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琳，杜建军（．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上海200240；2．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上海200433；3．上海政法学院管理学院，上海2070）



农村转移劳动力价格扭曲的宏观因素研究

张玉琳1，杜建军2，3
（1．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上海200240；2．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上海200433；3．上海政法学院管理学院，上海201701）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流向大城市，但是，城市管理制度仍然沿袭传统的二元户籍和二元劳动力市场制度，扭曲了农村转移劳动力价格，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通过被扭曲价格流入相关城市部门。本文通过收集1980年至2011年的数据并进行处理，构建了价格扭曲的宏观因素计量模型，运用VECM模型实证研究得出：农民实际人均收入是农村转移劳动力价格扭曲的首要因素；城镇居民实际工资是农村转移劳动力价格扭曲的次要因素；劳动力总量供给过剩对农村转移劳动力价格扭曲有重要影响。运用变系数半参数方法分析数据显示，工资扭曲对城镇部门收入的影响具有流变性。

关键词：农村转移劳动力；价格扭曲；宏观因素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前，受到城乡二元结构模式的影响，农村劳动力出现大量剩余的现象，而多数农民生活在贫困之中，使农民增收成为农村实现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后，由于政府在人口流动方面的限制逐步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流入大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由此出现了“农民工”这个极具中国特色的称谓。32年间，农村转向城市和发达地区的劳动力数量从1980年的约2400万增长到2011年的约2．5亿。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流入城市的外出务工人员不能转为城市市民，这种制度障碍客观上造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供给数量超过实际劳动力的需求量，外出务工人员不仅工资水平低、而且没有任何福利保障。中国城镇化30多年来取得的巨大进步很大程度上依赖外出务工人员所做出的努力，但他们劳动不仅没有获得平等的报酬，有时甚至产生一种“剥夺感”。因此，为了弥补农村转移劳动力和农业部门所做的贡献，我们有必要对农村转移劳动力价格扭曲及其贡献情况进行全面考察，旨在矫正农村转移劳动力价格的扭曲，实现城乡有序发展。

在西方，对劳动力价格扭曲因素的分析多集中于考察由于市场因素而引起的工资差异，Hatton和 Williamson（1992）研究了美国1890年至1940年农民和城市非技术工人的工资差异；Sen（1996）研究了外部农民和乡村农民的工资差异；然而，也有一些学者考察了制度层面的要素，Oaxaca（1973）从性别歧视的角度分析了男女性别工资差异。国内关于劳动力价格扭曲原因的研究一方面通过计量进行实证研究，个人特征和歧视都能够引起农村转移劳动力和城镇内部劳动力工资差异。一些学者研究得出，企业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客观上存在差异，个人自然条件的差别是造成工资差异的次要原因，具有不平等性的制度障碍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不同群体的工资差异（王美艳，2003；王美艳，2005；谢嗣胜和姚先国，2006）；但邢春冰（2008）却提出了不同看法，她认为劳动者的个体特征的独特性占据了90%的工资份额，劳动力价格差异引起的收入差距仅占10%。国内另外一些学者的分析路径集中于从理论上探求哪些因素导致了农村转移劳动力价格的扭曲。首先，劳动力市场的城乡二元性的现实限制了农村务工人员的自由流动，进而导致了劳动力价格扭曲现象的发生（韩秀华，2006）；其次，农民工工资水平通常会遭受城乡歧视和区域歧视，这种歧视主要体现在农民工在城镇务工期间（韩靓，2009）；此外，我国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工资水平取决于企业与农民工的博弈，农村外出务工人员通常由于处于弱势群体的角色而出现工资水平扭曲。归根到底，这种现象源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安排（彭红碧，2010）。以上国内研究基本都认为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二元劳动力市场和歧视因素是造成农村转移劳动力价格扭曲的主要原因。

通过归纳现有研究可知，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分析了农村转移劳动力价格扭曲并积极寻找其原因，但学者们的研究要么侧重于从理论层面分析农村转移劳动力价格扭曲的真正原因，抑或从微观层面对农村转移劳动力价格扭曲进行实证研究，从宏观层面对该问题进行全面把握的实证研究较为少见。本文创新之处在于实证方法分析了造成农村转移劳动力价格扭曲宏观因素，并详细的研究了各因素对价格扭曲的影响及变化趋势。

二、理论分析

（一）经济因素

刘易斯和费景汉—拉尼斯（Lewis and Fei-Ranis）的二元经济模型认为，相对于固定不变的土地来说，农村人口过于丰富，发展旨在通过劳动力优化配置解决劳动力过剩的问题，这需要两个部门协同配合，共同进行投资和革新，才能达到平衡增长的目的，进而消除农业中全部隐性失业者。根据托达罗（Todaro）构建的劳动力转移模型，人们由于对城乡收入差异进行预判，进而引发了人口的流动过程，实际收入差异并不是人口流动的判断标准；所以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总是因为城市预期收入高于农村而不断流向城市。需要强调的是，多数发展中国家均存在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但我国政府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保证经济快速增长，我国在制度上长期具有城市偏向。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时期，我国政府通过行政权力在资源配置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并且在交换的不平等过程中使城市受益。在二次财富分配中，政府增加城市公共产品支出比例，造成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影响了社会公平。由此可见，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不能达到刘、费拉模型提出的双部门的相互促进，实现各方利益均衡发展。另外，根据托达罗劳动力转移模型，在长期的城乡收入（包括预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差异预期的刺激下，农村外出务工者大量流入城市，进而导致了城市劳动力供给量的过盛。在此期间，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市场上几乎没有议价能力，不得不进行长时间的劳动，并且被迫接受较低的劳动报酬。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农村转移劳动力价格扭曲直观上源于城乡二元结构，本质上是由于政府的行政干预固化已经形成的城乡差距，进而导致农民工劳动力价格扭曲问题难以解决。

（二）制度因素

西方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供需关系和制度要素导致了二级劳动力市场工人劳动力价格较低。二级市场劳动者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没有劳动技能而不能进入一级市场，而是因为一级市场的资方的歧视，而这一切都根源于制度性的障碍。由于厂商在产品销售终端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上具有双边垄断性，所以只有当劳动者与劳动力的购买者力量差距较小时，其市场价格接近于自由竞争条件下的劳动力价格。但由于我国长期存在制度障碍，进城务工人员长期无法获得真正的市民身份，不仅难以享受城市公共服务和各种福利保障，还被城市正规劳动力市场拒之门外，其工资水平普遍偏低，生活困难。尽管企业存在形式上的工会组织，但其职能通常偏重于管理劳动者，而不是通过谈判维护劳动者利益。因此，在资方占据主导地位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上，由于农村进城劳动者较为分散，谈判博弈能力过于弱小，其结果就是劳动者被迫接受不公平的工资待遇及社会保障。

三、计量模型选择与设定

许多研究都证实供过于求的现象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上长期存在（严于龙、李小云，2007）、过低的农民人均收入及城乡之间预期收益的巨大差异是造成农民工收入过低的原因（彭红碧，2010）。以Hatton 和Williamson（1992）依据托达罗劳动力转移模型推导出的工资扭曲模型为基础，修正得到农村转移劳动力价格扭曲因素计量模型，可表示为：

其中，wf／wc表示农村转移劳动人口工资扭曲程度；wf表示农民人均名义收入；wc表示城镇居民名义工资；P表示物价水平；L表示劳动力总量；μ表示影响工资扭曲的其它因素；α0、α、β、θ分别表示常数项、劳动力总量的系数、城镇居民真实工资的系数、农民人均真实收入的系数。

四、数据来源、处理

（一）数据来源

数据来自1980年至2011年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年鉴》和《1986—1999年、2000—2009年全国农村社会经济典型调查数据汇编》。另外，就农村转移劳动力1980—2011年的工资水平问题在华南、华东、华中和湖南、湖北、安徽和四川7个区域发放调查问卷1400份，调查对象集中于建筑业与制造业的中老年从业者和一般从业者，有效调查问卷共计1200份。由于调查针对的时间跨度过长，部分调查数据不全，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的情况难以精确到1980—2011年之间的各个阶段，1997年以前的准确数字更是无法查证。本文将通过指数平滑法处理缺失的数据，旨在尽量减小误差，以提升调查信度①这种数据调查和处理方法不够准确，但是在目前没有全国性的关于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和数量统计数据的情况下，也只能采用这种方法。。

（二）数据处理方式

《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会定期权威发布农村务工人员的工资水平，但由于其缺乏1997年之前数据，所以只能采用调查问卷中的相似数据。具体处理方式是通过加权平均值的方法对问卷结果进行计算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平均工资水平，然后对比《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发布的数据，修正计算结果。结果表明，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工资水平调查数据测算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规模和宏观经济态势具有一致性，这也证实了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工资水平调查数据的信度。

由于农村转移劳动力多集中于城镇企业，为保证数据具有可比性，我们将用城镇企业劳动力工资代表城镇居民工资水平,用全国经济活动人口数代替劳动力总量。

农村转移人口工资扭曲程度由农村转移人口工资水平比城镇企业工资水平计算得出。

（三）数据描述性统计

图1显示了各变量的变化趋势：

图1各变量趋势图

从1980年至2011年，农村转移人口工资水平扭曲程度变化幅度较大，1980年代农村转移人口工资水平扭曲程度逐步缩小；进入90年代后，农村转移人口工资水平赶上，甚至超过城镇劳动人口工资水平，即不存在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扭曲；直至上世纪90年代末，农村转移人口工资水平扭曲程度再次拉大；2005年以后，农村转移劳动人口工资增速高于城镇劳动人口工资增速，即农村转移劳动人口工资扭曲的程度再次得到改善。

从1980年至2011年，中国劳动力总量一直处于增长状态，32年期间增长了1．88倍，但是进入2000年代以后，增长速度趋缓，特别是2005年之后，增速非常慢。

从1980年至2011年，农民实际收入保持高速增长，约增长了7．24倍；但是城镇居民实际工资收入保持着更快的增速，实际增长了10．49倍；由此可知，30年间城镇居民实际工资收入与农民实际收入差距在逐步扩大，从1980年的3．98∶1上升到了2011年的5．77∶1。

五、估计结果及讨论

（一）平稳性和协整考量

关于平稳性的检验，检验变量包括农村转移劳动人口工资扭曲程度、农民真实人均收入、城镇居民实际工资率、劳动力总量，数据来源于1980年到2011年的统计。平稳性检测结果可见表1，数据表明四个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具有平稳性，即一阶单整，即I(1)。

表1变量PP平稳性检验

表2变量协整检验

关于方程四个变量的协整性检验结果可见表2，协整性检验数据表明，协整向量确实存在而且与线性无关。最大数值检验表明，不能否认“协整秩为1”的初始假设，因此，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确实存在协整关系，即变量与变量之间存在非平稳性，但整体上却呈现出稳定的协整关系。

（二）OLS估计与估计

根据计量模型的评估，首先通过EG-ADF方法采取OLS估计，而陈强（2010）表示由于EG-ADF方法分为两步，第一步的计算误差会影响第二步的测算结果，因此不被认为是最有效率的方法，相对于EG-ADF方法，用MLE同时估计长期与短期参数被认为是更有效率的方法。因此，本文还通过MLE方法对模型进行估算，并对两种估算结果进行对比。

通过估算可知，表3说明了模型的估算结果，表3显示OLS系数的估值与MLE的估值较为接近。从理论层面看，MLE测算方式更为有效，因此本文采纳了MLE的评估数值。第一步估计方程的VECM模型；VECM模型的自相关检验的滞后一阶值为0．3706，滞后二阶值为0．7481，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认为基本不存在自相关；系统的平稳测算结果表明，在VECM模型本身所预设的单位根之外，矩阵的所有数值均处于单位元范围内，因此构成了VECM系统的平稳过程。依据表3中的结果，将方程（1）改写如下：

从上式可以看出，真实的农民人均收入对工资扭曲度的影响为-1．52，是工资扭曲的最大因素；实际城镇工资率对工资扭曲程度影响值为0．85，是工资扭曲的次要因素；劳动力总量对工资扭曲度的影响为0．29；这表明长期很低的真实的农民人均收入和长期城乡真实收入的巨大差异使得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大规模的涌入城市部门，直接导致了农村转移劳动人口工资水平的扭曲；这个结论印证了托达罗劳动力转移模型的结论，即表明托达罗劳动力转移模型对中国劳动力转移问题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三）变系数半参数测算方程

表3 MLE估计与OLS估计结果

由回归结果可知工资扭曲对城市部门国民收入变化的影响度，而式（2）为对数线性模型，其仅反映出各变量对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扭曲变化的平均影响程度。然而各变量对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扭曲变动的作用不是完全线性，而是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和时间变动而发生变化。因此，要更提升各变量对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扭曲变化影响趋势的精确度，则要依赖于比对数线性模型更为灵活的模型。因为如此，我们选择变系数模型应具有两个特点，一是能够很大程度上描述工资扭曲对城市部门国民收入变化影响趋势，而是受到数据样本量限制相对较小。模型设定如下：

式（3）中，α0(z)、α(z)、β(z)和θ(z)代表可以随变量变化的影响系数，我们用时间作为变系数的自变量，zt=(t-1980)／(2011-1979)，t涵盖1980—2011年的具体年份。所以，式（3）能够反映出不同变量对城市部门国民收入变化影响的时间变化趋势。我们以半参数方法为工具对式（3）进行估计，借鉴Li等（2002）以及Cai等（2000）提出的变系数模型核估方法，其影响系数的估计量如下：

式（4）中，X代表解释变量，Y代表被解释变量，K代表核函数，h代表和z相关的光滑参数，即带宽（bandwidth）。本文利用高斯核函数，并且依据拇指原则选用光滑参数，即令带宽h=1.06s(z)×n(-0.2)，s (z)表示样本的标准差，n表示样本量。测算结果如公式（4）所示，公式（5）的评估系数是所有样本区间评估结果的平均值，其P值处于1%与5%程度上都具有非常明显的表征，R2是0．977。变系数模型系数平均值与MLE及0LS估计数值符号具有一致性。

变系数模型比线性模型提供了更加丰富的信息，线性模型的系数是一条直线，而变系数模型则是随时间不断变化的。劳动力规模对于劳动力价格扭曲系数变化情况：（1）1980—1990年，劳动力总量影响价格扭曲的系数变化上升很快。这是因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劳动力总量增长很快，从1980年的4．19亿增长到了1990年的6．45亿，再加上农村土地改革，农村出现了劳动人口过剩。当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流入城镇和沿海发达地区，这一区域劳动力数量供给明显高于实际的需求量，进而影响了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工资水平，即加重了农村转移劳动力价格扭曲程度。（2）从1991年至2000年，系数变化上升速度虽有下降但仍比较快。这主要是因为1990年代，中国劳动力总量增长仍然较快，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加快，而城镇排斥农村劳动力的各种制度并没有改变，这都抑制了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工资水平的提高，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农村转移劳动力价格扭曲。（3）2000后的头十年，系数开始逐渐下降。可能是因为，中国劳动力总量增速变慢，仅从2001年的7．44亿增长到了2011年的7．86亿，由此带来了农村转移劳动力数量的增速下降，另外由于2000年以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显著增加，城镇出现了“用工荒”，这一阶段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工资水平提升较快，缓解了农村转移劳动力价格扭曲现象。

图2劳动力总量估计系数走势图

图3城镇真实工资估计系数走势图

图4农民真实收入估计系数走势图

城镇劳动力人口真实工资水平影响价格扭曲系数变化情况：（1）上世纪80—90年代，影响数值缓慢上升。因为1980年代中国城镇这是工资水平增长较慢，因此对价格扭曲的影响变化也较为缓慢。（2）1991—2000年，影响系数变化上升速度加快，原因是1990年代中国城镇真实工资水平增长速度变快，从而导致了工资差距的增大。（3）新世纪的头十年，影响数值上升很快，主要是因为2000年之后，中国城镇真实工资增长很快，2001—2011年增长了3．46倍，因此造成价格扭曲的增大。

农民真实收入影响价格扭曲的系数变化情况：（1）从1980年代上半期，农民真实收入减少价格扭曲程度，主要是改革开放初期，农民收入增速很快，而城镇改革相对滞后，城镇居民和农民收入差距在变小。（2）1985—1997年，农民真实收入缓慢的增加了价格扭曲程度，因为这些年，农民真实收入和城镇居民工资都在缓慢增长，但差距在扩大，只是增长幅度较为缓慢，农村转移劳动人口的制度工资是以农民真实收入为基础的，因此农村转移劳动人口的制度工资与城镇居民真实工资差距不大，价格扭曲程度也相应较小。（3）1998—2011年，农民真实收入对价格扭曲程度的影响快速增加，可能的原因是，农民真实收入虽然也增长很快，但城镇居民真实收入增长更快，收入差距在加速扩大，再加上城镇排斥性的二元管理制度并未有实质改变，因此带来了价格扭曲程度的增大。

六、基本结论

本文以构建计量模型方法分析进城务工人员劳动力价格扭曲的宏观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民真实人均收入是导致其劳动力价格扭曲的首要因素；城镇居民实际人均收入是导致进城务工人员劳动力价格扭曲的次要因素；劳动力的规模总量对进城务工人员劳动力价格扭曲也有重要影响。

通过结论分析，可以得出在城市化已取得重大成就的今天，为了弥补农村转移劳动力对城市经济发展而付出的代价，政府应采取相应措施避免农村转移劳动力价格扭曲状况，具体应从几个方面进行：（1）城市部门应减少制度障碍，逐步实现农村转移劳动力融入城市生活。（2）政府应进一步整合城市劳动力市场，面向行政区域内所有居民开放。（3）政府应公平地对公共资源进行再分配，确保农村转移劳动力平等的享有市民一样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4）对各种农村转移劳动力培训加大补贴力度，并且加大面向农村的职业技术教育投资，促使

农村转移劳动力能够实现向城市的流动，以减少价格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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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for the Transfer of Rural Labor Force Price Distortions of the Macro Factors

ZHANG Yu-lin1，DU Jian-jun2，3
（1.School of humanities，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a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240；2.School of Economincs，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3.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Shanghai 201701）

Abstract：The rural surplus labor flew into big citie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But the municipal system still exclude the integration of rural migration labor with the city owing to the traditional dual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dual labor market, thus the price distortion of rural migration labor formed and large amount of agricultural accumulation transferred to cities through wage distortion．Based on statistic data gathering and processing from 1980 to 2010 in this paper．By macro factors measurement model of building price distortion and adopting VECM Model analysis：the real farmers average income is the key to the transforming rural labor price distortion，the real citizens rate of wage is the secondary factors of causing rural price distortion．By adopting variable coefficient Model，wage distorting effect on change of national income of city department is changing in different periods．

Key words：Rural Migration Labor；Price Distortion；Macro Factors

作者简介：张玉琳，男，吉林长春人，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博士，长春工业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人口经济；杜建军，男，山东淄博人，复旦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上海政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劳动人口经济学、区域经济学。

基金项目：吉林省教育厅社科项目：加快吉林省特殊困难群体救助体系建设研究（ZW221403#）。

中图分类号：F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672（2016）02-0059-05

收稿日期：2015-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