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亮，宋　璐（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江苏苏州215123）



家庭资本对农村中青年居民养老策略的影响

李亮，宋璐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江苏苏州215123）

摘要：借鉴可持续生计框架，采用多项logit模型，分析计划生育政策背景下农村中青年居民的家庭资本对其养老策略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家庭资本对农村居民的养老策略具有显著影响。子女数越少和家庭储蓄越多，农村中青年居民越倾向于选择依靠自己的储蓄来养老；反之，越倾向于选择依靠子女的资助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而家庭资本对子女的资助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之间的策略选择并无显著影响。

关键词：养老策略；计生户；子女数；家庭储蓄

一、背景

在宏观层面，人口结构的快速老龄化给中国社会养老保障带来巨大的挑战；在微观层面，则给1960年代至1980年代出生队列中的个人及其家庭的未来养老问题带来巨大的压力。这些队列逐步进入老年推动中国老年人口总量阶段性的快速增长，据估计到2050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总量超过4亿，老年抚养比为60[1]。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之后，中国持续稳定在低生育率水平。因此，1960年代至1980年代出生队列的人口在未来成为中国最庞大的老年群体的同时，又面临着“少子化”，而难以维继传统的子女供养的家庭养老模式[1-3]。

另一方面，中国人口老龄化和社会养老保障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六普”显示，农村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而农村地区社会保障发展却严重滞后于城市，一些基本保障制度覆盖面比较窄。在计划生育背景下，个体需要根据家庭资源要素的组合寻求一种新的策略来解决未来的养老问题，以适应时代的变化。目前的研究较多地关注宏观层面和城市地区的养老保障问题；对农村地区，尤其是微观层面农村中青年居民即将面临的养老保障问题缺乏研究。本研究的目标是观察农村中青年居民所拥有的与计划生育政策密切相关的生计资本，并分析这些家庭资源要素对其养老策略的影响。

二、理论框架

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借鉴英国国际发展署提出的可持续生计框架[4]。该框架主要用于在政策和制度转变中，帮助农户寻求一种将生计资本转化为积极的生计结果的途径。其基本思路是政策和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资源的拥有，相应地个体也会运用政策和制度来确保他们的生计安全。在该框架中，生计资本是承接政策制度和生计结果的关键，包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五种。本研究专注于一种特殊的生计策略，即养老策略。计划生育政策弱化了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1-3]。在新的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建立起来之前，个体需要根据家庭资源要素的组合寻求一种策略来解决未来的养老问题。

（一）养老策略

作为一种生计策略，养老策略指个人凭借所拥有的资源要素选择不同的获取养老资源的途径和方法，以保障丧失部分或完全劳动能力之后的养老所需的行为。从养老资源的来源来看，主要存在三种养老模式，即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和自我养老[5]。家庭养老指由家庭成员提供养老资源，在中国一般是指子女养老，尤其是儿子养老。社会养老指由社会提供养老资源，一般指社会养老保障，包括养老金、养老保险和养老救济等。自我养老指既不依靠子女和亲属，又不依靠社会保障，主要依靠自己的积蓄提供养老资源。在本研究中这三种养老模式构成养老策略划分的基础。

已有文献中，大部分研究都认为中国农村社会的养老方式仍以子女养老，尤其是儿子养老为主[6]。但是近几年的一些研究，包括对青年农村居民的研究，发现大部分农村居民更倾向于自我储蓄养老或参加养老保险[7-9]。

（二）计划生育政策下的家庭资本

家庭资本，即个体所有拥有的家庭资源要素，代表个体以家庭为单位保障养老的能力，是个体选择具体的养老策略的基础。已有的研究对五大家庭资本的影响研究均有涉及但不系统，例如一些学者探讨了土地收益（自然资本）对农民养老能力和养老方式的影响[7][10]。本研究将养老策略置于计划生育背景下，主要考查与计划生育政策密切相关的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影响。

1．社会资本：计划生育户

社会资本是指人们在追求生计目标的过程中所利用的社会资源[4]。这种资源与政策和制度的变革最为密切。计划生育户（以下简称“计生户”）是计划生育政策的最直接的产物。相应地，计生户比非计生户拥有更多的政策性的社会资本。许多地方政府都将农村社会保险与计划生育政策挂接，积极推动计生户参加社会养老保险[11]，由地方财政以一定标准为计生夫妇代缴或补贴养老保险费。而且从国家到县市各级政府都出台了一系列针对计生户的养老方面的奖扶政策。相反，非计生户则要交纳社会抚养费。

已有的研究对计生户与依靠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作为养老策略之间的关系尚没有定论。一些学者认为，这些制度性资源虽然受欢迎，但目前还存在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提供的实际福利有限等问题，可能会影响到计生户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信心[3，7]。而另一些学者认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仍不是农村居民养老经济的主要来源，但降低了农村居民特别是计生户在养老上对子女的经济依赖[12]。考虑到计划生育政策对传统女子养老基础的削弱，以及可以预期到国家对计生户养老补偿的增加，本研究假设：

假设1：相比自我养老和子女养老，计生户会比非计生户更倾向于选择社会养老保险。

2．人力资本：子女数量

人力资本指为了取得生计目标所可利用的人力资源[4]。对于养老而言，主要指子女的数量和质量。由于在中国农村长期盛行的是子女反馈式的家庭养老模式。尤其是在农村低收入水平条件下，家庭规模决定养老供给，足够的子女数量是传统的家庭养老保障机制运行的最基本条件[2，3]。因此多生子女是满足父母养老保障需求的最主要途径。但是中国严格控制生育率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农村中青年居民养老的人力资本已经大大削弱，对以子女赡养为主要养老支柱的传统家庭养老模式产生强烈的冲击，因此本研究主要考虑子女的数量的影响。

对子女数与养老策略之间的关系，已有的研究大多认为子女数越多，农村居民越期望子女养老[13][14]。不过，这些研究都没有将儿子数与女儿数区分开来考虑。农村生育养老文化中具有强烈的性别偏好。受到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和“养儿防老”观念的影响，农村居民更为倾向于由儿子养老。有研究者发现儿子和女儿提供养老支持的差距已渐缩小[15]，但是养儿防老的社会文化根深蒂固，一时仍很难扭转。

已有的研究对男孩数和女孩数与养老策略之间的关系也没有一致的结论。孔祥智、涂圣伟发现不论是子女数还是男孩数对养老策略都没有显著影响[16]。熊波和林丛发现男孩数和女孩数越多，越倾向于选择社会养老保险[8]。沈苏燕等发现男孩数多更倾向于选择家庭养老，更不会选择自我养老或社会养老，而女孩数则对养老策略不存在显著的影响[17]。考虑到中国的孝文化和家庭集体主义文化传统，本研究假设：

假设2：相比子女养老和社会养老保险，子女数越少，尤其是男孩数越少，农村青年居民越倾向于选择自主储蓄养老。

3．金融资本：家庭储蓄

金融资本是指人们为取得生计目标所需要的金钱积累和流动[4]。其中最主要的是家庭收入和家庭储蓄。许多研究证实，计划生育政策推动了中国人口结构的转变，减少了人口抚养比，并提高了劳动参与比例，是家庭收入和家庭储蓄增长的重要原因[18]。

已有的文献大多在探讨家庭收入对养老策略的影响，且没有一致的结论。有研究认为，家庭收入越高，越不倾向于选择子女养老，越倾向于依靠社会养老和自我养老[14]。但也有研究发现，家庭收入高的更不倾向于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8]。还有一些研究则认为，家庭收入对老年人的养老策略没有显著影响[16]。

本研究在衡量金融资本时采用的是家庭储蓄。尽管家庭收入与家庭储蓄具有较强的相关关系，但是由于本研究中的养老策略是一种预期的养老方式，所以只有当家庭收入转化家庭储蓄才更有可能满足未来的预期需求。李建民认为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虽然显著增长，但是储蓄能力还很低，以资产储蓄形式的养老保障机制的经济还没有形成[2]。然而目前农村社会现实是，子女对老人的赡养意愿和赡养水平，通常与老人的财产和收入状况密切相连[3]。但如果个体察觉到这一变化，其劳动力阶段的储蓄行为可能会随之改变，有可能增加储蓄率，寻求更为自主的养老方式。因此，本研究假设：

三、数据和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的2011年7月在安徽省巢湖市居巢区进行的一项人口流动与生殖健康/计划生育服务调查。该县区是中国中部地区典型的农业县，农业人口比例高，外出务工人口比重大。本项目的调查对象为20-49岁的农村已婚育龄服务对象。本研究采用分层抽样方法，逐层抽取4个镇20个行政村，以村为单位随机抽取受访对象。总样本为690人，其中有效样本680人。根据本研究的研究目标，统计分析选取在婚且有孩子的样本，在剔除养老策略的缺失值之后，本研究统计分析的样本量为646人。

（二）变量测量

1．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养老策略。在问卷中，通过询问受访者“如果部分或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您打算如何获得养老资源？”来测量。本研究根据受访者的答案选择，归为4类：（1）自己的储蓄；（2）儿子或女儿的资助；（3）农村社会养老保险；（4）其他类，包括变卖土地房屋、集体或国家救助等。本研究主要关注前三类养老策略的选择。

2．自变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为家庭资本，主要包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分别使用计生户、子女数量和家庭储蓄来表示。

（1）计划户。该变量直接通过询问受访者是否是计划生育家庭户来测量。0表示不是计生户，1表示是计生户，包括独生子女户和双女户。

1.QQ天天在线，说明你害怕孤独；2.QQ天天隐身，说明你承认孤独；3.QQ天天忙碌，说明你装不孤独；4.QQ天天离开，说明你暗示孤独。

（2）子女数量。在分析模型中，同时考虑儿子数和女儿数。以没有儿子为基准，儿子数建立两个虚拟变量，1=只有1个儿子，2=有2个以上儿子。以没有女儿为基准，女儿数建立两个虚拟变量，1=只有1个女儿，2=有2个以上女儿。

（3）家庭储蓄。根据家庭储蓄的多少，划分为四类，1=1万元以下，2=1万至3万，3=3万至5万，4=5万及以上。

3．控制变量

许多研究都发现个人的社会经济特征对养老策略具有显著的影响[6][16][17]。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受访者的性别、出生年代、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和外出务工经历。

（三）分析方法

本研究的对象是农村居民的养老策略选择。它是多分类的，因此本研究采用多项logit模型。假设X=（x1，x2，x3，…，xk）表示一组影响农村居民对养老策略选择的因素，P1表示选择依靠自己的储蓄的几率，P2表示依靠子女的资助的几率，P3表示依靠社会养老保险的几率，P4表示依靠其他方法的几率。本研究以传统的子女养老类为基准类，建立多项logit模型，并使用统计软件STATA11对数据进行分析。

四、分析结果

（一）样本特征

在对养老策略的选择中，目前农村中青年居民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不包括国家或集体救助）、子女的资助和自己的储蓄作为三种最主要的养老资源的来源。其中选择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比例排在首位，占41．46%；而选择传统农村最主要养老策略子女的资助的只有23．14%，排在第二位；选择依靠自己的储蓄的则占20．03%。此外，在选择子女资助的样本中，选择儿子资助的比例占77．85%，这表明儿子仍是子女养老的主要支柱。

从家庭特征来看，将近三分之二的受访者的家庭都属于计生户（占66．46%），其中包括独生子女户和双女户；而其余33．54%没有申请计划生育户的，包括政策外生育和目前只有一个子女但没有申请计划生育户。其次，大部分家庭目前只有一个孩子，占62．73%，有2个孩子的占34．16%，有3个及以上的仅占3．11%。但是男孩偏好仍然比较严重，大部分家庭至少有1个男孩。家里没有男孩的仅占28．42%；而家里没有女孩的却占48．14%。最后，农村家庭储蓄普遍较低。家庭储蓄1万元以下的（不包括1万元）占46．58%，而5万及以上仅占10．40%。

从个人特征来看，受访者以女性为主，占73．60%。出生年代在1960年代占40．22%，1970年代的占43．63%，1980年代的占16．15%。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不高，其中小学及以下占35．25%，高中及以上仅占16．77%。对于目前从事的主要职业，半数的人以务农为主，占55．90%，非农占29．66%。另外还有12．27%目前处于待业或专职做家务。受访者的收入不高，34．94%的年收入在5000元以下，而2万元以上的占20．65%。此外，约60%的人有外出务工经历。

（二）家庭资本与养老策略

1．社会资本（计生户）与养老策略

表1显示计生户和非计生户在养老策略选择上不存在显著的差异。从具体策略选择的比例上看，与非计生户相比，计生户中选择依赖“自己的储蓄”和“社会养老保险”的比例略高，而选择依赖“子女的资助”的比例略低。但是上述差异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表1计生户与养老策略的相关关系表（N=646）a

2．人力资本（子女数）与养老策略

表2显示，孩子数与养老策略的之间的关系主要取决于男孩数与养老策略之间的关系。男孩数与养老策略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当男孩数增加时，选择将自己的储蓄作为养老资源的主要来源的比例下降，依赖子女的资助的比例上升。而女孩数与养老策略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表2子女数与养老策略的相关关系表（N=646）

3．金融资本（家庭储蓄）与养老策略

表3结果显示，家庭储蓄和养老策略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当家庭储蓄增长时，将自己的储蓄作为养老资源的主要来源的比例上升，依赖社会养老保险的比例下降。尤其是家庭储蓄在5万元及以上时，依赖自己的储蓄的比例甚至超过依赖社会养老保险的比例。因此，随着家庭储蓄的增长，自己的储蓄这一养老资源在所有养老资源中的地位上升，而社会养老保险的地位则有所下降。

表3家庭储蓄与养老策略的相关关系表（N=624）

（三）多项logit回归分析结果

表4显示的是农村中青年居民养老策略选择多项logit回归分析结果。模型包括三个不重复对数比率方程。方程1至方程3分别是以子女资助类为基准，将它的几率与自己的储蓄、社会养老保险和其它类的几率对比。方程4是赘余方程，它的结果等于方程1减去方程2的结果。这里列出方程4的结果是为了突出显示影响自己的储蓄和社会养老保险两种策略对比选择的因素。

表4农村中青年居民养老策略选择多项对数比回归结果（N=610）ab

1．社会资本（计生户）对养老策略的影响

是否是计生户对于养老策略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尽管从表4方程1至4的结果来看，非计生户更有可能选择依靠子女的资助来养老，计生户更有可能选择依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但是这些作用并不显著。假设1没有得到验证。

2．人力资本（子女数）对养老策略的影响

表4方程1和4显示，不论是男孩数还是女孩数，孩子数量越多，越不会选择依靠自己的储蓄来养老。在方程1中，与选择子女的资助的几率相比，有1个男孩的农村中青年居民选择依靠自己的储蓄的几率只是没有男孩的0．31倍（β=-1．17，e-1.17=0．31，下同），有2个女孩的农村中青年居民选择依靠自己的储蓄的几率只是没有女孩的0．25倍。在方程4中，与选择社会养老保险的几率相比，有1个男孩的农村中青年居民选择依靠自己的储蓄的几率只是没有男孩的0．32倍，有2个女孩的农村中青年居民选择依靠自己的储蓄的几率只是没有女孩的0．31倍。换句话来说子女数越少，越可能选择依靠自己的储蓄养老；而孩子数量越多，越可能选择子女的资助或社会养老保险来养老。就作用大小而言，男孩数要比女孩数对养老策略的影响更大。假设2得到验证。此外，方程2显示，子女数对个人选择将子女的资助还是社会养老保险作为养老策略并无影响影响。

3．金融资本（家庭储蓄）对养老策略的影响

家庭储蓄的多少对于是否将自己的储蓄作为主要的养老资源来源至关重要。表4方程1和4显示显示，家庭储蓄越高，越会依靠自己的储蓄来养老。假设3得到验证。在方程1中，与选择子女的资助的几率相比，家庭储蓄在5万元及以上的选择依靠自己的储蓄的几率是1万元以下的4．24倍。在方程4中，与选择社会养老保险的几率相比，家庭储蓄在5万元及以上的选择依靠自己的储蓄的几率是1万元以下的4．34倍。此外，方程2的结果显示，家庭储蓄对于农村中青年居民是倾向于选择依靠子女的资助还是社会养老保险没显著影响。

4．个体社会经济特征对养老策略的影响

性别对农村中青年的养老策略选择没有显著影响。出生年代和受教育程度是影响是否选择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重要因素。方程1至4显示，1980年代出生的更倾向于选择依靠自己的储蓄，1970年代出生的更倾向于选择依靠社会养老保险，1960年代出生的更倾向于依靠子女的资助。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选择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作为养老资源的主要来源。而受教育程度对自己的储蓄和子女的资助之间的策略选择没有显著影响。职业和个人收入对农村中青年的养老策略选择存在微弱影响。方程4显示，农业居民更倾向于选择依靠自己的储蓄，而非农就业的居民更倾向于选择社会养老保险；年收入在2万以上的居民比年收入5000元以下的更倾向于选择依靠自己的储蓄。此外，外出务工经济对依靠自己的储蓄、子女的资助和社会养老保险之间的策略选择没有显著影响。

五、讨论与结论

与目前的农村老人相比，1960至1980年代出生的农村中青年居民在婚育期所经历的一个鲜明时代特征就是较为严格的限制性计划生育政策。在制度转换的背景下，家庭资本重新组合。农村居民可能据此调整自己的生计策略，乃至养老策略，以适应时代的变化。研究结果显示，传统的依靠子女资助的养老方式已不是最主要的养老策略。农村中青年选择社会养老保险作为养老资源的主要来源的比例最高。

研究发现：

1．计生户作为一种与计划生育政策相关的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的养老策略影响并不显著。应当承认许多地方政府在制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及其它政策时会考虑到优先照顾计生户。但这种社会资本优势在农村中青年居民的养老策略的选择中并没有显现出来。这可能与计生户在计划生育政策中的受惠程度有关。

2．作为传统养老策略中最重要的人力资本，子女数仍是目前农村中青年居民进行养老策略选择的重要因素。不论是与子女资助策略，还是与社会养老保险策略相比，子女数越少，农村中青年居民越倾向于依靠自己的储蓄。而子女数对子女的资助和社会养老保险之间的策略选择并无显著影响。这可能意味着，在计划生育和低生育率的背景下，农村居民已经很难指望子女完全承担起养老的功能和责任。与此同时，农村居民在养老上增强对自己的储蓄的依赖。另一方面，尽管女孩数和男孩数对养老策略的选择存在一定的影响，但是在子女的资助中选择儿子的资助的仍占绝大部分。孩子数与养老策略之间的关系主要取决于男孩数与养老策略之间的关系。这表明“养儿防老”的传统文化仍然根深蒂固。

3．金融资本对于是否选择自己的储蓄作为养老资源的主要来源至关重要。家庭储蓄越多，越倾向于选择依靠自己的储蓄；家庭储蓄越少，越倾向于选择依靠子女养老或社会养老保险。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了可生育的子女数量，迫使农村居民更加依靠自己的储蓄。另一方面，计划生育政策降低生育养育成本，释放劳动力，刺激家庭储蓄的增长。金融资本的变化使得富裕起来农民依靠自己的储蓄养老成为可能。

综上所述，子女数越少，家庭储蓄越高的农村中青年居民，更倾向于选择依靠自己的储蓄来养老。在计划生育和低生育率条件下，大部分家庭人力资本（子女数）差别很小，因此金融资本（家庭储蓄）成为养老策略的最主要的制约因素。不论是对于社会资本、人力资本，还是金融资本，选择子女资助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个体的家庭资本特征都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两种养老策略在现有的家庭资源要素组合条件下具有较强的互替性。尽管社会养老保险降低了农村居民对子女养老的依赖，但受惠程度仍是存疑的。社会养老保险策略对子女资助策略的替代可能并不是一种积极的策略选择，而更可能是一种无奈的消极替代选择。应当看到，大部分农村中青年的家庭储蓄都较低。在现有的家庭资源要素条件下，大部分农村中青年居民无法实现养老的经济自主性。在可以预见的计划生育政策逐步放开的情况下，如果农村中青年金融资本不能得到有效地提高，必然会刺激其选择增加子女数，尤其是儿子数，来解决养老问题。而当其预期到子女不能完全承担养老责任，那么只能寻求依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作为主要的替代策略。这势必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产生巨大的需求和压力。因此，解决农村中青年居民未来的养老问题的关键在于推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增加农村居民的家庭储蓄，增强农民的储蓄理财观念，从而提升其养老的经济自主性，真正实现养老方式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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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Capital on of Young and Middle-aged Rural Residents

LI Liang，SONG Lu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oochow University，Suzhou Jiangsu，215123）

Abstract：Using the framework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 Framework，this paper employs the multinomial logistic model to examine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capital on livelihood strategies for old-age of the young and middle-aged rural residents in the context of family planning policies．The results showed that，human capital and financial capital have significant effect on it．Reducing children’s number and increasing household savings，it made rural residents tend to see their own savings as the main resource．

Key words：Livelihood strategies for old-age；Family planning households；Number of children；household savings

作者简介：李亮，男，河南正阳人，苏州大学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人口与计划生育；宋璐（通讯作者），女，山东青岛人，苏州大学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老年社会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0CRK011、14CRK00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3YJA84001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C92-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672（2016）03-0069-05

收稿日期：2015-0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