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一伟（华东理工大学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200237）



职业流动、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收入影响及其代际差异

刘一伟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200237）

摘要：基于2013年我国七个大城市“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对策研究”调查数据，使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职业流动、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收入影响及其代际差异。结果显示：一是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收入水平有着显著正向影响。但人力资本对两代流动人口的收入影响不同，其中受教育年限、现职业工作年限对新生代流动人口收入的促进更大，在外务工年限对第一代流动人口收入的促进作用更大。二是职业流动与第二代流动人口的收入呈现显著相关性，然而并非线性的影响，而是呈现倒U型非线性模式；但职业流动对第一代流动人口收入影响不显著。文章最后结合研究得出的观点和结论，探讨了本项研究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流动人口；职业流动；人力资本；收入效应；代际差异

一、引言

从上世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不断壮大。2015年，国家卫计委发布了《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底中国流动人口超过2．5亿，其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占有43．9%的比重，几乎占有了流动人口的一半（卫计委，2014）①国家卫计委：http：//www．moh．gov．cn/ldrks/dtjcf/list．shtml。。由于这一规模庞大群体的转移对我国经济社会产生着深远影响，流动人口迁移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诸多问题已经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和热点。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到了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权益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但是流动人口的收入直接关系到我国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的参与，更是关系到我国流动人口的社会参与、社会融合等，甚至影响到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建设与发展。因此，研究流动人口收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与此同时，现有关于流动人口收入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以户籍制度这一因素的研究为主，职业流动、人力资本与流动人口收入的关系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揭示，甚至有的实证分析研究结果相反，原因可能是使用的计量方法和数据不同。以流动人口中最重要的群体——农民工为例，黄乾（2010）[1]研究发现职业的转换对农民工的收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吕晓兰和姚先国（2013）[2]也得出相似的结论，他们认为女性农民工由于家庭原因导致的主动流动降低了其收入；而男性农民工由于单位原因导致的被动流动降低了其收入。但是杜妍冬、刘一伟（2015）[3]研究发现职业流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得出相似结论的还有陈媛媛（2013）[4]等。还有学者研究发现并非所有的职业流动对农民工收入带来影响，刘士杰（2011）[5]研究发现工作流动并不能显著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严善平（2006）[6]研究证明不是所有的流动方式都会带来工资收入的增加，外来劳动力从非正规部门流向正规部门或正规部门内部的流动均没有显著的增收效果；女性的流动总体来说与增收无关。可见职业流动与流动人口收入的关系还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尤其是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收入作为影响流动人口迁移的根本推动力量，无疑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变迁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就要求我们使用科学的方法和数据继续深挖两者的关系，促使经济社会转型的成功。

此外，流动人口群体已经不再是同质性的群体，其内部结构发生了诸多变化，根据国家流动人口动态监控显示，流动人口以青壮年为主，平均年龄在30岁左右，“80”后、“90”后成为流动人口的主要人群。与第一代流动人口相比，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流动因素更多，年龄更为年轻，且更愿意迁移或者定居到大城市。新生代流动人口进入城镇，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寻求经济效应的最大化，其对未来的发展等诸多方面有着更大的期待。此外，举家迁移俨然已经成为新生代流动人口的主要方式，“钟摆式”流动向在城市稳定生活、稳定工作转变。可见新生代流动人口在流量、流向、结构等方面与第一代流动人口有着明显的差异。同时，新生代流动人口与第一代流动人口人力资本具有明显的差异，不但受教育程度差别很大，而且外出务工年限和现职业工作年限也各不相同，尤其是两代流动人口的职业培训和职业证书的获取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而这些职业流动的差异和人力资本的差异无疑对两代流动人口的收入产生不同的影响。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使用2013年在我国七大城市“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对策研究”调查数据，使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两种方法，深入探讨人力资本、职业流动对流动人口收入影响及其代际差异，并通过解释机制分析相应结果的原因。这将更加深入认识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因素，从而对流动人口收入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人力资本与流动人口的收入

按照经典的人力资本理论与工资函数，如果劳动力市场环境是相对公平且有序竞争，受教育程度、职业培训、工作经历以及外出务工的年限等人力资本上的差异造成了劳动者获得的收入差异（谢周亮，2014；宁光杰，2012）[7][8]。在明瑟工资收入的函数中，受教育程度通常作为劳动者所占有的人力资源禀赋。在现有的我国劳动者收入水平的研究中，受教育程度、外出务工的时间以及职业培训等人力资本提高了其收入水平（王甫勤，2010；罗锋等，2009；刘林平等，2007）[9-11]。但新生代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比第一代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高；与第一代流动人口相比，新生代流动人口职业流动频繁，现职工作年限更短。众所周知，如果劳动者工作经验丰富，在劳动力市场中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收入也相对较高，而工作时间的延长无疑增加了劳动者的工作经验。那么，依据人力资本理论和明瑟工资函数，人力资本与流动人口的收入是否存在代际差异？基于上述，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人力资本提高了流动人口收入水平，新生代流动人口与第一流动人口相比，人力资本对新生代流动人口收入的促进作用更大。

（二）职业流动与流动人口收入

按照职业匹配理论与职业搜寻理论，劳动者收入水平会随着职业流动的发生而增加。由于劳资双方在开始时对劳动者的生产率存在“信息不对称”，随着工作时间增长和技术熟练程度的提高，劳动者的工作效率和雇佣者所提供的职位是否匹配便会暴露出来，劳动者在寻找适合的工作岗位的过程中需要不断的职业变换和搜寻，一般而言，只有在已经找到或者确定能够找到适合劳动者自身的工作岗位或者经济收益时，劳动者才会更换工作，进而导致雇佣者根据人职匹配状况对被雇佣者的收入进行调整，因此劳动者工资会随着职业的变换而增加（Parsons，1972；刘士杰，2011；刘兰，2004；张智勇，2005）[12-15]。但是如果流动人口更换工作过于频繁，表明其工作的具有不稳定性，而这种不稳定的状况可能对流动人口的收入带来不利的影响，收入水平也随之下降（林李月等，2014）[16]。尤其是对第一代流动人口更为显著，由于相比于流动的初期，目前的就业环境无疑对新生代流动人口更为有利，那么职业流动可能对第一代流动人口增收的影响小于新生代流动人口。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2和假设3。

假设2：与没有经历过职业流动的流动人口相比，有职业流动经历的流动人口收入水平更高，且职业流动对新生代流动人口收入增加产生的促进作用更大。

假设3：职业流动次数对新生代和第一代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并非线性影响，而是倒U型非线性模式。

三、数据来源、变量与模型的构建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华东理工大学等七所高校联合课题组2013年“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对策研究”调查。该调查覆盖了我国中、东、西部具有重要地理位置和经济地位的7个省市，分别是天津、上海、广州、武汉、哈尔滨、成都、兰州等。本次调查对象不但包括新生代流动人口，还包括第一代流动人口。问卷详细询问了被访者的个人基本特征、家庭情况工作、生活情况与收入状况等问题。根据问卷设计以及本文研究的目的和需要，经过筛选，剔除缺乏相关变量的样本，最终纳入的样本量2635人，其中第一代流动人口693人，新生代流动人口1942人。

（二）变量的选取

1．本研究选取了被调查者月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月收入不但包括被访者的工资收入，还包括被访者的福利、奖金等。需要指出的是在回归模型中收入取自然对数。

2．本研究将解释变量分为两个维度，分别是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变量、职业流动变量。需要注意的是，人力资本变量包括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职业证书、现职业工作年限；职业流动变量则只要指是否发生过职业流动、职业流动次数以及职业流动次数平方。

3．本研究选取流动人口的个人特征与社会经济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其中流动人口的个人特征主要包括性别、婚姻以及年龄这三个变量。就业特征主要包括流动人口的工作类型、企业规模以及行业类型等。此外，本文选取了被访者时的工作城市作为地区的虚拟变量①按照民政部规定东、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1个省、直辖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重庆、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三）模型构建

在社会科学的量化研究中，回归模型是最基本的工具，被解释变量月平均收入为连续型的数值变量，最小二乘法回归模型是研究中常用的计量方法。但是最小二乘法在处理峰度和异方差的工资数据时，其回归检验受奇异值的影响，模型稳健性会降低。此外，影响不同工资水平上差异的各个因素无法在最小二乘法中分析。因此本文在使用最小二乘法回归检验时，也使用分位数回归方法，以期弥补最小二乘法回归检验的缺陷。

四、描述性分析与回归检验

（一）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表1描述了变量的统计分析结果。结果显示，就受教育程度变量而言，第一代流动人口平均为9．533年，新生代流动人口平均为13．577年，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明显高于第一代流动人口；在职业证书方面，新生代流动人口拥有职业证书比例为43．7%，第一代流动人口拥有职业证书比例为25．9%，新生代流动人口拥有职业证书比例略高于第一代流动人口，但是流动人口整体上拥有职业证书比重偏低，流动人口普遍有技术但没有技术证书。从职业流动变量上看，新生代流动人口更换过工作的比例为80．9%，平均职业流动次数为3．933；第一代流动人口更换过工作的比例为61．7%，平均职业流动次数为1．927，说明了新生代流动人口的职业流动更为频繁。

调查结果还显示，无论是第一代流动人口还是新生代流动人口，都以男性为主；第一代流动人口平均年龄为44．012岁，新生代流动人口平均年龄为24．568岁；就婚姻状况而言，第一代流动人口已结婚比例为92．5%，新生代流动人口已结婚比例为50．8%，第一代流动人口已婚比例远远高于新生代流动人口已婚比例。

此外，从就业特征来看，新生代与第一代流动人口相比，在职业类型、行业类型、求职途径以及所就职企业的规模上没有显著的不同。无论是第一代流动人口还是新生代流动人口，流入城市集中在东部城市，说明了流动人口的工作地点首选是发达地区。

表1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二）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针对第一代流动人口和新生代流动人口分别构建模型，以比较职业流动、人力资本以及其他相关因素对两代流动人口收入影响的代际差异。鉴于此，采用OLS回归方法得到各种因素对流动人口收入期望值的影响，然后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职业流动、人力资本以及其他相关因素对流动人口收入分位数的影响。

1．OLS回归结果及分析

表2显示了流动人口收入影响因素的OLS回归估计结果。结果显示，职业流动、人力资本以及其他因素对两代流动人口收入影响不同，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受教育程度、在外务工年限、现职业工作年限以及职业证书这四个人力资本变量回归系数为正，表明其对流动人口收入影响为正。但是人力资本对两代流动人口的收入影响不同，其中受教育年限、现职业工作年限对新生代流动人口收入的促进更大，在外务工年限对第一代流动人口收入的促进作用更大。因此假设3中的人力资本提高了流动人口收入水平成立，人力资本对新生代流动人口收入的促进作用更大这一假设不成立。

表2流动人口收入影响因素的OLS回归估计结果

表4职业流动、人力资本对新生代流动人口收入的分位数回归结果

（2）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新生代流动人口验证了前文的职业搜寻理论和职业匹配理论，即职业流动对新生代流动人口收入起到了显著的影响，但令人诧异的是职业转换并没有显著提高第一代流动人口的收入。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基础上，发现更换过工作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比没有更换过工作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收入高出3．51%，这说明了两点，一是职业流动提高了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二是职业流动对新生代流动人口收入的促进作用大于第一代流动人口收入，证明了假设1是成立的。

新生代流动人口职业流动次数平方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系数的符号为负，表明职业流动次数平方与新生代流动人口收入呈现负相关。通过计算所得，新生代流动人口职业流动次数2．3次时收入为最大值，职业流动次数超过2．3次时收入开始下降，因此，可以证明假设2成立，即职业流动次数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并非线性影响，而是倒U型非线性模式。

就控制变量而言，性别、年龄、职业类型以及城市区域对流动人口收入影响显著。无论是第一代流动人口还是新生代流动人口，收入依然存在性别和区域差异，男性收入高于女性，中东部城市收入高于西部，原因可能是劳动力市场歧视以及区域分割造成的。此外，从年龄上看，新生代流动由于都是“80后”，收入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而第一代流动人口的收入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

表5职业流动、人力资本对第一代流动人口收入的分位数回归结果

2．分位数回归结果及分析

表4和表5分别显示了新生代流动人口与第一代流动人口的分位数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不但职业流动、人力资本对两代流动人口影响不同，而且对同代流动人口内部而言，流动人口收入不同分位数的影响系数都有明显变化，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力资本变量。首先，受教育程度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收入显著，但是对第一代流动人口收入在0．25、0．50分位上并不显著，从第75个分位点开始，分位数回归得到的受教育水平对新生代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程度要大于OLS回归所得到的结果。可能的原因是新生代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更高，受教育程度对其收入影响更大，而对第一代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相对较小。其次，在外务工年限对流动人口收入呈现倒“U型”（图1和图2）。对流动人口而言，当其收入水平在第75个分位点时，在外务工年限的提高反而会降低其收入水平。值得注意的是，现职年限基本在0．03—0．04范围上下波动，而且波动幅度都在OLS回归估计值的置信度为0．95的置信区间之内，现职业年限与新生代流动人口收入呈现正相关。基于上述，假设1成立。

（2）职业流动变量。首先可以看出的是，职业流动与新生代流动人口收入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新生代流动人口更换工作回归系数在0．025上线波动，而第一代流动人口更换工作次数回归系数在统计水平不显著。可见新生代流动人口与第一代流动人口相比，现职业年限系数的变动幅度较小，原因可能是在劳动力市场上，新生代流动人口职业搜寻能力更强，收入会随着职业的变换而增加。其次，从新生代流动人口分位数回归可以看出，随着收入分位点的提高，职业流动次数对新生代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呈现下降的趋势，这说明若新生代流动人口职业流动的次数过多，则意味着其工作状态不稳定，而这种不稳定的状态可能对其收入提升带来不利影响，收入会下降（图1），假设2部分成立。最后，职业流动次数平方与新生代流动人口收入呈现出倒“U”型关系，且从回归系数上看，系数的变化幅度相对比较平缓（图1），假设3部分成立。

图1职业流动、人力资本对新生代流动人口收入分位数回归的系数变化情况

（3）控制变量。首先，从性别上看，无论是新生代流动人口还是第一代流动人口，男性流动人口收入水平都明显高于女性流动人口，可能由于劳动力市场存在性别歧视，女性流动人口处在不利的地位（石莹等，2011；邓峰等，2012；刘泽云，2008）[17-19]。其次，年龄对流动人口的收入效应影响不同，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年龄与收入是正相关，第一代流动人口年龄与收入是负相关。最后，流入的区域不同，收入具有明显的差异，流动人口在中、东部城市的收入水平高于在西部城市，尤其是对新生代流动人口影响更为显著。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在中国七个大城市流动人口调查数据的基础上，通过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了人力资本、职业流动对流动人口收入效应及其代际差异的影响，研究表明：

第一，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收入水平有着显著正向影响。但是人力资本对两代流动人口的收入影响不同，其中受教育年限、现职业工作年限对新生代流动人口收入的促进更大，在外务工年限对第一代流动人口收入的促进作用更大。

第二，新生代流动人口的职业流动对其收入起到了显著的影响。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基础上，发现更换过工作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比没有更换过工作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收入高出3．51%，但是职业流动次数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并非线性影响，而是倒U型非线性模式。而职业流动对第一代流动人口收入没有起到显著的影响。

研究的结论对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启示。一方面流动人口不断增加，对我国的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政府应该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有针对性对流动人口尤其是第一代流动人口开展继续职业培训活动，提高其人力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企业与工厂可以通过自身的优势，提供流动人口职业培训的机会，使其人力资本不断提高，进而提高流动人口的收入。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大量的流动人口频繁地变换工作，从本质上来看就是追求更大收益机会而进行职业流动的经济选择特点，同时实现了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在更大区域乃至全国范围内的再配置和优化（王胜今、许世存，2013）[20]。但是如果流动频次过大，不但不利于劳动力资源配置，同时对自身发展（如培训等）也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政府应该引导流动人口理性选择职业流动，提供更好的就业管理服务工作，避免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同时企业及时准确的发布职业信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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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媛媛．工作转换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基于珠三角两代农民工的调查[J]．南方经济，2013（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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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Occupational Mobility and Human Capital on The Income of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enerations

LIU Yi-wei
（School of social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ghai 200237）

Abstract：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seven major cities of China in 2013，“floating population management and service strategy”，using OLS regression and quantile regression method，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occupational mobility，human capital on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he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The results show that：first，the human capital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income level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However，the human capital has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income of the two genera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which is the promotion of the income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the years of education and the present age．Two is the occupation flow increased the income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the number of occupation flow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the income level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he nonlinear influence，but the inverted U type nonlinear model；however，the first generation of mobile population income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In the end，the paper discusses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is research．

Key words：floating population；occupational mobility；human capital；income effect；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

作者简介：刘一伟，男，河南周口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方向：社会保障。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编号：12JZD0022）。

中图分类号：C92-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672（2016）02-0029-06

收稿日期：2015-0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