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青

(西安外国语大学 图书馆， 西安 710128)



论张爱玲的生活体验与创作

李青

(西安外国语大学 图书馆， 西安 710128)

摘要：生活体验包括直接体验和间接体验。我国古代孟子的“知人论世”说指出了阅读作品时要和作家的经历相联系才能更好地理解作品，这属于直接经验。间接经验虽然没有发生在作者身上，但作家碰到与自己性情相投的故事时也会产生与直接经验类似的反应，最终体现作家本人对社会的认识。张爱玲的几部代表作通过对亲情、爱情的看法体现她的人生观，体现了作家的生活体验与创作的关系。

关键词：作家；生活体验；创作

生活体验是作家创作的基础，它包括直接体验和间接体验。我们无法忽视作家的生活经历对作家情感的影响，作家潜意识地将自己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以不同的角度表现在自己的作品里。因此我国古代孟子的“知人论世”说就指导读者从作家的生平入手去理解作家的作品。作家的经历往往构成了作品的素材，如杜甫的史诗性作品与“安史之乱”。作家本人对社会的认识也表现在自己的作品中，例如雨果认为“宗教和法律是虚伪的”，则写出了《巴黎圣母院》与《悲惨世界》。本文以张爱玲的作品与人生经历为例来阐述“任何故事的根源都是编造这些故事者的经验，生活过的内容是灌溉虚构之花的源泉”[1]12以及小说家在面对主题时的内心活动与情感抉择，最终表明“在文学领域里不存在纯粹化学般的发明”[1]12。

张爱玲在《谈看书》里说：“在西方近人有这句话，‘一切好的文艺都是传记性的’，当然事实不过是原料，我是对创作苛求，而对原料非常爱好，并不是‘尊重事实’，是偏嗜它特有的一种韵味，其实也就是人生味。”[2]58张爱玲小时候在家里受私塾教育，10岁时才入黄氏小学插班读六年级，同年父母离婚，后来以远东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伦敦大学，因欧战爆发改去香港大学，然而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回到了沦陷的上海，从此以卖文为生。“论学问，她当然比不上钱钟书，太平洋战争发生，她辍学的时候，她的西洋文化的知识决不会超过一个美国东部女子大学的优秀毕业生。”[3]195但是她以写作很快走红上海滩的事实也证明：“作家所需要的不一定是知识，小说并非等于作家的知识，而是他的人生教育，一种文化思维结构。换言之，作家应该在日常生活里能够吸收材料，保留印象，并且善加利用。那么对作家而言，最重要的是人生体验。”[3]195张爱玲的人生体验表现在她的作品里，她的人生体验形成了她对亲情、爱情的认识，这些都丝丝入扣地表现在她创作的作品里。

一、在亲情的丢失中抒发不满与压抑

人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记忆里最重要的是创伤记忆，因为受过的伤害容易记住。我们透过她的作品听到了她内心的声音，她对人生的不满与压抑都从作品里倾泻了出来——在写作的世界里，她是坦白的。《茉莉香片》是一篇在情感上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它向我们讲述的是一个从小都没有得到父爱的聂传庆，是个内心懦弱却又有些变态的男孩，性格中又有几分像女孩子。他心里总是有种无法抒发的沉重的压抑。他无奈于自己无法选择的出生，得不到父亲的爱的关怀，可是内心深处却又极度渴望被爱，故事在聂传庆和同学言丹朱所发生的一些寻常且又与众不同的故事中展开，从中体现了生之艰难，爱之凄凉。

传庆父母的婚姻是“门当户对”，然而母亲早早去世，也没有爱上父亲。父亲介臣把对他母亲的憎恨迁怒于他，看到传庆，仿佛不断地提醒介臣他的妻子如何不爱他，因此父亲只要有机会，就不忘奚落与责骂他，在责备传庆的过程中父亲的怨气得到排解，这点和张爱玲弟弟的一些经历十分相似。张爱玲弟弟在家里虽然是独生子，可在张爱玲的散文里记录的却是弟弟动辄被打骂。文中还描述到传庆在支票簿上练习签字，幻想将来有一天他自己当家的样子，张爱玲的弟弟就曾这样过，可是张爱玲只是将弟弟的经历与遭遇拿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因此传庆更多的是表现张爱玲自己的心理状态。张爱玲在文中借传庆的口说出：“一个有爱情的家庭里面的孩子，不论生活如何的不安定，仍旧是富于自信心与同情——积极、进取、果敢。丹朱的优点他想必都有，丹朱没有的他也有。”[4]103她当然是十分渴望自己有像丹朱那样的生命状态，甚至比她还好，可是她也知道自己对出身无能为力，为自己的散漫、不合群、没有自信心找理由，那是因为没有生在有爱的家庭里，然而她从未放弃过对爱的渴求。在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传庆被子夜斥骂时表现得“痛心疾首，死也不能忘记”[4]107，就像张爱玲与继母发生冲突被父亲打并关进小屋，那种被背叛的痛楚，表明她是那么在乎她的父亲。她对父亲在情感上完全不设防，她根本想不到父亲会因为后母的一面之词就狠心将她打成那样，她从此以后无法原谅父亲，在散文《私语》里她描述自己从被打到生病以及逃走的经过，可是她有意隐瞒了病重时父亲为她打针的事实，也许她是不愿意让自己记得父亲曾对她的好，那样就无法恨父亲了，然而她是很在乎自己和父亲的感情的，她只是在文章里记着“我父亲要结婚了，我姑姑初次告诉我这消息，是在夏夜的小阳台上，我哭了，因为看过太多关于后母的小说，万万没想到会应在我身上。我只有一个迫切的感觉：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铁阑干上，我必定把她推下去，一了百了。”[5]114联系传庆最后打丹朱的情节，就是觉得丹朱抢了他的父亲，张爱玲的内心愿望在小说里得到了发泄。我们看她以后的两次婚姻，胡兰成与她相差15岁，赖雅与她相差29岁，她仍旧渴望在年龄的差距中找寻她丢失的父爱。在张爱玲4岁时母亲以她姑姑监护人的名义出国，那时候她母亲的离去并没有使她十分难过，可是自从张爱玲跟随父亲相依为命地生活开始，她就在潜意识里肯定了她是被母亲抛弃了的想法，和传庆一样，她觉得母亲的行为是不负责任的，不能因为与丈夫的矛盾就狠心抛下年幼的孩子，她也知道母亲是一个不幸的女人，找了一个遗少做丈夫，在那个年代他父亲的行为也很普遍，可是受过新思想教育并且有着湖南人强烈性格的母亲无法忍受丈夫抽大烟、养姨太太的行为，对丈夫充满了失望，对子女也没有多少感情，因此母亲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理解归理解，她仍旧无法原谅。不过在文中她又描述到传庆幻想他母亲出现在窗外，母亲在那里等候一个人、一个消息，可是她明知道这消息不会来，她心里的天迟迟地黑了下去。她突然分不清那窗外的人是她母亲还是她自己。因为他们都是那样渴望被爱。所以从人性的角度上来考虑，她就无法恨自己的母亲，可是换到子女的角度，就无法忽视这种情感上的被抛弃。

张爱玲对母爱的绝望始于17岁时从父亲那逃走后，那时她特别期望从母亲那里获得关怀。母亲尽管接纳了她，而考验也就开始于她与母亲近距离的相处中。后来她的弟弟也来投靠母亲，母亲说自己的能力只够养活一个人，弟弟最后哭着回去了。留在母亲身边的她感觉到：“我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我也怀疑着，常常我一个人在屋顶楼台上转来转去……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这时候，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5]118在她还没有卖文为生前，金钱这个现实因素阻隔在她和母亲之间。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描写的母女关系多半是让人失望的，如《倾城之恋》里流苏离婚回到娘家，钱被用完后哥嫂就总是说风凉话给她听，想赶她走，流苏去向母亲诉苦，可是母亲不是让她体谅哥嫂就是让她回前夫家去领个孩子熬到出头之日，说道：“先两年，东拼西凑的，卖一次田，还够两年吃的。现在可不行了。”[4]163而《花凋》里在给川嫦买药的场景中，郑太太让郑先生第二天去买，郑先生说：“现在西药是什么价格，明天她死了，我们还过日子不过？”[6]32而郑太太呢，“若是自己拿钱给她买，那是证实了自己有私房钱存着。左思右想”[6]32，最后还是没有买。再看《金锁记》里为金钱迷失了方向的七巧总是让女儿当心男人，说谁不想她的钱，在女儿与男友定下婚约后这样数落自己的女儿：“火烧眉毛，等不及的要过门，嫁妆也不要了，你情愿，人家倒许不情愿呢？你就拿准了他是图你的人？你好不自量。……姓童的还不是看中了姜家的门第！早就外强中干，这两年连空架子也撑不起了。”[4]254-255钱是七巧手里唯一可以掌握的东西，碰到有人威胁到她的钱，就什么情面也不顾了。就连《半生缘》里的顾太太，看起来善良温和的，可是碰到钱作祟，别说母爱，连良心也消失了，本来有机会告诉世钧曼桢被曼璐软禁的情形，可是一摸到兜里曼璐给的钱，便打消了救女儿的念头，而最后曼璐死了，曼桢寄钱给母亲也是完成义务，连地址都不写，不愿意母亲去找她，觉得那些亲人，没有一个可以商量的。是否在感情上的伤感也可以理解现实中的张爱玲投靠母亲后情感的落空呢？她后来写道：“问母亲要钱，起初是亲切有味的事，因为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看我母亲的。可是后来，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问她要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地毁了我的爱。”[5]95

她把对父母情感的失望泄露在她的作品里，在她心里仿佛所有的父母本质上都是这样子自私，至少她遇到的都是，尽管她在文章里借传庆之口幻想假如她是子夜和碧落的孩子是怎样的“积极、进取、勇敢”，这些自然都是她美好的愿望，然而与现实的反差更见她的自怜。张爱玲自己说，我不断地舔着伤口，舔着舔着对伤口也有感情了。所以这个伤口就伴随她一生，永远地出现在她的作品里面，表明她对亲情充满了失望。

二、透过《色戒》找寻爱的理由

在分析她对亲情的失望与渴望的压抑得不到排解后，另一部表现她自身对爱情的强烈情感的小说就是《色戒》。如略萨所说：“小说家在不断地挖掘自己的经验，为编造故事而寻找机会。”[1]14因此碰到了一个女特务暗杀汉奸的故事，她就有了解释抒发的机会。《色戒》深得张爱玲喜爱，她虽然在1950年间就已完成书稿，却经过30年不断修改，直到1978年才将小说收入《惘然记》出版。张爱玲还在卷首语写道：“这个小故事曾经让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修改多年，在改写的过程中，丝毫也没有意识到30年过去了。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所谓‘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2]121这个故事从头到尾表现的只是一个女性关于爱情的思考，与抗日以及民族大义无关，她通过小说告诉读者，人的感情是很复杂的，男女主角之间的柔情是源于爱，残酷却是出于政治的原因。

《色戒》中的女学生王佳芝是学校剧团的当家花旦，一伙爱国青年仅凭满腔热血就定下一条美人计，去刺杀汉奸头目易先生，而当家花旦王佳芝自然担负色诱使命，临时充当特工，以生意人家少奶奶的身份去接近易先生，然而令王佳芝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竟然会爱上他，在最后刺杀就要得手之际，王佳芝突然放走了易先生，计划失败，最后参与者被杀害。一个一开始要舍生取义、为国除奸的女子，最后关键时刻为何改变初衷？她情感转化的过程，是整个故事所关注的主题。

纵观全文，就发现这必须要和之前的遭遇做对比才可以解释她的情感变化。一群热血的学生，一个幼稚的计划，等真上了场，王佳芝才发现自己是那么孤独和无助。没有人考虑到她的屈辱和牺牲，甚至其他人商量由谁给她第一次性经验时，她也只能被动接受，她曾有过好感的邝裕民躲开了，所有的人都躲着她、冷眼看着她。他们用一种复杂的眼光看她、嫉妒她，甚至“大家起哄捧她出马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是别具用心了”[7]249。“我傻，反正就是我傻。”[7]248她对自己说，但她已没有回头路了。那种无助的被抛弃感、被背叛的感觉，让她无力自拔。她渴望被爱，在舅母的家庭里得不到，同伴那里也得不到，但易先生却给了她。在那个最后关头，当她看到易先生的那种温柔怜惜的表情，心想这个人是爱她的，那么什么都不重要了，什么都无所谓了。对于一个终于找到爱的女子来说，哪怕爱她的人是个汉奸，只要他爱她，就足够了。

这个故事的原型是1939年发生在上海的中统女特工郑苹如刺杀汉奸丁默村的事件，张爱玲的第一任丈夫胡兰成就在汪伪政府工作，张爱玲之所以得知这个故事的一些细节大概和第一任丈夫胡兰成有关。现实中的郑苹如是一个经过严格训练的中统女特务，并不是王佳芝那样容易感情用事的爱国青年，暗杀失败并不是由于她放了丁默村，而是她的同伙在皮衣店的橱窗前走来走去使丁默村觉得可疑，立刻说自己有事情先走了，郑苹如的同伴反应不过来，只胡乱开了几枪，暗杀就这样失败。通过对比我们就可以看到张爱玲只是取了有人使用美人计暗杀汉奸这一条，其他的她全改了模样。张爱玲前前后后将《色戒》改了30年才拿出来发表，如此沉重和艰难，我们可以想象在王佳芝身上，张爱玲寄托的是她自己的影子。因此如何将自己那种深爱一个汉奸的情感表达出来而又不引起众人厌恶恐怕是张爱玲纠结了30年的原因。

现实中的张爱玲不管胡兰成是否是一个汉奸，是否和她在一起后会引起人谩骂，她依旧我行我素，这其中包含了一个女子对爱的强烈渴望。她在家庭里得不到亲情的爱，在《私语》里她写道：“我喜欢鸦片烟的云雾，雾一样的阳光，屋里乱摊着小报，(直到现在，大叠的小报仍然给我一种回家的感觉)，看着小报，和我父亲谈谈亲戚间的笑话——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5]113可是她最爱的父亲因为后母打了她之后，她就再也无法原谅，她认为父亲在后母和她之间选择了后母，而她对父亲是不设防的，所以就伤得最深。这首先是被父亲从情感上抛弃了，从父亲家里逃走后投靠刚回国后不久的母亲，以为母亲可以给她所需要的爱，母亲离婚后靠卖分家得来的古董为生，张爱玲慢慢看出母亲是为了她牺牲很多，然而却一直在怀疑她是否值得这种牺牲。在对亲情失望后，她想着：“在这动荡的世界里，全都不可靠，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那个人。”[4]199因此她将自己置身于民族大义之外，只从一个女性的审美角度去看胡兰成，与政治毫无关系，她爱上他时就知道他在汪伪政府工作，最后分手是由于胡生性风流，她这一生都没有后悔爱过胡兰成，因为她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懂她的人，爱她的人，她全部的感情都寄托在他们的感情里了，同时也为自己的这段超级理想主义的爱情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汉奸之名让张爱玲痛苦了几十年，她认为自己并没有错，自己只是臣服于自己的爱情而已，和政治没有关系，在《色戒》里她才将自己的情感完全表达清楚了。这也就是为何她对《色戒》这个故事如此的感兴趣，把一个女特务暗杀汉奸失败的事情加上她的情感去想象，去表明自己为什么爱上了胡兰成，她对他的感情是“强烈到是什么感情都不相干，只是有感情”[7]261了。

三、从生活中的故事解读乱世中的人生味

从上文可以看到，故事本身是否发生在作者身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故事能否表现她自己的精神世界，或者说她对那个时代中人性的看法。当故事发生时，在那个动乱的时代和抗战的背景下，大多数作家都急于表现民族在遭遇外来侵略时的艰辛、觉醒与反抗，比如老舍的《四世同堂》，可是张爱玲从不这样。看清了人性中亲情和爱情的复杂性，她反倒不善于表现那些极端的善与恶。她说她“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是前者的底子”[5]185，因此她的小说大多是男女情爱，家长里短，在凡人琐碎的、真实的、不带有任何色彩的生活里，她却能看出有意义的东西来，她的小说表现了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时代的总量。在建构作品时，她喜欢用参差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她“不把虚伪与真实写成强烈的对照，是用参差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朴素”。因为在她的思想中认为“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5]188。依据这点来纵观她所选择的题材和人物，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在她看来，时代是这么沉重，人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大彻大悟的，我们不该用好人坏人的标准去评判一个人，比如《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振保。关于小说里的主人公原型，她曾经说振保和白玫瑰她都见过，而张爱玲之所以对这个故事感兴趣，是因为故事中表现的人性很好地诠释了她所理解的人生味，有些类似于哈代所说的人是无情命运的玩物。整个小说采用振保的视角并始终围绕他的故事展开，演绎他的情爱经历和婚姻生活。在世人眼里，他“整个地是这样一个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6]51。然而，他又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传统伦理道德与西方自由纵欲的生活方式都影响着他。因此振保在社会规范的“好人”与人性之本的“坏人”间此消彼长。其既传统又现代的双重性格，有如当时的时代与环境，既有着自身的文化传统又受到现代性殖民文化的侵入。张爱玲很冷静地看到这一点，也正是这种矛盾的尴尬使振保处于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痛苦不已，无法自拔，这就是张爱玲生活的那个环境的一些小市民的生活状态。张爱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继续以一种对世人世情冷眼旁观的态度来叙述日常生活和男女情爱，她写普通人的传奇和市井人物的悲喜以求揭示时代的真相和人性的真实，把文化放在小说的背后，渗透了作家本人对人性、社会以及时代的认识和理解，其中既有体谅与悲悯，也不乏刻薄的嘲讽。如揶揄男性的贪婪：“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6]51振保在传统的观念与现实社会中无法调和，生活无法按照他的理想去发展，振保的失败同时表现了张爱玲对人妄图主宰自己命运的嘲讽，她对文明以及人类生存困境充满了失望和悲观。我们不禁惊叹一个24岁的女子怎么就能如此冷静悲观地描写人性的种种残忍与自私。张爱玲父母的婚姻以失败告终，而她母亲离开父亲也并非胜利了，只是暂时逃离了一种氛围，可是生活仍在继续，她看到女性仍旧无法离开男性而独立生活，仍旧渴望被爱，渴望去依靠，张爱玲的姑姑几乎一辈子独身，可是却在78岁时嫁了人。而这篇小说中恰恰就在展示人的自以为是的同时又凸现了在衰落的文化现实背景下人性的脆弱。

再看《倾城之恋》，这个故事照样有现实来源，张爱玲在《回顾倾城之恋》里写道：“港大放暑假，我常到浅水湾饭店去看我母亲，她在上海和几个朋友结伴同来到香港小住，此后分头去新加坡、河内，有两个留在香港，就此同居了。香港陷落后，我每隔十天半月远道步行去看他们，打听有没有船到上海，他们俩本人给我的印象并不深。写《倾城之恋》的动机——至少大致是他们的故事——我想是因为他们是熟人之间受港战影响最大的。”[2]129可是张爱玲并没有像那时的左派作家那样，顺应当时的时代潮流，通过一场战争使男女主人公变得有了高尚的觉悟，有了反抗乱世的决心。张爱玲在港大上学期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后他们一帮学生还在满大街找冰激凌吃，他们对于战争的态度打个比喻就是“像一个人坐在冷板凳上打瞌睡，虽然不舒服，而且没结没完的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能够不理会的，一概不理会”[5]49。她仍旧遵循自己对人性的看法，大彻大悟的人究竟不多，那么从腐朽的家庭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也就不会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之前虽然和丈夫离了婚，可是仍旧回来住在娘家，并没有成为一个现代职业女性，当发现娘家无法住下去时生存的危机随之而来：“我又没念过两句书，肩又不能挑，手又不能提，我能做什么呢？”[4]165这也暗示了她必需要再次通过婚姻，抓住一个男人去生存，她无法养活自己，那么找个可以养活她的男人就成了必须的选择。女性在经历了生活上的种种遭遇后仍旧渴望的是一种男性可以给予的安稳性。即使离婚了，最后还是渴望那一纸婚约，尽管心里承认柳原是可爱的，可是因为 “没有婚姻的保障而要长期抓住一个男人，是一件艰难的、痛苦的事，几乎是不可能的”[4]192。然而柳原并不想结婚，流苏最后也只能退而求其次做了他的情人，到底“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这一点，她知道她可以放心了”[4]192。“香港之战影响了范柳原，至少使他没有逃离掉，尽管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和流苏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旧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5]186，因为他从没有受过什么金钱的苦，生活安逸，不可能去反抗所谓的乱世，因之最后他们的结局虽然是庸俗的，可是“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5]186。在《倾城之恋》里还描写了一位自称是印度公主的女子，萨黑夷妮凭着自己浓厚东方色彩的美貌而被有钱的英国老头养着，在美色价值还极高之时，萨黑夷妮过着极为奢侈的贵族生活，但当战争一爆发，即被无情地遗弃，过着食不果腹的凄苦生活。她的悲剧，是众多有钱男人的情妇的悲剧性命运的缩影，同样寄寓了张爱玲对女性命运深深的悲哀和思考。张爱玲从父亲家里逃出来后母亲给她两条路：一是用钱打扮自己然后早早嫁人，这样就不必读书了。二是用钱来读书，就不能把钱花在打扮上。张爱玲选择了后者，也许是因为她母亲没有接受学校教育，美色也有消逝的一天，没有文凭或知识在海外谋生，在国外靠卖古董维持生存，她一定体会到了亲人不可依，先人不可依——古董总有卖完的一天，知识才是独立的力量。因此在文中张爱玲也是通过萨黑夷妮的塑造来表现这种观点。所以才有最后流苏尽管已经是“名正言顺的妻，然而还是有点惆怅”[6]201，女性不独立，即使有了婚姻，也不一定保证不被抛弃。她借流苏这样一个平凡庸俗的女子的际遇来表达自古以来人类在生存困境中的挣扎。

四、结语

张爱玲小说的主题，从来就没有鲁迅、茅盾的高大，几乎没有上升到民族国家的高度。她的世界好像很小很小，而她也仿佛狭隘地只关注自己的小圈子，讲述的多半是接受过民国新思想的教育但心理上仍旧遵循着旧传统的人。我们看她小说里的人物，“不是心理有病就是身体有病。有的甚至心理身体都有病。在现实生活中，这些人大多是清朝遗老的后代，民国之后仍然坐享显赫家世，高不成低不就，在家吃遗产，吸大烟，养姨太太，过着奢靡颓废的生活”[8]193。因此有人评价她的小说对人生光明面没有正面的肯定。也许在《十八春》里她描写的那种进步的、积极的、朝气蓬勃的现象就是想跟上社会的节拍，可是她仍旧觉得自己不属于那个社会，出国后将内容大改，更名为《半生缘》，只剩下旧上海那一段凄婉哀绝的爱情。“事实上她也并无选择，从小就活在遗老遗少的家庭阴影中，见到的，听到的，都是些病态的人，病态的事情。这种阴影是她那一代人最沉重的压力，因为她生活的上空一直浮荡这黑色的云雾，让人觉得苦闷，有时几乎要窒息。”[8]193而她的小说，也就成了她宣泄这种苦闷的一种方式。“通过这种宣泄，她赤裸裸地揭露没落豪门的封建生活，怎样残酷地扭曲人性，自相残杀，对此她作了毫不留情的严厉批判。她的小说人物，可说俯拾即来，和现实人物的距离只有半步之遥。在她生活周边的知情者，一看她的小说就知道她写的是哪一家的哪一个人。”[8]194

当然，如之前所分析的，她并非简单地照实描写故事，而是加入了自己对人生的理解，适当地进行虚构，讲述她想象后的故事，用这更细致的故事去阐述她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她站在女性的角度去观察外面的世界，在她描写男女爱情的小说里，她认为女性总想以婚约抓住男人取得现世安慰，然而女性在终究得不到感情后就拼命想通过金钱来使自己有安全感，如《金锁记》里的七巧，《花凋》里的郑太太等，她在对人生感叹的同时将人性中的贪婪、自私等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而这些看起来阴森、可怕的故事确实是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而男性在得到女性后总想逃离情感或者婚姻的束缚，如《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振保以及《倾城之恋》里的范柳原。我们看看自己的周围世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在现代化物质文明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然而男女之间的游戏仍旧是这样，使人不得不佩服张爱玲那冷静客观的洞穿人性的力量。

参考文献：

[1] [秘鲁]略萨.中国套盒[M].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

[2] 张爱玲. 重访边城[M].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3] [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4] 张爱玲. 倾城之恋[M].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5] 张爱玲.流言[M].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6] 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M].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7] 张爱玲.怨女[M].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

[8] 张子静，季季.我的姐姐张爱玲[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

【责任编辑王萍】

The Relation between Author’s Life Experience and LiteraryCreation—A Case Study of Zhang Ailing

LI Qing

(Library,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710128, China)

Abstract:Life experience includes direct experience and indirect experience. In ancient China, Mencius pointed out that it should be associated with the author’s experience while reading his works in “Zhi Ren Lun Shi”, so as to understand his works better, which belongs to the direct experience. Although indirect experience doesn’t happen to the author, he meets some stories which touches his soul, also produces the similar reaction to the direct experience, thus finally showing his perspective of society. This paper will take Zhang Ailing’s several master works as an example, which will analyz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author’s experience and her literary creation, specifically through her view of family and love which shows her outlook on life.

Key words:author; life experience; literary creation

作者简介：李青(1985—)，女，陕西临潼人，西安外国语大学图书馆助理馆员，主要从事中外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批判(14XZW024)

收稿日期：2015-09-10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5128(2016)03-0078-06

【语言文化与文学研究】