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执着抒写人生因坚守收获硕果
——序杨雅丽著《〈礼记〉摭论》

段 国 超

(渭南师范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杨雅丽教授寄来她的书稿——《〈礼记〉摭论》，嘱我写序。周作人曾说过：“做序是批评的工作，他须得切要地抓住了这书和人的特点，在不过分的夸扬里明显地表现出来，这才算是成功……”一本书可以有序，也可以无序，但凡有序，这序便是“书籍的窗口”，是引领读者走入书中世界的“通道”和“桥梁”，所以作序者须得慎重，需在既知“书”，又知“人”的前提下，去做这“批评的工作”。当我读过《〈礼记〉摭论》这本书后，再联想到它的著述者杨雅丽教授本人，我觉得写序真得如周作人所说，要将“这书和人的特点”都抓住，“才算是成功”。我虽无才，但也想尝试着这样做，努力地学习这样做。

一

杨雅丽教授写作《〈礼记〉摭论》的过程以及这本书的基本构想，我大体上是了解的。

作者研究《礼记》缘起于二十多年前参加陕西师范大学《十三经辞典》的编写。在辞书编纂中她借助郑玄、孔颖达、陈澔、孙希旦等经学家的注释，逐字逐句地研读《礼记》，并参阅现代学者注译、研究《礼记》的著述，还借鉴了一些哲学、史学、语言学、宗教学、人类学等多学科成果，逐渐对《礼记》的语言及其思想学术有了比较充分的理解和准确的把握，具备了研究《礼记》的前提条件，也使她自此对《礼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与《礼记》结下不解之缘。

早在2002年，作者就出版了《礼记研究》一书，但她对《礼记》的阅读和研究并未止步。她在给我的来信中写道：

研读《礼记》是我今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是因为《礼记研究》只是我研究《礼记》的起步，许多重要的问题还没有涉及，一些问题虽然已经关注到了，但探讨得不够深入，有必要继续思考下去。第二，《礼记》是中国文化的宝库，它的字里行间散发着知识感召力和文化感染力。在阅读《礼记》时我的心里总是洋溢着激动和崇敬的情感，常常被它充满智慧与灵性的语言表述和它记载的民族历史细节与深邃感人的思想所吸引，感觉穷尽自己的一生都难以领悟到其学术思想与文化精神的千万分之一。

所以她决定将自己今后的学术生涯交付《礼记》研究，研究《礼记》成为她执着追求的长期目标，其精力、心智，乃至兴趣有如刚开启闸门的水流，汹涌地流淌和奔泻下去。

2010年，她将长期研究的部分成果编辑成《〈礼记〉语言学与文化学阐释》一书。该书入选教育部《高校社科文库》，获全额出版资助，由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

现在，她将多年来辛勤写作的另一部分文稿编辑成这本《〈礼记〉摭论》，这是她三十年来从事高校语言教学与研究，二十多年来研究《礼记》，辛勤求索所收获的生命感悟和学术积累，也是她研究《礼记》的又一阶段性成果。

《〈礼记〉摭论》全著有8章，内容可概括为两大部分：

(一)语言学范畴的研究

所设章目为：第二章，《礼记》古今字研究；第三章，《礼记》通假字研究；第四章，《礼记》异体字释例；第五章，《礼记》对举反义词研究；第六章，从《礼记》训诂看古汉语辞书编纂之要则。

研究的内容：其一，以清代阮元校刻、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十三经注疏》的文本书写为依据，参考阮元的《校勘记》，研究《礼记》书面语系统的古字、通假字、异体字，推求上古汉语文字书写的规律；其二，研究《礼记》中对举出现的反义词，探索古汉语反义聚合现象的结构特点；其三，从《十三经辞典》编纂的训诂实践出发，提出古汉语辞书编纂之若干要则。

(二)历史文化范畴的研究

所设章目为：第一章，《礼记》概述；第七章，从礼学视域看农耕时代狩猎风俗之嬗变——田猎之礼的生态伦理意义；第八章，礼乐文化从神圣到世俗——从礼学视域解读关中祈雨仪式歌。

研究的内容：其一，对《礼记》的作者、编纂者、成书时间、内容及篇目分类、学术思想与文化精神进行系统的阐述；其二，研究从远古至殷商作为先民重要生产方式的狩猎习俗在周代农业社会的文化转型，阐释田猎之礼的自然观与生态忧患意识及其对当代社会的借鉴意义；其三，将礼学研究延伸到对民间礼俗文化的考察，研究礼乐文化从“庙堂”到“民间”、从“神圣”到“世俗”的文化转型与民间礼俗文化的历史记忆功能及其对当代社会文化建设的启示。

长期以来，雅丽同志执着地坚守在《礼记》研究领域，不断地突破前人，也不断地超越自己。她不间断地在一些学术期刊上发表研究《礼记》的论文；作为教授，她在学校开设选修课“《礼记》研究”，在学校“钩深讲堂”举办研究《礼记》的系列学术报告；作为学者，她走出校门，以学术服务社会，为机关单位作解读《礼记》的讲座；作为《礼记》研究专家，她多次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上将研究《礼记》的成果进行广泛的交流。这些活动给我一个突出的印象：雅丽同志把《礼记》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是全力以赴的，不遗余力的，勇往直前的，在《礼记》研究方面她已成为一个很有影响的学者。现在摆在我面前的这部书稿——《〈礼记〉摭论》既是她长期学术思考的必然结晶，也是她多年来持之以恒、执着求索精神的见证，还是当今国学，特别是礼学、语言学领域具有学术突破意义、特色鲜明的厚重成果！

二

《〈礼记〉摭论》是作者研究《礼记》的第三部著作，相对于《礼记研究》和《〈礼记〉语言学与文化学阐释》，这本书实现了哪些突破和超越呢？

在这里我要说的是，该著的一些研究具有填补空白、开拓新学术视域之意义；作者在前人尚未关注，或前人已经涉足但未深入研究的领域进行了别开生面的研究，可谓笔之所至，广有新意。

该著第一章题为“《礼记》概述”，对《礼记》的相关问题进行系统全面的梳理和概括。该章第三目为“《礼记》的学术思想与文化精神”，设如下标题：(一)以“仁”释礼——儒学核心思想在礼学中的呈现；(二)“大同”“小康”——儒家政治理想在礼学中的呈现；(三)礼是治国之器；(四)礼具有别人禽、美教化之功能；(五)“不为神役”——儒家鬼神观念在礼学中的呈现；(六)礼以效法自然为根本；(七)儒家的重教传统和以德化民的教育思想；(八)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儒家乐论的政治伦理型特征。

从以上标题看，作者对《礼记》的内涵有准确的把握和公允的评价。由于她多年来坚持不懈地研读《礼记》，直接获取文本的思想信息，因此能够凝练出潜藏于语言结构深处的学术观点。作者在“礼以效法自然为根本”标题下写道：

华夏祖先生活在以农耕为主，辅以渔猎、纺织与森林砍伐的经济形态之下，先民与自然万物朝夕相处，专注地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与风雨霜露寒暑之变化，产生了与自然相亲和的意识。所以我国古代文化在“人为”而作时处处受到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启示，先民依赖自然、认识自然，并按照人的意愿初步地改造自然，又处处效仿自然。

……人们在唯礼是尊的氛围中能怀有“顺其自然”的心理，不必担忧在自然灾异到来时因无法置办祭品而不能从事礼仪活动，也不必担心因自然条件限制，礼品不够丰盛而遭遇鬼神的惩处。

作者的这些论断源自对《礼记》文本的深刻理解和一种独立思考的精神，这说明作者真的抓住了礼学之“精义”。

第二章至第四章研究《礼记》中的古字、通假字、异体字。对先秦典籍用字问题的考察是语言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但以《礼记》文本为依据研究先秦典籍文字书写规律的工作尚未全面展开。作者的研究弥补了《礼记》研究的空白，也为汉字学、汉语史研究提供了新成果。

第二章写道：

作为传世文献，《礼记》文本经历了自先秦古文字到汉代隶书以及其后多种文字的书写，经历了历朝历代的辗转传抄、翻刻。在此过程中不仅字体会被改换，用字也可能被更改，特别是难以避免地较多留下“汉初人们整理先秦文献留下来的痕迹”。

笔者研读《礼记》，从其使用古字、通假字、异体字的整体情况看，大约可以断言，其文本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先秦汉语书面语的用字习惯。……笔者1986年下半年师从西南师范大学刘又辛教授学习训诂学。先生授课曰：“读古书要能够走出文字的迷魂阵。”古书中存在着古字、通假字、异体字、错讹字等用字现象，这些都是形成文字迷魂阵的原因，所以读古书首先要通过文字关。……阅读《礼记》也必然会遭遇文字的迷魂阵，必须辨识分布于其间的古字、通假字、异体字、错讹字，找寻到那个隐藏在背后的古字之今字、通假字之本字、异体字之正体以及错讹字之正字，才能够走出文字的迷魂阵，领悟到其文本语言传递的思想信息。

作者正是基于对语言文字作为文化载体之重要性的深刻认识，将《礼记》研究建立在文字训诂的基础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前期对《礼记》中古字、通假字、异体字的统计和研究是在逐字逐句的文本阅读中进行的，其中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现在作者参与编纂的《十三经辞典·礼记卷》已经出版，其后附有词语索引，作者将借助这些信息资料对统计的个案作穷尽性分析，使该著的内容更趋于科学化，研究的水平迈上新台阶。

第五章研究《礼记》中对举使用的反义词。作者写道：

《礼记》是形成于春秋战国至西汉初期的经典文献，它记载、阐释了夏、商、周及更古远时代的礼制文化，记述了在“礼崩乐坏”时代人们的礼仪实践和礼乐文化的变异发展，话语叙述的核心是揭示礼乐制度、道德风俗蕴涵的民族文化精神，善于运用巧妙的措辞和犀利的语言来阐发礼乐文化的精神内核。为了精确细致地表情达意，《礼记》不仅频繁使用同义聚合手段，在其词汇系统中密集着丰富的同义词，而且频繁使用反义词，用反义聚合方式凸显事物之间既矛盾对立，又相辅相成、辩证互补的联系。《礼记》是上古汉语书面语词汇系统的缩影，也是后人认识和研究上古汉语反义词系统的珍贵历史文献；可以说，反义词丰富是《礼记》语言表达的又一个突出的特色。

从已获知的信息资料看，目前对《礼记》反义词的研究尚处于空白状态。所以确认、辑录《礼记》中的反义词，对其进行多角度的分析描写，概括其特点，寻求其规律，能够拓宽《礼记》研究、汉语词汇研究的学术空间。作者结合《礼记》与礼学的文化语境考察文本中对举使用的反义词，为专书语言结构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第六章题目是“从《礼记》训诂看古汉语辞书编纂之要则”。所设分目为：

一、应积极、审慎地利用古注；二、注意相关词语之间的联系，对其释义应准确、一致；三、应当在准确理解文献语言的基础上合理地设置词目。

该章的内容凝聚了作者辞书编纂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思考，针对《辞源》《汉语大词典》等工具书释义时列举《礼记》语例出现的可商榷处进行考辨和纠错。具体条目的阐释观点明确、深入透彻、论证扎实、言之有据、立意新颖。

该著第七章题目是：从礼学视域看农耕时代狩猎风俗之嬗变——田猎之礼的生态伦理意义。有三目：(一)从礼学视域看周代农业社会的特点；(二)从殷商到西周，狩猎风俗在农业社会的文化转型；(三)田猎之礼的生态伦理意义。

该章第三目最有新意，可谓发前人所未发：

中国古典哲学将宇宙视为“一个和谐的、秩序井然的、生生不穷的历程”，是一个变化的大流。田猎之礼的哲学意义指向“天人之际”：人属于自然，人类必须也必然地追随着宇宙运行的步履，人与自然共同构成一个“生生不穷”“秩序井然”的宇宙“大流”；人类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对自然的索取必须有节制。

狩猎建立在对野生动物的血腥杀戮之上，漠视鲜活生命体的价值意义；而农业劳动者不避风雨霜露寒暑辛勤耕耘，在对“他者”生命的呵护与培育中付出真挚的情谊。所以农夫的心中总是洋溢着对土地与田禾的温情，最能深切感知“天地之大德曰生”的真理。农耕民族以特有的道德情怀观照狩猎习俗，田猎之礼必然承载了独特的生态伦理观念。

《礼记》展示了农耕民族的广阔胸怀与崇高理性，在礼制文化的制约下狩猎风俗那基于对野生动物无情杀戮而特有的粗旷与荒蛮被消解，田猎之礼凝聚了农耕民族温厚、凝重、严谨的文化气质，蕴涵了华夏族基于特定的农耕生活情境而形成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与生态伦理观。

诚然，这种生态意识产生于人类改造自然能力较弱的上古农业时代，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本质上具有被动地适应自然规律的性质”，“其实践方面的道德规范也是对生存经验的归纳和概括”。但这种基于“天人合一”哲学思考的生态伦理观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最珍贵的贡献，对当代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这是作者从《礼记》文本阅读中得出的观点，他人没有做过这样的论证，《礼记研究》和《〈礼记〉语言学与文化学阐释》也没有做过这样的论证。这是作者对前人的突破和超越，也是对自己的突破和超越！

第八章题目为“礼乐文化从神圣到世俗——从礼学视域解读关中祈雨仪式歌”。这一章的内容很有特色，也很有新意，是作者研究中国礼乐文化的一种新尝试，是在礼学文本知识视野下考察民间礼俗文化。该章以流传于陕西省关中地区的祈雨仪式歌谣为素材，解析祈雨仪式作为传统的“储存器”所具有的“历史记忆”功能。

该章有三目：(一)神话性、宗教性——从祈雨仪式歌回望逝去的历史；(二)祈雨仪式歌——农耕民族与旱灾抗争中谱写的悲壮乐歌；(三)现实性、实用性——祈雨仪式歌折射的人文传统。

我曾在给《〈礼记〉语言学与文化学阐释》所写的书评中说：

礼不仅是经典文化、庙堂文化，而且是一种深入到中国社会一切领域，甚至是民间的文化，在民间以“风俗”“礼俗”形式存在。所以礼学研究应该深入到民间，通过“田野”考察开辟新领域，寻找新的研究方法。专门研究“风俗”“礼俗”的学者将“田野”调查与礼学文献结合不够，研究礼学文献的学者忽略了礼学研究应该与“田野”调查相结合与相互发证。本著的作者杨雅丽教授似乎属于后者。

所以我以前曾经希望，也建议作者从这一情况出发，能够变化一下研究方法，将礼学研究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将经典文本研究与民间文化考察相结合。现在，该著就此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索。

在这一章里，作者不仅将《礼记》文本阐释与民间文化考察相结合，而且为了充分论证观点，援引了丰富的文史资料进行佐证。如在第二目“祈雨仪式歌——农耕民族与旱灾抗争中谱写的悲壮乐歌”里写道：

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是禳灾仪式产生的土壤，关中地区自古以来就是自然灾害多发区，旱灾一直是困扰关中地区的最频繁、最严重的自然灾害。

为了证实这一点，作者引用了自西周的周宣王时期至民国年间“见诸史籍的重大旱灾”资料31条，并引用《诗经》及西汉贾谊的政论文进行佐证。作者写道：

《诗经·大雅·云汉》应该是关中地区流传至今的最早的祈雨诗歌……周人已向众神与列祖列宗告急，已经献上神灵喜好的所有贡品，祭神的玉器皆已用尽，但没有那个神灵肯倾听他们的哭诉，连祖宗也不能解除他们的苦难。向来做事“兢兢业业，如霆如雷”的周人无奈地呼号：“群公先正，则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宁忍予！”

西汉初年，著名政论家贾谊考察汉初政治，给汉文帝上书作《论积贮疏》……他列举的自然灾害是“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如果“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罢夫羸老易子而咬其骨”。西汉的建都之地是位于关中的长安，所以贾谊的论断亦包含着丰富的关中文化元素，这就是频繁的旱灾使生活在这里的农耕民族的心灵深处始终存在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与生存危机感。

该章第三目“现实性、实用性——祈雨仪式歌折射的人文传统”，观点新颖，资料引证丰富，论证充分。作者写道：

这种肇始于宗教，后来被政治化、伦理化的礼，即使在最具有宗教意味的事鬼敬神活动中，亦体现了中华礼仪贴近现实、关注人文的鲜明特性。

鬼神在周人心中的地位已经动摇。祈雨仪式与祈雨歌的“真情诉说”不再是专意对诸神与祖先的恳求与祷告，而是站立在现实主义立场上描述旱灾之严酷，表达人类对巨大灾难的恐惧、悲伤、绝望和愤怒。……

因此我们在解读关中祈雨歌的宗教性与神话性特征之同时，不可以忽略那激荡于仪式歌“真情诉说”中的人文情感。民间祭祀仪式在营造宗教氛围之同时，又根据现实生活之需要使仪式成为最具有现实意义的民俗活动。事实上，神话性与宗教性只是祈雨仪式和祈雨歌的显性结构标志，而现实性与实用性则是仪式行为的出发点，对国家命运、政治平安与民生疾苦的人文关怀才是祈雨活动的精神旨归。

作者在《礼记研究》中已提出“礼的本质不是敬神，而是治人”的观点，但未对禳灾仪式之鬼神观所蕴藉的深层文化内涵作出如此细致透彻的论断，作者在《〈礼记〉摭论》中做到了，这是对自己以往研究的突破和超越！

作者认为，关中祈雨仪式歌的话语诉说投射出一种超越神性的人性魅力，并引述《礼记·郊特牲》对蜡祭的记述进行对比分析：

蜡祭中求索百神而祭之……内心充满忧患意识的远古先民即使在全民狂欢、感恩众神之时，亦未忘却那隐藏在幽冥处，随时会兴风作浪、祸害庄稼、危害人类的种种自然灾难，如山陵台塬崩塌、沟渠横流、昆虫为害、草木疯长。《伊耆氏蜡辞》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喝令自然物不要作祟为灾，一方面反映了人类文明早期对巫术力量的信仰，一方面表现了远古先民的对人类语言力量的深信不疑。关中祈雨歌用言辞来调遣“佛”“南海观世音”“罗汉五百身”“九江、八河、四海龙王”和“玉皇”，与《伊耆氏蜡辞》有异曲同工之魅力。

接着，作者强调抢救、保护、研究民间仪式风俗的紧迫性：

仪式是传统的“储存器”……当“现代文明”的疾风骤雨席卷而过时，传统正在被打碎、被遗忘。特别是随着社会生活场景的变迁与民族共同语的强势推行，几乎所有的汉语方言都处于“一个史无前例的急剧变化、萎缩和消亡的过程之中”。以方言为载体的仪式歌与传统仪式正迅速地淡出生活视线，那些曾经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社会组织功能，甚至承载了人们的精神信仰的传统仪式，已经走向“非主流/边缘化”。各种民俗活动，如传统仪式、民间工艺制作、民间艺术等，已经被广播、电视、电影、网络等现代传媒及其他现代娱乐方式所取代，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与传播的渠道被严重阻塞。仪式与仪式歌是一个民族最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的消亡意味着以之为载体的民族民间文化之特性与古老传统的永远消亡。鉴于此，我们应该对仪式与仪式歌进行抢救性发掘和研究。

你看，著述者将礼学文本知识与民间风俗文化的实地考察相结合，得出的论断多么新颖、精辟！令人振奋！

这本《〈礼记〉摭论》不因袭前人旧说，处处都是著述者思索、开掘的成果，所以处处说新话，处处出新见！总之，该著是一部思想深刻、内容丰富，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

三

我还需要再补充说明一点，这就是与作者的前两部著作相比较，《〈礼记〉摭论》更加广泛地借鉴和融汇了多种学科的知识，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

如第七章有一个细节是论证“狩猎作为生产方式在殷周之际由盛转衰”，作者写道：

殷商时期中原地区属亚热带半湿润气候，优越的生态环境使这里成为各种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殷墟甲骨卜辞中频繁出现的野生动物名称和已发掘的野生动物骨骼，大多是今天在中原灭迹而在热带或亚热带地区生存的物种。从殷墟出土的野生动物实体和器物造型推知，殷商时生存于中原的动物除今天常见的牛、羊、马、狗、猪、鸡等家畜家禽外，还有虎、象、犀牛、豹、熊、鹿、狐、獐、貘、獾、龟、雕、鹰、丹顶鹤、冠鱼狗等今天在中原已绝迹或很难见到的动物。殷墟甲骨卜辞中有大量对商王狩猎的记载，从武丁到纣各王大都爱好田猎。有学者认为，田猎逐渐消退而农业逐渐占据社会生产主要地位的情形“直到商代末期都还没有出现”。

作者的思维已突破传统的文字训诂与经典阐释的范畴，超越了在文史哲分科教学背景下一个语言学者的学术观察视线，将礼学研究推衍到更加广阔的视域，试图搜寻礼学文本生成的自然地理基因，还原礼学叙事的人文地理空间。

第八章将《礼记》、礼学研究与民间文化考察相结合，在许多细节问题的论证中融汇、吸纳多方面的资料。如积极借鉴人类学成果，运用人类学方法对民间仪式进行溯本清源的考证；将《诗经》中反映周人祈雨仪式的资料与关中民间祈雨仪式歌相互发证；在论及关中自古以来就是自然灾害、特别是旱灾多发区时，引用《诗经》篇章、地方志记载、西汉文献等翔实丰富的资料进行论证；在阐发关中祈雨仪式歌的人文性、现实性时，引用《礼记·郊特牲》中的《伊耆氏蜡辞》进行佐证等。

令我钦佩和敬重的是杨雅丽教授的治学态度。当今学术界充斥着虚浮甚而腐败之风，一些人刚刚做出一点成绩，就见异思迁，转移阵地，半途而废；有些人刚刚出了一本书，就沾沾自喜，放马南山；有的人为了贪图名利，不惜用剪刀糨糊粘粘贴贴，剽窃抄袭他人成果……杨雅丽教授朝于斯夕于斯，孜孜以求，勤奋不已，将一生奉献给自己热爱的事业。这种精神十分可贵，值得我们所有学人学习。

杨雅丽教授用执着抒写人生，因坚守收获硕果。她研究《礼记》二十多年，执着于斯，坚守于斯。由于执着和坚守，所以她不断地突破和超越，二十年多来完成了三部研究《礼记》的著作。这三部著作是她学术生涯的三大步；就她个人来说，是她生命途程的三座里程碑。每一部著作都凝集着她对祖国传统文化诚挚敬爱的感情和她跋涉于学术征程流淌的汗水；每一座历程碑都铭记着她的学术业绩和她为弘扬民族文化所担当的历史责任！

《礼记》是中国文化的宝库，有古典文化“百科全书”之价值。杨雅丽教授已经对《礼记》研究作出了杰出贡献，她还年轻，又有厚实的学术功底，我寄予她厚望，相信她今后的研究会取得更大成就！我已年迈，时日有限，但还是希望能看到这位学者第四部、第五部，甚而第六部有关《礼记》的更为厚实的系列性学术著作出版。

杨雅丽教授嘱我为《〈礼记〉摭论》写序。惜我年老体衰，未能精研该著，草草写出上面这些话，未必得当，敬请杨雅丽教授和读者见谅！是为序。

【责任编辑朱正平】

作者简介：段国超(1940—)，男，湖北罗田人，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艺批评和鲁迅研究。

【语言文化与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