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 晏 斌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100875)



论当代汉语积极被动句“获”字句

刁 晏 斌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100875)

摘要：积极义被动“获”字句与“被”字句有相同的一面，但是差别明显，主要表现在语义倾向差异、标记词“被”与“获”有虚实之别、用法有差异及文白之别四个方面。在现代汉语阶段，“获”字句的使用经历了一个由多到少，再由少到多的过程，特别是近几年用量持续增加，其原因一是受台港澳影响，二是求新的需要，三是表达严密化、丰富化的需要。当代汉语中，被动句正处于一个持续分化、整合的过程之中，有明显的“被/获/遭”字句三分的趋势，已经出现了三极对立的新格局，这一方面体现了语言向精密化、严密化方向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语言用户有意识的选择性。

关键词：当代汉语；被动句；“获”字句

当代汉语中，人们在表达与“被”字句相同或基本相同的语法意义时，还可以有另外一个选择，这就是使用“获”字句，也就是用“获”作为标记词语来表示被动关系的句子。比如，2011年2月17日，新华网发布一条消息，标题为《首都机场等三个中国机场获评为全球最佳机场》，而民航资源网次日在转载这一消息时，用的却是《首都机场等三个中国机场被评为全球最佳机场》。[1]

石定栩、邵敬敏、朱志渝就此写道：“港式中文在这个问题上与标准汉语有两点不同：首先，被动句的构成很少用‘被’等功能词，而是沿用了古汉语的标记词；其次，这种被动句根据褒贬义再分两个下位类型，而且分别使用不同的标记词。表达贬义的一般只用‘遭’，表达褒义的一般用‘获’。”[2]271

汉语中表示“褒义”的被动句自古有之，李思明较早注意到，《水浒传》中有与“被/吃”字句形式相同，但是表义有差异的“蒙”字句，前者表示“消极”义，而后者则表示“积极”义，李氏称之为“积极被动句”。[3]袁宾在更广的范围内讨论了这样的句子，指出：“汉语语法学界素来关注被动式，尤其是‘被’字句的逆意倾向，在这方面论说颇丰；本文则揭示了另一方面的重要事实，即被动式里拥有顺意倾向的‘蒙’字句，它从汉代产生以后，长期频繁使用，在情感倾向方面与‘被’字句形成分工、互补关系。”[4]

当代汉语中，“蒙”字句已经极少使用，与之一脉相承、在情感倾向方面与“被”字句形成分工、互补关系的是“获”字句。然而，对这一句子形式，人们至今还很少予以关注。

几年前，受石定栩等人上述说法的启发，笔者考察了两岸四地民族共同语中的“获”字句[1]，对中国大陆地区2011年前后100余万字的报纸语料进行考察，得出了这一句式使用情况的初步认识。时至今日，这一句式的使用情况又有新的变化，主要是数量大幅增加，类型上也有新的变化，因此很有必要做跟进式的考察和研究。

本文所用的方法主要是比较，因为有比较才能鉴别。我们主要是通过比较“获”字句与“被”字句的异同，来发现它本身以及使用范围等方面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某些相关的考察与分析，进而得出相对完整、准确的认识。

一、“获”字句与“被”字句的异同

为了增加比较对象之间的可比性，我们在《人民日报》的同一时间范围内顺序提取100例“获”字句和“被”字句，来进行穷尽性的对比。此前我们已经做过“遭”字句与“被”字句之间的同样对比，证明效果比较理想。*我们就此完成一篇论文《当代汉语“遭”字句的特点及其与“被”字句的差异》，尚未刊出。以下引用的部分内容也出自此文。

“获”字句与“被”字句的相同之处，通过某些可变换的用例可以最明显地表现出来，这样的用例如：

(1a)奥巴马是印度共和国日庆典的主宾，也是首位获邀参加这一活动的美国总统。(2015.1.26)*除特别说明外，本文用例均取自《人民日报》，为了节省篇幅，我们只标日期。

(1b)他作为电影编剧学会的代表，被邀参加《著作法》修改一稿和二稿有关影视作品条款的讨论。(2013.6.13)

(2a)对提名人选未获通过的职位，议会下院将在加尼提出新的替补人选后重新进行投票。(2015.2.2)

(2b)如果委员会不能达成一致或其建议未被通过，预先设定的减支安排将自动启动。(2011.8.2)

由这些可直接进行“最小”变换的用例，足可以证明两种句子属于一类，即均为被动句。

但是，能够进行这样直接变换的用例并不多(这一点或许从二者的时间差异上就能看出来，即我们很难在同一时间范围内找到合适的变换用例)，原因就在于二者之间还有很多这样或那样的不同，而这正是我们感兴趣并想弄清楚的问题。

概括地说，“获”字句与“被”字句的差异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语义倾向方面有差异

如前所述，“获”字句只表示积极义，这与“被”字句形成明显的差异。我们曾经作过一次统计，约有30%的“被”字句是表示无所谓积极或消极的“中性”义的。[5]时至今日，这一比例似乎有所增加，在我们统计的《人民日报》近期“被”字句100例中，达到了41例，占比上升到41%。在剩下的59个用例中，表示消极义的有47例。以上两类语义倾向均与“获”字句不一致，因此都不能实现变换，这一比例高达88%，而能够变换的用例只占12%(与我们此前的统计基本持平)。

像下边这样的“消极”用例自然无法实现变换：

(3)累计两张黄牌，犯规者被红牌罚下直接出局。(2015.2.11)

就是像下边的“中性”例一般也无法变换成“获”字句：

(4)多年来，中华秋沙鸭在越冬地被发现的数量十分稀少。(同上)

以下一例消极、积极并用：

(5)从被吐槽到被追捧(2014. 8.24)

所以，它一半能变换成“获”字句，一半不能：

(6)全智贤大妈脸遭吐槽 大学清纯照获追捧(中国青年网2013.6.14)

按，“吐槽”表示的是消极义，所以它只能变换成专表消极义的“遭”字句，而“追捧”表示的是积极义，所以才有可能变换为“获”字句。

其实，即使是表示积极义的“被”字句，也未必就能变换成“获”字句。比如，在上述12个表示积极义的“被”字句中，所用的述语动词共有“信仰、遵守、誉为、认同、尊称、平反、平反昭雪”等7个，其中表示“抽象”义或不会带来进一步预期结果的(前5个大致都属于此类，具体原因见下)，通常不用于“获”字句。我们以“获”加上述7个动词或动词性词语为关键词在1946年至今70年的《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只找到含“获平反”的文本19个，其他均无用例。

由此可见，“被”字句与“获”字句的使用范围有相当明显的广狭之别，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二者也基本呈互补的分布状态。

(二)“被”与“获”有虚实之别

有的语法书把“被”字句中的“被”标注为介词(与施事者共现时)和助词(不与施事者共现时)，包括《现代汉语词典》也标注了这两个词性。这反映了人们一个普遍、一般的认识，即“被”是一个彻底虚化的“专职”被动标记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获”却仍然是一个实义动词，它可以自由地与名词性成分组合成述宾结构，例如：

(7)莫言获诺奖后，俄罗斯人对他作品的兴趣陡然变大。(2015.4.3)

(8)中国男女冰壶队分获金银牌(2015.4.7)

就是在“获”字句中，这样的动词义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比较以下二例：

(9a)保险为小微企业提供资信担保，企业凭订单可获银行贷款。(2015.2.1)

(9b)在成都的科技型中小微企业，今后用企业信用、股权、知识产权和销售合同就可获得银行贷款。(2014.5.26)

按，“获得”无疑是典型的及物动词，而像以上这样“获”与“获得”用于同一结构形式即可变换的用例还比较多见，比如在我们考察的100个用例中，很多组合形式就都有相对应用例，如“获通过—获得通过”“获补偿—获得补偿”“获批准—获得批准”等。

另外，上文提到，使用表示“抽象”义或不会带来进一步的预期结果的动词的“被”字句不能变换成“获”字句，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此有关：因为它们往往不能带来一个可以“获得”的比较“实在”的结果或对象。

从“获”后所带的动词，也可以看出它本身所具有的实义，即“获得”义。“获”字句中的100个动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给予、具体]义的，这些动词所涉及的对象往往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而这也就是“获”通过某一方式(即动词所表示的意义)而最终实现的某一事物。这样的动词有“赠(4)*括号中的数字表示用例数，下同。、颁(5)、赔(2)、补(2)、补偿、拨、捐”，以及动素本身带宾素的“授权、授牌、贷款、立项”。这样的动词所表示的意义是：所给予的具体之物就是所获之物；至于带宾素的，则宾素所指事物“权、牌、款、项(目)”等就是所获之物。

另一种是[+给予、抽象]义的，其中使用最多的是“批准”类动词，包括“批(33)、准(2)、批准(5)、核准(2)、批复、批示”。“获”在此类句子中所表示的意思是通过“批准”等而获得了一种允准，或者是一种[+期盼]的结果，因此是一种相对比较抽象的获得。与“批准”类动词比较接近的还有“同意”类动词，主要有“同意(2)、通过(7)、支持”。与此同类的还有“评”，共使用10次，也是表示通过“评”而获得了某一称号、荣誉等。

除以上动词外，100个“获”字句中所用的还有“邀(3)、赞誉、褒奖、救助、赞、认证、信任、认同、表彰奖励、青睐、晋级、提振”，它们本身都可以作为动作名词，在组合中获得指称性，表示所“获”对象。

那么，由此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这就是“获”字句中“获”的词性问题。我们在对“遭”字句进行讨论时，也涉及这个问题，最终给出的结论是，与“被”字句中作为纯被动标记的介词或助词“被”相比，“遭”兼实义动词与被动标记于一身，而这也说明，它正处于语法化的过程之中。这一结论基本也适用于“获”，它大致也与“遭”同一性质，并且也处于语法化的相同发展阶段。*这种当代汉语中正在进行的语法化，有很大的讨论空间。

(三)“获/被”字句用法有差异

两种句子在用法方面也有明显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在是否带施事者的表现上差异较为明显，100例“被”字句中，有37例带施事者，而“获”字句中只有18例，不到前者的一半，而这一点当然不会是没有原因的。上边我们简单分析了“获”字句中所用动词的情况，其实由这些动词，还非常明显地表现出以下一点，即这些动作行为几乎都是“上对下”的。我们曾经把“获”字句的语义倾向概括为[+如意、期望]、[+中性、期望]两类。[1]现在看来，在这两类之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语义特征，这就是[+自上而下]。这是此句式的重要特点，并且也是它与“被”字句的重要差异之处。这里的自上而下包括中央对地方、机构对个人，上级对下级，集体对个体等。比如，使用44次之多的“批准”类动词，这一点就非常明显。除此之外，再考虑到“获”字句的主要功能是表示一种“结果”，所以它的焦点基本不会在施事者上，这样施事者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可有可无的。

二是“被/获”后的状中、中补结构差异明显，“被”后取状中、中补结构的分别有13例和11例，而“获”后则分别只有2例和1例，二者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对比在“被”字句与“遭”字句之间也同样明显，我们在对二者进行这一比较后得出的结论是，相对于“被”字句而言，“遭”字句只是一种“简单叙述”的句子形式，而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被”字句与“获”字句的对比，即后者也是一种简单叙述的句子形式，即我们上边所说的主要是表示“结果”的。从这一点来说，“获”字句甚至可以不认为是一种叙述，而只是一种“告知”。

比如，“追捧”一词在两种句子中都能出现，但是出现的环境和条件却不完全相同，在“被”字句中，它可以这样用：

(10)当前城市建筑中片面“求洋”“求异”的现象不少，国外设计师被盲目追捧的情况也比较突出。(2007. 7.25)

(11)他是地球村和互联网的预言家，只要互联网不灭，他就会一直被追捧下去。(2011. 8.5)

而在“获”字句中，却只有以下一种形式：

(12)受到消费文化的影响，媒体的节目制作方面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有信息没思想，综艺类节目获追捧，文化类节目屡遇寒冰的现象。(2014. 11.20)

很显然，以下用“捧”的例子同样也不能变换成“获”字句，道理也是一样的：

(13)一些人被捧上了天，有名有钱又有气场。(2014.7.10)

正因为“获”字句多用于简约表达，所以它比“被”字句更多地用于一贯求简的标题之中，在我们考察的100个句子中，就有21例之多。

三是“被/获”后述宾结构的差异，“被”及其宾语(如果有的话)以外的部分取述宾结构的有36例，而“获”字句中则有30例，二者数量相差不多，但是形式上差异不小。“获”字句中述宾之间只是在语义关系上构成述宾关系，但是在实际的语言运用中，却多是不能独立使用/存活的，这是此类结构的重要特点之一。例如：

(14)人大附中获赠10台由紫煕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DM cube 3D打印机。(2015.2.5)

(15)闽北80%的县(市)获批省级生态县。(2015.3.9)

这样的形式其实还是体现了简约的一面。在这样的组合形式中，“获”已与后边的单音节动词有了一定的凝固性，它们不仅已经形成一个个“韵律词”，就是在结构上也更像一个动词，带着后边的名词性宾语(《现汉》已收的同类词有“获许、获选、获准”等，它们都可以直接带宾语使用)。

以下一例“获赠”后带了动态助词“了”，这一点就更加明显和突出了：

(16)此次他不仅录下了多段民歌、道情的演唱，还获赠了好几本民间艺人整理的民歌谱集。(2015.1.8)

这一点显然与“被”字句中述语动词带宾语的随机组合式用例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后者基本都是可以独立使用的，例如：

(17)46名该集团成员被判处3—1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该组织头目福德·贝尔肯则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2015.2.12)

此外，“获”字句与“被”字句用法上的差异还有一点，这就是“获”及其后边的连带成分常常是一个连谓结构，即如以下这样的形式：

(18)2014年5家完全由民间资本设立的银行获批筹建，其中1家已获准开业。(2015.1.24)

(19)去年，赣州获批成立国家钨和稀土新材料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2015.3.6)

这样的例子共有16个，而“被”字句中虽然也有“被”后使用并列动词的形式，但是二者却有不同，例如：

(20)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将被记过、记大过或降级。(2015.2.11)

(21)如果想让突发、高发、频发的舆情事件，不被误读、误解、误会，就要平等地对待受众，及时回应社会舆论，增信释疑。(2015.2.12)

二者形式似乎相同，但是结构层次并不一样，如例(18)的“获批筹建”是“(获—批)—筹建”，即有两个层次；而例(20)则是“被—记过、记大过或降级”，即只有一个层次。

(四)“获”与“被”有文白之别

作为被动标记，“被”虽然也出自文言，但是在白话中使用已久，所以“文”的色彩磨损殆尽，如今只具有中性的语体色彩，而这也是它有着广泛适用性的原因之一；“获”的使用频率相对较低，文的色彩还相对比较浓厚，所以上引石定栩等才说是沿用了古汉语的标记词。在具体的使用中，“获”多用于构成1+1的“标准音步”，如仅我们考察的100个用例中就有“获批(12)、获评(9)、获颁(5)、获赠(4)、获准、获赞、获赔”；另外，它还经常用于2+2的双标准音步四字格中，100例中就有“广获赞誉、均获晋级、不获批准、未获通过、未获支持、已获核准、获批筹建(2)、获准开业(4)、获批开始、获批生产、获批建设、才能获批，刚刚获批”等。

例如，以下用例中，“文”的色彩是比较突出的：

(22)丁志成、句号、吕薇、张丰毅、张礼慧、张宏光、侯勇、曹时娟等获颁“全国德艺双馨艺术家”称号。(2015.2.25)

(23)与此同时，镍锡期货已获准将于3月27日上市。(2015.3.16)

就是不用“颁”或“准”这样的“文词”，“获/被”的文白之别依然比较明显，例如：

(24a)洋浦规划范围调整方案获国家批准。(2015.3.28)

(24b)2010年，埇桥马戏创新工程被文化部批准，创新经费已拨至省财政厅。(2010.12.7)

正因为有上述差异，所以我们看到，两种句子的使用范围有相当明显的差异：“被”字句可以用于各种语体和文体，而“获”字句则只用于书面语，并且在书面语中主要集中在事务类、新闻类等书面语色彩相对比较浓厚的语体中。*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以上只是我们初步调查的结果。在以后的后续研究中，我们将就更多的语料进行范围更广的调查。

以上从四个方面对“获”字句与“被”字句的差异进行了对比，以下再就此作一简单的总结。

我们在进行“被”字句与“遭”字句的对比时曾经得出如下的结论：“被”字句是“广谱”的，具体表现为四个“全覆盖”和一个“多样性”。所谓全覆盖，一是语义倾向上“逆意—中性—顺意”的全覆盖，二是逆意程度上“重度—中度—轻度”的全覆盖，三是语体色彩上“书面—中性—口语”的全覆盖，三是使用范围上各种语体和文体的全覆盖；多样性则是指结构上的多样性。正是由于具有以上特点，所以“被”字句是当代汉语中使用数量最多、范围最广的被动句式。相对于上述四个全覆盖和一个多样性，“遭”字句则表现出鲜明的、与之相对的单一性。如果去掉以上全覆盖的第二点，这一结论就完全适用于“获”字句。

我们认为，不仅词有语义特征，句子也有语义特征，所以下边我们想再从语义特征的角度对两种句子的差异进行归纳总结。

“获”字句：[+积极、获得、书面色彩、-广泛适用]

“被”字句：[+中性、蒙受、中性色彩、+广泛适用]

由此显示，二者是区分明显、基本互补的两种被动句式，它们的存在和发展，使得汉语被动句的分工进一步细化。

二、“获”字句的历时考察

无论着眼于整个汉语史，还是着眼于现代汉语阶段，“获”字句都是一种非常有史的内涵的句子形式，非常值得进行历时的考察与分析。

(一)一般历史及“获/蒙”字句的消长

“获”的本义是“猎取、猎获”，由此引申为“得到、取得”，再进一步抽象引申为“得以、能够”等，在古代汉语中均有少量与动词性词语共现的用例，如：

(1)旅之臣幸若获宥，及于宽政，赦其不闲于教训，而免于罪戾，弛于负担，君之惠也。(《春秋》)

(2)夫三季王之亡也宜。民之主也，纵惑不疚，肆侈不违，流志而行，无所不疚，是以及亡而不获追鉴。(《国语》)

在此基础上，还出现了“获+述+宾”的例子，如：

(3)贤质性巧佞，翼奸以获封侯，父子专朝，兄弟并宠。(《汉书》)

(4)故万国莫不获赐祉福，蒙化而成俗。《汉书》

以及“获+施+述”的用例：

(5)莽自以威德遂盛。获天人助。乃谋即真之事。(《前汉纪》)

我们认为，无论从表义上看，还是从结构上看，这都是古代汉语中比较典型的积极义被动句了。*这里只是最简单地作一说明，具体的发展变化应该作进一步的专门考察。

近代汉语中，这样的积极义“获”字句偶尔还有使用，例如：

(6)其纂成，所以群英散说周览于眼前，诸圣异言获瞻于卷内。(《祖堂集》)

不过，比这样的“获”字句常用得多的积极义被动句是“蒙”字句，以下是袁宾(2005)所举的例子：

(7)臣是小人，虚沾大造，蒙王收录，早是分外垂恩；更蒙举立为臣，死罪终当不敢。(《敦煌变文校注·伍子胥变文》)

在早期现代汉语中，这一句子形式还较为多见，所以《现汉》第6版“蒙”(méng)的义项三“动受”义下还举了一个例子“蒙你照料，非常感谢”。《人民日报》早期的“蒙”字句用例如：

(8)记者为此，特走访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发言人，蒙其答复如次。(1946.5.21)

(9)此次调动大军发动内战，进攻汾南解放区，敝部拒绝听命遂遭反动派进攻，敝部被迫自卫，连挫反动派凶焰，荷蒙勉慰，感奋弥深。(1946.6.18)

(10)同人等自政协开会以来，一贯主张政府必须取消特务，未蒙采纳。今再一度提请政府，切实考虑，早日实行。(1946.7.5)

后来，偶能见到外交场合或“存古”的使用，例如：

(11)总理先生，今晚蒙你光临作客，我们感到荣幸。(1976.5.2)

(12)我说：“我曾经被判到保卫局，蒙你纠正了这一判决，现在又要我到保卫局工作，我认为不合适。”(1984.5.13)

再后来，连这样的用例也基本看不到了。

其实，在早期现代汉语中，“获”字句一直比“蒙”字句更常用。《人民日报》早期用例就显示，它比“蒙”字句有更高的使用频率。例如：

(13)和约中的主要问题，如意南边境及殖民地问题等，仍未获解决。(1946.5.22)

(14)最后陈副经理将全矿财产清理和估价账目，慎重提出，请大会复审，当获一致通过。(1946.5.25)

(15)太行一专区所属各县，新区减租运动已获普遍开展，群众翻身的烈火，已燃遍平汉两侧。(1946.05.28)

(16)孙氏改造私塾办法，终获家长们一致拥护。(1946.6.9)

(17)同日众院于当晚表决结果，杜氏否决已获通过。(1946.6.14)

(18)自十八日，沪英商电车工人迫于生计，全体罢工，迄六日后，生活稍获调整，二十三日暂告解决。(1946.6.20)

(19)长期停战，全面停战，原为吾人一贯之主张，不幸未获政府当局同意，致形成目前突兀不定之局面。(1946.7.10)

现代汉语中“获”字句多而“蒙”字句少，甚至到后来以“获”代“蒙”，至少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表义不同。“蒙”由其原本的“蒙受”义，而保有强烈的“被动接受”义，并且它表示的是一种单方面的、被动的承受，这对它的使用范围无疑会有很大的限制；而“获”则只表示单纯的获得，相对而言限制很小，因而可以用于更广的范围，同时也有更广泛的适用性。

二是轻重不同。相对于“获”的“获得”义，“蒙”所具有的“蒙受”义无疑比前者要重得多，而由于“蒙”所具有的这种[+重度]义，所以常被用来表示高度的客气和尊敬，同时也有很强烈的自谦意味。这样的意味经常并非表达所必需，所以它也就渐趋少用，最终式微。

三是风格不同。“蒙”与“获”相比，显然更具文言色彩，这一点，仅从上边例(8)-(10)中与之共现的一些词语以及整个句子即可强烈感知；相对而言，“获”的语体风格就平易质直多了，这一点同样也可以由其共现词语表现出来。

(二)现代汉语阶段使用情况的变化

在现代汉语阶段，“获”字句的使用经历了一个由多到少，再由少到多的过程，这一点与我们考察过的很多现象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6]34-45

我们以《人民日报》为对象，以每10年为一个点，分别选取了1947年到2007年的七个点，调查各年份使用的前100个“获”字，看其中有多少用于构成“获”字句。我们排除了构成词或有相当凝固性的组合形式，如“捕获、接获、获致、获知”等，所得结果如下：

1947:28/1957：13/1967：3/1977：3/1987：4/1997：5/2007：17。

对2007年以后的情况，我们又分别选择了2010年和2015年，继续作了同样的考察，结果显示“获”字句的数量还在持续增长：2010年达到30例，已经超过了第一阶段的使用数，而2015年更是有46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最高值。

以下对造成上述使用数量变化的原因略作解释与说明。

先说“获”字句为什么会由多到少。

早期现代汉语中，“获”字句属于比较常见的形式，除了前边我们举过的《人民日报》用例外，其他的用例再如：

(20)先是萨得官，尚未就职，接远戚某氏讣并获分遗产数千元，因将之作旅费而漫游焉。(《新青年》第一卷一号)

(21)予携儿子赴省应试，报名者不满二十人，皖江以南只居其一，儿子幸获取录。(同上第二卷三号)

(22)四十二军所剩只二空番号而已，孙连仲曾屡次请求补充，均未获准。(李宗仁《台儿庄之战》)

(23)九日于右任当选为监察院院长，刘哲于经三次投票获选为副院长。(《东方杂志》第44卷第7号)

随着20世纪20年代起共产党和国民党两个政权的分而治之，导致传统的国语开始分化，最终形成了分别以大陆普通话和台湾“国语”为代表的现代汉语的两大分支。[6]23-24而二者的主要差别，我们曾经用两个“距离”的差异来表示，即一是与早期国语的距离，大陆远大于台湾；二是书面语与口语的距离，台湾远大于大陆。[7]

“获”字句的由多到少，正是普通话与传统国语距离拉大的具体表现之一，而具有类似表现的，还有从词汇到语法等的诸多现象，比如改革开放后人们一度热烈讨论的“旧词语复活”中的许多语例，以及“程度副词+名词”“动宾+宾”现象等，基本都有相同的发展过程和经历。

再说“获”字句为什么会由少到多，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台港澳语言的影响，这是两岸四地民族共同语由差异开始走向融合的具体表现。

由上述两个距离差异的第一个，可知台港澳地区的民族共同语与传统国语的一致程度远比普通话高，所以它们在整体上具有比较浓厚的“古旧”色彩，而基本保留早期现代汉语中的“获”字句，也是其表现之一。引前石定栩等对港式中文被动句的表述，就是证明之一。以下再举台湾《联合报》20世纪50年代的两个用例：

(24)在三百另五件提案中除撤回，保留及并案办理者共三十件外，余二百七十五件均获通过。(1951.12.28)

(25)此次南市建设局长曾培章晋省向水利局请求补助工程费用，已获圆满解决。(1951.12.31)

到了20世纪60年代，该报用例依然较多，再如：

(26)王议员之提议未获大会通过。(1961.12.17)

(27)电信局在各大城市开放立即电话，极获好评。(1961.12.25)

就是其他媒体，也是如此，用例所在皆有，以下是台湾《自立晚报》比较晚近的两个例子：

(28)买机票不必累积里程数就能获赠帕劳、普吉、沙巴、巴厘岛的免费机票喔！(2003.12.8)

(29)该“林荫大道”还曾获全校师生票选为校园最佳去处。(2003.12.17)

改革开放之初，大陆普通话向台港澳地区民族共同语靠拢，引进了普通话中已经退隐或趋于退隐的大量词汇、语法现象等，如上边提到的旧词语复活以及“程度副词+名词”“动宾+宾”现象等，都有这方面的强烈因素，而我们的调查显示，1987年之后，“获”字句的数量回升，二者之间也有明显的因果关系。

二是求新的需要，而这又与第一点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求新求异求变始终是语言发展的内在动因之一，而这一点在当下的多元化社会中人们的多元化追求下，有更为充分的表现。“获”字句作为与传统“被”字句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新”形式，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们陌生化、新颖化表达的追求，并因之而获得青睐，从而成为一种极具时代性的表达方式。

三是表达严密化、丰富化的需要。当代汉语发展的特点之一，是追求表达体系和方式的严密化，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和变化，而“获”字句的重获生机，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一节中还要进一步讨论。

三、被动句的分工与当代汉语的发展

(一)关于被动句三分问题

我们认为，当代汉语中，被动句正处于一个持续分化、整合的过程之中，由此就带来了不同被动句之间的重新分工与相互协调。

关于当代汉语被动句的这一分化及其结果，可以从几个不同的层面分别来看。

一是从语义倾向层面看，有明显的“被/获/遭”字句三分的趋势，并且这一趋势目前还在进一步强化和发展，具体表现就是“被”字句用于消极义的用例进一步减少，因而总体的使用量也在减少，而“获/遭”字句的使用频率却一直在提高。我们有理由相信，三者之间会越来越接近于“积极—中性—消极”的均衡分布。

二是从结构层面看，基本只有“中性—简约”二分，即“被”字句既可用于较简的形式，也常用于较为复杂的形式，而“遭/获”字句则基本只用于较简的形式。

三是从表达或语用的层面看，而这与上一点有密切的关联性：“被”字句是“叙述+描述”，而“获/遭”字句则一般只实现为“叙述”功能。

关于以上二、三两点，我们在讨论“遭”字句时已经着眼于其与“被”字句的对比而进行过分析和举例说明；而通过对“获”字句与“被/遭”字句的进一步对比，我们发现“获/遭”字句之间在结构上有相当高的一致性，也就是说，以上两点是“获/遭”字句与“被”字句的共同区别。将来进一步的合理发展，是前者承担较为复杂的表达，而后者则继续维持比较简约的形式，从而使得结构上的分化进一步明朗和加深。

由以上三个层面的现状，来看汉语被动句将来的进一步发展，仅就“被/获/遭”字句而言(其实当代汉语被动形式远不止这三种，其他的词诸如“受”“遇”等，也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表示被动关系)，三者之间将维持既分又不分的关系。所谓“分”，即以上所说三个层面的划分和分工；所谓“不分”，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比较复杂的消极和积极义的表达，可能还是主要由“被”字句来承担，另外，人们对三者的选择一定程度上还要考虑它们的语体色彩差异。这样，上述“积极—中性—消极”三分就不会是一种彻底的划分，而三者之间，自然也就免不了有一些纠缠不清的中间地带。上述关系，大致可以作如下的简单化表述：

“被”字句：中性义+复杂化的积极和消极义表达+中性语体色彩

“获”字句：积极义+相对简单化的表达+书面语体色彩

“遭”字句：消极义+相对简单化的表达+书面语体色彩

基于上述认识，可以作出进一步的预测：

第一，“被”字句进一步向中性化发展，即主要是把“两头”分别“让”给“遭”字句与“获”字句，但是短时期(甚至长时期)不会全部“让出”，比如有一些近乎习语性的组合，如“被誉为”“被评为”等。

第二，“被”字句的使用频率不会出现大幅度的下降，除了上边提到的原因外，主要还在于结构方面：“被”字句是一种发展最为充分的句子形式，它的容量相当大，适用性相当广泛，特别是它作为具有“叙述+描述”功能的句子形式，在很多情况下是另外两种基本只有“叙述”功能、因而形式相对简约的被动句所无法取代的。这也就是说，除了上述的语义倾向上的互补分布外，三者很大程度上在结构形式以及表达上也是呈互补分布的。

第三，很显然，现在三种句子形式及其使用状况并不均衡，“被”字句以外的两种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特别是在结构形式和使用范围方面。不过，即使后两者经过了充分的发展，三者之间也还会是中心功能区分明确、边缘部分相互纠缠的状况。

(二)由被动三分看当代汉语的发展

我们认为，被动句的上述发展变化，对认识整个当代汉语的发展变化趋势、趋向以及内在的原因和规律等都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而同时这也是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性和理论意义的话题。

我们曾经讨论过“有+VP”形式的产生对现代汉语的意义和价值，主要内容如下：

如果“有”是与NP共现的动词，则现代汉语呈三足鼎立的均衡分布；但是，长期以来作为副词和VP共现的“有”，却明显地处于失衡状态，即：

肯定式：有+NP(已有)、有+VP(空缺)

否定式：没有+NP(已有)、没有VP(已有)

疑问式：有没有+NP(已有)、有没有+VP(空缺)[8]

然而，这一格局已在当代汉语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改变。先是与“没有VP”相对应的正反疑问形式“有没有+VP”作为一种“新兴问句”，20世纪初开始出现，但是在整个前半叶的文献中都极为罕见，到20世纪末的近20年里才多了起来[9]133-148，由此最终得到了人们的承认，比如范晓在讨论正反问句时，就列出了这一类型[10]232，从而使一个空缺得以填补。接下来，再进一步的发展，就是“有+VP”由港台地区以及南方方言进入普通话，由此又补上了另一个空缺，最终形成了与上述“有/没有/有没有+NP”完全对应的“有/没有/有没有+ VP”，从而实现了后者以及两者之间的“对称”。[11]也就是说，在当代汉语中，以否定形式“没有+VP”为起点，有一条非常明显的发展线索和链条：

肯否并列：有没有+VP→肯定：有+VP

这一发展路径与以往一般的语言发展相比，有一个人们很少关注但是却非常重要的因素，这就是语言使用者“哪缺哪补”的选择性。在以往的汉语史以及汉语历史发展演变研究中，人们似乎很少从语言使用者的角度去考察和分析人的因素所起的作用，因而给人的感觉更多的是一种“自然”的发展，而不是语言用户有意为之的自主选择。

当代汉语被动句的分工，是又一个绝好的例证，同样也可以证明人的因素所发挥的作用，以及语言向精密化方向的发展，而如上所说，这也正是“获”字句为什么会由少到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古代及近代汉语中，被动句主要是二分，即消极义(被/吃/遭)—积极义(得/蒙/获)，至于二者之间的中性义通常用别的形式表现，比如受事主语句，即如以下两个近代汉语的用例：

(1)好汉，你自不知，我们拨在这里做生活时，便是人间天上了。(《水浒传》)

(2)咬金道：“主公我交与尉迟恭了。”(《说唐》)

当代汉语中，随着“被”字句的“泛化”，或者叫“中性化”(如前所述，已有超过50%的句子用于中性义或积极义)，以及专表消极义的“遭”字句的使用越来越多，并且成为一种常用形式，再加上“获”字句的较多使用，因此可以说，当代汉语被动句已经出现了三极对立的新格局，这一方面体现了语言向精密化、严密化方向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语言用户有意识的选择性。语言发展总是由粗到精、由不完善到完善、由不精密到精密，而这之中，少不了人的操作与控制。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由后者所体现出的语言发展中“人为”的一面，会在以后有越来越多、越来越充分的表现。

参考文献：

[1] 刁晏斌．两岸四地“获”字句对比考察[J]．华文教学与研究，2012，(2)：67-76

[2] 石定栩，邵敬敏，朱志渝．港式中文与标准中文的比较[M]．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2006．

[3] 李思明．《水浒》中的积极被动句——“蒙”字句[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90，(1)：68-70.

[4] 袁宾．“蒙”字句[J]．语言科学，2005，(6)：3-17.

[5] 刁晏斌．两岸四地“被”字句对比考察[J]．语文研究，2013，(2)：17-23.

[6] 刁晏斌．现代汉语史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7] 刁晏斌．从两个距离差异看两岸共同语的差异及其成因[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3，(3)：67-71.

[8] 刁晏斌．两岸四地“有+VP”形式考察[J]．励耘学刊，2012，(1)：27-51.

[9] 石毓智．语法的认知语义基础[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2000．

[10] 范晓．汉语的句子类型[M]．南昌：书海出版社，1998．

[11] 王国栓，马庆株．普通话中走向对称的“有+VP+(了)”结构[J]．南开语言学刊，2008，(2)：87-91.

【责任编辑朱正平】

On Passive Sentences with Positive Meaning in ContemporaryChinese—”Huo” Sentences

DIAO Yan-bin

(Arts Departmen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Huo” sentences, which possesses a positive meaning, has the same side with “Bei” sentences. However, their differences are also clear, mainly reflected in fellow four aspects: semantic orientation, the actual situation between markers “Bei” and “Huo”, usage differences and classical differences. In modern Chinese stage, the usage of “Huo” sentences experienced a process from more to less, then from less to more, and increased sharply in recent years, which can be attributed to three reasons: firstly, influenced by Taiwan, Hong Kong and Macao; secondly, driven by the demands for innovation; thirdly, met the demands for rigorous and rich express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passive sentences have been experiencing a process of continuous separation and integration, and show a clear tendency of tri-separation among “Bei/Huo/Zao” sentences. A new tripolar opposition layout has already been set, which shows our language has been developing into a precious and rigorous direction on one hand, it also demonstrates a conscious choice by language users on the other hand.

Key words:contemporary Chinese; passive sentences; “Huo” sentences

作者简介：刁晏斌(1959—)，男，山东烟台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现代汉语的共时状况及历时发展演变研究。

收稿日期：2015-06-14

中图分类号：H1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5128(2016)03-0044-09

【语言文化与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