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文莉，张燕媛，谭　涛（1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南京210095）



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分析——基于不同收入层级的跨地区比较

阎文莉a，张燕媛b，谭涛a
（1南京农业大学a．公共管理学院；b．经济管理学院，南京210095）

摘要：利用2009、2010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分析了医疗保险对不同地区、不同收入层级的农村居民家庭医疗消费支出和非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家庭的医疗类消费不存在显著影响，对非医疗类消费支出则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分地区来看，医疗保险对东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医疗类消费的影响差异显著，对东中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非医疗类消费支出的影响同样差异显著；分收入层级来看，医疗保险对家庭医疗类消费的影响在不同收入层级的农村居民家庭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对非医疗类消费支出的影响在不同收入层级之间差异显著。此外，商业医疗保险作为医疗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农村消费起到带动作用。最后，本文从加大政府补贴和完善保障机制两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以期有效降低农村居民家庭超常的预防性储蓄，促进农村居民家庭消费。

关键词：医疗保险；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固定效应；跨区比较；收入分层

一、引言

中国的高储蓄已成为一个世界瞩目的现象，截止到2014年，居民储蓄余额已达到48．53亿万元，位于历史最高位。与高储蓄率相对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消费率呈下降态势。虽然政府采取了降低存款利率、鼓励个人信贷消费、提高居民收入等一系列措施，但居民消费并没有摆脱低迷状态，这必然会影响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农业经济固有的脆弱性，加之农村社会保障、信贷市场的落后，导致农村居民消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另一方面，我国农村医疗保险不断完善，2013年全国参加新农合的人数为8．02亿，参合率达到99%①法制日报：http：//www．legaldaily．com．cn/index/content/2014-05/04/content_5495678．htm。，完成了实现新农合基本全覆盖的目标。随着收入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购买商业医疗保险以提高保障水平，农村居民家庭医疗保险支出不断增加。在上述大背景下，考察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对提高医疗保障水平、引导合理消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目前国内外对医疗保险和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许多研究都证实了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刺激作用（岳爱、杨矗，2013[1]；尹华北，2011[2]）；并有研究重点关注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家庭特定类别消费的影响：Wagstaff和Pradhan（2005）[3]对越南的研究发现，医疗保险对家庭非食品类消费增长的影响最为显著。马双、臧文斌（2010）[4]研究了新农合对家庭食物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参合家庭在营养物质摄入量方面得到了显著增加。胡宏伟（2012）[5]证实了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前提下，医疗保险促进了医疗消费绝对量和相对比例的提高。此外，黄学军、吴冲锋（2006）[6]；宁满秀、潘丹（2010）[7]；周晓艳、汪德华（2011）[8]认为医疗保险能够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促进家庭消费的增加。随着商业保险在农村发展，近年来关于发展农村商业保险、完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研究不断增多（陈志宏，2012[9]；陈玫懿，2013[10]；隋宇航，2015[11]）。

但目前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商业保险和农村医疗保险的衔接及商业保险参与新农合的模式分析上，很少涉及商业保险与农村居民消费关系的研究。以往的研究鉴于数据获得的限制，往往以某类支出或全部消费为因变量，不能准确考察医疗保险对医疗支出和非医疗类消费支出的影响。此外，基于某些省市微观层面的数据展开研究的结果不具普遍性。

本文拟使用2009、2010农业部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在预防性储蓄相关理论的框架下，考察医疗保险对不同地区、不同收入层级农村居民家庭的医疗消费支出和非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以期为降低农村居民家庭超常的预防性储蓄、增加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完善医疗保险体系提出借鉴性建议。

二、理论分析

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是研究居民消费—储蓄行为的主要框架，该假说认为年龄和人口构成都会影响消费。年轻时期，消费大于收入；中年阶段后，收入大于消费；退休以后，消费又会超过收入。如果人口构成比例发生变化，边际消费倾向也会变化：年轻人和老年人比例增大将会导致消费倾向的提高，中年人比例增大，则会导致消费倾向的降低。然而，许多消费方面的研究发现，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居民消费并不是平滑的[12]。在吸收理性预期思想的基础之上，Leland（1968）最早提出了预防性储蓄理论，引入不确定性及消费者跨时选择分析，认为消费者储蓄不仅仅只是将收入均等分配于整个生命周期，还在于防范不确定事件的发生。预防性储蓄理论是对理性预期生命周期假说的拓展，其核心思想即未来不确定性或风险越大，人们将会进行更多的预防性储蓄，从而挤出了当期的消费支出。学者们常利用绝对风险厌恶系数的指数化效应函数（CARA）来说明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和储蓄行为产生的影响。

假设消费者面临如下的跨时优化决策问题：

满足约束条件：

其中，C表示居民消费，Y表示劳动收入，A表示居民资产。r是常绝对风险厌恶系数。假设居民生存T期，主观时间贴现率等于利率，都等于0，劳动收入遵从随机变动，具有正态分布变化。于是可以证明最优消费满足：

利用约束条件，可以得出消费水平为：

（3）式给出了收入不确定性对消费路径斜率的影响，较高的收入不确定性和较高的风险厌恶系数将导致较陡的斜率和更谨慎的行为。（4）式给出了消费水平是居民财富、收入和不确定的函数。考虑到不确定情况的存在，居民的谨慎由第三项反映，即给定收入和财富水平，不确定性越高，居民的消费水平越低，从而预防性储蓄越多。

预防性储蓄理论主要强调从收入的不确定方面去解释消费低迷的原因。考虑到我国农村存在个人消费信贷市场落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现实，农村居民即使在收入确定的情况下，由于流动性约束的存在，消费水平也会因预期支出的增加而呈现不变甚至下降的趋势。因此，流动性约束假说也对农村居民家庭预防性储蓄增加、消费水平下降做出了一定的解释。为避免潜在的流动性约束转化为现实的流动性约束，农村居民家庭只能减少当期的消费、增加预防性储蓄。流动性约束假说的主要结论是：第一，与无流动性约束相比，流动性约束下的消费者的消费较低。第二，流动性约束的存在迫使消费者降低当前消费[13]。

农村医疗保险作为一种大病医疗支出的风险规避机制，可以降低居民未来患病支出的不确定，根据以上对预防性储蓄理论、流动性约束假说的分析，未来不确定性的降低会减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从而刺激居民家庭增加消费。在此理论逻辑之下，本文提出三个假说：

H1：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刺激作用主要体现在非医疗类消费的增加。

H2：不同地区之间，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家庭医疗类消费和非医疗消费的影响均存在显著差异。

H3：不同收入层级之间，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家庭医疗类消费和非医疗消费的影响均存在显著差异。

三、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

1．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来自农业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2009、2010两年的面板数据。该调查数据覆盖全国31个省份的346个县，共计360多个村庄，20100个农户，调查信息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收入、消费以及一系列其他反映农户社会经济状况的变量，衡量指标比较全面；基本涵盖了中国东、中、西部主要地区，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此外，数据依靠严格的农户记账程序采集，测量误差较小，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模型估计的偏差。剔除存在缺失值的样本后有效样本30470人，其中东部地区12248人，中部地区13736人，西部地区4486人。

2．模型设定

本文使用的是两年面板数据，数据时间维度较小，横截面的维度较大，所以为短面板数据。估计面板数据一般选择个体效应模型，包括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现将基本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logexpijt为t时间j地区农村居民家庭i的消费支出的对数，xijt为可以随时间及个体而变的特征，包括家庭特征变量、户主个体特征变量和体现不同地区、收入层级农村居民家庭医疗保险对消费影响的差别的交叉项。zij为不随时间而变的个体特征，如户主性别。μij+εijt为复合扰动项，其中，μij代表个体异质性的截距项，εijt为随个体与时间而变的扰动项。

（二）变量选择与样本描述性分析

1．变量选择

考虑到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家庭不同类别消费支出作用方式的差异，文章将因变量分为医疗类消费支出和非医疗类消费支出。

文章依据生命周期—持久收入理论将收入和年龄作为消费的决定因素；不少研究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也会对个人的患病率及医疗消费支出产生影响（李珍珍、封进，2006[14]；申志伟、蒋远胜，2008[15]）；由于农村居民消费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庭规模自然成为影响家庭消费支出的一个重要因素。鉴于中国各地区社会经济差异显著，在分析医疗保险对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时，也要考虑地区差异（史清华、顾海英，2004[16]；王翌秋、雷晓燕，2011[17]）。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选取以下变量为自变量：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农村居民家庭医疗保险支出、家庭年人均收入、家庭规模、65岁以上人口比例及10岁以下人口的比例、是否党员户、是否“五保户”；个人特征变量，包括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年龄、户主年龄的平方、性别；体现地区、收入差异的交叉项，包括地区虚拟变量与家庭医疗保险支出的交叉项以及家庭收入虚拟变量与家庭医疗保险支出的交叉项。文章将农村居民家庭所在地区分为东、中、西三部分，根据家庭人均收入的分布，生成收入分类变量：家庭月人均收入少于或等于462．5元的为低收入家庭（约占总样本的25%），人均月收入界于462．5元和1073．9元的为中等收入家庭（约占总样本的50%），人均月收入在1073．9元以上的为高收入家庭（约占总样本的25%）。

此外，由于是否参加医疗保险存在着逆向选择的问题，为减少这种选择性偏差，文章选择“自我健康评估”来衡量预期的医疗开支，并加入年份和家庭健康状况的交叉项来允许不同初始健康状况的农村居民家庭在消费上有不同的潜在时间趋势，类似的，文章加入年份和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交叉项来允许不同收入的农村居民家庭在消费上有不同的潜在时间趋势[18]。变量的具体定义见表1。

表1变量的定义

2．样本的描述性分析

表2通过对东中西部样本描述性统计的对比分析发现：（1）农村居民家庭个人的健康自评状况分为优、良、中、差、丧失劳动能力5个等级，分别以1-5分赋值，中西部的自评健康均值较为接近，分别为1．81、1．82，东部地区较其他两地低，为1．74，总体而言我国农村人口健康水平由东到西依次下降；（2）东部地区的收入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收入存在明显的地域差距；（3）农村居民家庭户主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多集中于初中层次，但东部地区情况好于中西部地区；（4）各地区家庭规模相近。

（三）实证结果分析

豪斯曼检验结果显示，两类消费支出的p值都为0．0000，故应该使用结果更为一致的固定效应模型。表3是以固定效应模型为基础得出的农村居民家庭医疗保险支出对医疗类消费和非医疗类消费支出的实证结果。

1．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家庭医疗类消费支出的影响分析

表3第二列显示，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家庭的医疗类消费支出无显著影响，可能是由于医疗保险通过降低医疗产品价格促进了农村居民家庭对医疗服务的利用，增强了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也从侧面说明在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农村地区，由医疗保险带来的道德风险并不严重即农村居民家庭不会因购买医疗保险而对医疗服务过度消费。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家庭人均收入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家庭医疗类消费支出有促进作用。家庭规模越大，用于医疗类的消费支出越多；家庭老人抚养比和医疗类消费支出呈显著正相关，家庭要花费相当的资金在老年人的预防与治疗疾病上。受教育程度对医疗类消费的影响存在两种可能：一方面，受教育水平提高可能会降低家庭成员的患病率；另一方面，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也可能使农村居民家庭提高对医疗服务质量和数量方面的要求从而使家庭的医疗消费支出增加。因此，农户受教育水平对家庭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不显著。

表2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地区）

（1）医疗保险对不同地区家庭医疗类消费支出影响的差异分析

表3的地区变量和家庭医疗保险支出的交叉项显示，中、东部地区家庭医疗保险支出对家庭医疗类消费支出的影响不存在显著差异，而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相比，家庭医疗保险支出每增加1%，医疗类消费支出会比东部地区多增加0．29%，且在5%水平上显著。

表4给出了以中部地区为参照组的估计结果。第一列显示，中西部地区在家庭医疗保险支出对医疗类消费产生的影响方面无显著性差异。产生上述状况的原因可能是医疗消费自价格弹性的绝对值小于1，对于农村居民家庭来说是生活必需品[19]，医疗保险通过降低医疗服务的价格释放了西部农村居民家庭对医疗产品的潜在需求，根据收入边际效应递减规律，经济发展水平最落后的西部地区医疗保险对医疗类消费支出的边际效应要显著大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

表3医疗保险对医疗类消费支出、非医疗类消费支出的模型估计结果

（2）医疗保险对不同收入层级家庭医疗类消费支出影响的差异分析

表3的收入分类变量和家庭医疗保险支出的交叉项显示，中、低收入层级农村居民家庭之间，高、低收入层级农村居民家庭之间医疗保险支出对家庭医疗类消费的影响不存在显著差异。表4显示，高、中收入家庭之间医疗保险支出对医疗类消费支出产生影响的差异很小，即不同收入层级之间的农村居民家庭的医疗保险支出对医疗类消费的影响无显著差异。原因可能是我国农村医疗保险尤其是基本医疗保险过低的封顶线降低了其对高收入家庭医疗类消费的刺激作用；过高的起付线又将中低收入家庭排除在受益范围之外，两方面的作用导致农村医疗保险对不同收入层级的农村居民家庭医疗类消费的影响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4医疗保险对医疗类消费支出、非医疗类消费支出的模型估计结果（中部地区为参照组）

2．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家庭非医疗类消费支出的影响分析

表3第三列显示，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家庭非医疗类消费支出的影响在1%水平上显著，家庭医疗保险支出每增加1%会促使家庭非医疗类消费支出增加0．07%。说明医疗保险作为一种风险规避机制，能够降低人们未来面临的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带动消费的上升。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家庭规模越大，非医疗类消费支出越多；老人抚养比越大，家庭一般会节省非医疗类的消费支出以确保有更多的储蓄预防将来可能发生的医疗开支；户主年龄系数为正，但年龄平方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非医疗类消费支出增加，达到一定年龄后，非医疗类消费支出就会呈下降趋势。养儿防老和自我养老依然是农村养老的主要方式，因此，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民必须减少当前消费为未来老年生活储蓄。

（1）医疗保险对不同地区家庭非医疗类消费支出影响的差异分析

表3第三列地区变量和家庭医疗保险支出的交叉项显示，中部地区家庭医疗保险支出每增加1%对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产生的促进作用比东部地区多0．07%，且在1%水平上显著。结合表4发现，东、西部地区之间及中、西部地区之间医疗保险对家庭非医疗类消费支出产生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可能是由于中部地区经济水平居中，与东部相比收入较低，根据收入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医疗保险对中部地区非医疗类消费支出的刺激作用要大于东部地区。而对于经济发展水平最落后的西部地区来说，多数农村居民家庭的收入仅能维持基本生活需要，医疗消费的预算约束较大，在医疗保险的设计规则尚不完善、补偿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医疗保险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的非医疗类消费支出的影响差异不会显著。

（2）医疗保险对不同收入层级家庭非医疗类消费支出影响的差异分析

表3第三列收入和家庭医疗保险支出的交叉项的结果说明，在不同的收入层级之间，农村居民家庭的医疗保险支出对非医疗类消费支出的影响均存在显著差异。中等收入家庭医疗保险支出每增加1%对非医疗类消费支出的刺激作用比低收入家庭多0．02%，高收入家庭医疗保险支出每增加1%对非医疗类消费支出的影响比低收入家庭多0．04%，表4显示，高收入层级家庭医疗保险支出每增加1%对非医疗类消费支出的刺激作用比中等收入层级的农村居民家庭多0．02%，且不同收入层级之间的差异都在1%水平上显著。可以发现收入是影响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家庭非医疗类消费支出作用大小的关键因素。

文章这一部分的实证结果与前面的假设有一定的差异，在对假设论证的基础上进行了补充。

四、商业健康保险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影响

2003年初，我国首先在云南、吉林、湖北、浙江实行新农合试点，2013年完成了实现新农合基本全覆盖的目标。另外，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开始购买商业健康保险以提高保障水平。由于本文所用的两年面板数据中，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农村居民家庭样本个数占全部样本的比例较小，论文主要运用描述性方法考察商业健康保险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预防性储蓄理论和流动性约束假说意味着居民家庭储蓄规模和未来面临的不确定性成正比，家庭的消费支出与未来的不确定性成反比。为更加详细地体现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产生的影响，文章将非医疗类消费支出细分成体现基本生活水平的食品支出、衣着支出以及体现生活质量的文化服务支出、住房支出和耐用品支出。图1显示的是在同一收入层级（中等收入）下，只有基本险的家庭和同时具有商业险、基本险的家庭在2009、2010两年间各分项消费支出变化的对比。

图1不同类型家庭分项消费支出占比变化图（%）

图1显示，在同一收入水平上，只有基本险的农村居民家庭的住房、文化服务和食品支出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仅有耐用品、衣着支出比例上升。与之相比，拥有两种险种的农村居民家庭的住房支出占比上升较大，由2009年的20．82%上升至2010年的26．58%，食品支出由35．29%上升至38．66%，文化服务支出、衣着支出也有小幅上升，仅有耐用品消费支出与2009年相比呈下降趋势。考虑到我国2008年下半年实施的“家电下乡”对促进农村居民家庭的耐用品消费起到很大促进作用，加之耐用品购买决策的离散性：之后几年的消费量主要取决于初始存量。因此，耐用品消费支出的短期变化不能准确反映医疗保险对家庭消费带来的影响。此外，衣着支出在两类家庭中均呈小幅上升，变化不大，即其基本上不受家庭医疗保险支出的影响。农村居民家庭对住房的投资具有长期性，在家庭收入较低的情况下，新建或整修房屋往往需要多年财富的积累才能实现，因此，农村居民家庭住房支出的增加反映了商业健康保险通过提高保障水平降低了参保者面临的未来不确定性、促使他们减少预防性储蓄、增加其他的消费支出。

上述描述性分析显示，在同一收入层级的前提下，同时拥有基本险和商业健康险的家庭的消费明显高于只有基本险的农村居民家庭，即保障程度的提高降低了家庭未来面临的不确定性感受从而刺激了居民家庭的消费。这说明商业健康保险在刺激农村居民消费中能够发挥作用，是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农业部2009、2010两年的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分地区、分收入分析了医疗保险对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

从全国层面上来看，家庭医疗保险支出对农村居民家庭的医疗类消费支出没有显著影响，家庭收入、家庭规模及家庭老人抚养比都与家庭医疗类消费支出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分地区、分收入来看：东西部之间医疗保险对家庭医疗类消费支出的影响差异最为显著，不同收入层级之间农村居民家庭的医疗保险支出对医疗类消费的影响并不十分显著。

从全国层面上看，家庭医疗保险支出对农村居民家庭的非医疗类消费支出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家庭规模、户主年龄、家庭老人抚养比对非医疗类消费支出产生显著的影响。分地区、分收入来看：东中部地区之间医疗保险对家庭非医疗类消费支出的影响差异最为显著，不同收入的农村居民家庭之间的医疗保险对非医疗类消费产生的影响都存在显著的差异。

以本文的实证结果为基础，文章认为政府应明确以下两个方面的责任。

第一，继续加大政府补贴力度。首先，在扩大农村医疗保险覆盖面的同时，加强政府对中西部地区和低收入群体转移支付力度，使医保起付线不再成为低收入群体享受优惠的障碍，最大程度的提高农村居民对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其次，鉴于当前农村地区由医疗保险引起的道德风险并不严重这一事实，各级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基本医疗保险的补贴力度，改善农村地区的医疗卫生设施。

第二，完善农村保障机制建设。首先，丰富农村基本医疗保险的保障内容，针对老年人建立疾病预防和康复护理机制，减轻人口老龄化对家庭消费带来的负向影响；完善医疗保险设计规则，根据不同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收入状况因地制宜的设置医疗保险的起付线、封顶线和自付比例；健全政府监督机制，保障基金专用，提高参保者的受益水平以带动消费的增加；完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实施税收优惠等政策积极扶持商业健康保险在农村的发展，探索商业保险参与新农合的合理模式，形成多层次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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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e of Health Insurance towards the Consumer Behavior of China’s Rural Family：A Cross-regional Comparative Study Based on Various Income Groups

YAN Wen-lia，ZHANG Yan-yuanb，TAN Taoa
（a.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b.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anjing Agriculture University，Nanjing 210095）

Abstract：Based on the data from 2009 and 2010 fixed observation population survey in rural areas by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of China，the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health insurance towards the medical consumption and non-medical consumption of rural families from different areas and income groups．Results show that health insurance doesn’t contribute significantly to rural families’medical consumption while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mpact on their non-medical consumption at the same time．In terms of different areas，there exi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influences of health insurance towards the medical consumption of rural families from western and eastern China．Also the influence of health insurance towards the non-medical consumption of rural families from middle China varies greatly from its counterpart in eastern China．In terms of different income groups，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he influences of health insurance towards the medi

cal consumption of rural families at different income levels while the influences towards non-medical consumption vary greatly among different income groups．As an important part of health insurance，the commercial medical insuranc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boosting rural consumption．Therefore，in this paper，the increasing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improve the rural security mechanism are also proposed to promote consumption．

Key words：Medical insurance；Rural residents Household consumption；Fixed effects model；Interregional comparison；Income stratification

作者简介：阎文莉，女，山东济宁人，南京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社会保障；谭涛（通讯作者），男，广西贺州人，南京农业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农业政策、农村发展与农村社会保障。

基金项目：2014年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土地流转与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化”（项目编号：14YJC790108）。

中图分类号：F840．6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672（2016）02-0022-07

收稿日期：2015-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