度的不信任。

养老金信任危机的另外一个表现是农民工的退保、断保问题。农民工流动性大，工作变动也大，在社保关系续接上也存在困难。大部分农民工群体对中国务工政策前景没底或者说不了解中国务工政策，在他们心中土地被认为是最有保障感的后盾[31]。在相关立法上，我国已就养老保险账户做了相关规定，在续接问题上迈出了重要一步①2011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正式实施，规定参保者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无法提取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中的资金，只能转移接续。。农民工断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2．6亿多的农民工在养老保险制度框架中的地位是弱势的，在与政府、企业的博弈中处于被动地位，在养老保险的参与、待遇享受、跨省跨城乡转移上是不公平的。为什么要退保或断保？退保会损失掉社会统筹的部分，断保则损失全部，从经济行为的角度看，这是不理性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是对未来政策预期的不确定性所引发的对养老保险制度的不信任。

（五）养老金危机四个维度之间的关系

从直观上看，财务危机完全体现在数字层面上，相对而言是更客观、更可见的；安全性危机则体现在市场的不确定性和管理体制的弊端上；公平性危机和信任危机更多体现在心理层面上，具有一定的隐蔽性。

从危险程度上看四者存在着递进关系，财务危机通过财务报表的披露及时反映出来，安全性危机通过市场的回报和管理弊端的暴露随时呈现在公众的视野，这两种危机由于可见，其危险程度相对较低；相反，公平性危机和信任危机通常是不可见的，尤其是公众的心理层面的不可琢磨和不可预见，使得风险程度相对较高。

从危机的可控性看，前两种危机由于可见，可以相应地做出对策来缓解或解决，譬如对养老金模式和参数做出相应的调整，对投资渠道和投资比例做出科学合理的规定；而后两种危机由于看不见、摸不着，而且公众的心理反应不是简单的政策可以缓解的，公平性危机一旦发生就会加剧公众心里的不满和质疑，引发更深层次上的信任危机，信任危机的来临使得公众在心里上强化这种情绪并进一步在行为上体现出对养老金体制的抵抗，甚至有可能导致养老金体系的破产。在传导的链条上，财务危机和安全性危机的加深会刺激公众的不信任，而公平性危机则可能彻底激发信任危机。

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这四种危机的传导关系变得更加清晰。老龄化加剧养老金供需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在初始阶段可能仅仅体现为养老金的财务危机。但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这种不平衡下的财务危机也逐渐扩大化，并导致养老金体制改革的空间被压缩到极限，也使得政府的作为与否在这个问题上变得越来越弱化。“政府作为”意味着财政负担的不断加重将会拖累整个宏观经济发展的步伐，“政府不作为”则会使问题加剧恶化。财务危机的可见性再加上这种无法扭转的势头必然会在公众心里蒙上一层不信任的阴影，也就是说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展使得养老金财务危机对信任危机的传导性加强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加入安全性危机或公平性危机的边角就会使得信任问题累积到一个质的高度，从而带来彻底的信任危机。

四、从养老金危机看养老金改革走向

怎样看待养老金危机将会影响养老金改革的走向。如果危机是养老金制度不完善造成的，那么问题相对简单，在操作层面上尚有改进的余地；相反，如果是老龄化背景下的人口代际不平衡引发的，那么改善这种人口不平衡将是十分困难的，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就发达国家而言，一方面人口老龄化程度之高，生育率普遍低下；另一方面又大多面临着福利国家制度的负担，两者相结合必然会对其养老金体系形成巨大压力。日本是一个前车之鉴，严重的人口老龄化不仅使日本经济陷入长期的低迷，而且使得养老金危机成为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并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造成公众对养老金制度的信任危机。

对于我国的养老金改革的争论，大多集中在延迟退休年龄、做实个人账户或实行个人名义账户、提高养老金统筹层次、多支柱的养老金体系、养老金的并轨、提高缴费率、放开人口政策和加大财政补助等问题上。改革思路是多方面的，争论也比较激烈。就人口政策而言，近年来中国政府逐步放开了生育政策，继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之后，2015年10月29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又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生育政策放松打开了一个阀门，暂不论其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缓解作用几何，对我们防范、应对养老金危机作用几何，这至少说明国家层面对此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对未来制定相关配套政策方面具有正向的先导作用。

总体而言，在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的时代，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将面临养老金的危机问题，即便危机尚未全面爆发也得未雨绸缪，加固养老金制度防线。更为重要的是，面对这一不可阻挡的趋势，更应该坚持养老金的平衡性原则、公平原则、安全性原则和信任原则。如果平衡性原则是终极目

标，那么公平性原则、安全性原则和信任原则就是底线，是必须而且可以做到的。一个没有公平性、没有安全性和信任原则的养老金体系必将成为人口老龄化的帮凶，给养老金体系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而平衡性原则，归根结底就是人口要平衡发展，养老金才能平衡发展。✿

参考文献：

[1]杜鹏，翟振武，陈卫．中国人口老龄化百年发展趋势[J]．人口研究，2005（6）：90-93．

[2]蔡昉．未来的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开拓[J]．中国人口科学，2009（1）：2-10．

[3]郑秉文．欧债危机下的养老金制度改革——从福利国家到高债国家的教训[J]．中国人口科学，2011（5）：2-15．

[4]曾毅．中国人口老化、退休金缺口与农村养老保障[J]．经济学（季刊），2005（3）：1044-1066．

[5]王晓军，米海杰．养老金支付缺口：口径、方法与测算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3（10）：49-62．

[6]封铁英，牛晶晶．中国老龄化高峰期农村养老金缺口预测研究[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78-85．

[7]梅琼，迟文铁．我国养老金缺口成因及对策分析[J]．经济论坛，2010 （9）：54-56．

[8]穆光宗．“少子高龄化”下的养老困境[J]．中国经济报告，2015（6）：45-48．

[9]刘祁，王宣植，刘源．解决养老金缺口的国际比较与经验启示——以俄、日、加、美为例[J]．地方财政研究，2012（1）：71-74．

[10]杨燕绥，王巍，张曼．社会保险基金安全运营机制研究——做实个人账户的思考[J]．中国行政管理，2010（5）：61-66．

[11]张健．关于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07 （6）：80-84．

[12]郑秉文．“名义账户”制：我国养老保障制度的一个理性选择[J]．管理世界，2003（8）：33-45．

[13]彭浩然，罗向明．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探索[J]．保险研究，2009 （11）：73-76．

[14]Lassila Jukka & Tarmo Valkonen（2001），Pension Prefunding，Ageing，and Demographic Uncertainty．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Aug；8，4．

[15]高建伟，邱菀华．现收现付制与部分积累制的缴费率模型[J]．中国管理科学，2002（4）：82-85．

[16]巴尔．福利国家经济学[M]．郑秉文，穆怀中译．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3：222-225．

[17]Jesus Ferreiro & Felipe Serrano（2011），Uncertainty and Pension Systems Reforms[J]．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45：2，317-322．

[18]刘浏，孙韦，薛晓倩．美国州和地方政府公共养老金危机的启示[J]．金融发展评论，2014（10）：39-42．

[19]陈静．养老金缺口应对：日本经验及启示[J]．银行家，2014（3）：88-91．

[20]王燕，徐滇庆，王直，翟凡．中国养老金隐性债务、转轨成本、改革方式及其影响——可计算一般均衡分析[J]．经济研究，2001（5）：3-12+94．

[21]郑秉文．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4——向名义账户制转型[M]．经济管理出版社，2014．

[22]郑秉文．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1[M]．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

[23]郑秉文，孙永勇．对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现状的反思——半数省份收不抵支的本质[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1-16．

[24]潘圳，郑功成：中国社保改革需要注入理性[N]．社会科学报，2015-4-2（001）．

[25]刘苓玲．老年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与路径选择[M]．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9．

[26]郑秉文．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并轨改革：从“碎片化”到“大一统”[J]．中国人口科学，2015（1）：2-14+126．

[27]郑功成．从地区分割到全国统筹——中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深化改革的必由之路[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3）：2-11．

[28]郭磊，潘锦棠等．养老保险“双轨制”的起源与改革[J]．探索与争鸣，2015（5）：51-56．

[29]甘峰．日本养老金危机与政党走势——以2003—2007年国会选举为视角[J]．东北亚论坛，2007（6）：62-66．

[30]陈立远．中国私营企业职工社会保障体系研究——以常德市武陵区为例[D]．湘潭大学，2012．

[31]肖云，邹超．农民工退保：短视还是利益博弈的选择[J]．经济研究导刊，2009（9）：78-79．

Pension Crisis under Population Aging：A Four-dimensional Perspective

WANG Ran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Research，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

Abstract：Population aging，as a global trend in the 21st century，is to impose a huge burden on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Especially，it will lead to the imbalance of payments and the unsustainability of pension model，and challenge the total insurance system of a society．Pension crisis can profoundly influence a country’s fiscal bal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and even cause a crisis of confidence in the government．Previous studies have generally put forward the pension imbalance as a single measure of a pension crisis，with ignoring some indispensable factors such as security，fairness and confidence．However，it's neither a good perspective to grasp the key points of pension reform nor a good index to help us reflect on our current population policy．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ension crisis from four perspectives：finance，security，fairness and confidence，and subsequently suggests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some principles in the process of pension reform．

Key words：Population aging；Pension crisis；Finance；Security；Fairness；Confidence．

作者简介：汪然，男，湖北天门人，北京大学人口所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口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672（2016）02-0075-07

收稿日期：2015-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