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万兴，高思莉

(1.西藏民族学院 文学院,陕西 咸阳 712082；2.郑州大学 文学院,郑州 450001)



论《管子》的人才任用思想

池万兴1，高思莉2

(1.西藏民族学院 文学院,陕西 咸阳 712082；2.郑州大学 文学院,郑州 450001)

摘要：《管子》的人才任用思想是极为丰富而深刻的。它提出了“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的著名论断。认为人才能否得到正确使用，能否发挥作用，取决于君主的个人素质。主张“察能授官”“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对于人才要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不能求全责备。

关键词：《管子》；人才思想；人才使用；用人之长

人才是第一生产力。重视人才、培养人才、选拔人才之目的都是为了使用人才。所以人才使用问题是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的头等治国大事。《管子》在其大人才观的基础上，对于人才使用问题不仅有十分精到的见解与论述，而且对于如何使用人才形成了一定的制度。《管子》认为，首先人才能否得到正确使用、人才能否发挥重要作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取决于君主的贤明与否，取决于君主的个人素质。“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其次人才使用要做到“察能授官”。再次在人才使用上要做到“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对于人才看其主流，不求全责备。最后要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充分信任人才。这些思想至今都具有现实意义和借鉴作用。

一、用人之要在于君

《牧民》说：“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1]17这就是说，用人的关键在于用人者本身的素质以及如何用人而不在被用者如何。人才能否得到重用，用贤人还是用佞臣完全取决于君主的个人素质及其好恶。当然人才是有层次的，君主不可能管理到下层官吏和各级各类人才，只能重用大臣，所以使用好大臣才是君主的重要任务。

《管子》认为在君主专制的时代，国之兴亡治乱，国家能否重用人才，使人才发挥作用，君主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七臣七主》说：“一人之治乱在其心，一国之存亡在其主。天下得失，道一人出。”[1] 988何以如此呢？《管子》认为如果将国家比作人体的话，那么君主就是人的心脏。《君臣下》说：“君之在国都也，若心之在身体也。”[1]583《心术上》也说：“心之在体，君之位也。”[1]766因此治国的关键在于君主能否重用人才、发挥人才的积极作用，也在于君主的个人素质。但是君主也有贤愚明暗之别，君主好道德，平行端正的大臣就会得到重用；君主好私利，诽谤吹捧的小人就会在君王身边。君主多宠爱而滥行赏，但不看功绩，士人就不愿为其效力。君主多用严刑重罚，却不审核罪行，那么恶人就不会制止。所以《管子》主张明君有“六务”“四禁”。所谓“六务”就是一曰节约用财，二曰任用贤士，三曰重视法度，四曰刑罚得当，五曰注重天时，六曰注重地利。由此可见重用贤士是国君的根本任务之一。

《管子》“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的思想对后世有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唐代陆贽在其《兴元请抚循李楚琳状》就曾说：“自昔能建奇功，或拯危厄，未必皆是洁矩之士，温良之徒，驱驾扰驯，唯在所驭。朝称凶悖，夕谓忠纯，始为寇雠，终作卿相。知陈平无行而不弃，忿韩信自王而遂封，蒯通以折理获全，雍齿以积恨先赏，此汉祖所以恢帝业也。置射钩之贼而任其才，释斩祛之怨以免于难，此桓文所以宏霸功也。然则当事之要，虽罪恶不得不容，适时之宜，虽仇雠不得不用。”[2]4809-4810这就是说君主对于人才的使用不必“精求素行”，不必计较恩怨而要看其主流，合理使用。君主对于人才只要用得适当，人才就会建功立业，成就大业。这实际上就将人才的有无、有才与无才，归之于用人者能否善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的问题。王夫之《读通鉴论·汉高帝》说：“上有明君，下有贤大夫，佞者可忠，柔者可强，天下岂患无人材哉！匪上知与下愚，未有不待奖而成者也。”[3]24这和《管子》的“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完全相同。可见天下不患无士，而患人主用士无道。

二、察能授官，班禄赐予

在人才使用上，《管子》主张“察能授官，班禄赐予”[1]51，认为这是治理国家和百姓的关键。“能”主要指实际工作能力与水平以及完成任务的本领。《管子》认为在人才使用方面必须做到根据人才的能力授予相应的官职。《法法》说：“贤人不至谓之蔽，忠臣不用谓之塞，令而不行谓之障，禁而不止谓之逆。”[1]309又说：“明君公国一民以听于世，忠臣直进以论其能。明君不以禄爵私所爱，忠臣不诬能以干爵禄。……世无公国之君，则无直进之士；无论能之主，则无成功之臣。”[1]312《管子》认为只有根据人才的实际能力分配相应的工作，才能鼓励人们积极争取立功。认为不能交给一个人不可做、不能做或者他做不了的工作，那叫勉为其难。强不能为能，强不知为知，结果只能是劳而无功。臣子能否建功立业关键在于君主能否合理使用人才，能否根据人才的能力授予相应的官职。《管子》的这一用人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仅是进步的，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晏子春秋·内篇问上》说：“地不同生，而任之以一种，责其俱生不可得；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责遍成。责焉无已，智者有不能给，求焉无厌，天地有不能赡也。故明王之任人，谄谀不迩乎左右，阿党不治乎本朝，任人之长，不强其短，任人之工，不强其拙。此任人之大略也。”[4]232晏子和管仲一样，认识到对于人才的能并不能看作万能，人才很难是全才，任何人有其长必有其短，有其工必有其拙，所以对于人才的试用，必须根据人才的实际能力，做到“察能授官，班禄赐予”，同时充分发挥人才的长处，这样人才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如果求全责备，强人所难，或者用非所长，或用非所学，那么天下再大也不会有理想的人才可用。和《晏子春秋》相似，墨子也有同样的主张。《墨子·尚贤中》说：“圣人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谓事能。故可使治国者使治国，可使长官者使长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5]50这里所谓的“听其言”就是考察一个人的学识与思想水平；“迹其行”也就是“观其行”，就是考察一个人的实际表现，看是否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察其所能”也就是了解一个人有什么特长、有多大能力，然后才授以相应的官职。能力大的做国家级官员，能力中等的做地方官，能力小的做基层官员，官职的大小要与能力大小相当。墨子认为，如果一个人本来能力不强，“不能治百人者，使出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处乎万人之官”，人为地加官十倍，结果只能是有其位而无其能，有其职而无其才，既害己又害人。

三、用人之长，不求全责备

在“察能授官”的基础上，《管子》进一步提出了“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1]1178的用人策略。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万物不齐，才有高下，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一个人无论道德多么高尚，才能多么超群，总还是有其不足的地方。为了充分地发挥人才的作用，《管子》首先明确提出了“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的理论。《形势解》说：“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故事无不成而功无不立。乱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长所短也，而责必备。夫虑事定物，辩明礼义，人之所长而蝚蝯之所短也；缘高出险，蝚蝯之所长而人之所短也。以蝚蝯之所长责人，故其令废而责不塞。故曰‘坠岸三仞，人之所大难也，而蝚蝯饮焉。’”[1]1178《君臣上》说：“明君之举其下也，尽知其短长，知其所不能益，若任之以事。贤人之臣其主也，尽知短长与身力之所不至，若量能而授官。上以此畜下，下以此事上，上下交期于正，则百姓男女皆与治焉。”[1]566由此可见，《管子》这里提倡的“扬长避短”的用人原则是双向的要求。也就是说，用人者要掌握用人之长的原则，而被用者也要明白用人之长的道理。被用者应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不接受自己不能胜任的官职，这样才能做到才当其任，达到事立功成的效果，否则就无异于让猿猴司礼义，让人去攀绝壁了。

从《管子》的有关记载来看，《管子》的理论与实践是相符的。管仲、齐桓公、鲍叔牙三人各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而且他们的缺点也不少。齐桓公本人就明确地说过自己有“大邪三”：好奢、好色、好酒。鲍叔牙对自己的缺点也有明确的认识。管仲也明白自己的弱点在哪里。正因为如此，所以孔子就曾经批评管仲器小，奢侈且不知礼。此外管仲不能为公子纠死节，被时人认为是为臣不忠。管仲曾三仕三见逐于君，为人谋而更贫困，常欺鲍叔，当过逃兵等等。由此可见，桓、管时代的这三位重要人物都具有自知之明和识人之明，都了解自己的长处与短处，所以才能做到知人善任，容人之短，用人之长。鲍叔牙曾经对齐桓公说过自己在五个方面不如管仲。这就是宽惠爱民，治国不失柄，忠信可结于诸侯，制礼仪可法于四方，介胄执枹、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以及事君无二心等等。管仲的这些优点与长处正符合齐桓公急于稳定政权、恢复与发展齐国的综合国力、称霸诸侯的实际需要，所以在鲍叔牙的极力推荐下管仲被任命为相。齐桓公重用管仲不但说明齐桓公具有知人善任、用人之长的识人之明，而且说明齐桓公具有容人之短的气量和胸怀。

管仲和齐桓公一样不仅具有知人之明，也具有用人之长和容人之短的特点。《大匡》说：“管仲曰：‘隰朋聪明捷给，可令为东国。宾胥无坚强以良，可以为西土。卫国之教，危傅以利。公子开方之为人也，慧以给，不能久而乐始，可游于卫。鲁邑之教，好逊而训于礼；季友之为人也，恭以精，博于礼，多小信，可游于鲁。楚国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义，而好立小信。蒙孙博于教，而文巧于辞，不好立大义，而好结小信，可游于楚。’”[1]360这显然不仅具有用人之长，容人之短，而且具有用人之短的意思存焉。因为人的长处与短处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在具体的人和事上，这方面的长处也就是另一方面的短处，一方面在用人上当然首先要做到用人之长；但另一方面人的某一方面的短处也可能是另一方面的长处，也是可以利用的。如公子开方为人巧转而兑利，这无疑是其短处，但这恰好又符合卫国的特点，正好发挥他这方面的特点使其出使卫国。这样就巧妙地利用了他的短处，使其短处又转化为长处。

作为统治者在人才使用上不仅要知人善任，用人之长，而且要知己之短，用人之长以补己之短，这样才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种各样人才的主观能动性，更好地为我所用。管仲论百官曰：“升降揖让，进退闲习，辨辞之刚柔，臣不如隰朋，请立为大行。……君若欲治国强兵，则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1]447可见管仲不仅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运用别人的长处，而且毫不掩饰自己的短处，真正做到了以人之长补己之短，以己之长帮人之短。这种坦荡的心胸令人敬佩，而这种识人之明和用人之法正是齐国强大的根本保证。正因为管仲和齐桓公都能做到用人之长，容人之短，所以在齐桓公身边形成了一个以管仲为中心的人才集团、官僚集团，他们相互配合，互相弥补，使每一位班子成员的聪明才智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所以才能建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赫赫功业，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管仲“用人之长，不用其所短”以及容人之短的用人思想，在中国人才思想史上提出的最早，论述也最为明确详尽而深刻。这一人才思想最早被晏婴所继承与发挥。《晏子春秋·内篇问上》记载：“景公问晏子曰：‘古之莅国治民者，其任人何如？’晏子对曰：‘地不同生而任之以一种，责其俱生不可得；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责徧成。责焉无已，智者有不能给；求焉无餍，天地有不能赡也。故明王之任人，谄谀不迩乎左右，阿党不治乎本朝。任人之长不强其短，任人之工不强其拙，此任人之大略也。’”晏子认为，地不同生、人不同能是客观规律。地不能什么作物都能生长，只能种一种；人也一样，人也有长处与短处，各有不同的才能，不可能同时精通各种事情，只能让他担任其所能胜任的一件事。如果以全求人那么有智慧的人也不能满足这种要求，就像在一块地里求收获所有庄稼一样，天地也无法满足。所以，开明的君主用人就是善于运用人才的长处而不勉强他的短处，用人最突出的才华而不勉强他做不到的事情。

可见，用人之长，不以小过掩大美，不因小失惩贤人，给贤人以较为宽松的环境，使他们的才能得以充分发挥，这样就能使统治集团内部团结一致形成凝聚力与向心力，从而使国家达到大治。《管子》的这一思想无疑是进步的、深刻的。中国历史上凡政治清明的时期，无不是统治者能用人、会用人的时期。凡是有作为的政治家都是善于用人的。

四、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管子》认为在人才使用上不仅要察能授官、用人之长，而且要做到用人不疑。因为用而疑之等于不用。人才的能力以及聪明才智得不到充分发挥，这无异于真正得不到人才，或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齐桓公和管仲都深知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之道，不仅为桓管霸业凝聚了大量的人才，而且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在中国历史上齐桓公是一代明君的代表，他建立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赫赫功业，成为春秋五霸之首。而齐桓公之所以能建立如此功业就在于他对管仲是“用人不疑”。他对管仲不仅充分信任，而且可以说是言听计从。为了让管仲不受歧视，更好地发挥聪明才智和施政，齐桓公给予管仲三归之富、上卿之贵、仲父之尊，大树特树管仲的权威，为管仲充分施展治国才能提供了最为优越、最为有利的空间和各种条件。齐桓公曾不无感慨地说：“寡人之有仲父也，犹飞鸿之有羽翼也，若济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将安闻道而得度哉？”[1]452管仲为相之后齐桓公几乎将所有的国政全部交管仲全权处理。《吕氏春秋·审分览·任数》篇记载曰：“有司请事于齐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请，公曰：‘告仲父。’若是三。习者曰：‘一则仲父，二则仲父，易哉为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则难，已得仲父之后，曷为其不易也？’”[6]1076

在处理国政的过程中，齐桓公对管仲的做法不怀疑、不干涉，体现了对管仲的充分信任与支持。《中匡》说：“管仲会国用，三分二在宾客，其一在国。管仲惧而复之。公曰：‘吾子犹如是乎？四邻宾客，入者说，出者誉，光名满天下；入者不说，出者不誉，污名满天下。壤可以为粟，木可以为货。粟尽则有生，货散则有聚。君人者，名之为贵，财安可有？’管仲曰：‘此君之明也。’”[1]378显然齐桓公的充分信任为管仲施政提供了最为坚强的支持，对管仲充分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最为优越的条件。管仲之所以能够在内政、外交各个方面大胆改革并取得杰出的成就，这与齐桓公的充分信任与支持是分不开的。

齐桓公对管仲的意见不但充分尊重，有时甚至到了无条件遵从的程度。《小称》记载，齐桓公说：“仲父命寡人东，寡人东；令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于寡人，寡人敢不从乎？”[1]608正因为齐桓公如此信任，管仲才能竭心尽力辅佐齐桓公，为齐国的繁荣富强呕心沥血。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管仲认为：“持社稷宗庙者，不让事，不广闲。”“为人臣者，不尽力于君则不亲信，不亲信则言不听，言不听则社稷不定。夫事君者无二心。”(《大匡》)他自己也说：“夷吾之为君臣也，将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庙……夷吾生则齐国利，夷吾死则齐国不利。”(《大匡》)在管仲的心目中侍奉君主的政治家，第一必须具有忠于职守、尽职尽责的责任感。第二必须具有忠心耿耿、一心一意的品质。第三必须具有勇于承担责任、不贪图安逸、积极进取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取信于君，取信于民，才能树立政治权威，建立不朽的政治功勋。

正因为有这样的政治品质，所以他不仅在国家大事上及时匡正齐桓公的过失，而且在日常生活上也能对齐桓公进行劝谏。据《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记载，有一次桓公微服私访，察看民情。他看到有一个老人孤苦无依，询问其原因，老人回答说自己有三个儿子，但家中太贫穷没有办法娶妻，都在外面替人干活。桓公回宫后将这件事告诉了管仲。管仲说上有积财就会下有贫民；宫中多怨女就会贫民无妻。桓公于是下令让宫女出宫嫁人。《说苑·尊贤》记载了齐桓公与管仲之间关于如何用人的一段对话。“桓公问于管仲曰：‘吾欲使爵腐于酒，肉腐于俎，得毋害于霸乎？’管仲对曰：‘此极非其贵者耳，然亦无害于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管仲对曰：‘不知贤，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霸；信而复使小人参之，害霸。’”[7]198管仲这里所讲的五个方面都与用人有关，而后面三种情况都是讲用人而怀有疑心的表现。管仲认为如果对人有疑心不能放手去用，那么人才的聪明才智与能力就不会得到充分的发挥，就会对事业造成巨大的危害。

晏婴继承了管仲的用人不疑的思想。晏婴认为治国之患有三：“忠臣不信，一患也；信臣不忠，二患也；君臣异心，三患也。”[8]90忠臣不信是不用贤才，信臣不忠是用小人，君臣异心是不信贤而信不肖的必然结果。晏婴又认为国之不祥有三：“夫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8]43贤而不知是聋，知而不用是昏，用而不信是疑。人君既聋又昏又疑，国之不祥莫过于此。由此可见晏子对于用人不疑的高度重视。

《吕氏春秋》在《管子》的基础上进一步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以信用人的思想。《吕氏春秋》举例说，魏文侯明明知道乐羊的儿子在中山国做官，却偏偏派乐羊去攻打中山国。因为他通过大量事实和别人的介绍，知道乐羊忠于自己的事业，会大义灭亲，而且有杰出的军事才能。当乐羊包围中山国后，中山国王果然派乐舒前去讲情，希望乐羊退兵。乐羊却把乐舒批评一通，说他不应该到这样的国家做官。这时，朝中内外有许多人写信给魏文侯，说乐羊对中山国围而不攻是因为他儿子的原因，是徇私情，误了国家大事，建议魏文侯临阵易将。魏文侯毫不动摇。中山国一气之下杀了乐舒并将乐舒煮成肉羹给乐羊送去。乐羊竟不动声色，一饮而下，然后对中山国发动总攻，终于灭掉了中山国。乐羊得胜回朝后，魏文侯赏给他一个箱子，打开一看，里面并非金银财宝而是朝臣攻击乐羊的奏折密信。乐羊从而认识到，中山之举也，非臣之力，君之功也。认为没有魏文侯对他的充分信任，就没有灭掉中山国的胜利。又举例说，魏襄王使史起引漳水灌邺，群臣反对，可魏襄王“众虽喧哗而弗为变”，终于使史起立了大功。由此可见用人不疑的重要性，否则贤者也无法立功。

《吕氏春秋》认为对于人才的信任所以重要，就在于立功要有一个过程，用人而不给人以必要的时间，让其充分施展才能，只是急功近利，一时看不到政绩就意动心摇，想要取得用人的成功是不可能的。孔子刚开始在鲁国做官的时候，鲁人就在私下议论，怀疑他的能力。但用之三年，“男子行乎涂右，女子行乎涂左。财物之遗者，民莫之举”。子产始于治郑，实行改革，人民都想杀他，但三年过后，郑国大治，人民转而说：“我有田畴，而子产殖之。我有子弟，而子产诲之。子产若死，其谁使嗣之？”[9]443如果鲁哀公、郑简公不是信任有加，而是在听到议论时就罢免孔子、子产而不用，“则国必无功矣。子产、孔子必无能矣。非徒不能也，虽罪施于民可也。今世皆称简公、哀公为贤，称子产、孔子为能，此二君者，达乎任人也”[9]443。由此可见，用人之关键就是信任所用之人。

参考文献：

[1] 黎翔凤.管子校注[M].新编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2004.

[2] [清]董诰.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 [清]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 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M].新编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82.

[5] [清]孙诒让.墨子间诂[M]. 新编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2001.

[6] [战国]吕不韦.吕氏春秋校释[M].陈奇猷，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7] [汉]刘向.说苑校证[M].向宗鲁，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

[8] 卢守助.晏子春秋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9] 张双棣.吕氏春秋译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梁红仙】

The Thought of Talents Appointment ofGuanzi

CHI Wan-xing1, GAO Si-li2

(1.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Tibe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Xianyang 712000, China;2.College of Liberal Arts,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0, China)

Abstract:The thought of talents appointment of Guanzi is extremely rich and profound. It puts forward the famous judgement that the world does not suffer without official in feudal times but kings. Guanzi agreed the talents used or not correct used was based on the king’s personal qualities. Guanzi proposed, according to the talents’ ability, they would take official positions, namely, their advantages but not his disadvantages. For the talents, if you use them, you shouldn’t suspect them; if you suspect them, you don’t use them. You shouldn’t always demand them perfect.

Key words:Guanzi; thought of talents; use of talents; appointment of the strengths of people

作者简介：池万兴(1962—)，男，陕西彬县人，西藏民族学院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先秦汉魏六朝文学与文化的教学与研究；高思莉(1990—)，女，陕西咸阳人，郑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献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管子》人才战略思想研究(12XZS001)

收稿日期：2015-05-14

中图分类号：K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5128(2016)03-0093-05

【艺术与历史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