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健，孙其昂（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区研究中心，南京211000）



居住空间、邻里交往与社会距离——基于CSS2011的城镇居民与农民社会距离的影响因素研究

李向健a，孙其昂b
（河海大学a．公共管理学院；b．社区研究中心，南京211000）

摘要：利用CSS2011调查数据，探讨了当前我国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社会距离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个人经济地位越高，与农民的社会距离越近，家庭经济地位与个人文化地位越高，与农民的社会距离越远；居住空间条件越好，与农民的社会距离越远；与邻居互惠性交往程度越高，与农民的社会距离越近。研究认为，在城镇现实的体制和制度环境下，以下两个方面的努力可以缩减城镇居民与农民的社会距离，提升他们对农民的心理接纳程度：一是通过制定各种政策措施，遏制并缩小目前城镇内部和城乡之间的住房不平等程度；二是创造理想的社会交往环境，促进城镇居民与包括邻居在内的社区其他居民和进城农民之间的互惠性交往。

关键词：社会距离；居住空间；互惠性交往．

在当前加快城镇化建设、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的背景下，城乡居民的相互认同和接纳成为城市化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学术界关于异质性群体融合研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视角是考察两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目前国内关于城乡居民的社会距离研究多集中城市居民和进城农民工两个群体间的社会距离测量和影响因素研究，从总体上把握城镇居民与农民两大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研究还未曾出现。由此，本文重点考察城镇居民与农民的社会距离及其影响因素。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一词首现于塔尔德《模仿法则》（Law of Imitation）[1]，用来表征社会阶层之间的客观差异。齐美尔在自己的现代都市研究中赋予了社会距离以主观色彩，认为社会距离是人与人之间内在的屏障[2]。波尔在齐美尔的基础上，明确定义了现今较多使用的（主观）社会距离，即主观社会距离作为群体之间观念差异的来源，它表示一个群体对其他群体的观点和看法[3]。帕克在定义社会距离时，认为人和一般社会关系的理解和亲密程度与等级是可以测量的[4]。最终使社会距离成为普遍运用的学术概念是鲍格达斯[5]，他的社会距离量表通过考察行动主体与他者或群体交往的交往意愿[6]，从而把社会距离由学术概念变成了具体的测量刻度。

随着鲍格达斯发展出一套以自我报告的客观且外显的态度或行为量表作为社会距离的实证测量方式以来，社会距离被广泛运用于社会融合与社会排斥的研究之中，对于社会距离的理论探讨与经验研究也成为了社会科学中经久不衰的主题[7]。相对于美国学界关注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种族之间的社会距离，中国学界关于社会距离的经验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居民和进城农民工两个群体间的社会距离测量和影响因素研究。

郭星华等从鲍格达斯社会距离的主观性纬度进行思考，在一年就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时将其分为向往程度、排斥预期和整体感觉三个方面，他们认为二者间社会距离增大的原因是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刻板印象（对农民工的整体性偏见与歧视），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与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等歧视性政策，传统网络的存在等几个方面[6][8]。许传新、许若兰认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的因素是包括性别、教育程度在内的农民工自身社会特征，城市生活状况，社区参与程度，和相对剥夺感[9]。王毅杰、王开庆运用反转社会距离量表研究流动农民与市民间社会距离研究，发现年龄、文化程度、主观阶层位置、社会网络和职业差异会影响农民与市民间社会距离[10]。张海辉与李强、李洋发现居住空间分异会影响两群体间的社会距离，即居住空间隔离或分异程度越大，两群体的社会距离越大（通常是一方强势群体，一方为弱势群体）[11][12]。王桂新、武俊奎发现社会资本和同群效应对城市居民与外来农民工的社会距离存在显著影响，社会资本通过消除群体偏见和促进社会认同缩减二者间的社会距离，同群效应则使得两个群体的价值判断趋于一致，从而减二者间的社会距离[13]。胡荣、王晓通过验证网络密度、网络多元性、信任程度等城市居民社会的社会资本维度与其对外来农民工社会距离的影响，同样说明了社会资本存量和类型的差别部分地决定了居民与农民工的社会距离[14]。

随着我国农民变为“农村居民”，户籍分割即将消失，城乡一体化进程在制度影响下快速前进，农民入城、农村逐渐消失世界城市化趋势不可逆转。仅仅考察城市居民与进程农民工的社会距离，尚不能很好反映和分析城乡两大群体的融合趋势和机制。基于此，本文在分析2011年全国城乡居民社会距离数据的基础，通过建立城镇居民与农民社会距离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重点考察中国城镇居民与农民的社会距离及其影响因素，为学界和相关部门分析、制定城乡一体化建设思路和策略提供数据和理论支持。

二、研究假设、数据来源和变量测量

（一）研究假设

我们认为，城镇居民与农民的社会距离受到城镇居民的社会地位、居住空间和邻里交往状况等因素的影响。

就社会地位而言，在本研究中包括经济地位和文化地位，分别用城镇居民个人、家庭年总收入与受教育程度来测量。由于建国以来的城乡二元对立，城镇居民总体上的社会地位远远超过农民，这使得城镇居民对于农民有种地位上的优越感而减少了农民的认同和同情。因此，形成本文的第一个假设，即：

假设1：社会地位越高的城镇居民，其与农民的社会距离越远。

由此派生出两个次级假设：

假设1．1：个人和家庭年总收入越高的城镇居民，其与农民的社会距离越远；

假设1．2：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城镇居民，其与农民的社会距离越远。

就居住空间而言，在本研究中包括城镇居民居住的社区类型、居住的地区类型和居住的房屋类型。由于在居住空间上的可接近会影响城镇居民和农民的互动，居住离农民较近的城市边缘区或镇子的居民会更了解、理解和同情农民。因此，形成本文的第二个假设：

假设2：居住空间越接近农村的城镇居民，其与农民的社会距离越近。

由此派生出三个假设：

假设2．1：居住地离市县中心城区越远的城镇居民，其与农民的社会距离越近；

假设2．2：居住社区条件越差的城镇居民，其与农民的社会距离越近；

假设2．3：居住房屋条件越差的城镇居民，其与农民的社会距离越近。

就邻里交往而言，本研究包括对邻居的信息掌握和与邻居的互惠程度。由此产生两个假设，即：

假设3：对邻居的信息掌握越高的城镇居民，其与农民的社会距离越近。

假设4：与邻居互惠程度越高的城镇居民，其与农民的社会距离越近。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

1．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2011年度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Chinese Social Survey，缩为CSS），主要包括城乡居民劳动就业模块、家庭社会生活模块、社会态度模块等几个方面。调查采用概率抽样的入户访问方式，在全国的128个县（区），256个街道（乡、镇），512个居（村）民委员会开展调查。本研究采用的2011年的三期调查数据，其实际样本量为7036户。其中按照居住社区类型的划分，剔除缺失值，居住在城镇社区的居民共3411户。

2．变量测量

（1）因变量。CSS2011采用改造后的鲍格达斯社会距离量表来考察城镇居民对农民的社会距离，即递进式的选择“您是否愿意与农民聊天、一起工作、成为邻居、成为亲密朋友、结成亲家”五个问题，本研究根据其意愿程度，给答案分别赋分，即“很愿意=1分”，“比较愿意=2分”，“不太愿意=3分”，“很不愿意等于4分”。由于五个问题具有逻辑的一致性和完整性，尝试将社会距离量表的五个问题加总，得到社会距离总得分①鲍格达斯社会距离量表来源于对李克特量表的改造，每个被调查者的态度总分就是他对各道题的回答所得分数的加总，这一总分可以说明他的态度强弱或在这一量表上的不同状态，就本文而言，城镇居民对农民的社会距离的测量来自五个逻辑一致性很强的问题形成的量表，城镇居民在五个情感深度逐次递增的问题上的得分加总可以衡量城镇居民对农民的社会距离。。即城镇社会距离得分越高，其对农民的社会距离越远。

（2）自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婚姻生活状况和年龄。

社会地位。包括受教育程度、个人和家庭年总收入。受教育程度——变量的测量来自于受访者的受教育年限。

邻里交往。来自于“您对住得最近的那一家邻居有多了解，交往有多深”，共十个题目。如下表所示：

表1您对住得最近的那一家邻居有多少了解，交往有多深？

笔者就十个问题的答案，分别赋予“知道=1分，不知道=0分”、“会=1分，不会=0分”、“有过=1分，没有过=0分”，将十个类别变量转换成适合回归分析的虚拟变量，然后尝试提取两个因子，即对邻居的信息掌握因子和与邻居的互惠因子。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2邻里交往主成份因子分析

居住空间。包括居住地区类型、居住社区类型和居住房屋类型。其中地区类型编码为：1=居住在市/县城区以外的镇，2=居住在市/县的城乡结合部，3=居住在市/县城的边缘区，4=居住在市/县的中心城区；社区类型编码为：1=居住在未经改造的老城区（街坊型社区），2=居住在单一或混合的单位社区，3=居住在保障房社区，4=居住在普通商品房小区、别墅区或高级住宅区；房屋类型编码为：1=居住在棚户/简易住房或店面工棚，2=居住在楼房单间、筒子楼或平房，3=居住在别墅、联排别墅或成套单元楼。各变量的描述统计见表3。

表3变量值的描述统计

三、数据分析

多层回归分析（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是将重要预测变量的单一作用逐次纳入回归模型中，以了解各阶段的回归模型对因变量的单一及整体影响。本研究将从社会地位、居住空间和邻里交往状况三个层面考察城镇居民与农民的社会距离的影响因素，故采用阶层回归分析法来验证相关假设。以下是数据分析结果：

（一）模型结果解释

表3为中国城镇居民与农民社会距离影响因素的阶层回归模型拟合结果，回归结果展示了年龄、社会地位、居住空间和邻里交往状况对等不同因素对中国城镇居民与农民社会距离的影响。笔者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先后加入社会地位、居住空间和邻里交往状况三类变量，形成四个模型。

模型1呈现的是控制变量对城镇居民与农民社会距离的影响，统计结果显示R2=0．006，F=7．837，P＜0．001，年龄变量的回归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婚姻生活状况变量的回归系数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故在接下来的模型中均未采用。模型2呈现的是年龄和社会地位变量对城镇居民与农民社会距离的影响，统计结果显示R2=0．043，F=19．476，P＜0．001，其中年龄变量、受教育程度变量的回归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家庭年总收入变量在99%的置信度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个人年总收入变量在95%的置信度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居住空间变量，解释力R2=0．048，比模型2增加了0．5%，F=11．834，P＜0．001，居住社区类型和居住房屋类型变量在90%的置信度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居住地区类型变量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邻里交往状况变量，解释力R2=0．057，比模型3增加了0．9%，F=11．272，P＜0．001，互惠因子的回归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信息掌握因子未能通过检验。

表4城镇居民与农民的社会距离的影响因素

（二）变量分析和假设回应

经检验，每个模型在增加不同自变量后，整体模型均达到显著性水平。各自变量经过不同模型的回归数据显示，年龄会显著影响城镇居民与农民的社会距离，即年龄越大的城镇居民，其与农民的社会距离越远。同时各自变量经过不同模型的回归数据显示：

1．社会地位方面。个人年总收入、家庭年总收入和受教育程度显著影响城镇居民与农民的社会距离。其中，个人年总收入在模型2、3、4解释力的贡献分别为15．4%、17．6%和16．8%，且回归系数为负；家庭年总收入在模型2、3、4解释力的贡献分别为20．5%、22．5%和22．1%，且回归系数为正，因此，假设1．2通过部分验证，即与个人经济地位低的居民相比，个人经济地位越高的城镇居民，其与农民的社会距离更近，与家庭经济地位低的居民相比，家庭经济地位越高的城镇居民，其与农民的社会距离越远。受教育程度在模型2、3、4解释力的贡献分别为16．8%、13．8%和13．8%，且回归系数为正，因此，假设1．3通过验证，即与受教育程度低的居民相比，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城镇居民，其与农民的社会距离更远。

2．居住空间方面。居民居住的社区类型和房屋类型显著影响城镇居民与农民的社会距离。居住社区类型和房屋类型在模型3解释力的贡献分别是4．5%和4．6%，不过在模型4纳入邻里交往状况之后，社区类型和房屋类型就失去影响作用，这反映了居住空间对于社会距离的影响受到了邻里交往或社会资本的影响。数据显示，与居住社区类型和房屋类型条件差的居民相比，社区类型和房屋类型条件越好的城镇居民，其与农民的社会距离更远，假设2．2和2．3得到验证，假设2．1未通过验证。

3．邻里交往状况方面。互惠因子即与邻居的互相帮助显著影响城镇居民与农民的社会距离，它在模型4解释力的贡献为10．6%，且回归系数为负。数据显示，与和邻居互惠少的居民相比，与邻居互惠越多的城镇居民，其对农民的社会距离越近。假设4得到验证，而假设3未能通过验证。

四、结论和讨论

本文通过提炼CSS2011中城镇居民与农民社会距离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数据，利用阶层回归分析方法具体考察了城镇居民的年龄、社会地位、居住空间和邻里交往状况对城镇居民与农民社会距离的不同影响。

首先，城镇居民与农民的社会距离没有想象中的远（社会距离得分均值=7．89），城镇居民对农民的排斥程度并不高，这为我国正在进行的快速城镇化提供了心理和文化层面的有力条件。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城镇居民与农民的社会距离也在增大。其次，从总体上说，政治地位与个人经济地位越高，城镇居民与农民的社会距离越近；家庭经济地位和文化地位越高，城镇居民对农民的社会距离越远。再次，居住条件越好，城镇居民与农民的社会距离越远，这说明了空间的可接近与相似性可以缩小两个异质性群体间的社会距离。最后，邻里交往中的互惠程度越高，城镇居民与农民的社会距离越近。

根据目前我国的城镇化发展趋势和已有相关的城市化理论，可以预测的是，未来数十年内，我国将有大量的农村人口迁入城镇。在市场经济的分配体制下，城镇居民与农民的社会地位差异的很难再短时间内得到平衡，虽然党员觉悟和个人同情心有助于缩减城镇居民与农民的社会距离，但是家庭和文化背景会促使其在“成为亲密朋友”、“结成亲家”等社会距离维度上对农民产生排斥心理。在此制度环境下，我们发现通过以下两个方面的努力可以缩减城镇居民与农民的社会距离，提升他们对农民的心理接纳程度：

一是通过制定各种政策措施，遏制并缩小目前城镇内部和城乡之间的住房不平等程度。在上述分析中，越是与农民居住条件相似的城镇居民，其对农民的接纳程度越高。一方面，在快速城镇化的历史进程中不能忽视和遗忘农村，把农村当作一个逐渐消失的地理概念而对其住房建设置之不理，完全依靠农民自身去改善居住条件。政府应当在改善农民居住条件上投入适当资金，逐渐接近城镇居民的一般居住水平。另一方面，城市政府应抛弃“经营城市”的城市发展理念，把城镇空间当作一个生活空间，通过资金投入和政策调控，逐步提升中低收入家庭的居住条件，适当遏制高收入阶层过度膨胀的居住消费和投资欲望，形成城镇内部较为平等和谐的居住环境。

二是创造理想的社会交往环境，促进城镇居民与包括邻居在内的社区其他居民和进城农民之间的互惠性交往。在上述分析中，我们发现，仅城镇居民与最近的邻居之间的互惠作为就可以提升其对农民的接纳程度，缩小社会距离。互惠性交往可以打破长期以来由制度体制形成的等级观念，形成对他群体或某弱势群体的尊重和同情心理。城市政府应制定各种政策，促进城镇居民与本群体和进城农民工之间的多元化互惠交往。✿

参考文献：

[1]Tarde，G．1921，Les Lois de I’imitation．Paris：Librairie Felix Alcan．

[2]Simmel．G．1964，“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In K．H．Wolf（ed．& trans．）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New York：Free Press．

[3]Poole，Willard C．，Jr．1927，“Distance in Sociology．”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3（1）．

[4]Park，L．，Robert，1950，Race and Culture．Glencoe，1L：The Free Press．

[5]Bogardus，E．S．1925“Measuring Social Distance．”Journal of Applied Sociology 9．

[6]郭星华，储卉娟：从乡村到都市：融入与隔离——关于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的实证研究[J]．江海学刊，2004（3）：91-98．

[7]郝亚明：美国社会距离的变迁特点与趋势[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 -06 -13（A08）．

[8]郭星华，杨杰丽：城市民工群体的自愿性隔离[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1）：57-62

[9]许传新、许若兰：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实证研究[J]．人口与经济，2007（5）：39-44．

[10]王毅杰、王开庆．流动农民与市民间社会距离研究[J]．江苏社会科学，2008（5）：92-98．

[11]张海辉．不对称的社会距离——对苏州市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关系网络和社会距离的初步研究[D]．清华大学，2004．

[12]李强、李洋：居住分异与社会距离[J]．北京社会科学，2010 （1）：4-11．

[13]王桂新，武俊奎．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社会距离影响因素分析——以上海为例[J]．社会学研究，2011（2）：：28-47．

[14]胡荣，王晓．社会资本与城市居民对外来农民工的社会距离[J]．社会科学研究，2012（3）：101-106．

Living space，Neighborhood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Distance：A Research of Influencing Factors about Social Distance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Farmers Based CSS（2011）

LI Xiang-jiana，SUN Qi’angb
（a.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b.Community Research Centre，Hohai University，Nanjing Jiangsu 210098）

Abstract：Based on the date of CSS2011，we exam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bout social distance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farmers．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higher personal economic status、led to closer social distance；the higher family economic status and personal cultural status led to farther social distance；the better conditions of living space led to farther social distance；the higher level to reciprocal communication with neighbors led to closer social distance．It suggests that under the current system environment，we can make effort to reduce the social distance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farmers，promote urban residents’psychological acceptance to farmers from the following two aspect——one is formulating various policies and measures to curb and reduce housing inequality inside town and urban-rural areas；the other is creating a ideal environment to social communication，promoting reciproc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other residents include neighbors and rural migrant workers．

Key words：Social Distance；Living space；reciprocal communication

作者简介：李向健，男，安徽肥西人，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社会学，城乡社会学；孙其昂，男，浙江慈溪人，河海大学社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政治社会学，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现代化视野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整合研究”（13BKS086）；江苏省河海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居住空间分异与社区治理”（2013B28014）。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672（2016）02-0011-05

收稿日期：2015-0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